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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说一句，佛教一出就是一个连。
南京大屠杀时栖霞寺的寂然法师营救了2.4万名难民，坚持了四个月
太虚大师赴往东南亚各国，联合国际佛教力量支援中国抗日。
汶川大地震的什邡罗汉寺，抗日时，有五十多位僧人抗日，无一回来。
英勇的僧人抗日自卫队(图)
僧人八路军进驻龙泉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枪响，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察冀军区，并任命聂荣臻担任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于当年的入冬季节进驻五台山之后，以然秀为会长的五台山僧会和“僧人自卫队”就主动积极地为八路军提供食宿方便，并出钱、出物、出力，还将蒋介石供给镇海寺章嘉活佛卫队的枪支献出装备了八路军的一个团，为创建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予以了有力的支持。同时，在聂荣臻的倡议下，“五台山佛界救国会”和“僧人自卫队”也先后改组为“五台山佛教抗日救国同盟会”和“五台山僧人抗日自卫队”，从而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支僧人抗击日寇的先锋队伍。
随着日军的步步蚕食和种种暴行，广大自卫队员感到自己的力量微薄，毅然地参加了八路军。之后，随所在的晋察冀军区北岳区的四团和十九团参加了“百团大战”，仅大多数队员所在的四团在“百团大战”期间就进行战斗60余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僧人八路军都机智灵活、作战勇敢、奋不顾身地冲锋陷阵、浴血奋战，成为了全国僧人抗日的先锋。
抗日战争期间和尚都在干什么？有三种和尚干出三种事！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人民就开始了跟日本人的斗争。8年全面抗战，付出几千万的伤亡，最后大获全胜，来之不易。在这八年之中，上到八十岁老孺，下到三岁孩童，官绅富甲，穷苦百姓，都为抗战出钱使力。在形形色色的人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不可忽视，他们就是佛家弟子。
和尚连
佛家讲究六根清净，不沾血光。在那混沌的乱世，全民皆兵，这些和尚又干了些什么呢？
太平盛世，和尚的日子是很安逸的。除了吃饭劳作，每日念经颂佛之外，没有什么事，收入主要来自信徒施舍。个别的寺院还设立了武僧，每日练习武术，用来保护寺院免于被山贼土匪侵害。
到了近代，这些和尚们也知道拳头难敌子弹，于是不单单依赖武术，也购置了大量的枪支弹药用以自保。寺庙的武装，并不针对任何人，所以在日本侵华期间，对于和尚这一小块势力，不入法眼，他们真正的敌人在于国军跟游击队。所以说，这一时期的和尚很虽然高度紧张，但也相安无事。
外界百姓们受苦受难，血流成河，一心宣扬救世度人，普度众生的和尚们，念经也念得不淡定了。
五台山和尚武装
五台山的和尚武装有一千多人，他们主动地加入到了地方武装当中。白天，他们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做掩护，为游击队传送情报，晚上，他们跟游击队一起伏击敌人。在多次战斗中，很多僧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不过相比于这部分明大理的僧人，多数僧人还是以自保为主。
曾经豫西抗日司令员皮定均觉得和尚的武装力量也是不容小视的，于是登门拜访。这些和尚明里给皮将军敬茶，房间外面都是拿着长短家伙的，而且他们的眼神还带有戒备的颜色。皮将军一看这架势，立刻义正言辞的对和尚们说八路军是来参观学习的，如果不欢迎，可以明说。见皮将军发火，这些和尚才将家伙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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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不能怪他们。之前这些和尚频频的受到土匪山贼的骚扰，甚至有日本奸细前来探口风。这些僧人，过惯了与世无争的日子，不想卷入任何一方。
经过皮司令的宣传，只有少数一部分僧人认识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乱世混沌，佛门想清净是不行的，不如扫平乱世，还世人太平，也主动的加入到了抗日的队伍当中。
不想卷入乱世，保持中立，也说得过去，但还是有一部分和尚助纣为虐，帮日本人来残害中国人，就让人咬牙切齿了！
枪毙汉奸
1946年9月，上海法院就宣判了两位僧人卖国通敌案。上海静安寺住持密迦和德悟两人在日本人占领上海时帮助日本人开办日语班，举办多次法会超度日本军人，跟日本人来往密切，甚至将中国的佛像送给日本人。抗战胜利后，这两人遭到群众检举，证据确凿，上海法院判处两人，通敌叛国两年零六个月有期徒刑，并没收财产，剥夺公权两年。这一案件，在当时轰动全国。
据说在之后的清算中，整个寺院的僧人都受到了牵连，他们或多或少的跟日本人都有关系。由于其罪行不大，没有过于深究。但僧人帮助外敌入侵，还是头一次。
想当年戚继光抗击倭寇时，南少林的僧人们专门出人出力成立了僧兵，帮助抗击外敌，谱写出一曲僧人爱国的赞歌；在抗战时，有些僧兵血洒战场，精忠报国，还有一些在后方凑钱凑物支援前线，比如虚云禅师等人就多次发动募捐，念经超度阵亡将士，这些人，既是佛家弟子，又是爱国人士，受人爱戴，死后也都修成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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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社会各界的援手，8年换来胜利，来之不易。正如少林方丈释永信说，当初那些破戒保家卫国的僧人，也是为了拯救更多的劳苦大众，不但没有罪，反而能成为有功之高僧。
爱国僧人身怀绝技 下山随开国元帅抗日 胜利后回归佛门
之前盛传的各种抗日神剧，至今仍然为人所诟病。可是在很多看似神剧的名字背后，也有一些真的历史事实被掩盖了。像之前介绍过的抗日道长李圆通，就是确有其人。今天我们同样揭开另一段少为人知的历史。
像之前有些电视剧因表现尼姑和尚抗日而被网友吐槽，但除了电视剧里自身带有的槽点之外，在我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着这么一批爱国僧人。他们虽然身在世外，但仍饱含爱国情怀。
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人大肆侵犯我国华北地区，在这片大地上也开始组建我国的抗日力量。在著名的晋察冀根据地刚刚建立时，由于物资短缺、敌我力量悬殊。共产党部队往往多在山区设伏打击敌人。
五台山则是晋察冀根据地最早的立足点。在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成立后，由于不想侵扰地方，可部队又没有地方落脚，只能住在五台山的寺庙里。为了取得当地僧人的理解，聂荣臻司令员亲自到寺庙中与僧侣交谈，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和抗日救国纲领。八路军进驻寺庙时，十分爱护文物古迹，尊重信仰，对僧侣们态度十分友好。这让饱受日本荼毒的众僧看在眼里，内心十分感动。
后来五台山的大法师然秀代表五台山僧众跟聂司令表示：“出家人慈悲为怀。吾等出家不出国，保不住国家，佛教、寺庙何存？抗日救亡，僧众有责！”毅然决然带领众僧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武装。
于是在1938年4月，山西五台山台怀镇的48座青庙、21座黄庙的各族僧众一共1700多人，被共产党组织起来，每个人怀着激昂的爱国热情，一同组建了“五台山佛教救国同盟会”。在这1700多人中，佛救会抽取青黄两庙中18至35岁约480多名青年僧人，单独组织成立战斗力较强的“僧侣自卫队”，又称“和尚连”。
