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国建立至1964年，周总理前前后后共出访苏联十次。特别引人注目的是1964年11月那次。此时中苏两国的论战已经进入高潮，两个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僵局，赫鲁晓夫也轰然倒台。尽管中国并不清楚新一任苏共书记的对华态度，但可以确定的是赫鲁晓夫下台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反而这是缓和日益恶化的中苏关系的一个机会。

在得知赫鲁晓夫下台之后，毛主席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面对这个新的“朋友”。

毛主席迎接赫鲁晓夫访华

深思熟虑之后，毛主席决定以中共四大书记的名义给苏共领导人发报，祝贺勃列日涅夫成为苏共领导人。其次周总理带领代表团前往苏联，参与苏联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的活动，同时“打探”一下苏联对华态度是否有新的转变。

然而这次尝试性的接触并没有带回来好消息，而是“发现”了一个苏联针对毛主席的“阴谋”。

中苏交恶

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展开对华展开了计划之外的访问，访问的核心问题在于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赫鲁晓夫匆匆而来，然而失望而归，中苏双方互相对对方失去信心。但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者，不希望看见自己阵营分崩离析，仍然想要弥补中苏之间的间隙，希望双方能够握手言和。

站在我国的角度而言，这也是我方所追寻的一个目标，两国本该相互支持。但事与愿违，中共与苏共在某些问题上出现了的分歧，这使得苏联将这种分歧当作是导致两国关系破裂的原因。从这开始中苏两国关系开始淡化，之后逐渐恶化，以至于双方要到兵戎相见的地步。

一般认为，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关键节点在于苏共二十大，以及之后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苏共二十大与中共八大之间并没有在路线上的冲突，所以以此当作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稍显偏颇。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

而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所在的层面并不高，因此对两国关系造成巨大影响的可能性也不大。在笔者看来，中苏关系之所以走向兵戎相见的地步，其根本原因在于中苏两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对外政策上有巨大的冲突，这一点从1959年以来就能看出。

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中共提出大跃进、公社化和总路线三条政策，计划要在十五年内赶超英国，苏联对这一点提出质疑和批判，认为中国现阶段的状况无法达到这个条件。

而在对外政策上而言，苏联提出的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以及和平过渡。苏联与美国争霸，继续拉拢其他国家，最少不能表现出敌对的态度，这等于推翻了列宁之前提出的“只要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战争就无法避免”的论断。

赫鲁晓夫认为在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前提下，进行和平竞赛，最终通过竞赛赢得游戏的最终胜利，资本主义国家跟着改弦更张，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实现和平过渡，事实上最终苏联的解体与这是相反的方向进行的。

毛主席认为苏联的这套理论已经完全背离了马克思思想，对社会主义阵营面临的国际形势过于乐观。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无产阶级只能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最终摆脱剥削。”

此时的美苏关系逐渐走向缓和，而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似乎对这位苏联老大哥的政策丝毫不感兴趣，于1958年炮轰金门，这给正在给美国抛媚眼的苏联打了响亮的一巴掌，也许这成为了压倒中苏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中苏之间的分歧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1958炮轰金门

最终在1960年，苏联撤回了所有在华专家，中苏关系正式走向全面破裂。

苏联国防部部长口出狂言

1964年，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中国试图缓和与苏联的关系。1964年10月28日至29日，周总理接连两天召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周总理请他向苏联转告，中国希望派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的活动，并且愿意与苏共中央进行接触，并建议苏联邀请所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参加这场活动。

与此同时，为了寻求其他兄弟国家的支持，周恩来相继召见朝鲜、古巴、越南等国的驻华使节，向他们讲述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并且希望他们也能出访苏联，以寻求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团结。各兄弟国家都发出了积极的声音，苏联也就借坡下驴，同意向各社会主义国家发出邀请。

1964年11月5日，周恩来、贺龙率领中国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飞往莫斯科。为了释放出足够的善意，北京为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也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联名给苏共勃列日涅夫发去了贺电。

勃列日涅夫

周总理一行人抵达莫斯科后，苏联也举行了热情的欢迎仪式，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亲自前往机场迎接。

