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足球直播推荐董彦斌：从节俭中训练培养节制和平等观念
关于奢侈与节俭，孟德斯鸠提出了一句箴言：“共和国亡于奢华，君主国亡于穷困。”毫无疑问，孟德斯鸠反对奢侈，倡导节俭。这不仅仅是量入为出的理性消费观念，更重要的在于两点，一是反思由于倡导奢侈、放弃节俭而反映的反节制观念所导致的欲望燃烧；二是防止在消费攀比当中，可贵的平等原则和平等精神被人们弃若敝屣。
节制主要包含两部分，一是节制情绪，即努力避免非理性的暴怒等，二是节制欲望，即避免欲望泛滥，一发不可收拾。这种有关节制的倡导是有意义的。在本质上，人类是依靠节制和合理安排才一步步从万年历史中走过来的。尽管欲望是使人奋斗的一大动力，但是节制才确保了人类能够避免天灾人祸，能够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繁衍生息。更重要的是，在孟德斯鸠看来，节俭能够呵护平等，奢侈则可能损害平等。奢侈消费令某甲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攀比的某乙看似出于“平等”之心，实为一种试图“反超”的非平等观念。平等观念如同自律精神，是一种坚守，坚持不易，摧毁却不难。而当平等观念消亡时，现代社会的基石就会出现某种松动，这当然会让孟德斯鸠这一类的思想家焦虑明天会不会更好的问题。由此，孟德斯鸠把节俭放到了现代社会基石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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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制度是建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生态文明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是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各相关方利益关系的环境经济政策，有助于促进生态保护者和受益者良性互动，调动全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从总体上看，生态补偿工作仍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特别是与党中央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相比、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相比，还存在补偿体系不尽健全、补偿手段相对单一、考核奖惩力度偏弱、权利责任划分不够清晰、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参与生态保护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待提高等问题，迫切需要加以改革完善。一是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交易或自愿协商实现自然资源资产的最优配置，形成归属清晰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二是完善监测手段，建立监督机制，建立协作联动机制。三是建立生态补偿政策评估机制，完善评估方法，做好相关基础数据统计，对生态补偿实施动态评估，及时提出资金、项目调整优化方案。四是建立生态补偿考核机制。明确各项任务责任部门，实施年度考核，将生态补偿政策制定、措施落实、管理与评估等工作纳入各部门政绩考核内容。
原文链接：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发挥政策导向作用
早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和理论来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依据各时期中心任务的需要，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革命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逐步形成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和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是，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我们党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比如，采取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的渐进过渡形式，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由手工业生产小组到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逐步过渡形式，对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通过“赎买”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
原文链接：推动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
体认语言学将“体认观”贯穿于语言分析的各个层面，力求运用“体认”认知方式统一解释语言现象的各个层面，可囊括语音、词汇、词法、句法、语篇、语义、修辞、翻译等各个维度，可谓既统一又简明。为突出语言学研究中的体验性和人本性，体认语言学提出“现实—认知—语言”的核心原则，即心智和语言都是来自对现实的“体”（互动体验）和“认”（认知加工）。体认语言学倡导的是“意义的体认观”，认为语言符号的意义只有在“体”和“认”二者的辩证互动关系中才能获得，是集客观性与主观性、外部性与内部性为一体的语言学理论。
原文链接：认知语言学与唯物辩证法的相遇——体认语言学在中国的诞生和发展
在实用主义那里，“实践”既指直接应对环境的活动，从而是敞开世界的活动，也指使用概念的语言活动，从而是意义生发和形成共同体的活动。实用主义认为，人类恰是借助实践才打开了世界，才形成了人所独具的心灵、语言和共同体。考察人工智能是否有实践概念，意味着在哲学层次审问人工智能获得心灵是否可能。新实用主义者布兰顿认为机器的算法语汇也是一种实践语用语汇，从而为一种与人类心灵非严格同一的强人工智能观作了辩护。这种独特的人工智能观也许蕴含着某些值得重视的启示。
原文链接：人工智能有实践概念吗？
市场或社会是由人们对一般性规则的遵循而产生的，这个观点估计大部分人应该会接受。那么，什么是一般性规则？为什么重要？一般性规则是指使人与人之间能够达成合作，使人类社会能够存在与发展的规则。笔者认为，它包括道德情操、行动学法则与演化产生的规则三个方面。
亚当·斯密揭示了人具有内在的或与生俱来的道德情操，这种道德情操有先天性，他看到了这种法则以及基于这种法则所产生的自发秩序。
米塞斯发现的人的行动学法则也是一般性规则，它不是基于对道德情操的认识，而是基于对人的行动的认识，是一个理性维度，更为抽象，它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具有某种互补性。
还有经济学家强调自发产生的规则也可以归为一般性规则，它相对来说更经验一些，但这种经验性不并妨碍其一般性。相比之下，主流经济学没有一般性规则概念，只有“最大化”的方法，这是由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中没有“个体的行动”概念。如果没有个体的行动，也就不需要一般性规则，因为只有行动才需要规则，规则是为行动服务的。
“市场”正是由人的行动受一般性规则的协调所形成的秩序化产物。这样的市场概念是比较广义的。一个正常的社会正是建立在一般性规则之上的，比如家庭、企业、学校和研究机构都应如此。
我们把符合一般性规则的社会视为正常社会，这也是一个社会本来应该具有的状态。如果人们对一般性规则缺乏了解，会看不到这种状态，而是把存在视为合理。就像清朝末年，一些男人不愿意剪掉辫子，他们已经把留着辫子视为合理的事，忘了辫子当初是怎么在清朝政府的威逼下加上去的。
认识与遵循一般性规则的民族是理性的和有智慧的，这种理性与智慧也会使一个民族获得长期的繁荣发展。相反，长期无视甚至抛弃一般性规则的民族是愚昧和野蛮的，在经济社会发展上也会是停滞不前的。
