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大来”学习班

——追忆几位革命前辈和战友

梁奋

我到过油山。这里没写枪声，是讲学习。此文作为对逝去的故人献上一束山花。这花是采撷自1946年早春于油山上的片段回忆。

我们一行，跟随第五支队长刘培同志，从江西的长炉长岭暗渡梅关来到油山。第2天，听了东纵政治部主任杨康华同志的报告，当晚在梅易辰（李群）主持下开了个会，参加者大约有10多人。大家多不认识，只好自报姓名。有人忽发奇想，提了个建议：同时介绍是否有了爱人或对象。我理解这提议源于杨主任报告中讲到部队在胜利后的一种思潮：“急于婚恋”。我们这里也有几位女同志，是众矢之的。但她们都犹犹豫豫地说“已经有了”。我也信口说“有了”。其实我根本没结婚，未来的“夫人”还不知养在谁家呢!

梅易辰（李群）

我们这些人是来参加指挥部组织的学习班的。我把这个学习班叫“大来”学习班，因为粤北指挥部代号叫“大来”。其实这个学习班是不固定的。有时有些学员派出去工作，跟着又有几人中途参加进来。我知道自己要派去蒋管区工作。但按照秘密工作守则，我们彼此都心照不宣。参加学习者，不单有我们这批待分配干部，指挥部机关工作人员稍一有空，也来旁听，都想多学点知识。杨康华同志是学习班实际的主持人。

学习没有正规计划，但内容丰富。学习形式也无定式，灵活多样。在我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两次辩论。

一次是由讲小说引起的。小说讲了3篇《飞红巾》《他将永生》和《巧克力》。

争论是围绕《巧克力》这篇小说主人公的处理问题展开的。小说讲的是苏联内战时“契卡”（肃反委员会，等于我国的公安局）的一位领导人。有一次，有关部门送来刚捉到的一名女间谍。她年纪很轻，审问时全身哆嗦，很快便坦白交代。

这位“契卡”领导人对她有怜惜之意，认为她年轻可以改造利用，便毫无戒备地将她放到“契卡”内工作。岂料这女间谍遇上了从前的情人，又与敌方接上关系。她背对着这位领导向他的夫人送了一盒巧克力。

后来，白军前来进攻,当地群众拒绝上前线，要求将这位“契卡”领导人处理。上级几次派人来办此案。第一次来的是位机会主义者，认为那位契卡领导人的错误是工作过失，主张对他从轻发落；第2次来的是位惩办主义者，认为眼下形势紧迫，对他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最后到来的是他的老战友、老布尔什维克。他肯定这位领导人对党忠诚，忘我工作，但他的过失客观上已造成很坏的后果。他问这位领导人如果是别人犯这样的错误，你如何处理?这位领导人顿悟了，答道：“杀掉。”

给我们讲小说的是副班长四眼李，讲得绘影，有声有色。说到这位领导人临刑前一天还工作到很晚才休息，他将闹钟放在床头，第2天天还未亮，闹钟一响，就睡眼惺忪地跳起来。赴刑场时，他眼前仍是红旗招展，虔诚地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

小说讲完后，大家议论纷纷。争论是由我挑起的。我说：“在当时白军围攻、群众拒上前线的情况下，对那位领导人断然处决是应该的。但放到和平时期，对这样一位忠诚的革命领导者，不该因为工作的一时失误而将他杀掉。”我的话音刚落，便被杨康华同志接了过去。他说：“关汗(我当时的姓名)提的意见值得讨论。在和平时期造成国家利益严重危害就不该杀?”经他这一问，争论虽然也持续了一阵子，但倾向性意见是：不管什么时候，对那样的严重过失都不能饶恕。通过这次争论，我的认识相应得到提高，心灵受到震动：得小心啊，给革命造成损失是要人头落地的。