正如当年经典的老电影《少林寺》中，一直不愿杀生的大和尚退无可退，最后也同意小和尚们出手，正所谓“我佛慈悲亦惩恶”，妖魔横行自然要一棒扫乾坤。在电影中，如果说小和尚们开戒还手是“不择手段”；而最后李连杰割爱牧羊女，皈依佛门，则是“不改初衷”。
在抗战胜利后，在经历战火幸存下来的光荣战士，有的继续从军入伍，有的则再次回到五台山继续礼佛，正印证了那句“不改初衷”！当年的“和尚连”里，有个法名叫禧钜的小和尚，后来担任了五台山佛教协会的会长，成为一代法师。
抗日战争期间，积极为国无私奉献的6大佛教高僧，第1位活了120岁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历史上涌现了很多可泣可歌的故事和人物，他们不予余力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为中国的独立和自由，慷慨解囊、四处奔走，不惜付出更多，为祖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比如这六位佛教高僧。
第一位是虚云老和尚。
虚云禅师，传法曹洞，兼嗣临济，中兴云门，匡扶法眼，延续沩仰，是以一身系五宗法脉的禅宗大德。
虚云禅师生于泉州，俗姓萧，名古岩，六十岁后改字幻游，号虚云。他19岁出家，20岁依在福州鼓山涌泉寺受具足戒，40岁发心朝五台山，由普陀山法华寺起香，三步一拜，三年遂愿，终于到达五台山。后在滇中阐教近二十年；95岁返曹溪，重建南华，中兴云门。最后于公元1959年圆寂，世寿一百二十岁。
公元1936年，全国处于抗战救亡紧急关头，虚云法师提议全寺大众每日礼忏二小时，为前线官兵祈福消灾。同时，要求全体大众减省晚食，节积余粮，献助国家以济难民。又主持修复韵关大监寺，安置难民。
公元1941年，广州曲江县严重缺粮，饥民甚众。虚云法师将信众供养的果资20多万元，悉数捐赠粤省政府以为赈济灾民。
第二位是太虚大师。
太虚大师，俗姓张，名沛林，16岁出家，法号唯心、太虚，晚年称雪山老僧、缙云老人。
太虚大师是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中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创见了“人间佛教”思想的基础，将自己一生献给了振兴佛教的事业。
在抗日战争其间，太虚大师更是倾尽全力保教卫国。太虚大师一直具有高度的爱国热情，抗战期间，身为当时佛教领袖的他带领中国佛教界积极投入抗日救国大业。
公元1928年5月，侵华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时，太虚大师挺身而出怒斥侵略者，并致电日本佛教联合会，要求他们向日本当局施加压力，早日撤兵。
公元1932年，侵华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太虚大师向日本政府发表了通电《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指出“战则必致两败，和则相得助益”。
公元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太虚大师随即发表通电《告全日本佛教徒众》，要求日本佛教徒以佛教“和平止杀”的精神，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他明确地指出，佛教徒虽说反对杀生，“但当侵略者破坏国家伤害人民时，则任何人皆负有抵抗之义务，为正义而引起战争惨杀，虽甚遗憾，然实不得已之事”。
自1933年开始，太虚大师开始积极筹办僧侣救护队、伤兵慰劳队、民众避难林等机构，并募捐救济流亡难胞，成为佛教界重要的抗战组织力量。在八年抗战期间，太虚大师更是奔走于各地，向僧俗大众发表抗日救亡演讲，这些振聋发聩的演讲，鼓舞了无数在战火中的人们，奋起抗战。
而且太虚大师不遗余力地参与、筹建各种抗战机构，为抗战的救援活动作出许多贡献。
让每一位中国人敬佩。
第三位是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被尊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印光大师遍参南北丛林，更在普陀山法雨寺藏经楼闭关阅藏数十载，深入念佛三昧，通宗通教而专修净土念佛法门，被教界尊为佛教净土法门第十三代莲宗世祖。
公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三省沦陷，战火纷飞，老百姓流离失所，目睹这一切的印光大师，十分痛心。
公元1937年的一天，日本侵略者来到了印光大师所在的灵岩山寺，以《大正藏》“贿赂”印光大师，结果大师当即拒绝。
当时日本正对华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苏州已经沦陷，法师如此不客气地对待日寇军官，极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后果不堪设想。但法师态度严正，立场鲜明，毫无畏惧，保持了民族气节，激发了僧众的民族尊严和爱国赤诚。当时在旁目睹此情此景的青年僧人感动不已，深受爱国主义的教育。
第四位是弘一大师。
弘一大师，俗名李叔同。出家后尊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
其实，对于弘一大师，我们很熟悉，因为那首《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估计人人会吟唱。
弘一法师出家后，与世俗亲友也很少来往。可以说已经完全谢绝红尘，但对于祖国之兴亡却始终耿耿于怀。
公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国家危亡，迫在眉睫。而就在当年举办的厦门市第一届运动会上。弘一法师当场以岳飞“直搞黄龙”的典故作词，目的是动员民众，抵抗外侮，收复失土。
公元1937年10月，日本侵略军逼近厦门，友人劝弘一法师内避，弘一法师则表示“为护法故，不怕枪弹”。他还教育众弟子说：“吾人所食，中华之粟。吾人所饮，温陵之水。我们身为佛子，不能共纾国难，为释迦如来张些体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人一无所能，而犹腼颜受食，能无愧于心乎？”
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国国土、残害我国同胞的时候，弘一法师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主张，号召全国佛教徒，奋起抗战，赶走日本侵略者。
弘一大师的爱国爱教诗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许多佛教信徒都在其影响之下，走上了爱国爱教的道路。
遗憾的是，弘一法师未能看到抗战胜利，公元1942年农历9月圆寂。
第五位是圆瑛大师。
圆瑛大师，不仅佛学高深，还是一位爱国主义的楷模，是位爱国爱教的高僧。他主张“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
公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写下了“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心愿，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遣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危急关头，圆瑛大师召开中国佛教会的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中国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且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随后召集苏、沪佛教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积极进行救护抗日伤员工作。圆瑛法师把圆明讲堂开辟为难民收容所，又成立了佛教医院、掩埋队，从事救护收容工作。
