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苏联为了纪念中山先生，在莫斯科组建了一所大学，名字就叫“中山大学”。这所大学主要招收国共两党的人前去学习，既有保送入学的，比如国民党中官员要员之子，像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及女儿、于佑任的女儿等，都是保送入学。还有一批是我党推荐入学，再就是通过考试选拔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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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中山大学迎来了一个只有19岁的小伙子，此人叫秦邦宪，就是后来博古。博古1925年入党，去留学是组织推荐。博古在中山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30年回国，因为这一年中山大学解散了。

回国后的博古先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团中央组织部长。但此时我党由于出现了叛徒顾顺章、向忠发等人，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博古要好的苏联同学成为我党领导人，他就是王明。

王明早于博古到苏联留学，也在中山大学学习，由于爱学习，爱听米夫的课，他深受米夫的信赖，很快在中山大学组织一帮人。为了进入中央担任领导职务，王明借助米夫，通过陪米夫回国开会，在米夫的引荐下，进入领导层。

1930年，米夫成为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于是王明再次借助米夫这条线，迅速进入中央被选为实际的领导人。在米夫的操纵下，当时王明说了算。

1931年，由于叛徒出卖，很多地下组织被破坏，即使留下的也很危险。王明害怕被抓，因此他利用权力，拿着党的经费到郊外租房住。不久因为害怕身份暴露去了苏区。1931年9月，王明再次陪米夫回国，他的身份成为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王明走前，在他的建议下，由博古任“总负责”，当时向忠发叛变，这个职务一直未再明确。而“总负责”实际也是领导人，由于博古也不是中央委员，这个总负责根本就不符合程序，就连博古事后都承认这一点。

这一年，博古只有24岁，而且还是一个刚从苏联回来的学生，对于突然其来任命，博古并没有惊讶，因为这个任命也是必然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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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与王明是中山大学的同学，两人关系非同一般。而且当年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地位很高，他又想呆在苏联指挥中国革命，还想回国当一把手。但矛盾总是有两面的。

王明与博古在中山大学时，两人都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关于这个说法来历，后人不太熟悉，咱们简要介绍一下。

在1929年夏召开的中山大学“十天大会”上诞生的，所谓的“28个半”是指29个人，其中包括王明与博古，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有28人投票赞成中山大学党支部局意见，但有一个人“摇摆不定”，此人忽而赞成，忽而不赞成。因此就有“二十八个半”说法。

其实“二十八个半”的领导是王明，但那次王明没有出席“十天大会”。他早在1929年3月，就被共产国际派回国工作。后来人们借助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来笑话所谓的“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

从这层关系看，王明与博古关系非同一般。从人的角度看，王明离开那个位置也只是暂时的，离开了总要让好哥们来暂时代替，而且王明在共产国际说放分量很重，因此，博古就这样突然成为“总负责”。

据有关资料分析，在当时我方称呼中，根本没有什么“总负责”，据说是王明创造出来的。当时卢福坦想当这个负责人，共产国际驻远东局不同意。还有人说，之所以叫“临时总负责”，这是王明给自己预留的位置，等将来不危险了，我方实力强了，他还可以再次返回来当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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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出于感情，还是其他原因，王明到苏联当代表，本来时间节点就让人不理解。为什么在我方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拍拍屁股走人了。而且走了，还让一个24岁的人当“总负责”，无论从程序上，还是博古身份上，都违反规定。但那时共产国际说了算，甚至把中国当成一个支部，什么事都要大包大揽。当然王明的导师米夫或许起到一定作用。

米夫要回国，也把王明带走，两人关系也很近。博古无论从资历还是经验上很欠缺。他上来后就用苏联派来的送款员李德当军事顾问，还转了几个来回，将李德的身份改为共产国际的“顾问”。关于这一历史细节，共产国际并没有明确李德就是顾问，因此李德“顾问”身份存疑，反正当时信息不发达，李德借助共产国际一封含糊的电报，就成为军事顾问，甚至指挥红军作战。

一个军校刚毕业的学员，居然指挥军以上战役，这样事例在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件。正是李德的瞎指挥，让红军受到重创。虽然与王明关系不大，如果王明还继续当领导人，也好不到哪去。

博古此后对这些历史也进行过检讨，总得来说要比王明强多了。王明仿佛离开苏联就无法生存，后来跑到苏联还骂自己的同志，这一点看格局就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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