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足球直播推荐作者：何建委
傅光明不仅是现代文学研究界卓有成就的学者，而且在21世纪的中国莎学领域独树一帜——这既与他独立翻译纷繁复杂的莎士比亚戏剧有关，又与他相继完成《天地一莎翁：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戏梦一莎翁：莎士比亚的喜剧世界》与《莎剧的黑历史——莎士比亚戏剧的“原型故事”之旅》等研究专著密不可分。后者通过追根溯源，在考查《罗密欧与茱莉亚》《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皆大欢喜》《第十二夜》《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与《麦克白》等九部莎剧经典的“原型故事”的基础上，通过妙趣横生、深入浅出的文本对比，既揭示了莎士比亚戏剧鲜为人知的历史渊源，又向读者展示了莎士比亚如何“‘借’化不朽”、何以魅力非凡。
《莎剧的黑历史——莎士比亚戏剧的“原型故事”之旅》傅光明 著 东方出版中心
诚如当代知名学者宋炳辉所言，傅光明的所译所释，“给我们带来了趣味、慰藉和惊喜”，“既回应当代读者的期待，也是译者和阐释者精神的灌注，更是经典的延续和拓展”。的确，《莎剧的黑历史——莎士比亚戏剧的“原型故事”之旅》不仅妙趣横生、娓娓道来“暗黑莎剧”与别样的莎剧，而且聚焦关键问题，延续与拓展了莎剧研究空间。在笔者看来，《莎剧的黑历史——莎士比亚戏剧的“原型故事”之旅》对“经典的延续和拓展”至少体现在但不限于以下两点：一是完整、深入地回应了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批评，予托尔斯泰的“激愤”以釜底抽薪式解读；二是立体、丰富地解读了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体现出悲悯情怀。
托尔斯泰批评的百年回响
19世纪以来，无论在英国文学，还是在世界文学的万神殿中，莎士比亚均是难以逾越的存在，他超越了时代、种族与国家。然而，莎士比亚在20世纪初期也曾遭受过冷遇，也曾被猛烈否定。比如傅光明在《两个“狂飙”中的莎士比亚》一文中说道：“可以说，是莎士比亚戏剧激活了德国人的‘狂飙突进’运动。”但是“很可惜，‘五四’‘狂飙’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不这样看。”胡适对莎士比亚不以为然，认为其难以与易卜生等人相提并论，且对《哈姆雷特》评价很低。“五四”的另一代表人物——鲁迅，虽然承认莎士比亚的地位，但对其并不怎么感兴趣。虽然从1842年开始，莎士比亚的名字便进入了林则徐、郭嵩焘、曾纪泽、严复等人的视野当中，加之圣约翰大学等教会学校非常重视莎士比亚戏剧的改编演出与翻译教学，但直到1921年才有莎剧的完整译本《哈姆雷特》。不难看出，作为西方文学的核心，莎士比亚戏剧译介的姗姗来迟与莎士比亚不被“五四”人物看重，与“五四”运动期间大量西方文学被译介到中国是不匹配的。在此意义上，傅光明关注两个“狂飙”运动中的莎士比亚的不同际遇，很大程度上深意含焉。
如果胡适只是认为莎士比亚“无用”于“五四”时期之中国，那么托尔斯泰则是否定了莎士比亚。为了否定莎士比亚，晚年的托尔斯泰在20世纪初期撰写了四万多字（中译本）的《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托尔斯泰“认为莎士比亚非但不能看作伟大的天才作家，甚至也不能看作最平庸的编写者”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就是“选定了莎士比亚最受推崇的悲剧之一《李尔王》”作为批判的靶子。 “五四”运动期间，也就是1920年，胡愈之曾在《东方》杂志撰文介绍过托尔斯泰的这篇文章。胡愈之是赞同托尔斯泰的观点的。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深受托尔斯泰影响，其思想和文风被称为“托尼（托尔斯泰与尼采——编者注）学说，魏晋文章”即是明证。“五四”运动期间的莎士比亚在中国的际遇，与托尔斯泰有无关系，值得挖掘与考证。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对托尔斯泰的《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国内莎学领域缺乏足够的重视或回应，国内学者均有意或无意地缺少“五四”运动期间的莎士比亚研究。