第2次辩论是关于工人重要还是农民重要的问题。这是从学习《论联合政府》讨论中引起的。

我们这班人中，虽然也有些知识分子，但农民出身者占多数。他们振振有词地说：你们看我们的部队不都是拿枪的农民吗？你看到有几个是工人？没有农民去打仗，这革命能胜利吗？

坐在我旁边的人怂恿我再发言。我鉴于上次发言“闯祸”这次便谨言慎行，如果让我敞开心扉，我一定认为工人阶级重要，农民运动没有工人阶级领导是注定要失败的，工人阶级才是先进阶级。

这时我注意到有一位陌生人坐在一旁静听大家发言。虽没有介绍他的身份，但从他那严肃的表情，我也知道他不是等闲之辈。他全神贯注地听大家争论了好一阵子后，见已到不可开交之势，便发话了。他说：“我看这个问题的提法就不适当。”就这么短短一句话，再不往下说了。

还是杨康华同志反应敏捷，他接着说：“x同志说得对，我们不应该这样提问题。民主革命没农民参加，哪来的革命主力军？没有工人阶级领导，革命又怎能引向胜利？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两者都重要，何况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呢。”

（杨康华1915-1991）

这位x同志短短一句话，就解决了一场争论，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年后我从国统区工作回到部队，才知他叫陈中夫，是东纵留在五岭地区坚持斗争的三位领导人之一，大伙叫他吴大哥。同志们告诉我，他对政治学习很有兴趣，每晚学习他必参加，每次发言都很有见地。后来我有幸跟他到始兴地区工作。他对干部的关心，对战士群众的亲近，是有口皆碑的。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56年。部队休假，人家在游名山大川，他却回到广东老区访问，看望与自己生死与共的老区人民。他得知我的信息后，通过他人约我在韶关交界处见面。想不到这一见竟成永诀。他死于“文革”期间，死前受了不少批斗，死时未作结论。这些情况是南雄一位同志告诉我的。

我们在“大来”学习班学习了一段时间，终于派出到外面工作。

行前，杨康华同志找我个别谈话。我当时是个小小的指导员，与政治部主任相比，中间最少有五六个级差。他工作很忙，完全可以派别人找我谈话，可他却亲自出马。现在回想起这件事，不禁使我想到眼下一些芝麻大的官，百姓想求见也无门，真是感慨万千。

杨主任同我谈话时非常随和，谈话内容却高瞻远瞩。他说：“你们是第一批派到蒋管区去工作的，算是打前站吧。形势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准备在蒋管区作政治斗争。政局变化难以预料。电台刚收到消息，昨天重庆发生了较场口事件，连郭沫若也受伤入院。事态将如何发展，一时还说不准。"他要我们到蒋管区后努力按秘密工作原则做好工作。

这次谈话后，我一直没有再见到过他，直到“东纵”成立40周年在惠州召开纪念会时我发现他也到会，便特意找到他，握手问候时我一开口就说：“杨主任，你是忘记我了，可我没有忘记，在油山时你和我谈过话。”他说：“是的，人多，时间也太久了……”“东纵”成立50周年时又在惠州召开纪念会，不幸再也见不到他了。斯人已逝，驾鹤西去。

（网络图片）

我当时被派到蒋管区工作时，是3人同行，其中一位是张开，另一位忘记了姓名。我们由交通带路前往，在第一个交通站就遇险。那天清晨我们还未起床，屋外便枪声大作大伙四处散开奔逃隐蔽。好在山村背后是树林，我在林中躲了很久，见没动静了，估计敌人已退去，便回村中找同伴。张开一见我，就跑上前,扶着我的双肩说：“我以为你'光荣了呢。”他双眼留有焦急之情。事后，3人继续前行，交通告诉我们，说今日要行100多里路才能到目的地，夜晚还要过封锁线。因走路太急，那位记不得姓名的同志最后累得走不动了。我只得架起他一条臂膀，搀扶着他走。张开是位急性汉子，骂开了口：“废物，还说在部队锻炼过呢。”而那位同志却咬紧牙关硬挺着。他是刚刚生了一场病，为等他病愈，我们延迟了几天行程。

张开是条汉子，敢作敢为，爱憎分明。1957年后，他受到不公正待遇，受屈20多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官复原职。正当他忘我工作时，又患上了肺癌绝症，但他硬挺了过来，以他那爽朗的性格与病魔搏斗了 13年才辞世。