同时，圆瑛法师两次到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马六甲等地，组织华侨募捐委员会，借讲经说法机会宣传救国道理，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广大侨胞踊跃捐款，他募得巨款，支援抗日救亡运动。
第六位是九世班禅。
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本名仓珠嘉措。
抗战前夕与初期，九世班禅多次在内蒙、青海、四川等地召集各大寺庙的喇嘛修建坛城，虔诵靖国消灾大经，公祈和平，超荐抗日阵亡将士。
抗战期间，以藏传佛教僧人为代表的藏族同胞成立“抗日救国会”，以佛法宣化民众团结对外，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努力。其中，九世班禅更是多次冒险到各地宣化，号召僧俗群众奋起抗战，1932年后，在前往锡林郭勒盟时，还曾险被日本侵略者挟持。
公元1937年10月28日，他捐赠医药费3万元，并带头认购救国公债2万元。
以上就是抗日战争期间积极为国奔走无私奉献的六大得道高僧，他们的事迹，至今流传。
1938年，数千名僧人下山抗日，他们的结局如何？
有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寺庙中有一个白发苍苍的道长，每天都会去打扫每一个没有人居住的房间，有人问他，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回复说，我的师傅领着师兄们下山抗日去了，临走前将年龄最小的我留下来守着他们的道观。我问师傅师兄何时归来？师傅回他，若回则必为盛世！倘若不回，那就不回去了！现在已是太平盛世，当初年龄最小的他也从孩童变成了白发老人，他终归没等归来的师傅。这是真实的故事，出家人本隐在深山，不问世间万物，在日军横行霸道之时，他们心怀天下，出深山，拿武器，对抗外敌。
七七事变，日本用一个无厘头的借口，向中国发起侵略，日本开始全面向中国发起战争，肆无忌惮的欺压中国人民，从东北展开了地毯式的侵略，惨无人道。横行霸道的日军，中华儿女奋起抗战，集中百姓力量。我军在各地区设立根据地，组织自卫队，由于两军军力悬殊，不能硬碰硬，必须用巧妙的计策来对抗。
1937年我在晋察冀设立根据地之后，决定以五台山为地点，以佛教圣地设立立足点，开展地下游击战。当时五台山已经进入了寒冬季节，寒气逼人，我军穿着单薄的衣服，脚上蹬着草鞋。五台山上的出家人知道八路军来了，非常热情的去款待我们的军人，拿出厚厚的大衣和厚厚的被褥赠予军人。腾出办公用房，并且备好了生活用品。在寺庙驻扎期间，这些与世无争的僧人们也被我军的纪律和爱国，情怀所感动。之前他们遇到过不少军人，但这些军人脾气都挺大，觉得自己在战场上打仗，就对这些出家人很没有礼貌。
不同以往的是，聂荣臻带领的军人却十分和善有序，驻扎期间从不打扰出家人们的清修，对于他们的饮食，不挑三拣四，有时候还会主动去帮忙打扫寺庙。而这些出家人都是看在眼里，暖在心里。1938年5月，日军攻略五台山，实施军事控制，大肆破坏，抢夺寺庙文物，奴役众多出家人，而且还要伤害这些僧人。出家人陷入这战争，看到无数百姓失去亲人，当成俘虏，佛家以慈悲为怀，怎么会平心静气的去看这些事情呢？参加军队，也参加好的队伍。那么这么优秀的一支军队摆在眼前。
1938年，聂荣臻建立了“五台山佛教救国同盟会”，抽出480多名年轻的僧人，组成了一支新的军队，佛教弟子本就有一身好功夫，意志坚定，他们出家人就此走上了抗日的道路。抗日战争结束，这支由僧人军队剩下的人也没有几个了。国家当时要进行表彰时，他们却拒绝了。组成军队抗战为家国大义，现在国家太平，人民安定，他们也该离开，回去继续与世无争，开始修身养性，重新回归佛门，洗净自己一身的血气。
佛法无国界，僧人有国界，这些僧人在抗日战争时金刚怒目
很多人都以为佛教是消极避世，其实佛教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一直积极发挥着作用。回顾整个抗日战争，整个佛教界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后勤，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我们尊敬的周恩来总理更是亲自题词“上马杀敌，下马念佛”。
佛法无边，普度众生，我佛慈悲，故而低眉。但是国难来临时，一位又一位的僧人挺身而出，佛法没有国界，可每个僧人都是有国界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佛教会在上海法藏寺紧急成立“上海僧侣救护队”，一百多名僧人踊跃报名参加。同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这些并不起眼的僧人一共救助了8000多人。而上海的尼众们纷纷拿起手中的针线为战士缝制衣服，去医院做义工。至此从上海开始拉开了僧人组织救护队的序幕，僧侣救护队在全国各地相继开花。
僧人抗日不仅仅是组织救护队，更有僧人积极投身到前线去。
太虚法师主持的华西佛学院51名僧人参加远征军，牺牲在孟买和加尔各答。山东招远更是树起了“普云佛教抗日救国军”的大旗。五台山的僧人也是积极参军，成为了有名的“僧人连”。
回顾整个抗日战争，整个佛教界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后勤，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我们尊敬的周恩来总理更是亲自题词“上马杀敌，下马念佛”。
菩萨低眉，金刚怒目，皆是慈悲。作为三宝弟子，感谢这些一位又一位的高僧大德以己身点亮我等后来者的路。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南无阿弥陀佛。
佛教僧人在抗日战争中的感人故事
僧伽为国民一份子，护国救世为佛教之本职，自不能置身事外。民国二十年（1931）“九一八”，沈阳事变发生，太虚大师首以佛教立场，发表“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呼吁台湾、朝鲜、日本佛教徒秉承佛训，起来革日本军阀政客之命。
民国二十一年，日本又以陆海空侵犯吴淞口，发生“一二八”上海战争。太虚大师痛心于中、日民族之自相残杀，乃作“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列举战则必致两败，和则得相助之益。
二十六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太虚大师痛心两国民族之自相残杀，国难教难，日深一日，大师悲感无极，随即发表“告全日本佛教徒众”书，又电“全国佛教”：
“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球大难临头，我等均应本佛慈悲：
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凶暴，克保人类。
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之下，准备奋勇护国。
三、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灌输民众防空防毒等战时常识诸法，各各随宜尽力为要。”
自此全国进入全面战争状态，太虚大师随政府进入后方，从事长期抗战护国卫教运动，直至三十四年（1945），日本无条件投降，国土重光。
僧伽救护队之成立
民国廿一年，太虚大师在潮州讲“佛法与救国”。佛法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及地藏菩萨云：“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说明佛法为积极救世的精神。
民国二十二年五月，时日本军阀又侵犯榆关、热河，国难日深一日，太虚大师乃于上海永生无线电台，播讲“佛教与护国”。同年大师诸多信众弟子普仁（余乃仁）、普勇、普德，商请大师，拟创组“青年佛教护国团”，于是大师乃呼吁“劝全国佛教青年组护国团”，定名为“佛教青年护国团”，根据佛教护国原理，团结全国佛教青年，实行护国的工作。其主要则为从军抗战，部份则捐助，及组救护队、慰劳队、运输队等，这是日后佛教救护队的先声。
