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足球直播推荐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32期，原文标题《刺猬乐队和“无浪潮一代” 》
刺猬乐队因为《乐队的夏天》火了，他们在节目里演奏《24小时摇滚派对》时请来Carsick Cars和Snapline的乐手李青作嘉宾弹合成器，不仅向已经消失的传奇独立音乐演出场地D-22致敬，也是为了纪念世纪初出现的“北京无浪潮”那一批乐队。如今这些玩乐队的“80后”们都已30多岁，依然还在坚持演出的寥寥无几，他们和他们的“80后”听众们一起经历了整个青春，那里有过结伴成长，有生存压力，也有分离与和解。
记者/张星云
刺猬乐队鼓手石璐（杨毅东 摄）
今年5月份，刺猬乐队的鼓手石璐接到电话通知，由于扰民被居民举报，小区物业决定不再将地下室改造的排练室继续租给他们，限他们一周内搬离。“挺狼狈的，和被房东赶出来被迫搬家的感觉差不多。”石璐告诉我，他们乐队三个人分别从各自的家里来到地下室收拾东西，把一些不要的东西留在那里，然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在搬东西的时候，还撞到了别的乐队也来收拾。
Snapline乐队的吉他手李青向我回忆说，那处位于北京西城区安德路美廉美超市的地下二层仓库有三间排练室，最开始分别属于Snapline、Carsick Cars和刺猬。2010年前后，Golden Driver、嘎调、憬观、挂在盒子上……很多乐手接二连三地住到了安定门和德胜门这一带，几支乐队占领着中国独立音乐的各种山头。“像个小乌托邦一样，我们一圈人几乎每天见，吃喝，干事情，今天你有一个新想法，明天我有一个新想法，创造力特别旺盛。”李青说。
几年后，那波浪潮过去了，这里又变得沉寂，Golden Driver解散了，憬观也解散了，刺猬的鼓手石璐生孩子，Carsick Cars主唱参加真人秀节目，Snapline主唱去美国工作，而李青则成了独立音乐厂牌赤瞳的主理人。乐队们没什么演出，一年排练不了几次，排练室大多时间空着，使用率极低，又觉得这么租下去费用太高，于是大家开始想办法找合租。
“当时他们那批乐队正处在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所以经常是好几支乐队同时在那里排练。”就这样，浪潮一波接一波，李青偶尔回去，推门进去一看，莫西子诗正在排练，推开另一扇门，又是另一支乐队。
对于排练室的关门，石璐显得释然，她说其实她一直挺受不了那里的，因为太臭了。“后来有人找我们在排练室里拍广告，那些拍摄组的人平时都抽烟，鼻子也不是特别灵，但那天都不抽烟了，戴着口罩。”2017年刺猬与摩登天空的合约到期后，李青把他们拉到了赤瞳旗下，他们录了新专辑，做了巡演，直到最近因为上了节目《乐队的夏天》，这支已经成立了14年，出过8张专辑，做过无数次巡演上过无数次音乐节的乐队，也终于在大众的层面被人熟知。
当时节目组来安德路排练室拍摄花絮的时候还感慨，中国乐队怎么都这么苦？“那是地下二层的排练室，如今我们终于要走到地面上了。”赵子健说。
李青则是个恋旧的人，“这排练室年头太久了，是很多经历的汇总，之前很多乐队的专辑都是在这里排练出来的”。实际上这里不仅孕育了“北京无浪潮”一代乐队的很多重要作品，他们所衍生的审美与音乐仍在继续影响着后来的乐队。
D-22老板迈克尔（宝丁 摄）
D-22，一切的开始
一切要从迈克尔和D-22开始说起。
2002年美国人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结束自己14年华尔街投行交易员的工作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金融学，原本只想待两年了解一下中国的经济情况，没想到一待就是17年，如今已经成了著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
地安门西大街南侧，靠近北海公园的那段，有一条与主街平行的小胡同，很安静。胡同尽头有间古典的四合院，庭院中间摆着荷花盆，装有红绿搭配雕栏漆柱的长廊延伸到二楼就是迈克尔的住处，而一层则是他的音乐厂牌兵马司的办公室。在办公室里，他向我再次聊起当年创办兵马司的初衷。
