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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与清(后金)之间的萨尔浒决战是十七世纪初中国境内的两个国家的一场大搏斗。明朝主动发起了进攻，而且经过了近一年的备战，投入了空前多的兵员和物资，结局是它吃了败仗。原因何在?

一、此战失败的根本性原因——贪功冒进

萨尔浒之战，明朝惨遭失败，就战场交锋而论，杨镐主持策划的四路并进，有严格的行师日期。杜松急发，马林迟进，刘綎先走，李如柏故拖，这样参差不齐，就无法达到分进合击的目的。分路进兵最终还是要集中力量进行作战，所以“合击”才是发挥战斗力的保证。即使四路不能全合，两路做到合击也可以。而明军四路全是各自为战。

在这种情况下，时间就是胜利。明军四路主将“违制行师”，完全是没有统一的时间观念，这可以说必然变成“违律丧师”。在时间上还有一个当时人指责的泄露日期的问题。因为努尔哈赤事先已经知道了明军何时进兵，他们得知日期，可以在战前做好充分准备。从这里又得出结论：“先期与如期，皆败道也。”

但是不能就时间论时间，还应进一步寻找丢掉时间的原因。这样深入下去就可以看出明军内部矛盾重重，他们不能同舟共济，做不到“合击”，是彼此之间没有“合心”。李如柏、马林都是懦夫。李如柏作为李成梁的第二子，靠其荫袭的关系跻身行伍之列，数从其父于边塞立功，并升至总兵官，但他战前已家居二十余年，放纵酒色，既无父兄当年之勇敢，也没有他少年时之英锐，特以疆场乏人起自废将，而他本来的怯懦大暴露，“惟左次避敌而已”。

马林也缺乏主将的素质，出师之前，潘宗颜上书经略杨镐，指出“林庸懦，不堪当一面，乞易他将，以林为后继，不然必败”，杨镐没有采纳这个意见。杜松、刘綎比李如柏、马林实有不同，他们每个人都踊跃向前。问题是，为什么那么争先恐后，是一股什么力量呢?

不妨看看文献上所载杜松行前和李如柏的一番对话。

杨镐做了决定，杜松、李如柏皆知各任方面。李如柏故意为杜松洒酒送别。酒席桌上对杜松说：“我这次作战，一定以头功让您!”杜松听了李如柏的话，信以为真，慷慨意气，带着扭械出师，并狂妄地宣称：“我要捉来活的(努尔哈赤)，不能让别的将领分功了!”

李如柏在杜松起程以后又派人去说，“李将军已自清河抵达敌人的老营了。”用违背诺言的办法刺激杜松更加不顾一切地冒进。由此可见，杜松那么一往直前，的确有个抢头功的思想。

而这正造成了他不按约定时间，提前行动，一军独前，遭到后金兵狙击，战败被歼。明人说杜松所领的二万人被后金的三万兵马所败。数目不一定准确，但是孤军深入，寡不敌众是事实。不仅将帅如此，据说明军士兵争功也很突出。朝鲜人亲历其战的李民突说，“西路天兵一阵极精勇，胡兵几不能挡，而争割首级，无意力战。一胡之仆，十余骑皆下马争之，故以致败覆。”贪图立功成了明军失败的一个原因。

刘綎显然不是为了贪功致死，他此行却有点被逼上梁山的滋味。出兵前，朝鲜都元帅姜弘立曾问这位刘都督：“然则东路兵甚孤，老爷何不请兵?”

刘綎说：“杨爷与俺自前不相好，必要致死。咱亦受国厚恩，以死自许。而二子时未食禄，故留置宽田(甸)矣。”他带着“不悦之色”，很不高兴地说了这些话。刘綎虽然在这次作战中奋勇牺牲，而他明知道这样开赴沙场，没有得到经略杨镐的积极支持，是这位总指挥有意把他置于死地。将帅如此不合，怎么可以期望发挥最好的战斗力打胜仗呢?