二十五年，中央训练总监部，令各地僧侣，编入壮丁队受军训。这时，僧伽应否服国民兵役问题，颇为各方所争论。僧伽既属国民一份子，自有服国民兵役义务，唯僧伽既然已经出家，奉行佛陀慈悲教义，要其赴前线杀敌，显又违背佛教教义，况救国之道，不限于一端。太虚大师又上电二中全会，并函请训练总监部杜（如心）教育处长，转呈唐（生智）总监，请一律改僧尼为救护队训练，以符佛教宗旨。嗣得杜氏覆函，得以四项变通办法办理，兹录杜处长原函于下：
“太虚法师道鉴：昨奉大函，敬悉一是。关于僧道受训一事，本部业经顾虑事实，缜密研讨，规定变通办法四点如下：
（一）僧道受训得单独组织。
（二）训练服装，得用原有之短僧服。
（三）前两项如认为无须而愿照一般在俗参加者，亦听。
（四）僧道受训后之编组，不列入战斗部队。
以上四点，与尊兄虽稍有出入，而迁就事实之用心，已无二致。法师领袖全国佛教，尚希善为倡导，树之楷模，务使全国僧众，对兹非常时期管教养卫之训练与义务，不甘后人，是所幸甚。端此奉复。顺颂道安。杜心如谨启。七、二十二。”
自此，全国各省县市佛教僧侣，纷纷组设僧侣救护训练班，苏、浙、皖、上海、南京，首先实行。
佛教僧侣训练，则以江浙为最多，训练课目，则有担架训练、救护训练，包扎训练、医学常识训练、军事基本动作，及班教练、连教练，最后亦有操枪训练等课目。服装仍着僧装，唯属短装。学课方面，则有三民主义、公民及政治思想等。每班训练时间，约一个半月；所需伙食费用，均由受训学员自己负担，每人五元，不够的数目，则由大寺院津贴。训练教官，均由县政府委派，不领薪金，仅供其伙食而已。
训练时间虽属很短，但七七事变后，上海战事爆发后，上海市、江苏以及武汉各地救护训练，确也发生很大的作用。举其要者：则有“上海僧伽救护队”、“重庆僧伽救护队”、“湖南佛教战地掩埋队”、“镇江佛学院僧众宣传队”、“重庆佛教徒访问团”、“湖南佛教抗敌后援会”，以及“成都佛教会僧侣救护队”等组织。就中以“上海僧侣救护队”、及“陪都僧侣救护队”，都尝参加实际救护工作，而服务时间也较长，成绩也最佳，尝获最高当局传令嘉奖，其它救护队以身边数据不足，无法详述。就中最显著者，简述于次：
上海僧侣救护队
“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全国进入战争状态，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下，中国佛教僧众，同属国民一份子，自不能置身事外，何况佛教以救人救世为怀，于是上海佛教慈善团体，首先组织“僧侣救护队”全体人员一共一百二十人，由宏月法师领队，内分三大队、分队长、队附、队员，全由僧侣担任。分队以上有总务、队务、救护三组，各组长、干事和分队长，均由上海慈联会函聘。
队员中多属佛教知识分子，对国难当头，人人抱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壮烈意志，所以在日军飞机烽火弹雨中，他们所表现的那种大力、大勇、无畏抢救伤员的精神，至足感人。当时上海中外舆论，以“战神之敌”四字赞扬他们。沪战三个月中，他们造成了惊人的成绩。
根据慈联会二十七年报告书，救护吴淞、大场、浏行一带战地负伤将士，及租界难民，有八千二百七十二人，当上海撤退时，因为伤员太多，无法收容，尚有枫林桥地方三百多伤员，并在牛庄路创办一所“佛教医院”，安置这三百多位壮士。第二天，整个南市一带地区，全被日寇占领。于是，救护工作，从战场移转到病房，全体队员，都充当看护，将医好的将士，又一个一个设法送往后方归队，使他们继续杀敌。这时，僧侣们又做了一件事，在佛教医院中，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超渡阵亡将士法会”，以慰为国牺牲者的英灵。
“僧伽救护队”副队长宏明法师，原籍安徽，那时不到四十。在俗时，原属军人，曾任团长，俗名杨超，出家后一年，任南京香林寺住持。“七七”事变，上海慈联会有防护队的组织计划，屈映光先生认识宏明法师，乃由慈联会聘为防护队副队长，后经宏明建议，乃改“防护”为“救护”二字，正式组织“僧伽救护队”。在淞沪战场实施救护工作三个月，由于我军转移新阵地，僧伽救护队，也就随军后撤，沿长江步行到汉口，预备集中汉口，并拟分派一队到徐州前线工作。
那知，僧伽救护队宏明法师，到汉口后，本想再接再厉，集合汉口僧伽训练，再办一所“佛教医院”，就因此遭人诬陷，竟被关了三个月，虽说是非已经澄清，原属“莫须有”的罪嫌，但宏明遭此打击，也就心灰意冷，不愿继续领导僧侣救护队，于是迫不得已，而宣告解散。于是一部份队员，分赴西安投入心道法师主持的“战地流动服务队”，一部份转赴四川汉藏教理院读书，还有一部份伤心过度的队员回到他的小庙去。另一部份经不起打击，怀着满腔悲愤的队员，咬着牙脱去袈裟，跑到陕北抗日大学去了。宏明法师便到河南少林寺，面壁闭关，未几，又闻宏明发疯而死的消息。宏明的一条命，可算为抗战而牺牲，而上海僧伽救护队，从此结束了。
陪都僧伽救护队
上海撤退后，抗战进入第二期。“陪都僧伽救护队”是继“上海僧伽救护队”之后所成立的佛教徒救护工作队。
领导这一个队伍的，原属“上海僧伽救护队”的总干事悲观法师，其原籍湖北。“上海僧伽救护队”在汉口解散之后，他经湖南，乃于二十九年，奔到重庆，下榻狮子山寺，该寺住有一百多僧众。于是他计划将该寺住众，组成僧伽救护队，遇有空袭时，便可出去救护。商得该寺住持觉道和尚及全体僧众同意后，便很快得到政府许可，组成“陪都僧伽救护队”。总队长由觉道和尚担任，队长悲观法师担任并负实际救护责任，由政府发给新担架三十副，药品器材全套，及筹备费六百元。在寺僧中选拔了七十名少壮力强的僧侣，编为四个分队。寺中职事，任分队长，总队长为对内对外的中心，不设其它部门。全体职员，全由僧侣担任，乃于二十九年三月十八日正式成立。
在成立典礼大会的那一天，到有党、政、军、警、宪、机关、民众团体、各学校、三民主义青年团、各佛教团体代表，暨报社记者，不下三百余人，可谓盛况空前。三民主义青年团两岸分团，特制送“同赴国难”锦旗，各报特以“脱了袈裟换战袍”标题发表新闻，唤起社会群众注意。
该队成立后，即开始医护、军事、政治常识、担架、包扎等训练，并经“空袭救济联合办事处”，指定担任两岸一带地区救护工作。如果重庆、江北，这两处遇有敌机轰炸，必要时，临时听候联办处的命令再出动。因有这种限制，虽看见敌机轰炸重庆，亦不敢违抗命令前往救护江北受灾难民，使得该队英雄无用武之地，直到六月十二日，敌机又大批前来狂炸江北一带，眼看无数瓦屋，顿成火山，听到那边灾胞呼救的音声，既不待警报解除，也不待命令，悲观法师率领救护队奋勇渡江，而敌机一批又一批在头顶飞来去轰炸，他们在敌机飞过，马上寻到那些受害的同胞，先将其包扎，然后喂以药水，马上抬到临时救伤站，填了伤单，等到警报解除，才见到其它救护同志来。这次，该队总共救了一百二十三人，轻伤二十人，其余都是重伤。由于这次成绩良好，获得各方好评。第二天，敌机又来重庆狂炸，该队仍不待警报解除奔往施救，一连几天，都是走在人前，踏着火路，展开救护工作，不管道路远近，都要完成任务。于是各大小报，都竞载“僧侣救护队”消息，新民报并冠以“僧侣英雄”四字，加以赞扬！
蒋委员长于中央纪念周席上讲话，也对僧侣救护队，表示嘉许。他说：“在此次空袭期间，除空军人员能忠勇奋发确实达成他们的任务之外，其它党、政、军、警、青年团，和社会各方服务队，以及僧伽救护队，大都皆能发挥忠勇牺牲精神，尽到本身职务和义务，这是本席非常安慰的一点……”
由于七月九日空袭，该队抢救难胞工作成绩卓著，蒋委员长特颁给银质奖章三十六枚，奖励该队出力人员。该队先后出动抢救伤员不下二十余次，救出轻伤男女共达三千余人。空袭联合办事处总干事黄伯度先生，也代表许代表委员世英先生慰问该队，并赠送草鞋、毛巾、万金油等物品，以示慰劳之意。并允许以后遇敌机来犯，该队可自由前往救护，不限制区域。
社会部，以及社会各方对僧侣救护队，历次参加服务，表现得非常良好，深深加以好评，都主张扩大僧侣救护队组织，使全市僧众，都有为国家社会服务机会。于是社会部指定觉道、登一、昌仙、续乘、本先、本立、悲观七人为筹备员，并指定悲观为筹备主任，成立“重庆市僧侣服务队”。
各地僧伽救护工作之实施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华北首当其冲，抗日战争日渐扩大，愈演愈烈，伤者亡者，充塞路途，灾区遍达数千里，难民数百万众，华北各佛教寺院，先后成立医院，救护团，暨难民收容所，从事救济工作，兹就当时调查所得，分志于后：
