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现在，也必将永远是美国的盟友，从佩里司令到达日本那一天起，我们就心存感激。”

卸任日本首相之前，安倍晋三“狂舔”美国，就算是差点被美国灭国，“感激”这个词也得挂在嘴边。

在1853年7月8日，美军舰队司令佩里率领着世界上最为先进的舰队，叩开了日本的国门，将国书递给了日本天皇。

自此，日本幕府时代消散如烟，“屈辱”二字萦绕在日本人的心头。

翌年，《日美友好条约》为落后的日本带去了“明治维新”，锐意改革的日本一跃成为了亚洲第一强国，在甲午海战中耀武扬威。

准备了数十年后，狼子野心的日本任由法西斯主义侵蚀全身，在二战中嚣张跋扈，肆意挑起战火，最终一败涂地。

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美两国则是越走越近、狼狈为奸。

百年来，美国控制着日本的一切，偏袒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的行为，积极恢复日本的国际地位。

尽管日本人付出的代价是思想的被操控、无休止的驻军与经济压制，但是他们敢怒而不敢言，默默承受着一切。

那么，日美百年恩怨究竟有哪些呢？美国又是如何控制整个日本的呢？

一、思想控制——美日认知

二战结束后，美国通过发表《战后初期的日本政策》，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入手，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对日本进行全方位改造。

但是冷战爆发后，美国感觉到自己失去了“中国”这个帮助遏制苏联的力量，于是美国将目光放在了日本。

1948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NSC13/2号文件，杜鲁门总统批准了这份新的对日政策，正式开始扶植与控制日本。

而美国对日本的控制，其最深刻之处，在于对日本人思想的控制。

根据皮尤的调查，近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在思考美日关系时，会引用二战期间的事件，最受美国人“追捧”的则是原子弹轰炸事件。

1945年8月6日上午，美国轰炸机向广岛投掷了一枚原子弹，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枚原子弹，9号上午，美国又在长崎投掷了另一枚原子弹。

（原子弹轰炸现场）

美国在原子弹轰炸之后，立即进行了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85%的美国人赞成在日本的城市使用新的原子武器。

1991年，根据日本和美国的一项底特律自由新闻调查，63%的美国人认为原子弹轰炸日本是结束战争的正当手段。

而高达56%的日本人早已“忘记了原子弹轰炸的确切日期”；有71%的日本人只能记得“长崎或者广岛中的一座城市曾遭遇原子弹轰炸”。

为了控制日本人的思想，美国甚至禁止日本教科书提及原子弹轰炸一事。

2007年，日本防卫大臣久间章生发表演讲:

“大多数人都已经遗忘，我们的教科书中也不曾提及。但是，长崎遭原子弹袭击后，的确经历了惨痛灾难……尽管如此，投原子弹或许也是无奈之举，我不会在此事上记恨美国。”

令人惊讶的是，这一结果并未引发日本民众的强烈批评，很多人认为他是“言之有理”。

（原子弹爆炸）

同年7月3日，美国核不扩散特使罗伯特·约瑟夫在国务院举行记者会，重申美方认为向日本投放原子弹是正当的、不容质疑的。

翌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公开表示：

“日本民众并不应将愤怒带给美国人，日本不能原谅美国投放原子弹的心情没有变，但同时又表示日本政府不会就此向美国提出抗议。”

这般拗口且自相矛盾的话令世人大跌眼镜，整个世代的日本人似乎都不知如何去面对那段历史，日本人的思想已经被美国人所操控。

2016年5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原子弹爆炸地点广岛，奥巴马总统是二战结束以来第一位访问日本核爆地的美国总统，CNN曾报道：

“奥巴马总统周五访问广岛是一个准备了60多年的旅行。”

（奥巴马）

同年12月26、27日，安倍首相在奥巴马总统的陪同下，前往珍珠港祭奠死难者。

美国总统访问广岛是日本社会期待已久的事件，这其中的含义不言自明，但是奥巴马在访问之前就已明确表明，不会对在日本投放原子弹事件道歉，他表示此次访问是“向世界表明，昔日的敌人可以达成谅解，并结成最强大的联盟”。

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日本多数核爆炸受害者对奥巴马总统此次访问持肯定态度，完全不纠结于奥巴马“不道歉”一事，很多年轻人甚至不知美国曾在自己故土扔下原子弹。

