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足球直播推荐假冒伪劣行为危害极大，尤其药品、食品领域的造假行为更遭到人们的强烈谴责。中国古代也存在一些制假售假行为，而历代朝廷在打击这些行为方面也都出台了许多规定，有些规定还相当严厉。
一
因造假被灭三族
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造假现象的存在及其危害，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记载。《礼记》中有这样一段话：“用器不中度，不鬻于市；兵车不中度，不鬻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鬻于市；奸色乱正色，不鬻于市。”大意是说，百姓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器皿，如果不合规格就不准在市场上出售；兵车如果不合规格，不准在市场上出售；织出的布帛，经纬密度如果不合规格、幅宽不合尺寸，不准在市场上出售；布帛染色达不到正常颜色标准，不准在市场上销售。总之，那些质量不合格、规格不达标的货品都禁止上市。这项记载表明，在先秦时代已经存在制假售假的现象了。
《礼记》还记载，人们对吃的东西要求更高，“五谷不时，果实未孰，不鬻于市；木不中伐，不鬻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沙，不鬻于市。”也就是说，没有经过完全生长的粮食、没有成熟的果实不能拿到市场上卖；没有经过完全生长的木材，不得砍伐，不得拿到市场上卖；禽兽鱼鳖等没经过完全生长或没有进行必要的杂质清除，也不能拿到市场上卖。当时，人们认为没有经过完整自然周期生长成熟的动植物，吃了对人身体有害，拿到市场上去卖也是一种造假行为。
到了汉朝，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大量人们之前没有见过的物品流涌入中原地区，这些东西因为稀罕而多成为高档货或奢侈品，由于不容易得到且市场需求量大，所以有人也造起假来，以蒙骗消费者。用的东西还好说，顶多一不小心买了个“山寨货”，但吃的东西就不一样了，质量问题会造成健康危害，所以汉朝法律规定，任何腐坏的食物都不得上市销售，一经发现应予以焚毁，如未能及时处置而造成中毒事件的，除处罚当事人外，相关官员也要担责受罚。
尽管官府对制假售假者屡有打击，但由于利益的驱使，当时仍然有一些人铤而走险，有的“职业制假人”手段还相当高超，不仅一般货品敢造假，就连帝王专用的物品也敢造假。汉文帝时有个名叫新垣平的人，就是一个造假高手，他伪造的东西是玉杯、周鼎，特意在上面刻了“人主延寿”几个字，他拿着这些东西跑去献给汉文帝，说是在黄河发现的，预示着传说中的周鼎将会在汾阴出现。汉文帝一开始相信了，派人在汾阴建庙祭祀天地，希望周鼎出现，而“周鼎”真的出现在了汾阴，其实这是新垣平预先埋下的，“周鼎”其实是他的杰作，此事最终败露，新垣平被夷灭三族。
二
度量衡器须“年审”
有造假就有打假，从国家立法层面打假是最有效的手段。据考证，中国最早关于打假的法律是战国时期魏国李悝主持制定的《法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典，内容非常丰富，在其中的《五杂法》中规定经营药材的人不得售假，要按医生所开的处方配药卖药，如胆敢制假售假，一经发现将受笞刑处罚，因此而造成人员伤亡的要被流放。到了秦朝，相关法律规定更加严厉，卖假药者将会受到墨、劓、刖、宫、大辟等刑罚。
唐朝时经济出现繁荣局面，商品也日趋丰富，造假行为也更加普遍和专业化，打假的法律规定也必须适时跟进。唐律中关于打假方面的规定十分具体，对假冒伪劣商品，唐律将其认定为“行滥”“短狭”。“行滥”就是质量不合格，“不牢不真”；“短狭”就是尺寸短缺或缺斤少两。制售以上不合格商品的，一经发现要受到“杖六十”的严惩。为杜绝市场上的“黑心秤”，唐朝规定商户使用的度量衡器必须定期进行检验，其中京城的商户每年8月太府寺查验，外地商户则到州县衙门，大家带着所使用的度量衡器经检验合格后可领到合格证，只有经过这种“年检”的度量衡器才能在商品交易中使用，否则将处以“杖七十”的刑罚。