80年代他在纽约上大学时，在传奇的CBGB酒吧旁边开过一家音乐俱乐部Sin，当时正好赶上纽约东村运动，作曲人约翰·佐恩（John Zorn），先锋乐队Sonic Youth、Swans都是他俱乐部里的常客。“如今他们早已成为了传奇巨星，而在当时，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感受，只是觉得一群艺术家在找事情做，很多年后人们才意识到那是多么了不起的一场艺术运动。我曾经经历了那一切，因此当我刚来北京时，感觉和当年很相似。”迈克尔说，当时互联网刚刚普及中国，让青年们一下子听到了各类音乐形式，他们没有什么束缚，因此迅速吸收，创造出全新的风格。
2005年秋，Carsick Cars、Snapline、哪吒、后海大鲨鱼，四支均由“80后”刚刚组成的年轻乐队共同展开了一场名叫“No Beijing”的系列演出，旨在向80年代纽约先锋音乐流派“无浪潮”（No Wave）致敬，这场轰轰烈烈的演出后来彻底改变了中国音乐史。当时演出最后一站是老愚公移山，很多乐评人都去了现场，迈克尔也在。
Snapline乐队，左起李维思、陈曦、李青（杨毅东 摄）
“后来我在北京认识到了越来越多很好的音乐人，我敢保证他们和我80年代在纽约认识的那些曾经默默无闻的音乐家们一样优秀，于是我开始纳闷为什么北京有如此多的艺术家但是却缺乏真正的好音乐？对我来说纽约是艺术圣地，原因不在于我们有最优秀的艺术家，而是我们的观众是最好的，他们很好地支持了艺术家的创作。这正是北京需要的，一些指导机构或者俱乐部，帮助艺术家们去自由创作，给他们信心。我想如果我们这么做下去，在20年或者50年之后，绝大多数人们都会同意21世纪第一个重要的艺术运动就发生在北京。”
“挂盒”在D-22（李骁 摄）
2005年，迈克尔联合创办了自己的livehouse， D-22。地点选在五道口，就是为了“No Beijing”这些北京名牌高校的大学生组成的乐队能有更多的演出机会，迈克尔说当时的场景确实很像纽约的CBGB酒吧，“D-22里的那群人，你很难说他们谁是音乐人谁是观众，他们彼此间混在一起，作为朋友和竞争对手，今晚你的朋友过来演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所以你想要明天也做些东西超越他，大家通过模仿、复制、弥补、崇拜，相互进步”。
当时刚刚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一年的刺猬乐队在北京默默无闻，没有什么演出，在朋友的介绍下，获得了在D-22登台的机会。“那是个周三晚，‘大学之夜’，现场观众很少”，迈克尔向我回忆，“赵子健弹吉他的方式太疯狂了，整场演出我都极为震惊，演出过后我马上为他们乐队预订了接下来几个周末的演出场次，还为他们联系了愚公移山的周末演出，三四个月下来，全北京都知道刺猬了。”按照赵子健的说法，从此“D-22就是家”，如今石璐回想起那段时光依然激动，“灯光打在你的头发上，你能感觉到所有人发丝在颤抖，灯穿过他们的发丝照到你的脸上，特别美，挥洒着汗水，荷尔蒙洋溢”。
刺猬随后签约了摩登天空，开始准备制作专辑，而Carsick Cars当时的鼓手李青则拿着他们已经制作好的第一张专辑去找摩登天空谈出版发行，对方开出的条件是：2000元买断这张唱片。李青很震惊，“我们从迈克尔那里借了2万块钱做的专辑，要是只卖2000块钱，连钱都还不上。”从摩登天空出来以后，她晚上就见到了迈克尔，迈克尔对李青说，不如过阵子咱们自己办个唱片公司。于是就有了兵马司唱片公司，成立伊始，推出了Carsick Cars和Snapline两支乐队的专辑，李青是Snapline的吉他手，也是Carsick Cars的鼓手。
2009年，Carsick Cars初始阵容在D-22演出 （李骁 摄）
Carsick Cars和Snapline往事
尽管后来Carsick Cars名声在外、人尽皆知，成了“80后”乐迷的灯塔，但李青组建的第一支乐队实际是Snapline。
她与陈曦在小学和高中都是同班同学，一起听音乐，高中毕业时，李青在陈曦的留言簿上写过：我以后要玩乐队，如果找不着人一起玩，那我就找你。“现在想起来，当时陈曦也没有正式回答我好还是不好，感觉这么多年下来，我特别一厢情愿。”陷在回忆中的李青说道。