然而，与国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一直很重视托尔斯泰的这篇文章。早在1947年，著名作家奥威尔就撰写了长文《李尔、托尔斯泰和弄臣》，以讽刺与反驳托尔斯泰。在他看来，托尔斯泰批评莎士比亚的主要原因有：“第一，或许在托翁心底一直住着一个谁也看不见的李尔，因为托翁本人就像李尔；第二，或许托翁一开始阅读莎翁，就把一种醋意的嫉妒，甚至嫉恨深藏在了自己的潜意识里”。重要的是，通过细读《李尔王》文本，通过分析经历了两种情绪的李尔王，通过考察托翁的术语与论据，奥威尔认定“托翁的莎翁观是建立在武断的基础之上的”。
对于奥威尔所归纳的原因，西方批评家布鲁姆是认同的。但与奥威尔不同的是，布鲁姆捕捉到“托尔斯泰的呐喊具有真正道德狂热的深刻，以及他自己审美尊荣的所有权威”，以及“托尔斯泰对《李尔王》这出非道德非宗教的悲剧从心底感到厌恶”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是因为托尔斯泰很准确地看出作为戏剧家的莎士比亚既非基督徒也不是道德家”。对此，布鲁姆辨析道，尽管“托尔斯泰晚年比莎士比亚或任何其他人都诚挚”，但托尔斯泰批评“莎士比亚的问题就在于对真实不感兴趣”不仅未必全面，而且难以束缚莎士比亚。这在于“诚挚不是通往真实的必然之路，想象性文学处于真理与意义之间”。此外，布鲁姆认为，“托尔斯泰虽然有反对莎士比亚的激愤论点，但他自己的艺术却借鉴了莎士比亚对人物的感觉，这表现在他的两部杰出小说，以及晚期著名的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中”。可知，相比奥威尔，布鲁姆敏锐地察觉了托尔斯泰的“道德”与“真实”标准，尽管这些标准不能简单衡量莎士比亚。同时，布鲁姆还注意到了托尔斯泰在艺术方面对莎士比亚的继承与发展。
与奥威尔通过文本细读纵横捭阖指点文字反驳托尔斯泰不同，以及布鲁姆熟练地运用“影响的焦虑”理论批评“有缺陷的奇才托尔斯泰”不同，傅光明的《莎剧的黑历史——莎士比亚戏剧的“原型故事”之旅》则独辟蹊径，以文献发生学为核心，抓住托尔斯泰指责莎士比亚“抄袭”前人著作、莎剧质量不如前人原作等要点，通过考察故事流变、文本对读、逐一对比细节的方式，详细深入地回应了托尔斯泰的批评。比如针对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李尔王》的批评，傅光明通过详细对比旧剧《李尔王及其三个女儿的真实编年史》与莎士比亚《李尔王》两个文本在新旧“李尔王”询问子女孝顺的“动机”、考狄利娅迎娶、“多余角色”、暴风雨场景与结尾的差异，通过让文本自身“言说”以“显现”了托尔斯泰批评的荒谬，一步步深入地使托尔斯泰的批评不攻自破与轰然倒塌。在此意义上，傅光明的考证分析，可谓融文献考证与文本细读为一体，既“鲜活热闹”，又鞭辟入里，与奥威尔、布鲁姆的批评形成了完整的反驳链，分别从文本细读、理论阐释、文献学等方面完美地回应了托尔斯泰的批评。可以说，由于傅光明的论述，是基于文本流变的文献学考察，他对托尔斯泰的无理指责，可谓釜底抽薪。
与此同时，傅光明主要通过“原型故事”与莎士比亚戏剧的对比，用文本用事实言说了莎翁对“原型故事”的借鉴，展示了莎士比亚戏剧不同与“原型故事”的“原创”与创造性转换，突出了莎士比亚戏剧“震撼人心的地方”、令“无数莎迷为之陶醉痴迷”之处、“‘借’化不朽”卓然傲立于世界文学经典中心之处。不难看出，“原型故事”通过莎士比亚的借鉴、转换与创新而重生而延续，回应了世世代代读者的期待，得以灌注莎士比亚与无数莎迷的精神生命。在此意义上，傅光明对“原型故事”的挖掘，既是对莎士比亚戏剧源流的考察，又是对莎士比亚戏剧不同时空面相的拓展，使这些“原型故事”借莎士比亚戏剧从“幕后”走向观众，使莎士比亚的原创性、独特性、丰富性、多元性得以“澄明”。
延续与拓展了莎剧经典人物
在布鲁姆看来，莎士比亚长期占据西方文学经典的中心，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他笔下的人物是“寓意无尽的”。莎士比亚戏剧不仅展现了丰富多样的人物，而且人物性格是“丰满的、复杂的”与“活生生的”。夏洛克即是一例。自从《威尼斯商人》的故事在1903年被介绍到中国以来，《威尼斯商人》包括夏洛克等一直是国人较为熟悉的人物形象。不过，有学者于1999年指出：长期以来“夏洛克成了‘吝啬鬼’的代名词”。与此同时，国内长期用社会学的视角对待夏洛克。发表于1937年的《“威尼斯商人”我评》认为，就“种族歧视”而言，“夏洛克代表了被压迫阶级，安东尼代表了压迫阶级”，半个世纪后发表的《评夏洛克》更将其视为“一个人权的捍卫者”。自此之后，国内不少研究者在注意夏洛克“吝啬、贪婪”的同时，也将其视为“种族歧视”的受害者。
