“日本战国”这一个词汇在当下有着非常多的争议。今人常揶揄“日本战国”是“村长、乡长、县长打架”,不客气一点的,则更进一步揶揄它是“日本战村”“村长械斗”。不独国内如此,即便是美国学者玛丽·伊丽莎白·贝里,在其学术专著《秀吉》一书中,也认为用“战国”这一个词汇来形容敌对小领主之间的内战,可谓是用词不当。
就事实而言,战国时期的日本,领土只有本州岛、九州岛、四国岛,即所谓的“三岛之国”,并不包括后来被日本兼并的琉球、北海道,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国。同一时期的明朝,也因此对日本抱有战略上的藐视,认为日本全国加起来也不过只有明朝一个省份大。如《经略御倭奏议》称:“日本六十六岛,至多不过抵中国之一省”;《皇明法传录》《昭代武功编》又皆声称:“倭虽六十六州,实止及中国一大省”。
虽然是个只有三个岛屿的小国,但当时的日本就已经产生了侵略中国大陆的野心。葡萄牙传教士弗洛伊斯在其著作《日本史》中记载,在1582年时,社会上便传说织田信长计划在“平定毛利,成为日本六十六国绝对君主后,组成一支大舰队,以武力征服支那,再将诸国分封给儿子们”,显示出织田信长有侵攻明朝的巨大野心。不过,在同一年,日本发生了著名的“本能寺之变”,织田信长的部下明智光秀叛乱,信长死于此次变故。有关信长计划征讨明朝的传闻是否为真,自然也就无法验证了。无独有偶,在明人徐光启的记录中,也留下了织田信长对明朝怀有侵吞野心的说法。徐光启在《海防迂说》一文中提道:“信长为人雄杰,多智略;前是六十六洲各有君长、不相统一,至信长征伐四出略,皆臣伏,无敢异。此人智计叵测,十倍秀吉;假之数年,必为我大患”,“秀吉承信长之后,其欲逞志于我,无异信长”,“假令信长而数年不死、秀吉而经营数年,邦国大定,其为我患,岂以绝市而止乎”。鉴于徐光启也是耶稣会士,他对织田信长侵略明朝野心的这一认知,很可能也是从与织田信长有过接触的耶稣会传教士那里听来的。
无论是弗洛伊斯的记录,或者是徐光启的记录,都表明了在耶稣会士的认知中,织田信长有着征服明朝的抱负,很可能对明朝构成巨大的威胁。但随着他的死,这些也就烟消云散、化为乌有了。
1590年,继承织田信长事业的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列岛,结束了日本的“战国时代”,成了“三岛岛主”。但丰臣秀吉是一个有吞食天地野心的人,他并不满足于只主宰日本这一个小国。早在1585年,丰臣秀吉在攻打九州岛的时候,就已经流露出想渡海攻打明朝的想法,但是当时被人劝阻,没有施行这一个想法。此后多年间,侵略明朝的想法不断在丰臣秀吉的脑海中冒出。事实上,丰臣秀吉对当时的已知世界都怀着侵略的野心。等到了1592年,丰臣秀吉终于开始将这一个想法付诸施行,他的计划是先渡海征服朝鲜,进而以朝鲜作为跳板,进攻明朝。
为了打好侵略朝鲜的战争,丰臣秀吉发起了举国动员,一共动员了30万兵力。最后的决定是,以10万人马留守日本的名护屋,以13万人马为首批渡海的侵朝部队,剩下的约7万人马分多批次陆续渡海,最后实际渡海的人马有约20万。被丰臣秀吉任命打头阵的,是九州岛的大名小西行长(他还是一名基督徒)。
在后人的一般印象中,小西行长是商人出身,在侵朝战争中充当日军的先锋实在是匪夷所思。事实上,日本史书对小西行长的军事能力评价并不差。小濑甫庵的《太阁记》对其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行长刚勇有机警,好读兵书,长于策略。”江户时代末期的德山藩藩士饭田忠彦在其所著汉文纪传体史书《野史》当中,也评价小西行长“好兵善斗,从军屡有功”,可见小西行长并非仅仅是简单的一介商贾。而在日本的葡萄牙传教士也在《耶稣会日本年报》中称赞小西行长是“羽柴的海军司令官”,认为他是丰臣家的水军大将。
