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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于复旦大学的赵刘洋，
从2013年开始，
通过阅读数万例离婚诉讼案件，
梳理了从清代到当代
和婚姻相关的法律社会史。
2022年，他将研究成果集结成书，
《妇女、家庭与法律实践》一经出版，
就登上了各大新书榜单之首。
清代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
低到什么程度？
有哪些匪夷所思的离婚案件？
五十年代的离婚潮因何而来？
婚姻法，经过了什么样的波折，
才发展到今天的样子？
三月初，一条采访了赵刘洋，
“这本书里有很多两性关系失败的案例，
但是也希望大家可以跳出来，
看到婚姻中的亲密关系和幸福的一面。”
讲述 赵刘洋
撰文 鲁雨涵 责编 倪楚娇
赵刘洋
2013年的时候，我因为手上的课题，去故宫里的第一历史档案馆查资料，意外发现清代“内阁刑科题本”中有大量和清代妇女相关的案件资料，几乎都涉及到命案。
其中两个卷宗与妇女直接相关，“婚姻家庭”主要发生在家庭内部，比如妻子和丈夫之间，婆媳之间，妯娌之间的案件，“婚姻奸情”更多涉及的是婚姻之外的“奸情”。
这些案件的总数非常庞大，粗略估计已经整理出来的有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件。
因为都是刑事案件，要从清代县衙逐层上报至刑部，最后要皇帝审批，所以它记录得特别详细，反映了清代妇女生活的各种方面，婚姻家庭中的各种纠纷，发生奸情的各种原因，和每一层官员的反应。
电视剧《橘子红了》，讲述了传统女性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故事
其中有一个案子是这样的。
乾隆十四年（1749年）二月一天中午，有人报案说，一个叫阎洪廷的男子，闯到同乡的崔二衍家里，把他的妻子张氏捅死了。县官调查之后发现，凶手其实是死者的前夫。
第一历史档案馆一份档案详细记录了县衙的审讯记录：阎洪廷因为生活贫困，想卖儿子，被妻子张氏拒绝。后来夫妻俩就商量，把张氏“卖”给其他人，得到钱财后，她再设法逃回来。
阎洪廷把这个计划告诉了他的父亲和岳父，让父亲找一个媒人，谎称儿子死了，要让儿媳再嫁。媒人就帮忙联系到了娶主崔二衍，崔二衍付了彩礼四十一两银子之后，把张氏娶了回家。
但是当阎洪廷拿到钱，想领回张氏的时候，张氏反悔了，不肯和他回家。于是阎洪廷一时愤怒，就把她杀了。
像这样具体的案件，不同于教科书本上简单的文字描述，它让你看到妇女在家庭生活中更具鲜活性的细节故事，给你很大的触动。即使到今天再看，还是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值得挖掘。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着手做这项研究。可以肯定的是，清代以来，妇女的法律地位逐渐提高，妇女权益一步一步被完善，但依然有很多现实因素在影响着权益的实现。
清末贵族女性照片
在研究18世纪时期的诉讼档案时，我发现基层社会中妇女自杀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且大多和所谓的“贞节”有关。
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有大量妇女遭调戏而自尽的案例，或者妇女的丈夫死了，夫家人为了彩礼逼迫她再嫁，为了守节，她们就容易走上自杀这条路。
对于守节自尽的妇女，政府会给她们旌表，有一系列举措，包括我们俗话说的“贞节牌坊”。
根据记载，在1644年-1850年间，有217336人获得了旌表，其中女性占到了213784人，基本都是因为“节”和“烈”。
康熙曾经专门下诏反对女子轻易自尽的做法。雍正也是不鼓励的，也下过诏书，但短短几天之内，各地上奏的“烈妇烈女”就有十几个人，雍正只能强调说，旌表的目的并不是鼓励民众自杀。
影视剧中的旌表 旌表指官府为忠、孝、节、义的人立牌坊、赐匾额
到了乾隆，他是比较极端的，对贞节的崇尚到了极点。当时在制度上就规定，通过大规模颁旌表的行为，来鼓励妇女注重贞节道德，其实就是在变相“鼓励”妇女自杀。
所以你会看到地方官员很热衷于去做这么一件事情，因为统治者很重视。如果这个地方旌表多，就会觉得你治理得很好，可能还会给你发来表彰。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有一个叫董有成的男子白天出去卖炭，村里有人趁机对他妻子进行了言语上的调戏。晚上他回来之后，妻子把这件事告诉他了，但是他觉得这是丑事，让妻子不要声张，晚上他妻子就上吊自尽了。