结果李青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陈曦考上了清华，刚开学，李青就去清华找陈曦，两人组了乐队Snapline。不过乐队一直没有什么起色，转眼大四了，经学长介绍，李青和陈曦在北理工吉他社团排练室认识了同校乐队Carsick Cars的贝斯手李维思和吉他手张守望，当时李青想让李维思给Snapline当贝斯手，张守望和李维思想让李青给Carsick Cars当鼓手，“于是两个乐队开始同时搞”。也正是在那间排练室里，Carsick Cars办了乐队的第一次演出，说是演出，其实就是叫了一帮在网上认识的朋友来听，其中就有迈克尔。
后来的发展异常顺利，“No Beijing”系列演出，迈克尔的D-22开业，又成立了兵马司唱片公司，Carsick Cars逐渐成为兵马司的头牌乐队，他们第一张专辑卖出2万多张——这个数字在当时的摇滚圈非常惊人。每当《中南海》的旋律响起，乐迷拿出兜里的中南海香烟向舞台扔去，仿佛也成为了这支乐队现场演出的固定仪式。李青毕业后工作的杂志社倒闭了，于是迈克尔让李青来兵马司工作，负责宣传。“那时真的就会有很多媒体主动过来了解乐队和厂牌的故事。”
迈克尔经常会用音乐制作人布莱恩·伊诺（Brian Eno）的话来解释Carsick Cars的成功：有次有位记者问伊诺摇滚史上最有名的乐队是哪支，他回答说地下丝绒（The Velvet Underground）。记者很惊讶：“但他们的唱片只有3000张的销量。”然后伊诺有了著名的回答：“是的，但每一个买唱片的人后来都组了乐队。”
“我觉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发生在Carsick Cars身上。我记不清有多少孩子告诉我他想要组摇滚乐队是因为听了Carsick Cars的第一张专辑。我想原因在于，在此之前他们觉得只有外国人才能做这种类型的音乐。所以当Carsick Cars出来以后，中国各地的孩子们恍然大悟：我们也可以这样。之后中国就有了很多的乐队。”迈克尔说。几年里Carsick Cars发了两张专辑，在美国、欧洲和国内分别做过巡演。一切都看似顺利，可裂痕却早已在暗处生根发芽。
D-22酒吧（李骁 摄）
一直处在这两支乐队中间的李青说那是一种分裂感，因为两支乐队的追求并不一样，“前者是一个标准的摇滚乐队，而后者则充满了各种实验性质的新想法”。当时Carsick Cars排练时的情况经常是，李青的鼓和李维思的贝斯找到一个实验性的即兴节奏，通常张守望会回头对李青说：你能打基本鼓点吗？有次张守望任李青、李维思两人寻找即兴节奏，自己背对着他俩用吉他一直扫一个基本和弦，三个人彼此没有一句话，就这样排练了两个小时。
“一开始会觉得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够好？我应该努力去兼顾这两边的事，哪怕把Carsick Cars当成一个工作，而不是创作。后来发现真的兼顾不了，三个人那样相处实在是太痛苦了，但好几年了那句话我一直都没有说出口。”李青说那是在一个傍晚，张守望用MSN和她聊天，说了好多，最后张守望说：你要是实在觉得不舒服，就退吧。“他最后说出这么一句话，我一下觉得自己被释放了。”
2010年11月李青和李维思退出Carsick Cars乐队，也几乎在同一时间，李青不在兵马司工作了。她从此过上了职业艺术家的生活，“我那时每天都有新想法”，不仅继续专注于Snapline乐队的创作，还与李维思组建了苏维埃波普乐队，做一些更加实验、跨界的音乐项目。不过很快李青就遇到了新的问题。
和大部分玩乐队的人不同，李青觉得Snapline主唱陈曦“根本不是在这里边的人”，后者在微软工作，把工作看得很重要，“有时乐队巡演刚完成几站，他就撂下一句：‘我得回国上班去了，我走了’。”
但是乐队离不开他。因此每隔一段时间，李青都会和陈曦进行一次谈话：到底想不想继续玩这个乐队？如果想，就要投入更多精力在上面，如果不想玩，干脆就算了。“因为我性格如此，不能凑合着干这个事情。”李青说，每次陈曦也会回答说，玩乐队是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之后几年里，陈曦偶尔会在演出、调音、装设备的时候向李青透露出，公司想让他去美国工作。“我才不去呢，我干吗要去那边上班？太没意思了。”每次陈曦都会以此结尾。这样的情景出现过三四次之后，2012年，陈曦告诉李青，自己决定要去美国工作了，正在办手续。“乐队磨合了10年，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合理的状态后，他说他要走了。”李青说那是种“你能想象的一切关于分手、关于痛苦的感觉”。