二、指挥者的过失

明朝战败的原因还可以再作深入发掘，即这场战争的筹划者和总指挥本身从一开始就很被动，杨镐实在是不想真打。文献上有这样的记载，“是役也，经略(杨镐)意亦初不在战，虚张挞伐，冀取近寨小捷，得塞军书。”

杨镐的调兵遣将只是为了虚张声势，即使打几个小仗，也是为了给上边看的。难怪行师之前，他派了一名抚顺来的降人到努尔哈赤那里明目张胆地说，“明国的四十七万大兵要打来了，领兵的将帅和监军的文臣都到齐了。三月十五日乘月明之际，分路前进。”如果不是故意恐嚇，出兵之前这么告诉对方进军日期，将帅配备和分路进击，等等，岂不比内奸更露骨。

但是，杨镐是作为一种策略，只能表现他的天真和愚蠢，够不成叛卖。还有比杨镐更重要的决策人大学士方从哲也对此战缺乏信心。他拼命鼓吹进兵，实则已感到前途未卜。临战前在一份题本上说：

“当此进兵之时，胜败安危决于一举，而前日之风变，若彼连日之阴霾，又若此天心示傲，极其昭著。臣愚欲乞皇上降敕一道，令兵部传谕东征将士，用示鼓舞。”

胜负原因是多种条件造成的，不能说明朝存在这些问题就一定吃败仗。萨尔浒之战明军失败的原因还有可以提出的是，当时明朝的封建统治已极其黑暗腐朽，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很尖锐，社会进入全面危机阶段。反映在这次作战上，调兵选将意见分歧，屡调不动，决定方略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杨镐议论四路出兵，巡按江西御史张铨提出不必征兵四方，而应就近调募，屯集要害，固守边圉，厚抚北关，多派间谍，等等。他向明神宗建议：“李如柏、杜松、刘綎以宿将并起，宜责镐约束，以一事权”。

但他认为杨镐实非将才，而力荐熊廷弼可当此重任。在筹饷方面，他要求皇帝发帑藏，反对加派辽饷。他说，每亩从三厘加到七厘，再加到九厘，是“竭天下以救辽，辽未必安，而天下已危。”这些关于明朝军国大事的议论和建议，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但是都没有被采纳，而他激烈反对的也应该改变的无一不原封未动。这种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反映出明朝最高统治者的昏庸无能。

浙江道御史杨鹤曾一针见血指出：“若诸臣误国，罪在诸臣；若我皇上优游不断，是自误矣”。明朝统治者的这种腐朽没落从根本上决定了这场战争注定要输掉的。

广大的将士也很蔑视明朝统治者的命令。被征调的将领们迟迟不赴任，或原地不动，或逗留关山，急得皇帝一再下诏紧催。士兵大多数不愿为他们打仗送死。刘綎出发前，等待征发的川兵，久等不来。有些将领就靠少数家丁打仗。刘綎与朝鲜都元帅姜弘立曾在一处宿营，姜弘立问他各路兵数，他回答说：“西南路大兵齐进，东路兵只有俺自己亲丁数千人，且有各将所领，要不出满万耳。”可知刘綎也带了几千家丁。民兵作战时，总是处于被围歼或被追击的被动局面，说明他们缺乏主动进攻精神。

明朝还把很大希望寄托在北关叶赫和朝鲜援军身上。结果一直靠明朝支持的叶赫根本就没有走到战场上去，一仗未打就撤了兵。朝鲜的援军的确和后金兵有所交锋，但他们早就对明朝三心二意，到了关键时刻终于投降了后金。

再则，打仗总是作战双方的冲突。胜负不能只从一方面找原因。萨尔浒之战明军打了败仗，明朝自身方面可从那个社会、国家军队和将士等等寻找为什么打了败仗。另一方面，后金的种种因素也是促成明军战败的原因。而这一方面也早已有人谈论过。清朝(后金)人谈他们之所以在这次决战中获胜，就是靠了“天命"。有人说后金把他们的年号称作“天命”就由此得名。