第二天，周恩来就与比烈日涅夫、柯西金和米高扬会面，周总理表示：

我们此行是来寻求社会主义阵营大团结的，除了参加庆祝活动之外，还希望中苏两党进行广泛的交流，并且希望能够在庆祝大会上致辞。

苏联方面对此表现得也很热情，但就致辞一事被勃列日涅夫以没有安排外国代表团致辞婉拒。此时的苏共中央心里是矛盾的，既不想与中共走得太近，但也不想撕破脸皮。

当时的我代表团与苏共领导进行接触时，就已经看出了一些端倪。苏共领导从心底还是很欢迎中国代表团，但对这种感情的表达很谨慎，比如总有人含情脉脉地盯着中国代表团，甚至有些人热泪盈眶，有意无意地接近中国代表团，但一旦出现苏联的安保人员，这种有意无意的举动就会立刻拉开距离。

米高扬

周总理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勃列日涅夫一直在强调苏共路线的正确性，并且直言苏联对外政策一直是一贯的，不可更改。从这个角度来讲，赫鲁晓夫的替代者勃列日涅夫很可能会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对话政策。

尽管这种信号几乎已经可以确定苏共对华的态度不会转变，但周总理还是不愿意放弃寻求团结的可能性，一直到更严重的事态再次出现。

在11月7日晚的酒会上，事态进一步走向升级。晚宴中，周恩来、贺龙一起去向苏联的元帅和将军们敬酒，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是周恩来和贺龙的老朋友。苏联将领们看着周恩来向他们走来，纷纷起立热情握手，共同举杯为中苏友谊干杯。

正在此时，苏联国防部部长马立诺夫斯基端着酒杯走到了贺龙面前，他们之前就已经打过交道，贺龙便举杯说为友谊半杯，而马立诺夫斯基却发出了挑衅的声音：“我们的元帅服是斯大林胡造的，你们是毛胡造的。”

马立（利）诺夫斯基

贺龙震怒，呵斥马林诺夫斯基：“你在胡说什么？我听不懂你的意思。”说完贺龙扭头便走，打算去给周总理报告，而马立诺夫斯基却跟了过来，继续嚷道：“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妨碍我们。”

此时的周恩来并没有表现出怒火，而是义正词严地斥责“你在胡说什么？”说完便拂袖而去，与贺龙一同去找勃列日涅夫。马立诺夫斯基还在后面发疯似地大叫：“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了，现在该你们把毛赶下台了。”

此时周总理已经走远，后半句没听清楚。但几位在近处的苏联元帅大喊道：“我们不同意他的说法。”周总理走到勃列日涅夫的身边，向他提出了中国代表团的严正抗议，勃列日涅夫不想把事情闹大，便打圆场：“他是喝醉了。”周总理随后回话：“酒后吐真言嘛。”并立马要求马林诺夫斯基道歉。

话毕，周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全体退出宴会大厅。回到驻苏使馆后，周恩来对此事进行复盘，特别是听到翻译说出马林诺夫斯基最后半句话后，周总理认为这绝对不会是一起简单的酗酒闹事事件，这是一起侮辱性事件。周总理命令代表团连夜起草电文，向中共中央汇报此事，等这一切都忙完之后，已经是凌晨三点。

柯西金与周总理

次日一大早，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等人来到中国驻苏使馆。周总理对昨天的事情再次提出抗议：“你们欢迎我们来，是不是就是为了当众向我们挑战，是不是期待着中国也撤换毛泽东的领导？”

勃列日涅夫赶忙解释：“马立诺夫斯基是酒后乱说话，不代表我们的态度，我们会对他进行谴责。现在我以苏共中央的名义，向中国代表团道歉。”

周恩来指出：“马立诺夫斯基并非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不是简单的个人行动，而是反映了苏共领导人中仍有人坚持赫鲁晓夫的那套，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

苏共领导人赶紧又辩解说：“我们已经道歉了，这件事情也该结束了。”周恩来接着说道：“问题还远没结束，我们要研究研究，报告给中央。”