李青后来会气地为自己和李维思的苏维埃波普乐队多安排一些合作项目，让自己不要停止创作。而直至今日，每次陈曦放假回国，Snapline乐队的三个人都会重聚，办几场演出，或者去录音棚录些新曲子。“有时候我会跟他聊：之前大家做的这么多事情，你就没有什么感觉吗？我觉得他并没有。他其实一直觉得，玩乐队就是一个玩而已，但殊不知，其他的人把自己的一辈子都扔里面了。”
后D-22时期
2012年，迈克尔决定关闭D-22，“因为它太出名了，一旦它变得闻名就会失去那种特殊的群落感，以前来那里看演出的都是艺术家，但当它变得流行起来之后，游客、外国人都来了”。D-22关门之后，迈克尔在如今兵马司唱片办公室旁开办了新的演出场地XP，专注于实验音乐，但XP只存在了三年，2015年也关门了。
那几年中，当年在D-22一起演出的很多乐队都销声匿迹或者干脆解散了，除了经济压力、状态不好，他们在社会中也一直处于边缘化。刺猬乐队也经历了重大转折，鼓手石璐与主唱赵子健相恋7年后分手，与别人结婚生子又离婚，刚刚成为妈妈，尾椎的疼痛让她也无法久坐，乐队处于停滞状态。为了生存，赵子健在好几家公司做过程序员，有阵子他房租到期又辞了职，没有收入，更不想回父母家，便索性在安德路地下二层的排练室里支了张床，天天住在里面，喝啤酒，放涅槃乐队的音乐，声音开得特别大，后来身体还出了问题。
“这些乐队创作的东西都这么好，他们应该得到一些正向回报，这才是正常的。如果没有这些，光靠热情，时间长了等30多岁之后，音乐人的创造力自然会被消磨殆尽。如果没有往更加专业的方向去走，慢慢地你自己都会觉得没有意思了。没有营养滋润，你再有热情，也会枯萎。”李青说。从乐手身份转变为厂牌主理人，李青上任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去签约与摩登天空合约结束的刺猬，为他们制作新专辑。就这样，时隔十几年后，36岁的李青和36岁的赵子健，以及其他当年D-22的战友们以这种方式重聚在了一起。
赵子健只提了一个要求，让李青做他们新专辑的制作人。李青“加入团队”后，才感受到乐队成员之间日积月累的矛盾。在录音间歇，李青和石璐蹲在走廊尽头抽烟，石璐会对她说：“你说我要不要现在就跟子健说，我录完这张专辑就不干了。”同样一处走廊，李青和赵子健抽烟休息时，赵子健会对她说：“我知道石璐不想玩了，这张专辑估计就是我最后一张了。”当时赵子健经常从医院往返录音棚，下午录完音，晚上便要求改歌词重录。统筹预算和制作进度的李青和他吵了很多次，但每次李青临近撕破脸的时候，是石璐把李青按下来，向她解释赵子健实际上是怎么想的。录完专辑，刺猬进行了16站的全国巡演，即便在那时，石璐还是铁了心决定巡演就是自己在刺猬最后的句号。巡演最后一站的航班上，贝斯手何一帆坐在石璐旁边，向她分析乐队聚散的利弊，石璐最终决定继续下去。
后来的故事如今路人皆知，《乐队的夏天》让刺猬彻底火了。石璐意外地发现，赵子健在节目里比他们表现得更严谨更认真，“因为他知道这个平台看的人很多，要是发挥不好，他会觉得给我留下了很多遗憾，让我失望，毕竟坚持了这么多年”。刺猬在节目中演奏《24小时摇滚派对》时请来李青弹合成器，向D-22致敬，专辑新歌《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里那句“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则是对他们自己和D-22那一代乐队的总结。
2017年混凝草音乐节，李青和李维思回归Carsick Cars，以原始阵容完整演绎了乐队首张专辑的全部曲目，迈克尔当时也在现场，他说他看到很多特别年轻的中国乐迷因为激动而流泪时，自己也特别感动。
在先后关闭了D-22和XP之后，迈克尔2017年同意了太合音乐集团对兵马司厂牌的全资收购。尽管穿着宽松短裤短袖的迈克尔懒散地坐在四合院里，但在向我解释这个决定的时候，他立刻恢复了那种北大金融学老师的派头：“所有事物都是起起伏伏，波峰时，你应该离场，因为会跌，反之亦然。纽约的音乐就一直处在这种起伏中，一个波峰接一个波谷，如此反复。西雅图没那么幸运，达到波峰后进入波谷，但再也没有重新升起来。我觉得中国独立音乐还会再出现波峰，但那时，很可能不再是以livehouse为载体了，而是其他什么形式。”
走出兵马司办公室，我又回到了北京夏日那个闷热的下午，却发现胡同墙上那道粉笔线已经模糊不清，于是我跑到马路边，搭上一辆晕车的车，打算驶向云外，与北京的浪潮作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