由此可见，日本人的思想已经逐渐被美国人所掌控，日本的历史底蕴正在被美国人所挖空。

但是，如果只掌控着日本人的思想，美国人是不能放心的。

（安倍晋三）

二战结束后，日本社会知名人士曾发表演讲，称二战中美军实施的东京大轰炸和投放原子弹是“大屠杀”，并称“东京审判就是为了对此加以掩盖”。

可见，日本人中仍然有些“不听话”的蛀虫。

“幸运”的是，美国和日本之间不仅仅有《旧金山和约》，还有《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此条约从法律上规定了日本从属于美国，美国仍然拥有在日本的驻军权，日本只能接受美国的控制。

冷战结束时，美国在冲绳群岛的军事基地面积，占驻日美军基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而这些军事基地的面积之和，已经达到了冲绳岛面积的20%。

在冷战结束后，美军对其驻日军事基地进行了小规模的调整，但并未出现与其他地区相似的基地裁撤潮。

（冲绳岛军事基地）

虽然冷战结束初期撤离了部分美军，并归还了一些小型军事设施，但美国在日本原有的军事基地体系基本得以保留，并随着“重返亚太战略”、“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不断优化。

美国在控制着日本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的野心不断铺路。

二、军事控制——驻军问题

根据美国历年的《基地态势报告》，1991财年，美军驻日基地的总规模约为125125英亩，而2017财年，这一数字为125517英亩。

首先，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其他地区出现的“基地裁撤潮”并未在日本出现。

事实上，到2001财年，美国驻日军事基地的规模与1991财年相比，还扩建了约2000英亩。

横须贺海军基地、佐世保海军基地、嘉手纳空军基地、冲绳海军陆战队基地等对于美国战略意义重大的大中型军事基地均得以保留。

（美军事基地）

同时，“9·11”事件后，美国的驻日军事基地还进行了设备更新。

比较可知，冷战后美国并未削减在日本的军事基地数量和规模，而是选择维持了在日本的军事基地体系，并且在“亚太再平衡”等政策实施之后，加强了对于日本军事基地的建设。

这一特殊性不仅反映出了美国对于日本控制欲的强烈，还反映了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

正如恩格斯在《暴力论》一文中指出的，“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经济利益才是目的”。

从这一角度而言，攫取日本周边的经济效益、加强对日控制是驻日基地升级的源动力。

冷战后的亚太地区是世界经济发展最为强劲的地区之一，在全球生产体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愈发明显。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数据，1991年，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国民生产总值的22.31%，而到2019年，相关占比已达到30%以上，充分反映了冷战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

（军事基地分布）

而对于美国而言，东亚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一方面冲击了其对全球经济生产体系的控制，另一方面也为其提供了新的利益点。

奥巴马曾指出，“亚太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美国必须把亚太作为最优先目标，因为可以获得更大市场、更多出路和更多的就业机会。”

因此，对于美国而言，美国如果想要维持自身在全球生产体系当中的领导者地位，搭乘亚太经济腾飞的快车，就必须重视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加强自身对亚太地区经济的影响力与控制力。

因此，维持和加强在日本的军事基地，成为了美国的选择。

在生产层面，美国驻日军事基地可以增强美国对于生产型大国日本的控制。

美军驻日基地的存在，使得日本在安全防务事务中依赖美国保护，增强了美国政府对于日本政治决策的影响力。

例如，在20世纪下半叶的日美贸易摩擦中，日本在半导体、光纤通讯、碳纤维、陶瓷材料等高科技技术产业方面领先于美国。

通过向日本施压，美国在美日技术转让与贸易的双边谈判中占据优势，从而在日美高科技产业竞争中打压日本，在获取经济贸易利益的同时，还通过技术交流促进了本国相关产业的发展。

在流通层面，通过在日本部署军事基地，美国得以把控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交通要道，从而掌控日本货物与资源运输的命脉。

以日本冲绳为例，冲绳群岛上的美军可以有效监控附近的巴士海峡等重要海上通道。

通过冲绳基地，美国得以在相关地区保障本国货物的正常运输，并把控日本的海上交通线，增强美国对日本的影响力。

（驻日美军）

在消费层面，美国驻日军事基地的存在有助于美国开拓亚太地区的市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体现。

在日本方面，在军火贸易角度，驻日军事基地的存在使得日本成为美国军火的重要消费市场。

在加强美日安全合作，维持并加强驻日军事基地的过程中，随着美日安全合作的不断深化，日本不断参与新型军事演习，日本对于美国军事装备的需求不断上升。

根据斯德哥尔摩研究所提供的数据，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共向日本出售了价值约22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日本成为冷战后美国军事武器装备的第三大市场。

而在其他贸易领域，美国驻日军事基地的存在加强了美国对于日本经济政策的影响力，使得美国能够在与日本的商贸谈判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

