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劫案突发

1950年2月10日星期五，农历腊月二十四，春节的脚步已悄然临近。冬天的夜晚来得早，七点多钟，天空已是漆黑一片。那时候，夜生活内容远不如现在这样丰富多彩，寻常百姓家里拥有一台旧收音机已经值得炫耀一把了。因此，在寒冷的冬夜，绝大多数人家都是选择窝在家里，早些睡觉歇息。除了南京路、淮海路、外滩、北站、十六铺码头之类的热闹地带还灯火辉煌，为夜上海做点缀，其余地段的马路上通常都是车辆寥寥，行人稀少，只有装在木头电线杆上瓦数很低的路灯散发着昏黄的光。

位于市区南侧的卢家湾区高雄路上，疾步行走着三个男子，一式草黄色的军用羊毛风衣，头戴同样颜色的绒线帽，脸上被白色大口罩遮挡得严严实实。从抗战胜利那年冬天开始，上海滩街头这种装束的行人已经成为马路一景，那都是二战结束后美军的剩余军用物资，连同军毯、面粉、奶粉、压缩干粮、药品等交由联合国驻华救济部门作为战后救济物资处理了。因此，民间此类东西甚多，甚至无家可归的乞丐也披着脏兮兮的全羊毛军毯在马路上行乞。而眼前这三位一路走来，虽然落入过在马路上巡逻执勤的警察的视线，但谁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自然也就不会想到要把他们拦下盘问一番。

三男子行至高雄路213号门前，驻步四下观望。213号是一幢平房民居，正中一间，两侧前后两间，如果从上方看去，其形状宛似一个去掉了中间一竖的“山”字；前面有一个不大的院子，以竹子编成的篱笆为院墙。213号民居的主人在这一带小有名气，人称“外国老板”——并非他的长相像外国人，而是真的外国人：瑞典人亨利克·本格森。他在上海开着一家五金行，后面还有一个被称为“作坊”的车床、刨床、钻床、电焊等设备齐全的小工厂。“外国老板”娶的妻子也是外国人，不过不是他的瑞典同胞，而是加拿大女子，名叫爱莉。爱莉给本格森生了两个女儿，正在上寄宿小学。这当儿是寒假，孩子没去上学，都待在家里。此刻，当厄运即将降临时，两个女孩儿正在自己的卧室里看书。

213号的院门早已关闭，三个男子来到门前，为首的做了个手势，另外二位一左一右站在两侧，为首的便不轻不重地敲门。敲了几下，里面传出爱莉的声音，说的是上海话：“啥人？”

敲门者答称：“我是邻居老曹，我女儿出嫁了，我来送喜糖。”

本格森一家虽然在高雄路上住了十年有余，但跟中国邻居基本不接触。不过，他们熟悉上海人的生活方式，以前也曾遇到过邻里们分发结婚喜糖、生子红蛋、造屋糕点的事。所以，爱莉并不感到奇怪，尽管她脑海中一时搜索不到“老曹”这样一个邻居。于是，她连丈夫也没告诉一声，就走出屋子打开了院门，面对着戴着大口罩的“老曹”满脸笑容地表示欢迎。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门揖盗”之举，从而使三个强盗轻松进入了现场。

正在书房里的本格森听见妻子去了院子，也听见了爱莉发出的短促惊呼—一她马上就被强盗制止了，却并未往遭遇抢劫上联想，但他还是从书房走到了客厅，正好和三个挟持爱莉的强盗劈面相遇。他大惊之下，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已被对方的手枪逼住：“不许动！”

很快，本格森全家四口被集中在客厅里，夫妇俩在交出身上的钱包、首饰、手表、眼镜、钢笔后，挤坐在被转了个向面对着墙壁的长沙发上。那个“老曹”站在本格森的背后，冰冷的枪管在其后脑勺上顶了一下，不过说话语调却很是温和：“本格森先生，请你放心，我们不是来伤害你们的，我们只是对你的财产感兴趣，只要你肯配合我们，保证你们全家四口毫发无损！”

本格森用点头加“唔唔”表示愿意配合。“老曹”问：“除了我们已经拿到的东西，你还有什么财产？”

本格森说还有几件皮衣、皮鞋，都是世界名牌，花了不少钱买来的。于是，“老曹”就让两个同伙去卧室取来，放在客厅中间的那张长方形餐桌。上，接着问：“还有呢？”

“还有几块手表、怀表，在书房的抽斗里。”

表很快就被取来了，一共五块，都是旧的，也放在餐桌上。“还有呢？”

“我女儿她们有些积蓄下的零花钱，在她们的卧室里。”