唐律不仅制约商户，对市场管理人员也有相应规定，那些故意纵容商户造假而造成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的地方，相关人员与制假售假者同罪，由于工作疏忽放松监管的也要处以杖刑，只是可以在原刑罚标准上“减十杖”。据《唐律疏议》，唐朝法律还为消费者制定了人性化的一些规定，如规定购买商品后3天内发现有质量问题的，可以找卖家要求退货，如卖家不同意，可向官府举报，官府一经查实，不仅判令卖家退货，而且将对卖家处以“笞四十”的刑罚。唐朝法律在打击制假售假方面的规定十分详细具体，其中的许多规定被之后的历代所沿用。
三
茶叶造假花样多
宋朝的商品经济更加繁荣，与之对应，制假售假现象也更为普遍，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说“卖买物货，以伪易真，至以纸为衣，铜铅为金银，土木为香药”。这里说的是宋朝临安市场上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奸商比比皆是，有人用纸做衣服、用铜冒充黄金、把铅块掺进银锭里、用一般树木冒充檀香，让消费者防不胜防。
宋朝造假行为泛滥，食品领域是“重灾区”。有个名叫苏颂的人，是王安石的同年进士，他专门调查过用死马肉冒充獐肉、鹿肉的制假过程。根据他的记载，开封曹门外有一个制造豆豉的作坊，作坊的老板大量收购死马，死马收来后，把马肉切成大块，先埋在泥里，一两天后取出，肉看起来会很新鲜，但腐烂味道很重。于是大批购进豆豉，用豆豉腌制、炖煮马肉，经过炖制，颜色、口感、味道与獐肉、鹿肉已没有太大区别，苏颂记述道：“早行，其臭不可近，晚过之，香闻数百步。”这些制造出来的“獐肉”“鹿肉”，因为便宜而大量被酒肆饭馆买进，吃进了食客的肚子里。
唐宋以后，人们饮茶的习惯越来越普遍，茶叶需求量很大，尤其是好茶、名茶，往往供不应求，于是有些不法商人开始了这方面的制假售假。在宋朝，最常见的茶叶造假手法是在劣质茶叶里添加各种香料，可以调配出类似于各类名茶的味道，或者在散茶里掺杂枯草、在茶粉里掺杂米粉。当时人们很喜欢茶砖，有些商家制茶砖时在外面用好茶叶，里面用劣质茶叶，从表面看根本看不出好坏。不仅普通百姓喝的茶有人造假，就连专供皇家的茶叶也一样敢假冒。据《大观茶论》记载，宋徽宗曾说：“有贪利之民购求外焙已采之芽，假以制造；研碎已成之饼，易以范模。”也就是，有人用质量一般的茶叶混进皇家贡茶里，掺在一起制成了进贡用的茶砖。
为了制止市场上的制假售假、尤其是食品领域里的造假行为，宋朝也进行了较为严厉的打击。宋朝颁布有《关市令》，借鉴唐朝的做法，对商户使用的秤、天平、布尺等进行定期审验，同时要求市场管理人员每月抽查一次，检验、抽查不合格，或者被人举报缺斤少两的，处以“杖六十”的刑罚。对于其他制假售假行为，根据情节以及所造成后果的轻重，分别给以不同的惩罚。
四
打击假药重在统一标准
药品是医病救命的，俗话说“人命关天”，按理这方面的造假行为应该相对少些，但出于逐利的本性，不法商人也打起了药材制造假药的主意。梁人陶弘景编注的《本草经集注》中记载有许多制造假药的手法：“采送之家，传习治拙，真伪好恶莫测，所以有钟乳酢煮令白，细辛水渍使直，黄芪蜜蒸为甜，当归酒洒取润，螵蛸胶着桑枝，蜈蚣朱足令赤。”这里提到的钟乳、细辛、黄芪、当归、螵蛸、蜈蚣等都是经济价值较高的药材，这类药材通常有严格的等级划分，不同等级价格相差较大，为卖个好价钱，不法商家采取各种手段来作伪。