同在“大来”学习班的杨易辰（李群）同志，也被派往蒋管区工作。他经过南雄珠玑时，我已在珠玑中学教书，当时未见到他。他是珠江纵队南三独立大队的大队长，夫妇双双北上五岭，不幸在始兴遇袭时他夫人牺牲。他此去是香港，后来他病逝于香岛。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我这也是神游访旧。当年我在“大来”熟悉的人物,据我所知，存活至今的仅我一人而已。为着忘却的纪念，我写了这一小文向逝去的故人献上一束山花。

延伸阅读

梁奋：84岁自学电脑撰文忆抗战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肖毅

一想起牺牲的战友 顿时泪流满面

1944年初，随着当时抗日形势的发展，我跟随部队到达广东的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并被安排到代号为“海燕队”的军政训练班学习。一天清晨，当我刚刚站完岗被班长替换下来的时候，一支约有300名日军组成的先遣队正准备袭击我指挥部。当时，日军突然枪响，我和指挥官郭彪立即组织队员们火速应战，力阻日军的攻击，为指挥部的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不久，我军增援部队及时赶到，通过巧妙布阵、来回穿插，打得日军狼狈而逃、死伤惨重。我记得这次战斗共击毙10多名敌人。不过，我军也失去了两名年轻的战士。其中一名就是刚替换我站岗的班长。当他发现敌情准备应战时，被日军的子弹击中了头部，当场牺牲。我一直觉得自己的命是捡回的，一想到牺牲的班长，我就心如刀绞……

打跑侵略者 保卫老百姓

1945年春，我作为珠江抗日游击纵队番顺督导处的指导员突然接到通知，日、伪军准备对石壁等地进行大扫荡，我奉命立即率队前往参加保卫石壁大战。

当时，敌军组成的扫荡队准备从石壁后山进攻村庄。他们仗着人多势众、武器精良，对石壁进行了多次强攻。惊心动魄的拉锯战整整打了六个小时，游击战士早已饥渴难耐。于是，我带着几个人来到村里找食物。游击队为保护村民浴血奋战，乡亲们深受感动。当他们得知游击战士需要帮助时，大家迅速行动起来，有的送水送食，有的搬运弹药，有的救治伤员……军民携手抗敌的动人场面，出现在保卫石壁的战场上。

游击队的英勇作战和老百姓的一呼百应使敌军心惊胆破。他们害怕天黑陷入我军强大的包围圈，于是很快就撤退了。

“我们胜利了！石壁保住了！”顿时，整个战场都是欢呼声、呐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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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时代立传 愿为历史记实”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我随珠江纵队北上。解放后，先后在广东的仁化县、连南县工作。60年代，调到惠州工作，至今有50多年了。1981年，我从惠阳机械厂党委书记的岗位上离休后，萌发了学电脑的念头，我要亲自打印文章，记录抗日烽火岁月。

2005年，我已经84岁了。耄耋之年还要学电脑，在很多人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那是年轻人学的东西！你都这把年纪了，难道还能学成电脑？”身边的老伙伴这样劝我。对此，我只是一笑了之。我就偏不信那个邪：“当年，我们连如此凶残的日本鬼子都能搞定，难道还搞不定电脑？”于是，我立即买了一台电脑，开始了自学“高科技”的新尝试。

此后，上午看书读报、适量运动，下午敲电脑键盘成了我新的生活规律。“不一定要出书立传，只希望为抗战历史多留下一些珍贵的史料！”这就是我年过80学电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峥嵘岁月忆全南

——梁奋回忆赣南巢匪的艰辛往事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曾先后两次率队挺进江西赣州全南县开展游击活动，第一次是1947年，第二次是1948年，两次都是盛夏季节。

我们是广东珠江纵队南山独立大队派出的始兴南山部队担任大队长兼政委，1947年上半年，南山部队还是大队建制，抽给我的力量只20多人枪，代号河北队。我的职务是特派员，大约是六月份，我们从始兴县澄江镇出发，挺进江西赣南的全南县，开辟新区。到达的当天，在龙源坝黄沙村打了一个伪保长，名叫黄瑞兴，筹集了一些给养。第二天反动武装闻风而来，想吃掉我们。我们火速登山阻击，迎头痛击，这些反动武装便夹着尾巴溜走了。

