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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底，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国立扶余文物研究所表示，2021年在韩国忠清南道公州百济王室陵园武宁王墓附近出土的一块莲花纹墓砖，侧面刻有铭文“造此是建业人也”，确认由中国古代工匠制造。
武宁王墓距今约有1500年历史，相当于我国南朝时期。 “建业”是三国东吴都城的名称，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韩国学者认为，刻下这行文字的工匠来自“建业”。一块不平凡的墓砖，反映了古代江苏和百济密切的文化交流，也为迎来建交三十周年的中韩两国之间的文化渊源添上了一段佳话。
那么，这个南朝萧梁时期的“南京人”为何会前往位于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一次似乎出于无意的“物勒工名”的背后，隐藏着哪些历史信息呢？
墓砖铭文“造此是建业人也”
铭文中的“建业”，就是南京
还原这段历史，“建业”二字是关键的线索。
在古都南京使用过70多个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名号中，“建业”是名气较大的一个。公元211年，割据江东的孙权将自己的统治中心从京口（今镇江）迁往秣陵。次年，孙权正式将“秣陵”改为“建业”，寄托着要在这座城市“建帝王之大业”的雄心。
从212年开始，孙权在建业修建石头城，营建江防设施，以这座城市为中心，为吴国的建立和巩固创造条件。229年夏，孙权在武昌（今湖北鄂州）称帝，建立吴国。同年秋九月，孙权从武昌迁都建业，拉开了东吴定都南京的大幕，这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在南京建都的政权。
将秣陵改名为建业的东吴大帝孙权
“墓砖铭文中的‘建业’就是南京，在六朝前期，‘建业’是东亚极其重要的大都市，拥有非常高的知名度。”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志高说。
“朱阙双立，驰道如砥。树以青槐，亘以绿水。玄荫眈眈，清流亹亹。列寺七里，侠栋阳路。屯营栉比，解署棋布……”西晋文学家左思的《吴都赋》生动记录了建业的都城格局和城市繁华。作为南京第一次成为王朝首都时使用的名字，“建业”之名并没有随着这座城市更名为“建邺”“建康”而消失，而是频频出现于文人诗赋和民间口头之中。唐代诗人王昌龄《留别岑参兄弟》：“江城建业楼，山尽沧海头”；清代纳兰性德《忆江南》：“江南好，建业旧长安”；清代毛奇龄《龙江关》：“建业重关控上游，龙盘虎踞旧神州”等，就是以“建业”作为南京代称的例子。
此次发现的铭文砖
同样的指代也发生在这块墓砖上。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张学锋教授说，出土该墓砖的墓葬，并非著名的武宁王墓，而是附近的一座高等级墓葬，其墓主可能是武宁王之后的某一位百济王，其营建年代相当于南朝萧梁时期。根据《梁书》《南书》等文献和相关出土文物推断，一些来自萧梁、擅长营建陵墓的工匠，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抵达百济，营建了熊津百济王室陵园内的数座重要墓葬。也许是了纪念这次难忘的经历，一位不知名的工匠在亲手烧制的一块墓砖上刻下了“造此是建业人也”的文字。
可能有人会问，萧梁时期，南京的正式名称是“建康”，为何刻的不是“造此是建康人也”呢？“这是因为，南朝时民间依然有不少人习惯将‘建康’称为‘建业’，这也被很多出土文物所证明，这就好比今天的南京人自称来自‘金陵’。”参与过“百济历史遗址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评审论证会的张学锋教授说。
百济墓葬里，那些六朝“舶来品”
百济国，朝鲜三国时代（公元前57年—公元668年）的三个政权之一，统治区域位于朝鲜半岛西南部，先后定都慰礼城（今韩国首尔）、熊津城（今韩国忠清南道公州市）、泗沘城（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2015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熊津百济王室陵园内，有着30多座墓葬，既有浓郁朝鲜半岛风格的积石墓，也有以武宁王墓为代表的中国南朝风格墓葬。
武宁王墓墓室内景