这样的案例在18世纪很常见，很多妇女被调戏后都告诉过家人，但是家人觉得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那妇女只能通过自杀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加上女性读书和工作机会很少，没有什么获得成就的途径。拿了旌表，你的家人可能还能拿到几十两银子，以后还会有好处，这就会形成某种连锁的带动效应，最终它就形成了一个轻视生命、重视贞节的风气。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民国年间大户人家的姨太太争风吃醋，以此抨击封建礼教
在清代底层社会里，妇女在婚姻家庭里的地位尤其低。
虽然法律会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比如禁止强娶良家妇女，或者强夺妇女卖给他人。如果妻子很守当时所谓的“妇德”，那么男性不可以随便出妻。
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典雇”和“卖休”的情况非常常见。
典雇指妇女暂时和夫家结束关系，在一定期限内嫁到典主家，出典的丈夫可以获得一笔钱财，有点像“出租”妻子，等丈夫之后有钱了再赎回去。
卖休就是丈夫表面将妻子休掉，其实是因为钱财将妻子卖给另一户人家。
电影《菊豆》中，有生理缺陷的染坊主为了续香火，花大价钱买了第三个妻子
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成捷，专门研究过清代的一妻多夫和卖妻现象。他提到，当时平民对妻子的典当、买卖行为，和小农的土地买卖是差不多的，签订契约时使用的词语也差不多。
妇女通常被视为男子的附属品，当家里非常贫困的时候，丈夫就通过“出卖”妻子来获取钱财。
更可悲的是，很多妇女迫于生计，甚至是主动参与其中的。妇女张氏的案子就是这样，假如张氏后面没有倒戈的话，我想这笔“生意”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红楼梦》中的香菱年幼被拐，长大后被卖给薛蟠为妻
在这些档案中，很多命案都是因为“典雇”和“卖休”。
我查到资料，当时四川总兵专门给乾隆上折子，请求严查“典雇妇女为娼”，湖北按察使也上奏请求严惩“卖休”案子中的媒人。
但很遗憾，由于清代底层社会贫困、家庭等级制度、性别失衡、人口流动以及清代国家在基层的监管能力有限等，诸多原因，总之这种行为在清代没有得到根治。
电影《末代皇帝》剧照 文绣是第一个主动和皇上离婚的女人，激励了很多女性结束封建婚姻
近代中国法律变革在婚姻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我们可以看到法律逐渐从重视“礼义”，向重视“人格”转变。
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非常重视对妇女权利的保护。1950年颁布了《婚姻法》，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这部法律大大提高了妇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也明显增强了妇女的主体意识。
1950年，北京市民在收听宣传《婚姻法》的广播（来源：中共党史网）
随之而来的“贯彻婚姻法运动”非常重要，旧社会的不合理的婚姻，比如童养媳、妾、父母包办、妇女买卖，妇女要求离婚，可以不经调解，直接判决离婚。目的就是打破以前那种不平等的家庭制度，提高女性的地位。
另一个改变，是法院鼓励妇女主动要求结束不合理婚姻，这在全国掀起了一个离婚潮，从1950年到1953年，各省市的离婚案件都成倍的增长，其中由女方提出的离婚案占绝大比例。
《山海情》中，水花被迫嫁给不认识的人，只是为了给家里换一头驴
比如东北广泛宣传了一位叫赵淑范的妇女的事迹，她原来是一位童养媳，新的婚姻法颁布之后，她主动找到法院要求离婚，后来参加建设，还当上了干部。
但是，由于处于过渡时期，法律和社会产生复杂的碰撞，不少民众和基层干部对这种离婚潮是非常抗拒的。有人反讽婚姻法就是离婚法、女人法，“三八节”就是离婚节。
这期间有一个未曾预料的严重后果，有一段时期妇女自杀和被杀的案例急剧增加。有的女方提出离婚，男方不同意，就会对她施加暴力；有的妇女离了婚，但是在向男方索要财物时被杀伤；有的离婚不成，被迫自杀。
《人世间》中，寡妇郑娟和周秉昆产生情愫
1954年之后，法院认为因不合理婚姻而离婚的比例逐渐下降，而因草率结婚、夫妻感情破裂、喜新厌旧、第三者介入等原因，要求离婚的案件迅速增加，开始重新审视离婚标准。
美籍华人作者哈金的小说《等待》，讲了这样一个离婚的故事。
男主角是一个军医，他之前娶了一个老婆，老婆在农村里，他在部队里，两地分居。后来他在部队里爱上了另外一个女的，但是因为当时的规定，他足足等了18年，才和妻子离婚成功。
当时的婚姻法规定，如果要离婚，必须要有“正当原因”。小说男主角想离婚，其实就是见异思迁了，这在法官眼里就不属于正当原因。
为宣传1950年《婚姻法》拍摄的电影《儿女亲事》海报
离婚案件最关键的就是判决依据，这也代表了国家对婚姻的立场。
1980年《婚姻法》带来的影响是，法律实践中离婚判决的依据从理由是否“正当”，变成了夫妻感情是否“破裂”，说明在离婚判决方面，国家更加尊重夫妻双方实际相处状况了。包括之后陆续颁布的一系列司法解释也体现了这一点。