为了摸清情况，队伍开到了上青山，找到了东江纵队北撤时留下的的战士赖富同志，赖富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为我们安顿好驻地，给我们介绍情况。使我们很容易在那里站住脚跟，发动群众开展反“三征"斗争，打击反动派，摧毁伪保甲，建立自卫武装，工作进展比较顺利。

只二、三个月的时间， 上窖，上、下青山各村都组织了民兵、农会，实现了一片红。包括澄江的香木岭、下窖一带民兵估计有二百多人，部队也扩大近百人。那时候，全国已处于大反攻的大好形势，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直逼长江边了。大约是九月份我五岭地区成立了粤赣边区解放总队，原南山大队扩编为第五支队。我们也接到通知，挺进全南的这支部队也相应改编为“全南大队”，我是大队长兼政委，王老三是中队长，范镜明、聂仁安等提升为小队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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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全南，全南知识界最早参加游击队的是叶南桥、王长机两位同志。叶是木人，王是上窖人。他们投奔革命，对游击队起了很好的作用。

1947年秋末，正是中晚稻收割的季节，我们根据五岭地委指示，在我们活动地区试行了土改，在没有很好找中央的土改政策，又没有经验借鉴的情况下进行土改，工作做得非常粗糙，前后仅十多次就算把田地分配了。由于过左的做法，对地主富农的过火斗争，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被动局面，以至周围一些地富组织反动武装和我们作对，当地反动武装和我们打仗也多起来了。

1947年冬，国民党大规模扫荡开始了，国民党派刽子手叶肇为粤赣湘剿匪总司令，以隆昌部队为主力，配合粤赣两省保安团，在五岭地区全面进行大扫荡。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们只好避开敌人的主力，在全、始边境迂回辗转。但敌人却紧紧跟踪我们，仅对上窖就发起了三次进攻，前两次来犯之敌是江西的保安团，均被我们粉碎。最后一次是在1948年的农历一月初六（公历2月15日），十九旅一个团连同当地反动武装一起共计1000余人进攻上窖村，其时我主力部队已撤离，上窖村民并认为有坚固土围，只有一门进出，四周还有炮角，可以守住围子。

但我预料寡不敌众，特派带我的手令前往上调窖通知民兵立即撤退。但上窖民兵不肯撤退，决心和敌人死拼，结果敌人蜂拥而至，占领了四周山头，把村子团团围住，用机枪迫击炮猛攻。从下午打至午夜，我们的部队此时在下青山的山顶上，听到密集的枪声，心急如焚，于是派出一支队伍，摸到附近山头，向敌人开火，意欲吸引敌人火力，让村内民兵知道，或许能使他们趁机突出重围。岂料，我们这一举动没有奏效，民兵不愿意撤出，终于被敌人攻破土围，整个上窖村被夷为平地，民兵和农会干部惨遭杀害，这就是敌人在全南所制造的骇人听闻的上窖事件，如今事隔几十年了，每每忆及仍使我深感痛心。

我们第二次挺进全南，是1948年的夏天。与第一次挺进，恰好相隔一年。上次挺进全满收获不小，开辟了新区，扩大了队伍，敌人大扫荡后又全部退回广东活动。这次挺进全南，和首次相比大为不同了，人员多了四五十人，武器好，配有机枪，领导力加强了，大队级的干部除我外，还有谭启民。为了加强领导，支队政委黄友涯同志也随同一起。下面中队长有范镜明、雷震声等。这次代号为烈火队，出发前，五领地委政治部主任陈中夫同志亲自点将抽兵和布置任务，他扼要的讲解了当时全国形势，指出大军即将南下，全国解放已是指日可待，我们部队必须开辟江西，迎接大军南下，这使我们感到任务艰巨又意义重大，个个信心百倍。