一、广化寺，该寺全体僧众及各界善信，发起组织伤兵医院一所，于民国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开办，除医士聘请外界充任外，其余一切看护勤务膳宿等项，俱由比丘充任办理。共收容伤兵五百余人，组织完善。后经治愈出院者甚众，曾有开办经费收据清单，函请海刊登载公布（海刊即“海潮音”月刊）。
二、柏林寺，该寺成立一兵民治伤医院，内有僧伽数人，颇善岐黄，亦加入诊治。该寺地址宽敞空气流通，部署除照普通医院组织外，并特别添设慰问祈祷队，派有若干比丘，时时向各受伤兵民，加以安慰；或讲说我佛牺牲救世精神，使听者愉快，安心调养，朝晚定课，祈祷国难和平，及全体受伤兵民回向。先后入该寺治疗者，达数百余人。
三、拈花寺，住持金朗和尚，就该寺设妇孺收容所，专救护热河，滦东一带逃难来之妇孺，内部组织，规模宏大，先后收容妇孺数以千计。
四、广济寺，住持现明和尚，平日对于慈善公益各事，非常热心，特就该寺启建法华道场四十九日，延请戒行精严者数十人，逐日讽诵大乘经典，礼忏拜愿，为战区死者超渡生者祈祷，并组织一救护队，由该寺青年，挑选成立，出发赴前线，参加各地救济团体，从事救护工作。
五、此外华北居士林，由林长胡子笏居士提倡，推举男女居士多人，至各医院为招待或看护员，补助临时各种工作，兼调查各医院实施需要及所缺物品，逐日报告，以便设法补充，裨得普遍迅速之救护。
六、以上所举都见“海刊”十四、七“通讯”。这是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三年华北间的事。及至“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后，京沪各佛教寺庙团体，对救护伤兵与难民，亦不让于任何地区。或以寺庙掩护官兵，或以个人参加救亡工作，为国家效劳，亦复不少。最显著者：则有
（一）镇江焦山寺，掩护该山炮台官兵未及撤退者数十名，一律改僧装，混住寺僧中，住寺半年有奇，终于脱离险境。
（二）南京栖霞山寺掩护官兵数以万计，挟在难民中，予以救济，廖耀湘将军，即其中之一。
（三）当阳玉泉山，在宜昌沦陷后，该山全寺僧侣激于义勇，自动动员给济游击队，打击敌人，后被日寇发觉，派大批武力围攻，将该寺老少僧侣三十七人捕捉，用机枪射死，并将庙宇焚烧。
（四）江西省一群比丘，在保卫大武汉之时，因抱义愤，脱去袈裟，奔上火线，为抗战将士服务。
（五）长沙初次会战时，有僧名理妙者，因参加地下工作，深入敌后，刺探日寇情报，遭日寇逮捕，剜去两眼，割去两耳和舌根，后剖开肚皮，活活戮死。
（六）杭州香国寺某僧，因供给游击队情报，被日寇捕去，用警犬咬死。
（七）沪战爆发，上海比丘尼众，联合为前线将士缝制征衣。
（八）上海沦陷后，西门市关帝庙开办施粥厂，并施寒衣，由范成和尚负责，直至胜利后始止，全活难民无数。
（九）广东南华寺全体僧众，抗战发生后，每以绝食一日捐献给国家，从未间断。
（十）京沪撤退，江南大批难民，均逃至苏北泰州，即由地方仕绅联络上海慈善团体，于各寺庙成立难民收容所，共收难民三、四万众，由二十六年直至二十八年始陆续返回江南。
（十一）佛教团体或个人对国家献金，或帮助劝募公债。江苏各大丛林寺院若金焦二山、天宁，宝华，在抗战时期，都承担巨额公债。以及甘肃省酒、安、敦、玉、金、鼎、高七县佛教会发动“佛教号”飞机运动，凡此种种，佛教僧众于抗战救国，无论为精神上，或物质上，都表现出“救国不让人”的精神！
恒海和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在此须要补述者，那就是江苏宜兴龙池山恒海和尚领导游击队，在苏锡常宜地区，不断打击日寇，终于被日寇派大军扫荡洞庭山，马鞍山，逼得恒海和尚粮绝援绝，壮烈成仁！兹为怀念这位壮烈抗日僧侣英雄起见，特将其传记录后，以供日后治史者参考：
释恒海，名清华，一字空生，河北涞水人，俗姓阎，年十二，家人罹义和团难，泣奔数百里，往依其姑母，继思有以捍卫国家，乃考入保定军官学校。清鼎革后，应孙中山先生之召，在淮北成立革命军，提升为旅长。民四年，袁世凯窃国，弃官走宜兴，露宿野餐，为寂照寺僧止之于寺。由所得识磬山方丈宗鉴，旋依之剃度，住磬山外寮。时月霞老法师开讲法华，往听有得，缄默不言有三年，嗣掩关三儒岭某小庵。民十年，应龙池山澄光寺悟深方丈之请，出任监院。彼至寺，谓诸僧曰：“方外人不耕不织，为世所讥，本山旷地千亩，当可发挥我等劳力，为之造林。”乃率众僧分区种植，不数年而茂林修竹掩映山间，游宜兴者，莫不知有龙池恒海也。民十三年，悟深退职，继任澄光寺方丈。旋江浙战起，闾里骚然，时白宝山将军驻宜兴，念其为故交，多方爱护，地方赖安，僧俗感戴，居民每有纠葛，请其判曲直，莫不悦服。间有黠者衔恨，每思一报为快，设计陷害，终不得逞。天宁寺与澄光寺法系深远，因被推为天宁寺西堂首座，旋由善信护持，赎回寺产，重加修整。民二十五年，首都警备司令部某职员卷款潜逃，首长误信术者谰言，派员微服至天宁寺搜索，寺僧婉拒撄怨，遂捕监院钦锋及西堂职司学渊以去。因入都谒司令，为门者所拒，无结果，折返镇江，谒江苏省政府委员王柏龄居士，痛陈经过及寃狱。经王柏龄亲自调查属实，乃电首都警备司令部将所捕二僧释放，其不畏淫威之节操如此。王柏龄居士因此对之极为钦佩，以江苏丛林规律久弛，坚请其主持扬州重宁寺。重宁寺破瓦颓垣，得其筹款赎回寺产，百废俱兴。众方为重宁寺庆，民二十六年，日军近迫淞沪，继之苏常沦陷，迫及宜兴，闻讯驰返龙池山，集僧俗千余，课以军制，适有军官谢生标避难玉山，乃推之为游击司令，对抗日军，屡挫凶锋，屯溪广德等处之免于日寇蹂躏者，实龙池山之力也。后有事于洞庭山，应当地游击队首领田龙文约会于山南，载以轻舟，一去不返。死于日寇，或死于乱民，终不得而闻也。
这是直接参加抗战行列牺牲的一位僧宝。
太虚组织佛教访问团出国宣传访问
佛教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不特为汉、满，蒙，藏四大民族所共信，并为东亚，南亚多数民族信仰的中心，日本军阀企图独霸亚洲，对东南亚佛化民族，作虚伪的宣传──说中国为崇信西洋耶稣教及实行共产主义，日本为维护佛教，乃向中国进军。中央政府对日寇虚伪宣传，亦颇为重视。
佛教访问团，先有谢健等提案于参议会，海刊亦有应从速组织佛教访问团之时论。由于西南佛化民族对我国抗战前途日渐关切，终获朝野重视，由政府函聘太虚大师为访问团团长，拨予经费，以佛教徒自动组织名义而成立，太虚大师乃组织佛教访问团，出国宣传访问，乃率团员苇舫、惟幻、慈航、陈完谟（翻译），侍者王永良，于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出国访问。
太虚大师循滇缅路出国，第一站到缅甸，访问缅甸第一上座（八十八岁）阿阇陀耶，并出席仰光佛学会与佛学青年会之联合讲演会，讲“中国佛教与青年”，并与缅甸内阁总理答茂尊叙谈，又应缅甸佛教会、崇圣会，佛学青年会请，于市政府讲演“佛教的国际运动”。
太虚大师乃于二十九年一月九日率团员苇舫、慈航、惟幻、侍者王永良，登轮赴印度，经二日海行，于十一日抵达加尔各答。太虚大师除朝礼佛教圣地，并访问国际大学，出席国际大学欢迎会，八十高龄之泰戈尔，亲临主持，旋赴具勒纳斯国民大会主席普拉卡沙之欢迎会，尼赫鲁来会，并与尼氏晤谈。大师又应甘地电邀，赴西恭，晤甘地。
太虚大师后赴锡兰访问，经南洋星加坡、马来亚、河内，历经五月，至二十九年五月二日始由河内回到重庆。
中国佛教国际步行宣传队
这是民二十九年十月，继佛教访问团后组织，由悲观法师率领团员四人，步行到缅甸宣传抗日政策。其动机亦因日寇第五纵队在印度、缅甸、泰国，各佛国，作虚伪的宣传。日寇说：“中国政府，是共产的政府，是耶稣教政府，摧残佛教，我们日本是佛教盟主国，为了保护东亚的佛教，所以同中国作战，这种战争就是佛教与耶稣教的战争，是圣战。”
由于日寇在国际上这种荒谬的宣传，实有揭穿的必要，于是集合昌林、觉华、能仁等组织一个“中国佛教国际步行宣传队”。并经呈报中央社会部、宣传部，国际宣传处核准成立。是年十一月十一日，自重庆，经昆明，由滇缅公路，步行至缅甸。虽说是奉命出国，并未向政府领受津贴。所有草鞋、钱，都属自备，其苦干的魄力值得钦佩。
缅甸是个佛化民族，全国人民完全信仰佛教，同时对于代表佛教的僧侣，也是绝对信仰，凡是僧侣讲的话，绝不怀疑的。所以该队到仰光后，即对缅甸人民展开宣传工作，把日寇轰炸中国各地寺庙以及其它种种暴行的证据，用中、英、缅文印了一本特刊，散发给他们看，使他们对日寇口是心非，荒谬的宣传有所了解。这一本特刊，散发以后，不几天，接到全缅甸佛教徒及信众写来响应的信，不下数十件。并对中国佛教处境表示三点意见：（一）对日寇侵略中国摧残佛寺表示愤慨。（二）认为中国政府不能采取有效的方法保护佛教，而为中国佛教前途躭忧。（三）中缅佛教徒应当要合作。