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戴慧思(Deborah Davis），把这种转变称为“私人领域化”，主要是说婚姻更像是夫妻双方自愿订立的合同关系，结婚和离婚都更加自由，国家对离婚的限制也越来越少，更加尊重夫妻双方的意愿。
婚姻在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私人领域”的事儿。
婚后第三年离婚高发，七年之痒已变三年之痒 数据来源：司法大数据研究院
随后就进入我们比较熟悉的年代了。在今天，离婚类案件，是基层法官最主要处理的案件类型。
但还是有一些问题存在，比如我们取证调查采取的是“谁起诉，谁举证”。如果男方转移婚后财产，女方去银行想查男方的银行账户，银行是不会告诉你的。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剧照
如果女的再惨一点，遭遇了家庭暴力，让她自己取证是很困难的。当然反过来男性也一样。
所以我们讲推进家事审判的改革，就是希望把婚姻家庭当做一种特殊类案件来专门重视。欧美一些国家是把家庭法作为专门类别的。毕竟它涉及到两个家庭、父母、子女，涉及到妇女权利保障，和合同、侵权之类传统民事纠纷还是不太一样的。
数据来源：司法大数据研究院
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涉及财产纠纷的离婚案件越来越多了。
相比于男方，妇女在法庭中争取财产更加积极，这和她们在社会中的弱势境遇有一定的关系。
以前为什么很少有这种矛盾？一是大家都很穷，没什么好分的；二是当时妇女的权益意识还不够。
比如60年代的一个案子，妇女于某和丈夫是包办婚姻，去找法官要求离婚。诉讼过程中有一个细节，法官问她在财产上有没什么要求，她说自己“什么也不要”。还是法官提醒她，她才想起来要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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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今天，离婚最主要的矛盾从“能不能离”变成了“财产怎么分”，越大的城市越是如此。
这个趋势也影响到了我们的法律。2011年颁布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有一条很重要的规定：父母为子女一方购买的房产，归子女个人所有。
法律采取的原则，就是在姻亲和血亲之间，它选择保护血亲。
如果房子是男方婚前购买，那么女方可能生了孩子，做了很多家务，照顾了老人，为家里做了很多贡献，但是分不到房子。
所以现在大家都会鼓励女性要有自己的个人独立财产，父母也会提前考虑给女儿买房。这就使得女性和财产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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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有了这样的判例，女方做了5年家庭主妇，男方从不做家务，离婚时她要求有“家务补偿费”，最后法院判男方要给5万的家务补偿费。
这个钱的多少，暂且不论，但它说明，女性为家庭的付出，不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了。家庭内部的劳作、付出的价值，在逐渐被看到。
婚姻法律跟社会观念是密切互动的。法律推动了人们观念的改变，观念改变以后发展出现新的问题，反过来又推动了法律制度的修改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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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这本书里讲了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我们也应该跳出这些不幸，来看待婚姻。
现在很多人把婚姻理解为某种合同关系，比如我们从网络上和电视上都可以经常看到，相亲的时候问，你是什么工作，什么职位，有几套房、有几套车，在大城市像这种情况太多了。
当然你也很难否定，这种合同关系其实也很稳定，相当于各取所需了。
但是我始终觉得，财产关系是很重要，但是婚姻、家庭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人跟人的关系，是亲密关系，而不是陌生人关系。
婚姻其实就是男性和女性之间，基于互相理解、信任、包容、谦让而建立起的一种亲密关系。我也很希望大家可以跳出这些失败的故事，看到婚姻里动人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