民间视虎骨、熊胆为珍稀药材，于是它们成为制售假药者“主攻”的目标。在古代，经常有一些卖假虎骨的人走街串巷，他们往往穿着少数民族的衣服，所卖的“虎骨”上都连着虎爪。虎爪一般是真的，但虎骨是假的，最常用的替代品是骆驼的后腿骨。至于熊胆，最常用的替代品是猪胆，有一部叫《串雅补》的书介绍：“猪胆不拘多少，取汁涂板上，晒干，涂、又晒，至胆汁数百。将胆汁刮下，用鸡镫皮裹如熊胆样，阴干。能分墨解尘，以伪熊胆。”这里提到的是，民间鉴别熊胆有“分墨解尘”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玻璃上涂上墨汁，再将熊胆涂在墨汁上，如果是真熊胆，墨迹就会分开。还有一种办法是“清水解尘”，在一杯清水上撒些尘埃，再滴上少许熊胆，杯中的尘埃也会分散。制假者深谙其中门道，经过他们的“攻关”和特殊加工，那些冒充熊胆的猪胆也能产生解尘的效果，一些自认为有一定鉴别知识的人往往被其骗个正着。
除《本草经集注》外，《唐本草》《本草蒙筌》《本草纲目》等古代著名医药著作中也大量记录有药材作假的方法。有人经过梳理，发现这些药典中所记载的假药种类，魏晋南北朝及之前有24种，唐宋有34种，明代52种，清代187种。所以，清人李光庭在《乡言解颐》中不由得感叹道：“世上有名病，无名医；有真病，无真药。”相比其他造假行为，假药的危害无疑更大，所以这也是历朝历代重点打击的对象。制售假药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打击这类行为也需要专业化指导，所以古人很早就意识到制定统一的药材标准十分重要，陶弘景所著《本草经集注》就被医家奉为本草指南，也是辨别假药的主要工具书。
到了唐朝，新的药材不断增加，朝廷于是命苏敬等23人重新编订本草药典，最终编成了一部《新修本草》，全书共54卷，载药物850种，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到了宋朝，朝廷曾下令各郡县将本地所产药物绘图，连同样本送往京城，在此基础上编成了一部《本草图经》，全书共21卷，收录药材780种，更为难得的是，该书还附有本草图谱933幅。
五
刻石经应对“学术造假”
在古代，还有一种造假行为也时常出现，那就是学术方面的造假。汉朝建立后，逐渐重视儒家思想，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典籍于是被确定为官方的教科书，朝廷在太学设立专门博士讲授。但是，在没有印刷术的年代，制定标准版教材成为一个棘手问题，各家手里的教材都是上一代传下来的或者抄来的，时间久了难免有误，造成版本上的混乱。
汉代的读书人喜欢辩论，涉及典籍的版本问题，大家都认为自己手里的才权威，于是互不相让。争论无果时，大家纷纷去找依据，结果朝廷的国家图书馆兰台就经常被一些无聊的文人打扰。不过，输了的人也有不认输的，他们的办法是篡改兰台里的权威版本，把它们改成与自己手中版本一样的，于是兰台收藏的典籍被改得面目全非。汉灵帝时，著名学者、书法家蔡邕实在看不下去，他向汉灵帝提出建议，组织权威学者，考据出这些典籍的最权威版本，把它们一一刻在石头上，今后谁都不能再篡改。汉灵帝是出了名的“抠门皇帝”，但他本人热爱文化，是一名“文艺青年”，居然批准了这项耗资巨大的文化工程。
汉灵帝命蔡邕负责这项工程并亲自撰写碑文，在蔡邕主持下，一批当时最优秀的学者参与到此项工程中，校订出《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孝经》《公羊传》等七部儒家经典，共20.9万字，全文刻制在46块石碑上，每块碑石“高一丈许，广四尺”，由于它们刻制于汉灵帝熹平年间，史称“熹平石经”。其后，历史上还至少有过6次这样的刻经行为，分别是曹魏的“正始石经”、唐朝的“开成石经”、五代的“蜀石经”、北宋的“汴学石经”、南宋的“临安石经”和清朝的“乾隆石经”，其中“开成石经”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乾隆石经”现存于北京孔庙，其他石经已毁。这些刻在石头上的石经，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图书编辑出版活动，目的是保存经典、统一版本，除弘扬儒家经典外，“学术打假”也是刻制它们的重要动机之一。
作者：陈忠海
来源： 天津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