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塞·恩里克接受了8个小时的手术,他没有哭。医生从他的大脑里摘除了一个肿瘤,在接受了两个月的放射治疗后,他没有哭。他躺在医院重症监护室里,鼻子上插着一根管子,忍受没完没了的头痛,他没有哭。一天,他得知肿瘤已经全部清除,他依然没有流下一点眼泪。当然,他不是一个完全理性的人,相反,他是感情丰沛的。
他不哭,是因为他不能。
“它们(肿瘤)穿过了鼻子,穿过泪腺,现在我不能哭了,”恩里克边说边用手比划着肿瘤侵袭过的地方,“这只眼睛几乎什么也分泌不出,一滴也不行。哭其实有一种好处——一种释放,一种净化——但我没有。我试过了,但什么也没有发生。与我的其他情况相比,这只是一个小问题,但可能是一辈子的问题。”
生命,不只是一个单词。这是瓦伦西亚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恩里克的病症出现一年后,也就是在他被告知癌症已经消失的一个月后,这位前利物浦和纽卡斯尔联的边后卫仍然记得当时的恐惧、震惊和颤抖。他问医生自己是否会死。2018年5月12日,就在他因膝伤而退役的8个月后,这些反应就开始了。第二天早上,他说,“我知道真的出了些问题,我很害怕,但也从没想过竟然是一个肿瘤。”
他用一种令人放松的诚实而幽默的语气回忆着当时发生的事情,一只叫辛巴(Simba)的日本博美犬跳上了他的沙发。他的爱人艾米来自博尔顿,手里端着一杯茶,一起回忆着那些细节。何塞解释了那天晚上他是如何与光明作斗争的,眼睛疼,视力模糊,头痛异常,一觉醒来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在急诊室呆了8个小时,接受了CAT扫描,然后是核磁共振,最终被诊断出患有脊索瘤,一种非常罕见的肿瘤,位于他左眼的后侧神经。
“医生让我坐下,对我说:‘不要被我要说的话吓到。当你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所有人都以为这就是死刑。但情况并非如此:你所患上的是一种罕见的肿瘤,几百万人中只会出现一例。别担心。’”
停顿了一下,话还没有说完。恩里克依然无法说出cancer(癌症)这个词,他选择跳开。
“恶性的……医生接着说:‘恶性的,非常有攻击性,但仅限于局部,所以请尽量保持冷静。’”
“我觉得应该感谢我的膝盖(曾受过的重伤),”他拍了拍自己的膝盖说,“就是它在精神上改变了我。当时我无法接受,心理几乎崩溃,非常痛苦。一段糟糕的时光:心理医生,药物,治疗,一切。在经历那一切之后,我对自己面对这次的病症的积极心态感到惊讶。艾米和我说:‘事情已经这样了,接下去我们就一起战斗,必须战斗。’”
恩里克找到了来自瓦伦西亚的39岁的专科医生胡安·安东尼奥·席马尔(Juan Antonio Simal)。席马尔的诊断到他切除肿瘤的手术之间只相隔了一个月。有一天,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奇迹,我的视力恢复了。医生认为是肿瘤出血影响了我的视力,然后血液干了,视力就恢复了。但他告诉我肿瘤还在那里,它并不是凭空消失,但希望总是有的。但我想的是,该死的,我能看见了,也许就意味着(没事了)……”
“事情没那么简单,这是当然的。”他说。
“进入手术室时我身体的状态很不错。但(情感上)真的很难,我知道这是必须走的一步,但我很担心:万一他们碰到了什么地方,我可能永远都看不见了,我该怎么办?肿瘤从颅底生长,真正的危险是它压迫了我的神经或者其他什么重要的地方,当他们把它取走,我是否就能和过去一样,还是会出现其他新的问题?这些都吓坏我了,我才32岁。那天我真的很慌。”
手术后,恩里克需要前往巴黎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质子治疗。“那是一个大家伙,当我进去时,我尽量不去看它。它们在辐射你的大脑,有几个月时间,我的听力变得很差。他们给你带上面具,帮你绑起来,面具在鼻子上有个口用以呼吸,但那感觉非常压抑,几乎是窒息的。”
四月的扫描显示癌症终于消失了。“我预料到了——因为这台机器有95%的成功率——但我依然非常惊喜。尤其对艾米来说,她终于可以哭了。”恩里克停顿了一下,咧嘴笑了笑,“有段时间我什么也做不了,必须斜着身子睡觉,不能上厕所。这对她来说很难。她就是我的一切:我以前就这么认为,但在这之后,我更加确信如此。”
何塞·恩里克很有魅力,他是一个好人,你只需要和他呆上片刻就会喜欢上他。他是如此的快乐,健谈,真诚,真是不可思议。他的身体看起来非常好,依然很健硕。
“积极的一面是,它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当然我还在看心理医生,你知道,治疗过程比治疗后的事情要容易一些,我现在还是会对自己的身体感到担忧,我的感觉如何?我的眼睛会怎么样?恐惧依然存在。”
欧冠半决赛第一回合时他就在巴塞罗那,阿尔伯托·莫雷诺为他弄到了一张球票,他开玩笑说那个位置可不太好,但球迷们震撼了他:“他们对着我唱歌,给我拥抱,关心我的情况怎么样了,但都不会过分激动,他们真的很好。”
上周六他出现在马德里,“这次利物浦必须赢,这是他们应得的。”他赛前说。
在欧冠决赛的一周后,作为前利物浦球员,恩里克自己还有一场比赛——他被邀请到香港参加一场传奇慈善赛。这将是他在退役后的第一场比赛。
恩里克在这时又停下来,当他还在列举到时他将会见到的老朋友时,他说了声抱歉后去洗手间吐痰。自从手术后,粘液开始堆积。“真恶心,”他回来时带着歉意说;“我可以呼吸,但必须用嘴。”说完他又聊回了这场比赛。
“起初我很担心要飞这么长的时间。有一次在飞往迈阿密的航班上,我突然恐慌症发作,我感觉自己要疯了,非常难受,我当时并不知道那是恐慌症。这一次我要问医生要一千颗药,然后,睡到香港。”
“再次穿上利物浦球衣将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
“只有一个问题,我问了医生,他告诉我没问题,可以用头顶球,”恩里克说,“但我想我不会这么做,如果能避免的话。我的意思是,如果我还是一名球员,如果我抗拒头球,那真的很糟糕。但现在我有了一个借口:‘抱歉,我不能用头。’”说完,他又笑了起来。
(本文译自《卫报》对何塞·恩里克之专访,首发于公众号:ECHO看台,如果喜欢我们的文字,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