即便是作为敌人的朝鲜李氏王朝,也对小西行长的军事能力做出了肯定的评价。例如朝鲜左议政尹斗寿在向国王李昖报告时,评价“行长与清正皆日本骁将”,将小西行长与另一日军悍将加藤清正相提并论。李氏朝鲜的备边司在后来给明朝的报告中,则认为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是侵朝日军中最为精锐的部队,评价称:“(小西行长)所领贼众最为精锐,诸贼莫及。摧锋陷阵,皆赖此阵。”
从日本、朝鲜、葡萄牙传教士三方的评价可以看出,小西行长的军事能力本不容小觑,在侵朝日军中显得尤为突出。
除了这些评价以外,小西行长在日本本土也有很多行军打仗的案例,可见他不仅是一介商人。早在丰臣秀吉发起侵朝战争十一年前的1581年,小西行长便已归属织田家的阵营,隶属秀吉麾下。当时织田军在播磨、备前、备中与毛利氏作战,有一次毛利方的200艘警固船出现在海上,小西行长知道后,乘着安宅船从室津(今兵库县御津町室津)出发,将毛利军驱逐到了家岛(今兵库县姬路市)。因为此举,小西行长得到了织田信长的赞扬。
1582年信长死亡后,小西行长便一直在秀吉麾下担任水军将领。1584年三月,根来·杂贺众袭击秀吉势力下的大阪·岸和田,小西行长第一时间率领70余艘船只赶赴大阪湾,在此将敌军击破。其后,在同年六月的尾张竹鼻城(位于今岐阜县羽岛市)之战、1585年的纪伊太田城(位于今和歌山县和歌山市)之战中,小西行长作为秀吉舟手众的其中一员,率领水军跟随秀吉参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一年,秀吉军渡海攻打四国岛,小西行长为此准备船舶,输送了大量的兵士和物资,并且和宇喜多秀家、黑田孝高、仙石秀久参与了讚岐方面的陆战。1587年三月,小西行长率领水军参与征讨九州。
以上这些案例,体现了小西行长除了商人身份以外,也是一名具备丰富军事经验的将领,尤其擅长率领水军。因此,丰臣秀吉任命小西行长在侵朝战争中担任先锋大将这一点,并不奇怪。
在日军登陆朝鲜以后,朝鲜八道相继望风奔溃。小西行长的日军第一军团表现最为卖力,尤为突出。他率军长驱直入,先后占领朝鲜的都城王京(属京畿道)、陪都开城(属京畿道)、平壤(属平安道)。朝鲜国王李昖一路仓皇北遁,跑到了朝鲜和明朝边境的义州,一度想请求内附,进入明朝境内避难,但没有实现这一想法。最后,明朝万历皇帝决定不再坐视不管,先派遣一支明军进入朝鲜试探日军虚实。
这第一批次的入朝明军,由祖承训、史儒等辽东将士率领。在1592年的七月份,祖承训等明将统领的3000骑兵对小西行长驻守的平壤城发动攻击,由于事先得到的情报不足,明军误判敌军兵力过少,因此此战败北,明军将士仓皇逃窜。游击史儒、千总张国忠、马世隆,皆在平壤之战中被日军铁炮射杀。
据明人诸葛元声的《两朝平壤录》记载,明军在平壤之战中几乎全军覆没,3000人当中活着回去的只剩下数十人。其他明朝的记录大多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两处记载,都提到了明军在平壤之战的阵亡人数只是300,死了十分之一。
