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里,绝杀的最后一球,在第93分钟利落破门入网;电视外,刘亭玉蜷坐在沙发一角,双眼紧盯屏幕,下意识绷紧脚背。
2月6日晚,印度新孟买D.Y帕提尔体育场的绿茵上,中国女足时隔16年重登“亚洲之巅”。看着昔日队友捧起沉甸甸的奖杯,刘亭玉觉得,数年前的自己,的确做了一个错误的悲观选择。“我决定退役时,如果能再坚持一下,或许也会站在孟买赛场的草皮上。”
她是王霜国青队时期的队友,后来成为江汉大学女子足球队(以下简称“江大女足”)的一员。而此次远赴印度征战亚洲杯的女足国家队中,有5名队员来自江大女足,其中包括已经身为亚洲足球小姐的王霜、荣膺本届亚洲杯最佳门将的朱钰、对韩决赛首发上场的姚伟。
2021年,江大女足蝉联女超联赛冠军后,江汉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蒋国勤(左二)与刘艳秋、姚伟、秦曼曼、朱钰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10年前,从一名“候鸟球员”到签约俱乐部开启职业生涯,在刘亭玉身上,浓缩着中国女足职业联赛化前期的困顿与迷茫。而彼时,作为国内首支由大学主导、具备国内联赛资格的女足俱乐部,“摸着石头过河”的江汉大学女子足球俱乐部,刚磕磕绊绊走过它的第一个十年。
没有赞助商、没有球场广告、没有电视转播,甚至没有粉丝和观众,太多球员和队伍都经历过女足热度转瞬即逝后的漫长“寒冬”,而坚守者,终于在时间的打磨下熠熠发光。
“大胆的选择”
竞技体育的魅力,远不止体育竞技本身,但夺冠,始终是一种对巅峰的渴望与不懈追求。1999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姑娘在决赛中,以一粒点球之差与冠军失之交臂,但她们不屈不挠的精神,也印下了“铿锵玫瑰”的风格注脚。
女子足球的热浪扑面而至,筹建江汉大学女子足球俱乐部的构想也随之孕育而生。2000年,借调进入中国足协工作多年的曾桂生被江汉大学召回,出任该校体育学院副院长,并负责江汉大学女子足球俱乐部的前期筹建工作。
曾桂生告诉新京报记者,1999年下半年,在武汉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武汉市体育局的相关负责人和江汉大学的主要领导,针对筹建俱乐部的工作进行了多次磋商,“前期的准备与讨论非常充沛,可落地的过程并不顺利——因为没有先例,成功的可能性和这样实施的必要性无法考证。”
江大女足俱乐部成立前,曾桂生随校足球队参加全国成年女足在清远基地的冬训。受访者供图
通过两年的持续奔走与各方的不懈努力,2001年4月11日,江汉大学女子足球俱乐部在武汉市委小礼堂正式授牌,成功组建。
曾桂生与足球结缘多年,他深切感知足球人才培训的任重道远。“每一个运动员都渴望学习,可大量密集的训练往往会占据太多的时间。那么,没有踢上职业队的大多数女足球员们该何去何从?她们的教育问题和将来的就业保障如何解决?高水平的竞赛能力和同样优秀的文化水平怎样实现兼得?”曾桂生渴望找到答案。
几乎是江大女足成立的前后脚,在国家体育总局的指导下,运动训练专业在江汉大学体育学院落地开设。这意味着,江汉大学的女足运动员们,不仅可以完成必要的竞技训练,升学的道路也成功打通。
而这个“传统”从确立起便一直延续至今,比如,2017年加入江大女足的朱钰,就于2018年考入了江汉大学运动训练专业。江汉大学体育学院现任副院长蒋国勤表示,对于江大女足的每一位队员而言,“学生”永远是她们的第一个身份,这也是江汉大学这所城市大学长期以来坚持体教结合、培育高质量人才的题中之义。
无论如何,彼时的江汉大学女子足球俱乐部,就这样在摸索中上路了。起初,俱乐部只有16名球员,除一名有职业赛事经验外,其他成员均为来自中国足球学校与湖北省内体校的学生,她们中的每一个,都是曾桂生亲自招募进来的。
2002年江汉大学表彰校女子足球队大会合影。受访者供图
“当初放弃引进国内成熟的职业选手,而是转向自主培养,无疑是选择了一条更为漫长的道路,但这的确为俱乐部的发展打下了更牢固的基础。”多年后回忆起这个“大胆的选择”,曾桂生不无欣慰。
就这样,这群尚在磨合期的女孩们组成了湖北省内唯一一支特殊的“专业”队伍,她们既是学生又是运动员,肩负着代表武汉、湖北女足比赛的重任。但一场不期而至的“寒冬”,正在悄然降临。
2005年,江大女子足球队球员与教练留影,前排中为曾桂生。受访者供图