与他们立足于社会学批评不同，傅光明通过考察《威尼斯商人》的原型故事，细致对比了《十日谈》中的犹太富商麦启士德、《格鲁图斯的歌谣》中犹太人、《演说家》中的犹太人、《马尔他的犹太人》中的犹太商人巴拉巴斯与《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商人夏洛克的差异。在翔实的资料考证与认真的文本分析基础上，他既肯定了“在挖掘人性的丰富和深度上，莎士比亚自然更胜一筹”，又指出“莎士比亚艺术化地为夏洛克同其他人物的对立，提供了真实、广阔的历史与时代背景”，更认为“夏洛克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多元复杂而又精彩深刻”，“作为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首先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人，其次才是犹太人”，其对安东尼奥的仇恨寄托着他的“犹太民族自尊”。更难得的是，他特意指出夏洛克在结尾的抗辩，“事实上，又何尝不是此时已无助无靠的失败者夏洛克残存的最后一点儿可怜的尊严”。
按照傅光明的思考，在莎士比亚笔下，夏洛克的“复杂性”体现在他在“吝啬”的同时，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着尊严的人，一直在维护民族和宗教尊严的人，且一直遵循商业规则，但受制于时代、种族局限，其“命运则更令人心生酸楚，从喜剧发出来的笑，也含着泪”。比如他劝告女儿嫁给不同信仰的人是不会幸福的，这在当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是因为即使地位高的威尼斯人嫁给摩尔人奥赛罗就从结婚起已注定了悲剧，何况政治地位低、法律地位低的犹太女性嫁给基督教白种男性？或许身处今天的我们，一方面先入为主地对“吝啬”的夏洛克没有好感，进而否定他的其他方面，一方面又没有设身处地地考虑夏洛克作为犹太人的艰难处境。由于“吝啬”“作为人物性格中的情志来说是普遍性的”，因此“能引起人们的共鸣”；由于夏洛克是一个个体，因此“具有独特个性”。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人对夏洛克的认识过于简单化或脸谱化了，忽视了他的多种面向，忽视了其中存在的微妙的种族歧视与司法不公。这种遗憾或许与我们的“预设”有关。在我们很多人的“预设”当中，安东尼奥等人是“正义”的一方，夏洛克是负面的一方。我们的这种“预设”忽视了作为“个人”的夏洛克，忽视了遭遇各种不公的夏洛克，自觉不自觉地与安东尼奥等人一样戴了“有色眼镜”，以致形成简单化的是非观与善恶观。在“预设”的主导下，我们既忽视了夏洛克的复杂性与无助无奈，又遮蔽了莎士比亚戏剧的丰满与多元。不难看出，相比其他研究者，傅光明认识到夏洛克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并不是出于阶级、反抗等社会学批评的考虑，而是出于文学作品如何更好地表达人物性格、读者如何更好地把握人物性格等方面的考虑，以及出于人类普遍存在的悲悯情怀。不可否认，对于文艺作品当中的经典人物形象，读者往往记住的是他们的“主导的情志”，比如哈姆雷特的复仇，比如夏洛克的吝啬，比如贾宝玉的超凡脱俗，比如阿Q的“精神胜利法”，但他们之所以是经典人物形象，因为他们不仅仅有“主导的情志”，他们身上还有其它的特点，他们有着“多元复杂的深刻精彩”。只有这样，他们才是“活生生”的人，才具有本质上“真实”，才具有亲和力和吸引力。在此意义上，傅光明对夏洛克的认识，是富有灼见的。《莎剧的黑历史——莎士比亚戏剧的“原型故事”之旅》当中，这样富有灼见的认识比比皆是。
如果说莎士比亚“摆脱阶级制约，不受阶级观点局限”，表达了对民间疾苦的同情，展现了“人的感情”的觉醒，“反映了”他同时代的“另一类人物形象”，借此超越时空，成为“说不尽的莎士比亚”，那么傅光明对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阐释，在还原历史还原现场的基础上，既体现了知识者超越阶级、种族的悲悯情怀，又用生动的文字形象地为读者叙述了“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摄人心魂别具魅力的莎士比亚，可谓一部力作。（何建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