该队原来计划，由缅甸到暹罗，再赴印度等地去宣传，那知到了缅甸以后，国际环境有了很大变化，日暹勾结的阴谋，业经暴露，前往暹罗，似属无望。即往印度，亦复不易。因英人对华人出入多方留难，即在缅甸境内，亦复不许随便行动。所幸，缅甸人民，不论是政府官员，或是华侨，对佛教僧侣极为恭敬，不论遇到任何困难，他们都乐意帮助，所以该队能在缅甸各地宣传，先后达八个月之久，实赖旅缅侨胞及缅甸教友协助。该队最成功的一次宣传，那就是在缅甸华侨精神总动员委员会，发表演说，以“多难兴邦”为题，他说：
“……抗战以来，日本僧人夹在部队里面（每联队至少有三五个日本和尚），唆使寇军屠杀我国佛教僧众，奸淫我佛教女尼，用飞机大炮轰炸我佛教寺院。由此种种暴行看来，日本自命为佛教国的说话，完全是虚伪的，是利用佛教美名，作侵略之实，用佛教的帽子，掩护他杀人的面目。我们中国为了维护世界人类永久安宁秩序，为了保持我中国领土完整与万世子孙的自由与幸福，为了拯救日本全国人民，所以起来抗战，打倒日本军阀。”当晚仰光各华文报，大为宣扬。
由于悲观法师慷慨激昂的陈词揭穿了日寇残暴的罪行，引起日寇第五纵队的忌恨，竟欲对该队加以报复，但该队人员并不因此畏却，而停止对日寇暴行检举，因此获得缅甸舆论不断好评。民国三十年六月间，日本举行东亚佛教大会，日寇本欲阴谋诱致缅僧赴日观光，参加他们东亚佛教大会的企图，因为该队宣传的结果，缅甸佛教界大众窥破日人阴谋，加以拒绝。
该队出国宣传，在缅甸与日寇第五纵队奋斗了八个月，获得国际佛教热烈的同情与拥护，终于三十年七月间回到重庆，向各界及有关方面报告在缅工作经过。
参加远征军服务
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政府又发动驻印军运输队时，号召青年参加出国服务，陪都僧侣救护队领队悲观法师便与狮子山方丈商议，认为这是僧伽报效国家又一好机会。首先选拔了两队人员（共十二人，就中尚有一位队员名叫果斌刻在台湾，曾与笔者见过面）即于三十三年元旦，率领这一群和尚好汉正式入营，而且每个队员还立下一个军令状，隆重地在佛像前宣誓。
这群远征和尚入营之后，当局特予优待，特别给他们素食的方便。
三十三年五月他们随着我军进攻密支那。在这一次战役中，队员中有印安等三人，在敌寇无情的炮弹下，或在后方不幸殉职于战场。这也是他们对国家民族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为争取自由，流下最后的一滴血，也是佛教的光辉。从此这三位和尚，亦将与我军在印缅之辉煌战绩同垂不朽了，而剩下的队员，仍在缅甸前方服务。据他们来信说：国军一日不撤，他们也一日不退国门。
由上各节看来，在抗战期中，佛教徒对护国卫教工作，无论在精神上，或物质上，或在前方，或在后方，或在国内，或在国外，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下，佛教徒所表现积极护国救人的精神，可谓“救国不让人”，足堪称之而无愧焉。
就中悲观法师，在抗战以前，对国家前途非常悲观，因之自名悲观。经过八年抗战，获得最后胜利后，对国土重光，及国家前途又非常乐观，故改名乐观，而不再悲观了。
抗日战争时期，这三个下山救人的和尚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有人说乱世道士下山救世，和尚关门避祸。盛世道士归隐深山，和尚出门圈钱。
这句话也对也不对，不是所有的和尚乱世都关门避祸，也不是所有的和尚乱世都出门圈钱，今天给大家讲讲三个和尚的故事。
排第一的是栖霞寺的和尚
南京大屠杀时，这个和尚一句谎话救了2万多人，最终却郁郁而死！
1937年12月13号南京城陷，数以万记的难民涌入栖霞寺，希望寺院能够保全他们的生命。栖霞寺里本来有4个当家，跑了3个，只留下三当家寂然独撑大局，寂然主张一定要救难民。
日本追兵很包围了栖霞寺，寺庙处于危险境地，这时寂然便带着他的徒弟月基跟日本人进行交涉。月基14岁时留学过日本，恰巧跟这支日军部队的指挥官是校友。所以这名指挥官下令他的部队不许在寺庙内乱来。
更传奇的事情是在后面，
一名日本兵喝醉了，闯进寺庙并对着楼上放枪，子弹穿过楼板，打死了躲在那里的一名小孩。群众很气愤，当场将日本兵打死。
眼看这两万多难民就要被全部殉葬，寂然法师带上月基，到日寇司令部交涉，说这个士兵是摔死的，他用智慧圆了这个谎，最终保住了两万多人的性命。
排第二的是圆瑛法师
民国二十六年，上海沦陷。阵亡的中国士兵日军不准收埋，当时无人敢冒杀头之险。圆瑛法师发起组织掩埋队，亲任总队长。四辆汽车，将尸体一具一具地抬上车，昼夜不停，花了三个多月时间，总计掩埋尸体一万多具。
这下可得罪了日本军官，先是要他当中日佛教会会长，遭到拒绝后，日方抓走了圆瑛法师，论佛理说不过就肉体折磨，各种酷刑，圆瑛法师依然不肯妥协，最后，日方无奈，只得释放了圆瑛法师。
第三是巨赞法师
组织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活动。新中国成立，他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参加开国大典，周恩来亲笔题词：“上马杀敌，下马念佛”。
可见，抗日战争中。救国的僧人也不少，乱世道士下山救世，和尚关门避祸。盛世道士归隐深山，和尚出门圈钱，这个说法是不太正确的。
抗日战争期间，51位僧人参加远征军，最后一个都没有回来…
2017-09-18 22:00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爆发的86周年，以往只知道抗战英雄们的英勇事迹，现在才发现，保家卫国的同样还有这些“和尚兵”！
早先，也有网友在知乎提问：
“抗日战争中的佛教徒能杀生吗？”
网友的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佛教里有一种说法叫作“以杀止杀”，杀人是要受果报的，同时因为杀人而救人，也是有福报的。
真真是我佛慈悲，亦有金刚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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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勇僧侣，战神之敌
在抗战历史上，僧人们参战救护，也为后来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佛教会立刻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上海僧侣救护队”。
队址设在上海法藏寺内。那时上海集合着全国各地而来的知识僧青年，消息传出很快就有一百多名僧青年报到参加，救护队迅速宣告成立。
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上海僧侣救护队开赴吴淞前线，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
僧人们坚守“大无畏、大无我、大慈悲”的精神，冒着生命危险往返于浏行、大场、昆山之间，不分昼夜地辛苦工作。
在战火中，他们有的为了普度众生献出生命，有的人被敌人炮弹炸伤，造成终身残废。
根据史料记载，上海僧侣救护队在淞沪战争中，救了8273个伤病及难民…上海的报纸将他们誉为“英勇僧侣”，外文报纸称他们为“战神之敌”。
僧侣救护队中的大多数都是和尚，但尼姑们亦有贡献。
为了配合上海僧侣救护队的工作，尼庵的尼众们为前线战士缝制征衣，还充当医院的看护和杂务工，做到了救国不分男女之别。
上海沦陷后，僧侣救护队转移武汉继续工作，后来又转移到重庆。与此同时，各地僧俗也纷起仿效，建立起了僧侣救护队。
南京保卫战失败后，栖霞山僧人保护了数以万计的抗战士兵和难民，国民党将领廖耀湘就在其中躲过敌人的搜捕。
这些心怀慈悲的僧人，在战乱之际集资开设收容所，为数以百计的难民提供食宿、旅资，全国不知有多少！
连周恩来也为他们题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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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马杀敌，下马学佛