被亚足联誉为“全球最伟大的女足运动员之一”、作为队长带领中国女足出征1999年世界杯的孙雯,曾在专栏中这样写道,“1999年那场决赛,完全改变了美国女足,甚至是整个美国的女子体育;对中国而言,当时还是火了一阵,但这种热度持续了一两年,可能也就消失了。”
热浪转瞬即逝,与国内所有女足队伍一样,江大女足也陷入了没有球迷、没有观众、没有赞助商的尴尬境地。哪怕十年后的2012年,接棒曾桂生的蒋国勤,依然觉得“寒冬没有过去”。
“看不到破局的方向”
在中国女足,几乎所有早期的高水平运动员,都拿着相似的“剧本”:启蒙时期没有系统的训练模式,跟着男孩子一起练,直到十三四岁才开始接受有针对性的专业化集中训练。
少年时期的王霜(前排右一)在江汉大学的足球场上与男孩竞技。受访者供图
而开启这一连串经历的契机,总是绕不过1988年首办、四年一届的城运会(青运会前身)。这项旨在发现、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的赛事,为各个城市的女足球员提供了组队的机会,也给这群全力奔跑拼抢的女孩们以更多的可能。
“1999年,我12岁,在邻居家的电视机前,看着孙雯登上领奖台,那一瞬间,我决定了自己的未来方向——踢职业足球。”已退役近10年的岳敏告诉新京报记者,她是深受女足“黄金一代”感召的那批球员,“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什么是‘职业’。我就抱着代表国家队出战的目标,开始了足球训练。”
经过三年的苦练,2002年,岳敏入选国家少年女子足球队;2003年第五届城运会结束后,她又加入江大女足,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在许多人眼中,这是一名极具天赋且异常努力的球员。2005年,她入选U20国家女足青年队集训名单;2006年,凭借在俄罗斯世青赛上的优良表现,跨进了国家队大门。
但入行时的勇猛,渐渐困顿于行业“寒冬”,其间,岳敏几进几出国家队。“当时,女足国家队陷入低迷,外部环境也不景气,关注度持续走低。很多国内的女子足球队,甚至面临着连基本的备赛保障都无法满足的尴尬境地。”岳敏向新京报记者回忆道。
江大女足获得2003-2004年飞利浦中国大学生女子足球联赛总决赛第三名。受访者供图
而这份萧瑟,也在当年零星的赛事报道中留下了形象的切片。比如,2009年,在代表着国内女足最高竞技水平的全国女足超级联赛总决赛现场,能够容纳几万名观众的看台上,只有20余名免费入场的“专业观众”稀稀拉拉地坐着。连球员都难掩落寞地说道,“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多观众来现场助威,刺激我们的竞争欲望,可还是没人关注我们的比赛,甚至记者都屈指可数,这太让人郁闷了。”
而同一时期,江大女足的成绩也并不理想,在全国联赛中,只能保持在第8到第9名。岳敏还记得当时的有心无力,“我想没有哪个运动员不愿意赢球,只是那个时候,拼尽全力就是踢不上去。现在,我会明白,想把一件事情做好,必须天时地利人和,当年可能总有些东西是缺乏的吧。”
2013年,第十二届全运会,江大女足再次代表湖北省参赛,在预选赛阶段,未能击败浙江队,失去出线资格。这一年,26岁的岳敏做出了离开绿茵场的决定。忆及当时的心境,她说,“二十六七岁对于女子足球运动员而言,属于竞赛水平的黄金时期。没有人想离开自己热爱的事业,只是当时,我看不到破局的方向。”
一同退役的还有8名队员。除了岳敏,她们都没有再继续从事与足球相关的工作。
2022年2月8日,已经成为专职教练的岳敏(中)正在指导年轻球员。受访者供图
成熟队员的相继退役,让接棒俱乐部仅一年的蒋国勤陷入了迷茫。“球队运营的资金、条件匮乏,俱乐部的管理架构处在变动的前期,我能做的就是去游说每一位有潜力的球员。虽然第十二届全运会我们没有出线,但是已经见证了以王霜和姚伟为代表的江大女足后备力量的潜力。”
一些变化正在悄然发生,失利的江大女足没有影响王霜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高峰期到来。2013年10月,参加完U19女足亚锦赛的她,在俱乐部的支持下,开启了自己的首次留洋生涯。
“候鸟”与新的起点
2011年加入江大女足的刘亭玉,是王霜国青队时期的队友,也是岳敏在江大女足最后两年里的室友。
与王霜、岳敏等武汉土生土长的球员不同,刘亭玉与江大女足的相遇,缺少自然而生的地缘羁绊,却多了几分困顿下的被动。某种程度上,她的经历,也是中国女足职业联赛化前期的一个缩影。