三、后金的胜利原因

后金的获胜不是天助，是他们采取了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即“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明军四路进兵，没有按约定时间行动，连两路都没有同时行动的，于是明军的“分进合击”正好遇上了后金兵的“合进分击”，结果明军以数量之多所占的优势立刻消失了，连杜松的一支主力进攻部队，也以二万之众遭后金三万兵马狙击，从而一军皆溃。

不仅如此，明军各路进兵所差的时间，又为后金兵战胜一路，还手战另一路赢得了机会，这有些偶然巧合，特别是刘綎一路，相差三四天，才决战，如后金大部队不能及时赶到，他的一路明军很可能攻进赫图阿拉，而那将形成另一种结局了。但是没有造成那种结果，还是后金兵打得神速，调动的灵活。这里包含着指挥的正确。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新兴的后金，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广大的群众支持了他们的这次作战。在每一次交锋时，明军总是结营放枪炮而后金兵就是敢冒着枪炮往上冲，一直顽强地把他们的阵营冲破。明军又总是一破营就逃跑，后金兵再乘锐追击。

到头来就是明军一次次败亡，后金兵节节胜利。因此我们可以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失败的一个原因是，明军的失误、愚蠢、怯懦等等所造成的可乘之机，毫无遗漏的都被后金兵利用了。

四、双方兵力问题

在战争的力量竞赛中最主要的是人。

1、明朝兵力

明朝在萨尔浒之战中究竟投入多少兵员?

迄今仍是一个谜。清朝文献一会儿说“杨镐以二十万兵，号四十七万”；一会儿又说“以二十七万兵，号称四十七万”。他们总是往多说，以讥笑杨都堂失败之惨和他们自己胜利之巨大。但是清朝人对明兵各路人数记载有参考价值。他们说杜松一路六万，李如柏一路六万，马林一路四万，刘綎一路四万。这可以证明杜松、李如柏两路为主力，兵数相等。

明朝人自己的记载更是不一致的。杨镐在杜松、马林战败后说明朝主客兵出口者仅七万余。这显然是为失败作掩护，说兵员太少，要求增援。后来曾任辽东经略的王在晋说四路之师，除朝鲜援兵外，主客出塞官军共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余员名。这个数目基本可信。在巡按监察御史陈王庭的奏疏中提到杜松战败，“致二万余官军一时并遣陷溃”。

这进一步提供了各路的兵员数目。杜松为主力，他的兵员如为二万，实际总会是超过这个数目，则李如柏一路也应是二万余名。

朝鲜人的记载提供了刘綎一路的兵员数目。据他们说，刘綎本人有亲丁数千人，合各将所领，可近万人。另外有朝鲜援军一万三千人。则刘一路总兵员数超过二万，比杜松、李如柏两路似应略低。

我们推算明军全部出动的兵员约在七、八万以上，十万以下。但是也有人说“四路之兵计十万”。

2、后金的兵力

后金击败明军四路进攻，确系以少胜多。后金兵数到底有多少，也很难确知。从明朝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来看，明朝的兵数肯定超过后金兵数。

有人用计算八旗人数的办法推测后金的兵员数目。按照这种办法计算，努尔哈赤于一六一五年建成八旗这个军政合一的组织，“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八旗的人数就是后金的兵数。按规定，每一旗包括五个甲喇，每一甲喇包括五个牛录。牛录是八旗的基层单位。每个牛录由三百人组成。从牛录到旗合计，每个旗的人数为七千五百名。八个旗总计就是六万人。

萨尔浒之战发生在一六一九年，时八旗已建立了四年。一六一八年后金攻取抚顺，获得人畜数十万。其中投降的明兵有些是会补充到八旗中去的。反正不足十万，或六万，或五万，总可以断定后金兵员不如明朝的军队多。明朝的力量没有比过后金，不在于他们的军队数目多，是决定于这些军队怯战、反战、厌战，他们的战斗力没有后金兵发挥的大。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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