武宁王，即《梁书》中所记载的“百济王余隆”。朝鲜《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中称他为“斯麻王”，“武宁”是他的谥号。他是百济国第25代王，公元501年至523年在位，相当于萧梁永元三年至普通四年。
“武宁王墓1971年发掘，墓葬的形制和大量出土文物证明，这座墓葬是南朝陵墓制度影响百济的有力证明。“王志高教授与著名考古学者、南京博物院罗宗真研究员合著的《六朝文物》中如此描绘武宁王墓：这是一座带有长甬道的“凸”字形单室券顶砖室墓，墓前有斜坡墓道和砖砌排水沟，墓壁用“四顺一丁”和“三顺一丁”组砖砌筑，墓室后部设砖砌棺床，棺床前部以一排砖锁口，墓室侧壁和后壁对称设置直棂假窗，假窗上有桃形灯龛，墓砖为模印莲花纹和网纹等，这是南京地区较为典型的南朝王侯墓葬形式和结构。
武宁王墓墓壁
武宁王墓中出土的大量文物也让中国的六朝考古学者感到熟悉和“亲切”。盘口壶、六系罐、盏等青瓷器，五铢铁钱和梁简文帝《望月诗》中描绘的“七子镜”，以及铜盏、铜托银盏、铜熨斗，大多是从中国输入的“舶来品”。甬道中的镇墓石兽是模仿南朝墓中的石穷奇。随葬的石质墓志和买地券用汉字书写，文中写道：“宁东大将军百济斯麻王，年六十二岁，癸卯年五月丙戌朔七日壬辰崩”。“宁东大将军”是梁武帝授予这位百济国王的官职。
“武宁王墓的修建，肯定有中国工匠参与其中。”王志高介绍，同在这一陵区的茅山六号坟中发现的一块铭文砖，上有“梁官瓦为师矣”铭文，也为中国工匠参加百济王墓葬建设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证明。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东晋青瓷羊形烛台，韩国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石棺墓中发现过几乎一模一样的器物。
除了武宁王墓，韩国发掘的其他一些百济古坟和遗址，亦出土了不少南朝风格的青瓷器，主要有鸡首壶、盘口壶，四系罐、砚、盏、六系罐、莲花尊、钱纹罐、高足盘等，特别是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石棺墓中发现的一件东晋青瓷羊形烛台，其造型和南京象山7号墓中的同类器物相似度极高。1979年，韩国扶余市发掘的定林寺遗址，其寺名不但与南朝建康的钟山定林寺同名，遗址上出土的大量单瓣莲花纹瓦当，和南京发现的同类器物也非常相像。
六朝画作中，1500年前的百济人
朝鲜半岛的百济文物、百济墓葬与同时期六朝文物、六朝陵墓频频“撞脸”，生动说明了六朝政权和百济之间密切交往的历史。朝鲜半岛三国时期，由于新罗与中国北方政权结交，对百济造成了军事压力。百济转而与中国南方的政权——东晋及后来的南朝发展外交往来。
此次出土“造此是建业人也”铭文砖的墓葬。
百济向东晋朝贡始于东晋咸安二年（372）。此后，东晋和南朝的诗书、史籍、佛教经义以及工匠、画师不断输入百济，传播先进的六朝文化。文献记载，百济至少11次派遣使者到建康，六朝政权先后授予历代百济国王镇东将军、镇东大将军、宁东大将军、抚东大将军等称号。南朝萧梁是六朝政权与百济交往的高峰时期。百济遣使来到南京，贡献方物(土产）。梁武帝则赐予百济“《涅盘》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生活在萧梁时期的吴郡（苏州人）陆诩自幼研习崔灵恩的训诂著作《三礼义宗》，后应百济国之邀，前往百济讲学。
《职贡图》上的百济国使（右）
百济人的形象也出现在中国的六朝文物之中。梁武帝之子、湘东王萧绎多才多艺。他绘制过一幅著名的《职贡图》（摹本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描画了12位来到萧梁进贡的外国使臣形象，其中排名第一的就是“百济国使”。
画面上，这位百济使臣衣着整齐，温文尔雅，白净斯文。图中如此介绍百济人的语言和衣着：“言语、衣服略同高丽，行不张拱，拜不申足。以帽为冠，襦曰复衫，袴曰裤，其言参诸夏，亦秦、韩之遗俗。”有学者认为，百济使者穿的是交领右衽服饰。与南朝人服饰穿戴已非常接近。
“此次‘造此是建业人也’铭文砖的发现，为研究六朝和百济的交流提供了更加生动鲜活的材料，也为古代中韩文化交流的历史增添了新的见证。”王志高教授说。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于锋
编辑: 于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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