除了战场救护，有些僧人及寺院还组织难民救济，甚至直接参加武装抗战。
最典型的还是上面提到的，在什邡罗汉寺脱下佛衣前赴前线的51名僧人们。
在太虚大师住持罗汉寺八年期间，正是抗日战争期间，太虚大师在罗汉寺创办了华西佛学院，
那个时候华西佛学院的51位僧人，受太虚大师的感召号召，全部去参加远征军，而且全部牺牲在印度的孟买和加尔各答，一个都没有回来…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为了几年这51位没有回家的罗汉寺僧人，罗汉寺建了纪念塔，希望他们的阴灵能够回来。
为了支持抗战，中国佛教界还鼓励信众捐款捐物，支援前线。
1938年未，菩萨顶范围的寺院捐款1万元，显通寺范围的寺院捐款2万元，镇海寺范围的寺院捐款2600元，全部用于八路军的抗日费用。
广东南华寺的僧人在虚云和尚的领导下，为支持抗战，每天礼忏2小时，为前线官兵祈福消灾。寺内每人每天减省晚饭一餐，将省下的饭粮捐给抗日事业。
广州沦陷后，虚云和尚集资20余万元赈济款。江苏各大寺院如镇江金、焦二山，常州天宁寺，句容宝华山隆昌寺等都承担了巨额救国公债。
甘肃酒泉、安西、敦煌等七县佛教联合发起了捐献“佛教号”飞机运动，获得大后方佛教徒热烈响应。
"少林寺，小和尚，跟着皮司令打豺狼;日本鬼子投了降，汉奸伪顽一扫光……"这是流传至今的一首歌谣。
当年，少林寺一个叫释行章的僧人，在少林寺东口的战役中，杀死了一个日本兵，战斗结束后，释行章特意跑到那个日本兵的尸体旁念了半天的经…
朕以为，那些杀敌救民的僧人，都是真正的恶功高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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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著名的佛语，叫作：
“我佛慈悲，普度众生。”
原以为这种怜悯苍生的深奥佛语只出现在影视作品里，离人间很远，
然而最近，一个名为“天涯历知幸”的网友，分享了汶川地震时什邡罗汉寺救助孕妇的故事，才明白佛语并不深奥，慈悲自在人心…
佛教讲究戒荤腥、杀生和血光，但为了救人，僧人们全破了：
这是一件真事，后来截止所有产妇撤离寺庙时，像天意一般，什邡罗汉寺正好接生了108个宝宝。
当时罗汉寺的主持是德高望重的素全法师，素全法师在接收这些孕妇时，寺院里的40名僧人、30名居士中也有人反对，因为佛门清净，要避讳女子，更何况是待产孕妇。
然而素全法师淡然言之：
“出家人最大的忌讳是见死不救，其他的都不是忌讳。”
灾区重建后，108个妈妈每人从孩子的衣服上剪下一块布，缝成了一件百衲衣，送给了素全法师。
对罗汉寺的僧人们来说，戒律是约束自己的，所谓“慈悲”，救济他人为慈，放过自己为悲。
网友@花果山肥仙女 的一条评论，让无数网友泪如泉涌，说的就是历史上曾经参加远征兵的和尚兵：
“还是这个什邡罗汉寺，抗日战争期间，51位僧人参加远征军，上阵杀敌，最后一个都没有回来。”
虽然现在很多人对僧人的戒律还存在很大争议，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对于僧人们而言，“普度众生”才是己任啊。
释迦摩尼在本生中曾经有过为了救人而杀人，由此说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佛教名言。
这样的纯净慈悲心并不是普通人能够彻悟的，
这种纯净慈悲心，理解起来也不难：
僧侣杀日寇震惊世界 抗战救国中僧人那些事儿
恒海和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在此须要补述者，那就是江苏宜兴龙池山恒海和尚领导游击队，在苏锡常宜地区，不断打击日寇，终于被日寇派大军扫荡洞庭山，马鞍山，逼得恒海和尚粮绝援绝，壮烈成仁！兹为怀念这位壮烈抗日僧侣英雄起见，特将其传记录后，以供日后治史者参考：
释恒海，名清华，一字空生，河北涞水人，俗姓阎，年十二，家人罹义和团难，泣奔数百里，往依其姑母，继思有以捍卫国家，乃考入保定军官学校。清鼎革后，应孙中山先生之召，在淮北成立革命军，提升为旅长。民四年，袁世凯窃国，弃官走宜兴，露宿野餐，为寂照寺僧止之于寺。由所得识磬山方丈宗鉴，旋依之剃度，住磬山外寮。时月霞老法师开讲法华，往听有得，缄默不言有三年，嗣掩关三儒岭某小庵。民十年，应龙池山澄光寺悟深方丈之请，出任监院。彼至寺，谓诸僧曰：“方外人不耕不织，为世所讥，本山旷地千亩，当可发挥我等劳力，为之造林。”乃率众僧分区种植，不数年而茂林修竹掩映山间，游宜兴者，莫不知有龙池恒海也。民十三年，悟深退职，继任澄光寺方丈。旋江浙战起，闾里骚然，时白宝山将军驻宜兴，念其为故交，多方爱护，地方赖安，僧俗感戴，居民每有纠葛，请其判曲直，莫不悦服。间有黠者衔恨，每思一报为快，设计陷害，终不得逞。天宁寺与澄光寺法系深远，因被推为天宁寺西堂首座，旋由善信护持，赎回寺产，重加修整。民二十五年，首都警备司令部某职员卷款潜逃，首长误信术者谰言，派员微服至天宁寺搜索，寺僧婉拒撄怨，遂捕监院钦锋及西堂职司学渊以去。因入都谒司令，为门者所拒，无结果，折返镇江，谒江苏省政府委员王柏龄居士，痛陈经过及寃狱。经王柏龄亲自调查属实，乃电首都警备司令部将所捕二僧释放，其不畏淫威之节操如此。王柏龄居士因此对之极为钦佩，以江苏丛林规律久弛，坚请其主持扬州重宁寺。重宁寺破瓦颓垣，得其筹款赎回寺产，百废俱兴。众方为重宁寺庆，民二十六年，日军近迫淞沪，继之苏常沦陷，迫及宜兴，闻讯驰返龙池山，集僧俗千余，课以军制，适有军官谢生标避难玉山，乃推之为游击司令，对抗日军，屡挫凶锋，屯溪广德等处之免于日寇蹂躏者，实龙池山之力也。后有事于洞庭山，应当地游击队首领田龙文约会于山南，载以轻舟，一去不返。死于日寇，或死于乱民，终不得而闻也。
这是直接参加抗战行列牺牲的一位僧宝。
太虚组织佛教访问团出国宣传访问
佛教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不特为汉、满，蒙，藏四大民族所共信，并为东亚，南亚多数民族信仰的中心，日本军阀企图独霸亚洲，对东南亚佛化民族，作虚伪的宣传──说中国为崇信西洋耶稣教及实行共产主义，日本为维护佛教，乃向中国进军。中央政府对日寇虚伪宣传，亦颇为重视。
佛教访问团，先有谢健等提案于参议会，海刊亦有应从速组织佛教访问团之时论。由于西南佛化民族对我国抗战前途日渐关切，终获朝野重视，由政府函聘太虚大师为访问团团长，拨予经费，以佛教徒自动组织名义而成立，太虚大师乃组织佛教访问团，出国宣传访问，乃率团员苇舫、惟幻、慈航、陈完谟（翻译），侍者王永良，于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出国访问。
太虚大师循滇缅路出国，第一站到缅甸，访问缅甸第一上座（八十八岁）阿阇陀耶，并出席仰光佛学会与佛学青年会之联合讲演会，讲“中国佛教与青年”，并与缅甸内阁总理答茂尊叙谈，又应缅甸佛教会、崇圣会，佛学青年会请，于市政府讲演“佛教的国际运动”。
太虚大师乃于二十九年一月九日率团员苇舫、慈航、惟幻、侍者王永良，登轮赴印度，经二日海行，于十一日抵达加尔各答。太虚大师除朝礼佛教圣地，并访问国际大学，出席国际大学欢迎会，八十高龄之泰戈尔，亲临主持，旋赴具勒纳斯国民大会主席普拉卡沙之欢迎会，尼赫鲁来会，并与尼氏晤谈。大师又应甘地电邀，赴西恭，晤甘地。
太虚大师后赴锡兰访问，经南洋星加坡、马来亚、河内，历经五月，至二十九年五月二日始由河内回到重庆。
中国佛教国际步行宣传队
这是民二十九年十月，继佛教访问团后组织，由悲观法师率领团员四人，步行到缅甸宣传抗日政策。其动机亦因日寇第五纵队在印度、缅甸、泰国，各佛国，作虚伪的宣传。日寇说：“中国政府，是共产的政府，是耶稣教政府，摧残佛教，我们日本是佛教盟主国，为了保护东亚的佛教，所以同中国作战，这种战争就是佛教与耶稣教的战争，是圣战。”
由于日寇在国际上这种荒谬的宣传，实有揭穿的必要，于是集合昌林、觉华、能仁等组织一个“中国佛教国际步行宣传队”。并经呈报中央社会部、宣传部，国际宣传处核准成立。是年十一月十一日，自重庆，经昆明，由滇缅公路，步行至缅甸。虽说是奉命出国，并未向政府领受津贴。所有草鞋、钱，都属自备，其苦干的魄力值得钦佩。
