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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宋韵“最杭州”，
那么，宋韵是什么呢？
宋韵就是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韵味，
简单地说，
就是指辉煌的两宋文明。
第一期推文中，
我们介绍了两种宋韵，
分别是
以文立国
官员以天下为己任
今天让我们继续了解~
三、多元文化并存
宋是一个尊崇儒学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重佛尚道的时代。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始终是在儒家思想主导下实行儒、释、道三教同存并举、相互促进的政策。
这不仅使中国古代的传统儒学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使宋代士人不同于以往的终信一家、死守一经，而是“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王安石《答曾子固书》），从而使得宋代文化在各个领域都有所发展和突破，呈现出多元文化并存合流的局面，直接推动和影响了理学的形成。
由于宋代统治者为文人士大夫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政治思想环境，在此背景下，文人士大夫敢于说话、敢于思考、敢于创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便是北宋儒学大家张载的名言，此语言简意宏，一直被后人传颂至今。
《宋元学案》
这一时期，各种学派蓬勃兴起，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次流派纷呈、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清代大儒全祖望在所撰《宋元学案·士刘诸儒学案序》中就记述了“庆历之际”各地学派及代表人物纷起的局面：“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有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经行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引者注：胡瑗）湖学相应；闽中又有章望之、黄唏，亦古灵一辈人也；关中之申、侯二子，实开横渠张载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实开范正献公之先。”标举齐鲁、浙东、永嘉、浙西、闽中、关中、蜀七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并指出各自的代表性学者。
他们的功绩可以说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仅给学术界注入了新鲜的空气，带来了勃勃生机和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而且推动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和创新。
仁宗庆历以后，在儒学复兴思潮的激荡下，尤其是在鼓励直言、自由议论的政策下，各种学派更是得到了迅猛发展，史载“自安定、泰山诸先生以及濂、洛、关、闽相继而起者”，凡几百十家，主要有新学、濂学、象数学、关学、洛学、朔学、蜀学、闽学、婺学、心学、事功学等学派，并造就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
各学派都十分注重笃学博识，发明经旨，别开生面。学者治学追求客观真理，不是一味地盲从古人，或者说绝不轻易认同前人，而是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看法，几乎对所有流传下来的经学，都持一种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陆游
陆游就对当时盛行的疑古思潮概括地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
各学派之间围绕对宇宙本源的探索和经世致用等问题，展开自由的、激烈的交流辩论，砥砺切磋，虽然各执师说，相互辩难，互不相让，互争雄长，所持学术观点各不相同，但彼此从未停止互相交流与借鉴，互相摄取和完善自己的理论，共同构筑起中国儒学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阶段。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相互敬重的良好学风，促使两宋思想文化呈现出理性化的色彩。
朱熹
正式形成于南宋绍兴、乾道间的新儒学——理学，以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四大理学家为代表。新儒学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注重义理，强调笃实，富有思辨性和哲理性。其理论之丰富、体系之完整、内容之深刻、概念之明晰，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他们的学术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且重大的影响，并直接支配元明清思想界。明代阳明学和清代浙东学派等的产生，就与其密不可分。著名华裔学者刘子健就认为：“此后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文化为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点，形成了更加富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化。”
四、重视对外交流
在我国古代，国际间的商业与文化交流，唐代已经达于兴盛，开辟了由中国经印度洋到达非洲的“陶瓷之路”。
宋代“陶瓷之路”
到了宋代，统治者对中华文化高度自信，其时对外交流不论是在贸易往来，还是在文化互通上，更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其有外贸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从宋代之前约20余处增多到了60个以上，范围也从南洋（今南海）、西洋（今印度洋）扩大到了波斯湾、地中海和非洲东海岸诸国。陶瓷、茶叶、丝绸、图书等物品大量外销，故此又有“海上陶瓷之路”“茶叶之路”“书籍之路”等名称。
是时和日本、高丽、占城、三佛齐、真腊、阿拉伯等国家或地区，都有日益频繁的互通使者的友好往来关系和非常密切的文化交流。特别是拥有100多万人口的北宋首都东京和南宋都城临安，均是当时最大的国际大都市。穿“胡服”，品“胡食”，说“胡声”，听“胡乐”，拨“胡琴”，作“胡舞”，“所在而然……道路聚观，便同夷落……”毫无疑义，两宋文化的繁荣与海内外密切交流有很大的关系。
反过来说，处于更高水平的两宋文化，其对海外文化的影响更是厥功至伟，让中国文化更多地泽被东西方世界。在东亚地区，宋代儒学文化与高丽、日本、越南等国的学术思想和民族文化相融合，产生了朝鲜儒学、日本儒学、越南儒学等东亚儒学，形成了东亚“儒学文化圈”。
宋代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以及饮食等风俗习惯也曾推广到东亚各国，进一步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文化的发展。而对西方的影响上，宋代文化则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培根指出：“（两宋的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在航行方面；由此产生了无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这样大，以至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得上这三种机械发明。”（培根《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3页）
宋代火药
马克思的评价则更高：“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和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杠杆。”（马克思《机械、自然力和科学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7页。）（未完待续）
作者|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 徐吉军
来源|文化交流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