例如，在2019年签订的《日美贸易协定》中，美国通过协定获得了牛肉、奶酪、葡萄酒等农产品的关税减免，但日本并未获得对其而言十分重要的汽车及相关零部件关税减免。

这一协定也因此被日本在野党批评为“不平等协议”。

而在亚太地区层面，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群作为美国在亚太军事存在的一部分，帮助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谈判中取得优势地位，扩展贸易市场。

由此观之，美国驻日军事基地的存在，使得美国加强了对日本的影响和控制，在日美相关经济谈判中占据优势；

同时，维持和升级美国驻日军事基地还有助于美国加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从而提升其在亚太事务中的影响力。

而对于日本而言，美国驻日军事基地在日本安全保障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

日本在其发布的《安全白皮书》中多次指出，美国驻日军事基地和驻日美军的存在是美日安保体制的核心要素，是日本防卫的三大支柱之一。

（日本防卫省）

不过，基地附近居民的抗议成为在日本维持和升级美军基地的阻碍因素。

在日本的政治制度下，基地附近人民的抗议影响着基地所属行政区的官员选举，导致基地所属行政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基地扩建与搬迁问题上的纠纷。

这其中体现最明显的是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

普天间基地的搬迁问题始于1995年的驻冲绳美军强奸事件，但这一事件只是激化冲绳县民对于美军驻冲绳基地抗议的导火索。

事实上，美军在冲绳的基地长期以来给冲绳地区带来了垃圾掩埋、噪音污染、犯罪率上升等多方面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引起了冲绳县民的强烈不满，进而对冲绳县地方政局产生了影响。

在21世纪以来冲绳县的多次地方选举中，号召“将美军海军陆战队基地迁出冲绳”的相关人士上台。

冲绳县民对美军驻冲绳基地的抗议影响了冲绳的地方政局，从而将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上升至冲绳地方政府与日本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

（冲绳基地）

在日美两国达成将普天间基地搬迁至名护市边野古地区的搬迁协议后，冲绳地方政府提出支持冲绳县民“将基地搬迁至冲绳县外”的诉求，同时在填海施工问题上刁难中央政府，导致边野古地区的填海造陆工程难以推进。

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充分体现出，基地周边群众的抗议激化，阻碍了美国驻日军事基地的进一步调整与升级。

而无论是思想的控制，还是军事的控制，其影响都是潜移默化之间产生的，唯有经济的控制，使得日本完全沦为美国的傀儡。

三、经济控制——傀儡之作

二战结束后，与战胜国和债权国美国不同，作为战败国的日本面临的外交问题错综复杂，如何挽救崩溃的经济，如何在破产的一片废墟中偿还战争期间积累的内债外债，都是日本政府所要面临的重大课题。

（二战）

在对日本的战后处置问题上，由于美国的偏袒，日本最终得以在免除大量战争赔款的基础上得到了宽限条件，得以使用一部分尚完好的工业设备、生产资料、工业产品折抵战争赔款。

美国先后在1945年、1947年和1948年派出三个调查团赴日本，调查日本战后赔偿的履行情况，立场由“严格执行战争赔偿责任，限制日本的工业能力”后退到“今后继续从日本拆赔设备而产生的负担，将可能极大的损害稳定日本经济并使其经济自立的占领目的”。

随着冷战在亚太地区逐渐变“热”，美苏两国在亚太地区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日益升级。

一方面，围绕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扩张的旺盛需求，日本国内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

一方面，美国将日本视作亚太地区重要的战略支点，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予以鼎力扶持，以将日本绑定在美国的战车上，成为美国向东亚地区投送战略影响力的桥头堡。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出于对美苏争霸的战略需求，要求日本全面切断与中国大陆和苏联的一切贸易往来。

作为补偿，除了对日本履行战争赔偿的责任予以宽限之外，美国还提出“日本与东南亚发展更加紧密的经贸关系”，以补偿日本的经贸损失并促进东南亚的开发。

（冷战）

日本在战前就深度参与东南亚的殖民和开发，对东南亚的资源禀赋和地理优势早有认知，对美国的这一诉求予以了积极回应。

1952年4月，时任赔偿厅长官的冈崎胜男受吉田茂委任外相，标志着日本政府赔偿外交的政策正式启动。

同年6月，电子行业的龙头东芝的石板泰三社长联合部分出口产业的大企业负责人成立了“东南亚开发促进联络会”，并在1953年联合时任日本开发银行总裁的小林中等财界领导争取日本政府的补助，设立了“亚洲产业协力会”，积极组织和参与对东南亚地区的自然资源和产业发展状况进行调查。