由于马立诺夫斯基公然提出“推翻毛泽东的领导”，这对尚未开始的中苏正式会谈设置了极其严重的障碍，也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长期难以治愈的创伤。

而在1964年11月8日，西方媒体在报纸中写道，中苏两党已经达成和解，但前提是要毛泽东不再担任中共主席，改由周恩来当主席，种种迹象表明，这一连串事件不可能是偶然的，还如此具有逻辑性。

背后的阴谋

可以确定的是，马力诺夫斯基的这番话并不是酒后乱说话，而像是一场有预谋的策划活动。从事务之外也能看出一些端倪。

一、马力诺夫斯基作为苏联国防部部长，在这样有数十个国家参与的重大外交场合，是不可能随意地说出这种足以改变两国关系走向的言论，其背后必定有苏方高层的授意。

二、即使是马立诺夫斯基真是酒后失言，那也会向中方代表团道歉，即使是当时伶仃大醉，次日上门道歉的也一定是他本人，而不是勃列日涅夫带人前来。

三、在此之前，苏联就已经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态势。并且开展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行动”。

1962年4月，苏联驻领事季托夫在塔城擅自召开大会，煽动塔城地区民众去苏联，分两次往返中苏进行安排。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里，伊犁、塔城就有74500余人进入苏联境内，其中非法越境的有61000多人，并带去牲口23万头，汽车一千五百多辆。

伊塔事件

而在1962年的中印自卫反击作战过程中，苏联明显站在印度的一方，对中国的反击作战横加指责，这一系列活动表明苏联对中国的行动是连续且有预谋性的。

马立诺夫斯基在讲完这些话之后，中苏关系持续恶化，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大量导弹部队部署在苏联南部。甚至在1969年单方面挑起了宝珍岛战争。

勃列日涅夫心中明白，仅仅凭借马力诺夫斯基的一席话不可能达到原本的目的，但却可以借此来试探性地挑拨中共内部之间的关系，至少可以通过这一番话表明苏共与中共之间的敌视态度，从而实现对中国内部的政治影响力。

这种敌对行为的出现，促使中苏关系走向完全破灭，但也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新的外交方向。虽然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中美关系改善的转机，正是中苏和谈大门被苏联关上才出现的。

谈判破裂，启程回国

1964年11月9日至12日，周总理先后三次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等苏共领导人进行会谈，周总理多次提出希望能够了解赫鲁晓夫为何被解除职务，但这些问题都被一一敷衍掉，不对此事作出解答。

而在谈到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时，周恩来总理则表示希望会议推迟。这个问题在赫鲁晓夫时期就已经争执不下，赫鲁晓夫要求必须在1964年12月15日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1965年5月召开大会。

苏修主义

但我方认为条件仍然不够成熟，赫鲁晓夫的命令性的建议，当时包括中共在内的七个国家的政党已经拒绝参加这次会议，但在这一问题上，勃列日涅夫仍然坚持赫鲁晓夫的“政治遗产”。

就此问题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米高扬率先忍耐不住，将苏联对华态度全盘托出：“在中苏方向分歧的问题上，我们与赫鲁晓夫时期没有不同，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周总理也对此话展开反击：“既然和赫鲁晓夫没什么不同，那我们没得谈了。”

最终，周恩来正式向苏联表达了我方的意见：

一、我们党和国家所表达的愿望保持不变。

二、你们要召开的兄弟党国际会议，既要在12月15日召开的非法会议，我们不参加，是否举行是你们的自由。

三、如果你们继续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在各兄弟党分歧得到解决前，论战不可能停止。

尽管如此，我方还是愿意寻求与苏联的和解，但苏联仍然坚持赫鲁晓夫的做派，那便意味着这种和解的消失。1964年11月14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人和近千人民群众在机场举行欢迎仪式。至此周恩来最后一次访苏之旅宣告结束。

1964年周恩来访苏归来

在这次访苏过程中，周总理敏锐地觉察到苏联新的领导班子态度，作出了一个被后来证明正确的结论：

赫鲁晓夫虽然已经下台，但是他们仍然坚持自己当老子，别人只能当儿子的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