第一处记载是朝鲜国王李昖与大臣尹根寿的对话,李昖询问尹根寿明军在平壤之战登城战死的人有多少,尹根寿回答说:“登城者皆精兵,而点阅则三百失亡矣。”第二处记载,是李昖自己在听说明朝传言3000辽东军全数阵亡的消息后,指出实际死亡人数远远没有这么多,尹根寿又说:“败归时,天将点兵于控江亭,则马失千匹,人亡三百,而追来者亦多,岂至于如是之多乎?”日本史料《吉野觉书》《福智山文书》则提到明军在平壤之战中被斩首千余人,其数量虽是朝鲜人所说的300人的三倍之多,但同样不是明朝人自己说的3000人全军覆没。根据岛津亮二《小西行长》一书的介绍,小西行长在朝鲜作战时,有过虚报战功的案例——将斩首数量从300虚报到了1000。由此,将日本史料中的千余人缩小到三分之一,正是300多人。故,这一数字应是明军阵亡的真实数目。
祖承训在平壤之战败走以后,日军非但没有松懈、轻视明军,反而对明军骑兵的顽强战斗力产生了极大的畏惧。击退祖承训的小西行长所率日军第一军团,在事后心怀畏惧地说:“熟云天兵无勇?胜负在天。今虽败归,其实甚勇难当云!”对战败的明军做出了非常高的评价。明军骑兵的善战甚至极大程度上消磨了日军的进取心。反观明朝,这头沉睡的雄狮开始觉醒,决定认真对待这场战争了。
自祖承训败退以后,明朝朝廷对肆虐朝鲜的日军才开始真正重视起来,于是起用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提督,负责收复朝鲜失地,开始对朝鲜派遣第二批次的援军。自1592年年底至次年年初,实际进入朝鲜的明朝援军一共有3.8万余人。
1593年一月初,李如松率领3.8万明军和部分朝鲜官军,开始攻打小西行长驻守的平壤城,发起了第二次平壤之战。此次战役一共持续了3天,李如松使用火器加骑兵协同作战的方式,终于在第3天的时候攻克了平壤城,斩首日军1647级。小西行长的日军第一军团受到重创,放弃了平壤城,一直往南逃向王京。在王京以北的日据诸城,受到小西行长败北的影响,全都望风奔溃,相关日军大名相继逃到王京——大友义统放弃了凤山城,黑田长政放弃了白川城,立花宗茂放弃了牛峰城,小早川隆景放弃了开城——日军于王京前线构筑的防线瞬间瓦解。
小早川隆景在从开城逃向王京的途中被明将李如柏追及,为了脱身,隆景下令部将以铁炮、弓箭射击明军骑兵的战马,明军的战马由此死亡颇多,让小早川隆景成功逃脱李如柏的追击,逃回了王京。这一战是开城之战,一般并不太为人所注意,但明军在事实上也取得了斩首百余级的战绩。
平壤、开城是朝鲜三都中的二都,收复两城以后,提督李如松便准备一鼓作气,直捣朝鲜王京。预计收复王京以后,朝鲜其余诸道皆可收复,日军也会撤离朝鲜,就此结束援朝战争。但明军在打下平壤城的同时,自身亦受到一定损伤,战死至少千余人,因此决定先派遣一支侦察队,前往查探王京日军的虚实。承担这一任务的是李如松的家丁查大受,他统领了500骑兵。而王京日军当时也不知道明军的具体动向,也由持强硬主战态度的奉行者加藤光泰派出了侦察队。
一月二十五日(日本历一月二十四日),加藤光泰的侦察队与查大受的骑兵侦察队在王京城外的慕华馆遭遇,两军由此发生战斗。在这次遭遇战中,加藤光泰的侦察队被查大受打得溃不成军,铁炮众63人被杀死,残余的军队逃回了王京。在半年前的王京军议中,加藤光泰展现出的是一副非常强硬的姿态,正是他的强烈反对才阻止了日军撤至釜山浦的议案得到通过。但经过此战被明军教训后,加藤光泰收敛了自己的锋芒。在此战过后,王京日军将先阵从加藤光泰替换成了立花宗茂,并且排列好了迎战明军的次序。一月二十七日(日本历一月二十六日),李如松派出第二批军队,使祖承训、孙守廉、李宁、张应种、高升、胡鸾诸将率领3000骑,继查大受之后南下,加上原先查大受的500骑,合共3500骑。当日,明军在碧蹄馆南面的砺石岭这一个地方遭遇了日军先阵立花宗茂,与立花宗茂交战。立花宗茂虽然在后世有“西国无双”之美誉,但他并非辽东骑兵的对手,很快便败下阵来,逃窜到了附近的小山丘休息。这一阶段战斗结束,立花军一共战死了至少300人,被明军斩首100到130级。立花宗茂的先阵十时传右卫门等部将,也在此战斗过程中身亡了。