一般性规则提供了判断“发展”的标准。一个国家是不是在发展，要看这个国家的制度是否在更大程度上向一般性规则靠近，而不是看经济增长数据如何。这是因为价值具有主观性，数据并不代表价值。靠近一般性规则，就是发展，且更趋公平与公正。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回归一般性规则，这种回归使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今后应该继续这种回归。
原文链接：一般性规则之意义
时间、空间、人和物这四个方面，在经济学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中遵循逻辑一致性，并不容易做到，需要经过大量的理论学习和实践观察，才能不断进步。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学习经济学使用的教科书还是《西方经济学》。这样的书名和表述，很容易让人误解，误以为西方经济学是基于欧美等西方国家的经验建立起来的，所以只适用于西方国家，而不适用于中国。所以才有学者表示，西方经济学不能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认为整个东亚的发展和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都不一样。
很多人往往是对别人一套标准，对自己又是另外一套标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双标”。“双标”的本质就是违反了逻辑一致性原则，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变成了“己所不欲，却偏偏要强施于他人”，或者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人所欲，以己之标准去禁止”。还有的情况是，以某个民族或者某个阶层来区分，认为文化的不同、阶层观念的不同，导致理论的适用范围不同。无论哪种情况，都忽视了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应该一视同仁，而不应该对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逻辑和理论。
原文链接：逻辑一致性的四个维度
城市建设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在对未来城市的探索中，生态文明要素必不可少。但生态城市建设不是生态与城市的简单相加，而是两者内外系统及其多种要素的纵深相融。
生态城市是环境与社会的复合体，其建设要融入让群众生活更舒适的理念，服务于人的绿色生活和身心健康。这就需要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特别是社区建设中要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综合服务，使工作、居住、休闲、交通、教育、医疗等有机衔接、便利快捷。生态城市建设要有特色，在传承文化、运用科技、借鉴经验中树立品牌。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生态城市建设必须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不仅要保护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而且要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民俗特点、建筑风格等基因，将良好生态与城市精神关联，成为展现城市形象的发力点。
生态城市建设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必须坚持创新驱动。从实际出发，在工程建造、清洁生产、能源利用、废弃物处理、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强研发和广泛运用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材料等。同时，与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新应用结合起来，使生态城市的运营和服务更精细。生态城市建设应避免政府唱“独角戏”，更要切实用生态良方破解“城市病”，久久为功，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形成在一定范围内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城市建设经验。
原文链接：在共融互通中推进生态城市建设
国家能源集团坚持把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在聚焦聚力开新局上下功夫求实效。
坚持把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作为重要政治责任。着力推进清洁能源规模化，加大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力度，加快“风光氢储”“水光蓄储”综合能源基地建设，确保2025年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达到40%以上，力争2025年煤基产业实现碳达峰，2055年前实现碳中和。坚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企业发展的战略支撑。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同生产经营深度融合，高水平建设“智慧国家能源”。坚持把提升质量效益作为企业发展的价值取向。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企业改革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持续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快推进三项制度改革，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深入推进混改、双百行动、员工持股试点、科改示范等专项工程，确保完成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目标。坚持把管理创新作为激发内生动力活力的重要举措。突出价值创造，加强精细化管理，深入实施对标一流管理提升行动，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加强经营、财务、金融、法律合规、境外投资等各类风险管控，不断提升公司管理体系、管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坚持把党的建设作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原文链接：凝聚做强做优做大国企的磅礴力量
汉代民间通信中，存在利用驿传系统的情形，官员作为社会成员，自然也有类似条件。然而，官员在占用交通工具、交通动力等方面的便利条件，使得公共资源受到一定侵害。官吏利用书信实现的具有政治色彩的“交通”，是高层执政集团高度警觉并且予以严厉禁止的。
而“交通私书”作为政治术语，指一定社会层次人等社交往来的方式，往往用以指责具有特殊目的的非法交往。这种情形一旦涉及高级权力斗争，往往构成重罪。《汉书》卷七《昭帝纪》载元凤元年（前80年）冬十月诏公布了如下政治事件，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等“数以邪枉干辅政，大将军不听，而怀怨望，与燕王通谋，置驿往来相约结”。于是，“燕王遣寿西长、孙纵之等赂遗长公主、丁外人、谒者杜延年、大将军长史公孙遗等，交通私书，共谋令长公主置酒，伏兵杀大将军光，征立燕王为天子，大逆毋道”。这一政变图谋“故稻田使者燕仓先发觉”，告知大司农杨敞，杨敞告谏大夫杜延年，终于被举报。“延年以闻。丞相征事任宫手捕斩桀，丞相少史王寿诱将安入府门，皆已伏诛。”事后杜延年、燕仓、任宫、王寿因功“皆为列侯”。这是一起争夺最高权位的“谋反”案。“燕王”与朝中权贵“交通私书”，同上官桀、桑弘羊“与燕王通谋，置驿往来相约结”形成互动。这说明，“交通私书”不单单是私人交往行为，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
原文链接：汉代官员“私书”具有政治文化意义
来源： 光明网-学术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