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足球直播推荐1931年9月23日，已经七十四岁的山西太原赤桥村老人刘大鹏，从报纸上得知了日寇侵占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当他得到这个迟到的“新闻”后，他突然心情有些沉重——“军阀只是内讧，并不问蛮夷猾夏，内忧外患相逼而来，民国殆将不国矣，危险之势列在眉睫，谁不畏惧”。
对于军阀混战的感受，作为山西人的刘大鹏最有发言权，一年前，阎锡山同冯玉祥、汪精卫等拼凑为反蒋联盟，大肆扩充军备，为争雄中原做准备。扩军需要钱；拉拢反蒋政客并给反蒋制造舆论支持，也需要钱；那么这些钱从哪里来？自然不可能是阎锡山自掏腰包，而是都转嫁到老百姓的头上。刘大鹏家里十几口人，四世同堂，养活家人本就负担重，刘本人曾经意识到光靠耕田难以维系生活，因此也曾经和朋友尝试合作办过小煤窑，跑过木材生意，但仍然是“饮食衣服件件都缺，莫能宽裕”。紧迫的生活遇上苛捐杂税，自然是雪上加霜。刘大鹏在日记里痛骂阎老西，但现实中也无可奈何。
后来，中原大战以阎锡山一派失败而告终，以刘大鹏为代表的三晋老百姓似乎能松口气了，然而，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让刘大鹏又变得紧张起来，作为前清的举人，他曾经留恋过那个并没给他带来多少好处的旧制度，民国建立后，他也不是不知道军阀与政客争权夺利的吃相之难看，民国之名不副实。
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日本人已经公开侵占东三省的土地，而南京的蒋介石政权还在与两广的地方实力派争夺党统，这便更增加了他对于所谓“党国训政”的不满。自那天起，他几乎每个月都会在日记里提及他所了解到日寇动向，以及他对于南京政府消极应对的失望。
过了几年，他对于关外土地沦丧于敌的事情似乎也变得麻木起来，日记里出现的频率也少了。对于他个人而言，侵华日军毕竟还没有出现在自己的家乡。省城虽不时有学生为抗日宣传而奔走，但士农工商仍然维持着以往的生活状态。刘大鹏自然不会例外。一度饱含救亡热情的刘大鹏，又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显得有些冷漠了。
但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局势急转直下，关于日军深入内地的真假参半的消息不断传进刘大鹏的耳朵里，刘又开始着急了。这一年，他已经整八十岁了。他知道，阎锡山系统的人马正在陆续撤离省城太原，但是，他自己又能跑到哪里去呢？家里的十几口人换个地方又该如何安顿？
作为一个吃饭都是个问题的普通人，刘大鹏只能留下。
刘大鹏
日寇占领太原后，刘大鹏的心理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他把这种矛盾斗争的内心世界，都表露到了日记当中，他认为“山西全省被日人侵占，则晋人均成为亡国奴隶，胡为昧昧耶？”
愤怒的刘大鹏对于身边那些忙着闹红活唱秧歌的乡亲们发出了灵魂拷问——“你们难道没有一点当亡国奴的悲哀吗？”
其实，作为一个前清的旧知识分子，刘大鹏的“国家意识”之形成，也是一个颇耐人寻味的话题。即便是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认为“国将不国”指的不仅是外族的奴役，还有“无君主”。帝制时代残留的忠君观念仍然存在于刘大鹏的内心当中。不过现在，他更愤懑于“倭贼”的统治。
刘大鹏倾向于抵抗侵略者，那么他是否将这种思想付诸于实际呢？当时，他已经知道在太原周边的山区活跃着“红军”（也就是八路军），这些“红军”人数不多，但频繁伏击袭扰日军所控制的村镇和交通线，给省城的老百姓带来了信心。刘大鹏自己也承认，他们每当听到日本人的运输队被伏击了死了人或者其他类似的消息，都恨不得让日寇都死在中国，一个也别想回去。可是，他与活跃于敌后的“红军”，也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从来没有建立过任何联系。对于这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他更像是一个单纯的旁观者。
八路军缴获的日军战利品
旁观者也没什么，毕竟刘大鹏已经八十岁的人，指望一个八十岁的老翁去扛枪打仗或者冒着危险传递情报也不现实。可是至少，刘大鹏应当守住自己的民族气节，不去与日本人或汉奸轻易妥协。
他也是这么做的，例如日本军人来登门向他求字，被他以自己字丑为由婉拒。有所谓日本的“学问家”来向他询问晋祠的名胜古迹，他也是敷衍了事。但是，这只是刘大鹏的一面。在现实生活中，他还有另一面。
此话怎讲呢？固然，刘大鹏在日本人刚占领太原时候，就意识到了自己“亡国奴”的身份，但是，在这个混乱时期，当有友人邀请他去讨论建立所谓的“赤桥村公所”，也就是公然建立伪组织时，刘大鹏竟然答允了，而且也去了。当然，这些也被他如实记录到了日记当中。
这只是其中一点，当山西的日伪势力在太原组织所谓的“反蒋反战拥护促进大会”时，刘大鹏不但自己去了，还带着他的孙子和曾孙女。当“大会”结束后，他还领到了一瓯盐，孩子们则各自得到饼干一枚作为奖赏。不知道他是不是听到有东西领才会带孩子前往。
此后，当日本人又组织了所谓的“反共救国敬老大会”时，刘大鹏又去了，当然，他没有说明自己是被邀请还是主动前往，但他在日记中明确提及自己得到了“男寿衣袍料”，还在晋祠文庙的明伦堂中吃了顿火锅。当日本人任命的太原伪知事兼县警备大队长常毅夫派人送来礼物慰问他时，刘大鹏不仅将礼品“全行留下”，还为自己只给了来人一块大洋作为赏钱而有些面子上磨不开。
刘大鹏似乎已经习惯了、甚至不自觉的去适应日寇统治下的亡国奴生活。
这是一个清醒而又糊涂的老者。
刘大鹏一边发泄着他对于国人身为亡国奴而不自觉的愤怒，一边又占尽了日伪组织所提供的这种廉价的好处。这难免给人造成一种困惑，为什么刘大鹏会如此言行不一？刘大鹏在阅读伪赤桥村公所提供的《山西新民报》时，曾看到了阎锡山接受日寇招降的消息，为此还跳着脚一顿大骂，对报纸上所登载的阎锡山的大谋士赵戴文为阎降日“通融办理”也嗤之以鼻。但是现实中赵戴文是最反对阎锡山降日的，为此还跟素来友好的阎锡山撕破脸。而刘大鹏自己则有上述颇为讽刺的举动。
阎锡山
一个“晚节不保”的人物形象跃然于眼前。
那么，话说回来，我们对于刘大鹏，是否有些苛责呢？一个为生计发愁的人，去随大流般接受日伪组织提供的物质利益（而且是微小的），所谓“饱暖思淫欲，贫寒起盗心”，刘大鹏自己的苦衷是否也值得注意呢？毕竟，他也从没有直接附和日本人去迫害自己的同胞。而且如果不是刘大鹏在日记里把这些写下来，我们也无从知晓刘会有如此矛盾的言行举止。
作为日记的作者，不知道刘大鹏看自己不同时间所写的内容，是否也会感到“有那么些奇怪”，当然，即便有，他也未作任何解释。或许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的日记在将来某一天会被世人发现，他也会因此成名。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比较真实的人，正是他和他的日记，让我们看到了沦陷区不只有惊心动魄的明暗交锋，还有一个隐忍且抗争着的没落乡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