缅甸是个佛化民族，全国人民完全信仰佛教，同时对于代表佛教的僧侣，也是绝对信仰，凡是僧侣讲的话，绝不怀疑的。所以该队到仰光后，即对缅甸人民展开宣传工作，把日寇轰炸中国各地寺庙以及其它种种暴行的证据，用中、英、缅文印了一本特刊，散发给他们看，使他们对日寇口是心非，荒谬的宣传有所了解。这一本特刊，散发以后，不几天，接到全缅甸佛教徒及信众写来响应的信，不下数十件。并对中国佛教处境表示三点意见：（一）对日寇侵略中国摧残佛寺表示愤慨。（二）认为中国政府不能采取有效的方法保护佛教，而为中国佛教前途躭忧。（三）中缅佛教徒应当要合作。
该队原来计划，由缅甸到暹罗，再赴印度等地去宣传，那知到了缅甸以后，国际环境有了很大变化，日暹勾结的阴谋，业经暴露，前往暹罗，似属无望。即往印度，亦复不易。因英人对华人出入多方留难，即在缅甸境内，亦复不许随便行动。所幸，缅甸人民，不论是政府官员，或是华侨，对佛教僧侣极为恭敬，不论遇到任何困难，他们都乐意帮助，所以该队能在缅甸各地宣传，先后达八个月之久，实赖旅缅侨胞及缅甸教友协助。该队最成功的一次宣传，那就是在缅甸华侨精神总动员委员会，发表演说，以“多难兴邦”为题，他说：
“……抗战以来，日本僧人夹在部队里面（每联队至少有三五个日本和尚），唆使寇军屠杀我国佛教僧众，奸淫我佛教女尼，用飞机大炮轰炸我佛教寺院。由此种种暴行看来，日本自命为佛教国的说话，完全是虚伪的，是利用佛教美名，作侵略之实，用佛教的帽子，掩护他杀人的面目。我们中国为了维护世界人类永久安宁秩序，为了保持我中国领土完整与万世子孙的自由与幸福，为了拯救日本全国人民，所以起来抗战，打倒日本军阀。”当晚仰光各华文报，大为宣扬。
由于悲观法师慷慨激昂的陈词揭穿了日寇残暴的罪行，引起日寇第五纵队的忌恨，竟欲对该队加以报复，但该队人员并不因此畏却，而停止对日寇暴行检举，因此获得缅甸舆论不断好评。民国三十年六月间，日本举行东亚佛教大会，日寇本欲阴谋诱致缅僧赴日观光，参加他们东亚佛教大会的企图，因为该队宣传的结果，缅甸佛教界大众窥破日人阴谋，加以拒绝。
该队出国宣传，在缅甸与日寇第五纵队奋斗了八个月，获得国际佛教热烈的同情与拥护，终于三十年七月间回到重庆，向各界及有关方面报告在缅工作经过。
参加远征军服务
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政府又发动驻印军运输队时，号召青年参加出国服务，陪都僧侣救护队领队悲观法师便与狮子山方丈商议，认为这是僧伽报效国家又一好机会。首先选拔了两队人员（共十二人，就中尚有一位队员名叫果斌刻在台湾，曾与笔者见过面）即于三十三年元旦，率领这一群和尚好汉正式入营，而且每个队员还立下一个军令状，隆重地在佛像前宣誓。
这群远征和尚入营之后，当局特予优待，特别给他们素食的方便。
三十三年五月他们随着我军进攻密支那。在这一次战役中，队员中有印安等三人，在敌寇无情的炮弹下，或在后方不幸殉职于战场。这也是他们对国家民族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为争取自由，流下最后的一滴血，也是佛教的光辉。从此这三位和尚，亦将与我军在印缅之辉煌战绩同垂不朽了，而剩下的队员，仍在缅甸前方服务。据他们来信说：国军一日不撤，他们也一日不退国门。
由上各节看来，在抗战期中，佛教徒对护国卫教工作，无论在精神上，或物质上，或在前方，或在后方，或在国内，或在国外，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下，佛教徒所表现积极护国救人的精神，可谓“救国不让人”，足堪称之而无愧焉。
就中悲观法师，在抗战以前，对国家前途非常悲观，因之自名悲观。经过八年抗战，获得最后胜利后，对国土重光，及国家前途又非常乐观，故改名乐观，而不再悲观了
抗战胜利70周年：抗战中的藏传佛教高僧
2015年09月01日 09:19
来源：中国新闻网
抗战中的藏传佛教高僧（资料图）
中新社西宁8月30日电(罗云鹏)“藏传佛教僧人在严酷的战争面前，清醒地认识到唇亡齿寒，只有与各民族人民紧紧地维系在一起，才能拯救祖国，最终拯救自己。”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喜饶尼玛曾在《论战时藏传佛教界僧人的抗日活动》一文中这样写道。
据《蒙藏旬刊》1931年第1期所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十三世达赖喇嘛驻京总代表、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原为西藏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僧人)及九世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西康诺那仁波切、贡嘎仁波切、松朋仁波切等藏传佛教界高僧在南京发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
“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的成立对组织和号召藏族同胞进行抗日救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进一步激起他们真挚的爱国热情和誓死抗战的决心。”喜绕尼玛说。
在牙含章先生所著《达赖喇嘛传》中曾描述，1932年1月，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得知日寇在上海的暴行，愤怒之余，立即令西藏各大寺庙数十万僧人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祈诵经文。
1933年12月2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西藏地方摄政热振仁波切依照他的遗愿继续带领西藏僧俗群众，举行了3次大规模的祈祷法会，进行唪我军得胜之经，诅倭寇立灭之咒。
1932年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巡视上海、北平、察哈尔、绥远、甘肃、青海等地，沿途除向僧俗群众宣传抗日救国、虔诵靖国消灾大经公祈和平外，还慷慨解囊，捐助前线抗日将士，1937年10月28日，九世班禅捐赠医药费3万元(银元，下同)，并带头认购救国公债2万元，同年11月8日，再次为赈济前线伤员及难民，捐款2000元。
四川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周锡银所著《为西藏和平解放而献身的格达活佛》中所述，1936年3月，红军北上抗日经过四川甘孜地区作短暂停留时，五世格达仁波切便与红军结缘，开始竭力支援红军，征集大量粮秣、皮毛等补充红军吃穿，并将当地辣椒、青稞酒等拿来为红军御寒，并为红军作向导、作翻译……还动员一大批青年踊跃参加红军。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在圆寂前几天，九世班禅即命人起草了一份汉藏合璧的《告西陲民众书》，希望广大同胞团结一心，巩固后方，以完成抗日救国之大业。
1937年10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为团结各族僧侣，专程到善财洞(寺)拜见主持五台山藏传佛教事务的扎萨克大喇嘛罗桑巴桑，自此罗桑巴桑主动接近抗日干部，积极发动藏传佛教同乡进行抗日斗争，团结藏传佛教僧人抗日，并受到抗日政府的表彰。
抗战期间，中国内地藏传佛教僧人也进行着不同形式的抗日行动。1938年，五台山分别举行抗日阵亡将士追悼会、庆贺平型关、忻口战役胜利大会；1938年秋至1939年春，有百余名五台山僧人参加了八路军，其中包括菩萨顶等10处藏传佛教寺庙僧人30余人。他们被编入晋察冀二分区四团，称之为“僧人连”。
1939年5月，青海籍著名藏传佛教高僧喜饶嘉措大师赴各大寺庙视察，号召僧俗民众团结起来，共赴国难，撰写了《白法螺的声音》等宣传抗日的文章，在此期间，藏族民众捐献羊皮袄达10万件之多。
“藏传佛教僧人的义举，对于鼓舞人民抗日斗志，推动抗战高潮进一步发展，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并进一步促进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与协作，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喜饶尼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