日军先锋队总指挥小早川隆景见第一队的立花宗茂战败,立即接替他作战,出动自己指挥的第二、第三队,一共约1.3万人,悉数列阵于砺石岭,直逼明军。据《吉见家朝鲜阵日记》记载,此时在小早川隆景的后方,还有吉川广家、黑田长政、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宇喜多秀家等人的部队,对明军虎视眈眈。明军只有3500人,见日军黑压压一片出现在阵前,不由大惧。祖承训、胡鸾、高升三将见到日军的大队伍,不敢与之交战,首先带头撤军。这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明军将领也全都跟在他们后面跑,一直从砺石岭后退到了碧蹄馆。日军先锋队总指挥小早川隆景并没有就此罢手,他将军队分为三部分,他自己和粟屋景隆、井上景贞二将作为中军,将兵力配置在砺石岭和碧蹄馆中间的望客岘,又使第一队的立花宗茂列阵于望客岘西边的丘陵,使第三队的小早川秀包、毛利元康列阵于望客岘东边的丘陵,进逼退屯碧蹄馆的明军。
听说前方战事危急,李如松此时也亲自率领1000骑兵赶到了碧蹄馆的战场。他见前方将士因贼势大而迟疑,于是喝令他们上前交战。明军在突围过程中使用了神机箭、三眼铳、天字大将军炮等火器攻击日军。凭借天字大将军炮的威力,明军打败了小早川隆景的先阵粟屋景隆、井上景贞,但小早川隆景纵左、右两翼,使两翼迂回到明军后方,自己复以中军正面迎战李如松,对明军形成包围之势。
战事胶着之际,除了小早川隆景指挥的先锋队,日军其余后备队也陆续登场。据《吉川家谱》记载,在吉川广家参与战斗以后,黑田长政、宇喜多秀家、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前野长康、加藤光泰、小西行长等所率日军预备队相继杀出。《松浦家记》记载,石田三成令宗义智攻击查大受的裨将张亮、荀文翼,宗义智以铁炮乱射,敌军披靡。《太阁记》记载,坐镇最后方的宇喜多秀家不顾石田三成、大谷吉继、增田长盛三奉行的劝阻,也参与到了战斗中。从这几份日本史料的记载来看,到了碧蹄馆之战的最后阶段,王京城内的日军是倾巢而出,包围明军了。此时,明军是4500骑对战约4万日军。
明军在劣势下拼死突围,但由于日军势大,明军的反抗奏效不大。正当李如松处于危难时刻,原先被留在后方的明将杨元率领1000骑兵前来支援,使李如松等杀出重围,往坡州方向逃窜,但王京日军依旧苦苦追击,于是李如松亲自殿后,掩护明军撤退。在明军撤军路上,甲胄、军粮弃置狼藉,有两门天字大将军炮被小早川隆景俘获,一门天字大将军炮被吉川广家俘获。日军对逃跑的明军乱砍乱杀,使明军战死200余人。李如松的心腹将领李有升为了保护李如松而战死,但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也射杀了一个身份不明的金甲倭将。
王京日军一直追击明军到惠任岭(在坡州南、碧蹄馆北),此时留屯坡州的明军大部队出现在惠任岭上。日军远远看到惠任岭上的明军大军,心生畏惧,不敢追击,于是掉头撤走,李如松等人也由此脱离困境,碧蹄馆之战至此结束。
是战的前一阶段,是明军侦察队以3500人对战日军先阵立花宗茂约3000人,杀死立花军至少300人,斩首100至130级之间;后一阶段,是明军侦察队加上李如松、杨元的增援部队一共5500人,被王京日军约4万人围攻,一路上明军用尽各种手段脱围,最后在惠任岭摆脱追逐。最终王京日军倾巢出动追击明军,但在绝对兵力优势之下,还是让明军逃走,未能剿杀李如松。而李如松经过碧蹄馆之战的挫折,心境也跌倒了谷底,从坡州退兵回到了开城,之后又退到了平壤,不再有进取之心。