资料图:江大女足比赛时的图片。受访者供图
刘亭玉12岁时正式接触职业女子足球,在此之前,她一直跟着男足队员一同训练。2005年末,为组建女子足球队参加广东省运动会,一位在深圳工作的沈阳籍教练员回乡选拔球员,刘亭玉受启蒙教练推荐,从营口前往沈阳参加选拔。成功入选后,2006年下半年,刘亭玉随队来到深圳,开始了更为系统的学习。
由于当时国内的女子足球较为冷门、商业化程度低、资金不足,变相导致了队伍和运动员的稀缺,不同城市队伍间租借球员的情况十分普遍。不少女子球员虽然归属于一支队伍,但宛如候鸟一般,奔波于城市之间,代表不同球队出赛。由于实力出色,刘亭玉是这批候鸟球员中尤为醒目的一个,她在那时就有了属于自己的代号——“深圳队10号”。
然而,这样的奔波,也成了转瞬即逝的光亮。刘亭玉和队友们没有等来更好的机会,由于各种不可调和的问题,在匆忙中组建的深圳市女子足球队,于2009年宣布解散。
这样的现象,在蒋国勤的记忆里屡见不鲜,“接棒江大女足之后的十年里,广西、山西、、内蒙古的女子足球运动队也都曾相继消失,包括国内超级联赛的知名球队。”岳敏也对此心有戚戚,“那些年,很多女子足球队踢着踢着就消失了。”
江大女足早期的训练场景。受访者供图
刘亭玉在迷茫中被命运推向了武汉。当年,江大女足接纳了深圳队所有的队员。由于尚未成年,刘亭玉和队友被安顿在江汉大学女子足球俱乐部的青训基地——武汉二桥训练基地,进行新一阶段的训练学习。
2011年,作为重点关注对象的刘亭玉刚满18岁,就被江汉大学女子足球俱乐部吸纳,正式开启职业生涯。刘亭玉向新京报记者坦言,“在心底里,我的确想去更具竞技水平的球队,比如大连或者上海的球队,遗憾的是,2011年国内女足还没有实现职业联赛化,转会机制根本不健全,我只能留在江大。”
2014年下半年,中国足协初定2015赛季女足联赛全面实施改制计划:国内的16支队伍按2014年联赛成绩,划分出女子超级球队和女子甲级球队,前八名参加女超联赛,后八名参加女甲联赛。自此,中国女足的职业联赛机制才搭建起了较为完善的雏形。
资料图:江大女足比赛时的图片。受访者供图
也是在这一年,江汉大学女子足球俱乐部变更了管理架构模式,明确了俱乐部在武汉市委市政府的主导下,以江汉大学为主体,武汉市体育局与武汉市经济开发区联合搭建。
2014年11月18日,江大女子足球俱乐部正式更名为武汉车都江大女子职业足球俱乐部。之所以加上“车都”二字,是因为武汉市经济开发区的支柱型经济产业是汽车生产。
江大女足迎来了新的起点,属于刘亭玉的故事,却并没有迎来“高光”。由于不适应训练的节奏和打法,2015年,时年22岁的她便选择了退役。
2021年,成为球队教练的刘亭玉与队员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在没有登顶时选择离开,刘亭玉能带走的只有伤病与遗憾。在蒋国勤的眼中,这个只比王霜稍稍年长的女孩,本应获得更广阔的舞台。
一座城的荣光
2022年2月6日晚,中国女足时隔16年重登“亚洲之巅”。此起彼伏的欢笑与惊叹中,许多人第一次得知,这支队伍中,有5位姑娘来自武汉车都江大女子职业足球俱乐部,一时间,有人兴奋地把它称为中国女足的“黄埔军校”。
资料图:江大女足比赛时的图片。受访者供图
事实上,要探究这个大学俱乐部成功的根源,离不开武汉这座城市特有的足球氛围。
据《武汉地方志》记载,早在1898年,汉口博学书院就有了标准足球场。它的背后,是近代开埠通商的印记,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青岛、大连这些在国内有着较强足球竞技水平的城市,都抹不掉这份特殊的历史痕迹。
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散布在汉口江滩的野球场,还是1955年在地皮大王刘歆生的私人花园中拔地而起的新华路体育馆,都一一记录着武汉人民对足球的追求和热爱。
除此以外,足球赛事的连续执行也是武汉足球的最大特点。作为武汉各类足球赛事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赛事品牌——武汉晚报杯中小学生足球赛,自1995年创办之日起,26年来从未间断过,并先后孕育出数十位国脚。王霜将之称为“梦开始的地方”——江大女足里每一位武汉本地球员,无一例外地在“晚报杯”的赛场上挥洒过年少的汗水。