这次挺进到全南腹地活动，是由叶南桥同志提供并由支队领导研究后确定的，叶南桥同志是木金坛坊人，离全南县城较远，加之他有文化，地方熟悉，见识又广，他建议我们首先在养公坑、甲水口一带建立立脚点，这一带周围数十里是连绵不断的大山林，山村分散，人口虽少，但都是穷苦人，是我们依靠的基本群众，得地利，得人心，容易站稳脚跟。活动到县城也方便，这次挺进使我们在全南坚持到全南解放。

全南人民群众对我们很好，经常为我们提供情报，使我们处处有耳目，也由于全国解放战争形势于我有利，国民党地方政府也不敢和以前那样肆无忌惮的向我们挑衅，所以这次挺进难全南没有遇上什么大的战役。但因当地群众穷，部队要在当地筹集给养，是比较困难的，吸取前次的教训，我们从策略上考虑也不宜过早的在附近打反动搞钱，后经了解，附近的大坝有大江，经常有木排沿江而下，通往赣州，所以决定在那里设立税站，收取排税，以供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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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了一个班，配有长短枪，在江边设了几个流动税站，截排收税，每天我们选择有利地形，登上山头，放上警戒，然后下到河边收税，就是靠这种税收，暂时维持部队的给养。可是当时国民党的金圆券，一天几次贬值，往往我们今天收了不少钱，过不了几天就成了一堆废纸，所以我们只能随收随用，总算过了一段比较富裕的日子。但不久国民党地方当局发现了，就经常出动兵力骚扰。我们的税站经常常遭到袭击，有时甚至一边和敌人交火，一边还在收税。有一次，木排已经弯过来了，敌人的枪声已经打响，放排工人急着要离开，我们则不让，他只好如数交了税，我们才给予放行，待木排已走，我们立即撤离。有一次我们睡站撤离时，渡一条小河，由于下大雨，山洪暴涨，一个战士连人带枪被洪水冲走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可惜牺牲了。

敌人发现我们的税站，后来就派军队驻扎，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大坝税站。但是东边不亮西边亮，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得知江口至信丰的崇仙有条更大的江，是全南木排通往赣州的必经之江口，江口河道比大坝更宽，汇合的支流更多，于是我们把整个部队拉过去，在崇仙交界处设立税站，收了一些钱，不仅解决了部队给养，而且扩大了部队的影响。我们到崇仙地区，发现那里更是大山重叠，连绵数百里，一了解原来是早年陈毅、项英等率领的部队活动过的地方。不久，敌人又跟踪我们。由于人生地不熟，我们只得撤回养公坑一带山区搭茅棚。晚上便派出武工队组深入村庄，向群众宣传形势和政策，扩大影响。

那时候，国民党政权也是摇摇欲坠，地方上的上层人物也意识到大势已去，都想方设法要与我们拉上关系，给自己谋出路。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也大力开展统战工作，龙源坝地区自卫队长陈水源此时已被我们争取过来了。在中院，有个南京大学政治系的学生黄其琛也主动和我们接头，当时我和谭启明同志约他在一个山上见过面。

1948年整个冬天，我们开的新区是有成效的，但是在经济上却甚困难，无衣缺食，连我这个大队长，裤子破了也无法添置。有一次，我弯下腰去拿一件东西，黄观音同志后面碰了我一下，说：大队长，你的屁股打出来了，换上一条吧。弄得我真有点不好意思哩。

天气严寒，在山上住茅棚也有好处，可以生火取暖，把很大的树砍下来，生柴烧火耐烧，可以烧到天亮。战士、干部挤在一起，也勉强睡上一觉，如果不是这样，借助柴火温暖，仅仅几床薄被，晚上就无法入睡，没有粮食，就在山上捡圆子、山栗包等充饥。下雪过后，到香菇厂去收一点税。

后来决定派几个组到外边去解决经费，有一次，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叶南桥先出去，他走到我们经常过往隐蔽的茅棚里，打算在这里过夜。刚好此时我们另一小组（似乎雷振声同志带领的小组）也来到这里，双方相遇，一方以为敌人前来袭击，另一方误认中了埋伏，雷振声他们首先开枪，发现是自己的同事时，叶南桥同志已经中弹咽了气。