被特需经济带上快车道的日本产业界，自此开始在外交决策中发挥日益突出的作用。

1953年，冈崎在访问菲律宾、印尼和缅甸三国后决定，以缅甸为主要攻关对象，探索赔偿外交的具体操作模式。

最终，经过日缅双方的互访和数论磋商之后，在仰光正式签署了《和平条约》和《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

1954年起，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特需景气”熄火，日本的经济因为失去了美国的战争机器这头吞金巨兽而陷入断崖式衰退。

根据经产省经济企划厅调查局的统计，从1954年3月起，工矿企业开始出现库存积压增加，部分企业积压量同比增加超过一半。

随着库存积压的扩大，生产也开始萎缩，最突出的表现是特需经济繁荣时期收益的造船业，全日本20多家大型造船厂累积拥有近60个大小规模不等的船台，特需经济期间能保证半数以上的船台有订单可接，但到1954年9月低点时，只有不到10%的船台仍然保持有限度的开工。

（股市崩盘）

时间来到20世纪50年代，由于美苏争霸的整体态势已经发生改变，美国对日本的态度也从曾经的敌人、需要制裁的对象，转变为了待发展的盟友。转而认定一个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对区域经济发展有贡献的日本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

在日本政府的有序规划和美国的支持和斡旋之下，截至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赔偿外交基本实现了化被动为主动，将战后初期外交形势的一手烂牌打得有声有色。

在整个冷战中，日本作为美国亚太冷战的前沿支柱，在经济政策上受到美国的影响甚至是控制极深。

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冷战铁幕将中国这一日本重要的市场和原料来源隔绝在外，中日之间的经贸往来几乎完全断绝。

朝鲜战争带来的短暂“特需景气”熄火后，美国承诺的“以东南亚的资源和市场弥补失去中国的损失”在短期内也很难兑现。

加之中国的国民经济开始调整恢复，对贸易和外部经济资源的需求增加。中日两国呼吁开放贸易交往的呼声在民间渐高。

（中日建交）

1953年以来，美日对华经济外交逐渐缓和的整体态势面临瓦解。

而中日经贸关系在整个东西方贸易格局中的特殊地位，令美国在调整亚洲政策的过程中必须寻求日本的全面配合。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外交提出了新的要求。

1964年末，接替岸信介的新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访美，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同佐藤荣作的会谈中重申，美国对亚洲局势的不稳定和困局、特别是越南的局势表示深度关切。

心领神会的佐藤政府在回国后便开始着手布置两项工作：

其一是积极推进同美欧等所谓“自由世界”的往来和政策协调，派出特使出访欧洲和东南亚，积极配合美国在亚洲和欧洲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围堵。

（佐藤荣作）

其二便是在经济外交方面收紧对华政策，在1964-1969年间，佐藤政府修改了自吉田茂、鸠山一郎、池田勇人三任内阁延续对华缓和的经济外交方针，接连取消了多项中日之间达成的工业成套设备和大型船舶贸易订单，并将此前中日贸易中的转口贸易审批事实性中止。

甚至宣布对日本企业计划送往上海参展的工业设备予以通报禁止出口，直接导致原定1969年3月在上海举办的日本工业博览会被迫取消。

自1967年开始，中日贸易额大幅度下降，比前年下降22%，减少的商品主要是佐藤荣作政府强化管制的大型设备和机器。

（池田勇人）

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重新迈入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同时美日两国发生了第一次贸易摩擦，为解决经济摩擦，美日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谈判，直到1973年初，美国政府修改反倾销法案，才使这一问题暂时平息。

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不断发展，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可以说20世纪70、80年代美日关系的主旋律就是经济摩擦。

通常表现为日本的某些商品在美国的出口量猛增，损害美国相关工业的利益，导致美国工人失业率上升。

（日本街头）

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美国一方面要求日本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增加对美国商品的进口量，

苏联解体之后，美日同盟受到了来自外部环境的最大的一次冲击，失去了共同威胁的美国和日本处于短暂的迷茫状态。

90年代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发展发生逆转，美国在1991年之后经济开始复苏并持续增长，日本经济则陷入了低迷，90年代被称为是日本“失去的十年”。

时至今日，日本金融泡沫的影响仍未散去，奇低的生育率和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与之不无关系。

参考资料：

《中美日大国博弈框架下的中日关系——兼论国际关系中的敌友转换》 赵全胜 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经济方略、经济安全政策与美日对华战略新动向》 归泳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想象的同盟”:战后美日同盟的文化起源探析》 牟伦海 日本学刊

《冲绳基地战略价值的变化与美日同盟的转型》 归泳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1950年代美日同盟关系调整:基于驻日美军视角》 孔晨旭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人事处

《美日关系嬗变的主要轨迹》 赵学功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