在碧蹄馆之战中,明军和日军出动的兵力,以及双方伤亡,一直存在各种争议。
日本人对碧蹄馆之战的记录都非常夸张,在明军出动的兵力方面,江户时代成书的《安西军策》《柳河明证图会》都说明军出动108万骑,数字少一点的“史料”也说明军出动了百万骑、40万、30万、20万、十余万、数万,都远远超过明军实际投入的5500兵力。在明军的伤亡情况方面,日本人的记录同样很夸张,数字记载最大的是伪书《天野源右卫门觉书》,说日军杀死明军30万,再小一点的是《史料稿本》收录的一则伪造文书,说日军杀死明军51701人。不过这两份资料都是后人伪造的,姑且可以不论。但在非后人伪造的史料中,日本人的记录还是很夸张:毛利家臣志道广行的《毛利家记》同样写明军在碧蹄馆之战死亡5万人;小濑甫庵在《太阁记》中引用的《宇喜多秀家注进状》则显示宇喜多秀家在碧蹄馆之战以后,向安威摄津守报告杀死了明军3.8万余人。这两份都是当时参与此战的日本人的记录,尚且如此之夸张。在后世成书的各种日本史料中,有关明军的伤亡数字说法更是五花八门,但都超出明军的实际兵力。
事实上,日军当时是认识到了明军的实际损伤的。丰臣秀吉在写给立花宗茂的感谢状中,就提到了明军在碧蹄馆战死人数只有数百人,可见当时是收到了正确的情报的。李如松自己的报告则提到明军在碧蹄馆战死人数为264人,这个数字应该是真实的。
在日军的兵力方面,各说法的人数在2.45万到8万不等,《日本战史·朝鲜役》推算兵力是4.1万余,李如松自己的报告是五六万,但实际人数不明,没有很准确的记录。至于日军的损伤,李如松自己的报告提到斩首日军167,但是这没有包括未及斩首以及因负伤而死亡的人数,因此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更多。一般日本史料都只记录了立花宗茂部的死亡人数,统计数字在一两百到五六百不等。《松浦家世略传》提到日军战死39人、受伤743人,可见负伤的人数同样很多。德富苏峰在《近世日本国民史》一书中提到,日军在碧蹄馆之战损伤的人数一共有2000人,这是阵亡和负伤的总人数,泄露了日军的底子。
所以实际上,明军在碧蹄馆之战的主要阶段,以5500人对战约4万人的日军,在一路溃退的情况下,以自身阵亡264人的代价,使日军付出了死伤2000人的代价,可见其惊人之战斗力。这还要考虑到,日军在碧蹄馆之战精锐齐出,立花宗茂、小早川隆景、黑田长政、吉川广家、小西行长、宇喜多秀家、石田三成、大谷吉继等日本战国知名人士全部出马,尚且无法奈何兵力处在绝对劣势的明军,仍旧使明军逃逸而去。由此可见,日本战国军队在实质上确实是非常脆弱的军队,在大好形势下,其作为仍旧非常有限。尽管日本人将碧蹄馆之战吹得天花乱坠,但这一战暴露的正是日本战国军队的无能。
从最后结果上看,碧蹄馆之战虽是日军的一次胜利,但战术上的胜利弥补不了战略上的劣势。当时数万日军集结于王京,后勤补给困难,即便日军战胜明军,在战后也无法向前推进,无法对明军形成反攻攻势。
于是,在僵持了短短的3个月以后,日军在四月十八日退出了朝鲜王京,集体撤到了朝鲜沿岸地带。碧蹄馆之战和第一次平壤之战一样,都是明军打了败仗,而日军不但没能够向前进取,反一再退缩,这说明了当时日本战国军队的严重局限性。此后,除去日军退据的庆尚南道以外,朝鲜其余七道和庆尚北道尽被收复。丰臣秀吉发起的第一次侵略朝鲜战争,就以这样虎头蛇尾的方式告终。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