这次不幸事故使我们从领导干部到战士都十分痛心，正当我们在开发全南工作中，十分需要它的时候，却在一场误战中牺牲了真实人万分痛心，我们以往一直把他当成宝贝的看待，倍加爱护，记得一次布置战斗时，支队政委黄友涯同志交待我：叶南桥同志让他跟在后面，虽然给他配了驳壳枪，也不要让他冲锋以免造成损失。

1949年第五支队又加强了，全南的力量，钟履冠中队也开过来了，改成红花队。全南临解放前，我带领一个武工队多在背陂头竹山一带活动。邓文超同志则带领一部分人在龙源坝加强对陈水源的团结教育工作，争取他站在我们这边来。我们这个武工队的成员多数是知识青年，如刘波，刘斌，吴冷等和我们一起战斗至解放。

1949年夏天，粤赣湘边总队黄业等领导同志，在南亩指挥部队和国民党军队打了一仗。黄业同志，打完仗后还来了陂头，我们的一个中队长叶福同志就是在南亩战斗负了伤，到了陂头才逝世的，并在陂头开了追悼会。大部队走时还留下一批伤员在竹山佛岭背的医疗站，有我们掩护养伤。因为有一大批伤员要供给他们开销，经济十分困难没办法，第一次挺进全南时 ，邓文畴同志交给我一块金子，它伴随我两三个寒暑，在这次最困难的时候，我方才把它用出来。到了七八月份，南下大军到了赣州，大批国民党军队往三南方向溃逃。有一只满载辎重、行李和官太太的队伍路径陂头，当时在我身边只有几个伤员和几支手枪，只好组织20多人上高山，开枪向他们射击，因武器火力差，无法给予歼灭，让这些物资逃了。这是我在全南打仗，不久，我便接到通知调回广州。

杨康华简介

杨康华（1915——1991），原名虞焕章，浙江会稽县人，又名杨任康。出生于广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曾任中共广州市委、粤东南特委宣传部部长，香港市委书记，东江纵队、两广纵队政治部主任。建国后，历任中共珠江地委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广东省委文教部、统战部部长，广东省第二届政协副主席、副省长兼暨南大学校长，中共广东省顾委副主任。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91年10月在广州逝世。

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杨康华为获得省港杯足球赛冠军的广东队颁奖。

陈中夫简介

陈中夫，1917年出生，广东省防城县那梭村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2月，任中共翁源县工作委员会统战部长。1947年4月，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总队成立任政治部主任。1949年，广州解放后，陈中夫任广州市公安总队政治部副主任，1951年兼总队教导大队政委。1952年冬，陈中夫调任公安部第四公安干部学校训练部部长，1954年任该校政治部主任。1955年，陈中夫被授予上校军衔。1959年，第四公安干校与四川南充的民警干校合并为第二人民警察干部学校，陈中夫任副政治委员。1962年春至1963年秋，陈中夫在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1963年底调回广州，任广东省公安总队副政治委员。1964年春，陈中夫任公安部队医科学校政委。1965年初，陈中夫任第二炮兵干部学校副政委。1971年12月6日，陈中夫逝世。

陈中夫子女捐赠给南雄市的三级解放勋章

作者简介

梁奋，男，1921年12月出生。1939年4月参加工作并加入共产党；1939年到1945年在中山、顺德、番禺一带任战士，珠江纵队政训指导员；1945年至1949年随珠江纵队南山独立大队北上五岭，期间先后任南山独立大队指导员，北江第二支队江西全南大队长、政委；1949年至1952年任广东省仁化县人民政府副县长；1953年至1955年先后任广东省连南县委宣传部长、连山办事处主任、连山县委宣传部长；1956年至1964年先后任韶关粤北区基建科长，粤北农机厂厂长，惠阳地区专署经委科长，惠州市东江化肥厂厂长；1970年至1972年下放到惠州干校；1972年至1981年任惠阳机械厂党委书记。1981年8月离休（享受副厅级生活政治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