2022年1月10日,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在头版刊发的“中国共产党武汉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到,2021年武汉足球实现“一城三超”,女足蝉联女超冠军,青少年足球改革经验全国推广。
从这份成绩单向前追溯,还有武汉车都江大女子职业足球俱乐部“十余载磨一剑”的顽强冲超之路。
2017年10月1日,江大女足在武汉塔子湖体育中心对阵浙江队,一场“雪耻”之战打响了。江大女足牢牢掌握着控球权,将整场比分锁定在4-0。最终,江大女足以领先7分的优势提前一轮获得女甲联赛冠军,并成功晋级女足超级联赛。
2017年,江大女足获得女甲联赛冠军,并成功晋级女足超级联赛。受访者供图
时至今日,蒋国勤依然清晰记得这场比赛的每一个瞬间。那是他接棒江汉大学女子足球俱乐部的第5年。他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始终认为,冲超成功是江大女足走向成熟和壮大的标志。
而在本届亚洲杯上实现自我价值的姚伟与刘艳秋,正是从5年前的这场比赛中开始崭露头角。王霜没有出现在江大女足的冲超赛场上,那一年,她效力于大连权健女足俱乐部,率先征战在女超联赛的赛场——这是武汉车都江大女子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特意安排,他们希望给王霜提供更加匹配的竞赛环境。
在蒋国勤眼中,尽力为每一个队员谋求更好的发展,是江大女足能够不断突破的关键所在,而这种思维模式,源于他们始终没有忘记的另一个身份——教师。
新的征程
2018年,王霜重新回到江大女足,但仅出战8场就远赴法国,开始第二次留洋生涯。这一年,她获得了“亚洲足球小姐”称号,转会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靠着一粒粒进球,重击着世界足坛对中国足球的偏见。
2019年6月,女足世界杯在法国举行,八分之一决赛上,中国女足0-2不敌意大利女足,止步十六强。同时,这也是中国女足在出征世界杯正赛时,首次无缘八强。
苦涩的法兰西之旅,浇灭了国内观众刚刚燃起的对女足的热情。四场比赛中一球未进的王霜,也在这一年与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解约。
资料图:江大女足比赛时的图片。受访者供图
无数人追着索要答案,王霜回绝了绝大多数采访,重新回到江大女足,低调地为培养自己的这座城市默默战斗。直到2020年底,在亚足联的采访中,她才谈到自己的心路历程,“从小时候起,我就羡慕其他在全国比赛中夺冠的球队,也一直梦想着为家乡球队夺得冠军。如果有人问我这一年的提升,对我来说更多的是自我肯定。相比过去,现在的我更在意自己的感受和真正的进步,作为职业球员,自我认知和肯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位队员说,“不知道是否是偶像的力量,但至少王霜的回归,让江大女足的姑娘们拼得更凶了。”2020年,江大女足问鼎女超联赛;2021年,江大女足实现蝉联。但直到一场扬眉吐气的亚洲杯问鼎之旅,江大女足才第一次暴露在如许耀眼的聚光灯下。
2021年,江大女足蝉联女超联赛冠军后,江汉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蒋国勤与王霜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2022年2月7日,5位征战亚洲杯的江大女足姑娘,随着大部队回到上海,她们将在隔离结束后归队,开始新一年的征途。同一时间,江大女足的其他队员早已聚集在昆明海埂体育训练基地,为了4月在海口举行的女超联赛第一阶段比赛,她们正在加紧练习。
身为江大女足队长的姚伟说,她还没有走出兴奋的状态,总会去回想亚洲杯半决赛和决赛的两场比赛,“在落后的时候,我们会在场上相互呼应地喊起来,给彼此加油,不惜体力地去拼抢。我们就是想全力以赴地把比分扳回来。”
这两年,受疫情影响,女足联赛暂时停止了主客场机制。蒋国勤带队参赛的机会变少了,他将更多的精力扑在了武汉市女足后备人才的培养上,“如果一切顺利,武汉市女足后备人才储备基地即将落地。”在他看来,江大女足正走上正轨,但属于这支战队的奋斗征程,才刚刚起步。
新京报记者 刘逸鹏 实习生 周婕妤 杨昕沂
编辑 李彬彬 校对 付春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