孩子的卧室被搜了一遍，值钱的只有两个动物形状的储蓄罐，都被取来了，但“老曹”让同伙仍旧送回去，说小孩子的财物他不感兴趣。“还有呢？”

“没有了。你们不信，可以彻底搜一下。”

“老曹”就让两个同伙搜查，每间屋子都搜了个遍，果真没有发现其他值钱的财物。于是，本格森再次体会到了左轮手枪顶在后脑勺上的那份恐怖：“本格森先生，你在上海滩混了二十来年，上海话也说得跟寻常老上海几乎没有差别了，想来有句老话的意思总是明白的——‘敬酒不吃，吃罚酒’！刚才我说过，只要配合，可保证你们全家毫发无伤，这是敬酒。往下的意思，想必你是明白的，我也就不说了，你自己说吧！”

本格森回答：“我的家庭财产都在这里了，其他，那就是我那家五金行……”

“呸！”“老曹”勃然大怒，奇怪的是枪口却离开了本格森的后脑勺，沉声道，“得了吧！谁不知道你已经把北京路上的五金行盘给了别人，准备带着家小回瑞典去了？人家支付给你的钱呢？都藏哪里去了？”

本格森这才知道自己并非对方随机选择的作案目标，而是有的放矢，定定神道：“五金行确实转让给别人了，款子呢，人家也已经打过来了，不过，我没取钱，直接通过银行划到瑞典那边的账户去了。”

对方沉默，本格森也不开口。静场片刻，“老曹”重新开腔了：“好吧，我权且相信你。不过，丑话说在头里，若是此言不实，我绝不会放过你全家！到那时，不但要让你们全家上西天，而且会死得很不利索！听清楚了？”

本格森一个劲点头：“清楚了。”

“老曹”对同伙下令：“你们把东西收拾一下。”

本格森听见背后窸窸窣窣一阵轻响，“老曹”一声“拜拜”，三个强盗出门而去。

二、一个嫌疑人

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卢家湾分局接到报案后，值班副局长刘煜随即向分局治安科发出出警指令，治安科当即通知刑侦队派员出警(当时，分局刑侦队是由治安科领导的)。由于该案受害人是瑞典侨民，属于涉外案件，根据市局“涉外刑案随发随报”的规定，刘煜当即向市局值班室打电话报告了情况。

卢家湾分局的五名刑警赶到本格森家，勘查现场并向本格森夫妇询问了被劫的一应情况。那时的刑事勘查技术落后，上海之前由于列强租界巡捕房引进了国外方式，在当时算是比较先进的，但也无非就是提取指纹、脚印，检查撬痕，查找案犯遗留物之类。本案由于是被害人上当受骗而“开门揖盗”，案犯没有撬门砸窗，好在案犯大意了一点儿，总算让刑警获取了每个人的脚印和指纹。这两种痕迹眼下当然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先留着存档吧。

这次抢劫使本格森遭受了以下损失：女式两克拉钻戒一枚、18K金项链(带十字架佩饰)两条、24K金项链(带心形佩饰)两条、24K金戒指一枚、男女手表四块、怀表三块、男式18K金眼镜框架一副、男女皮装四件、人民币三百四十二万元(此系旧版人民币，合新版人民币三百四十二元，下同)。两个女孩儿储蓄罐内的钱，案犯没有劫走，上面留下了案犯的清晰指纹。

八个多月前，上海刚刚解放。在最初几个月里，治安形势甚为严峻，刑事案件特别是抢劫案件频发，据《上海地方志》记载，最多时全市一天内发生上百起抢劫案。之后，经过公安机关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联合打击，刑案发生率迅速下降。进入1950年后，警方已经控制了治安形势的主动权。而就在这当儿，忽然发生了这样一起涉外抢劫案，案犯还是持枪上门作案，被劫财物价值不菲，这绝对是一起足以引起市局领导重视的大案了。为此，案发十多小时后的次日上午十点，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下达命令：由市局、卢家湾分局精干刑警组成专案组对“2·10”抢劫案进行侦查。

当天中午十二点，市局派出的以黄明山为首的三名刑警赶到卢家湾分局，与分局五名刑警会合，专案组正式成立。分局抽调参加专案侦查的刑警就是昨晚出警进行现场勘查的那五位，黄明山三人听他们介绍了现场勘查的情况后，仔细阅读了被害人陈述笔录。下午两点，专案组在卢家湾分局驻地举行了首次案情分析会。之前，卢家湾分局刑警已经给全市分局分别去电，要求各分局在各自的辖区内协助进行销赃布控。

众刑警一番漫谈式的发言后，话题渐渐集中到案犯在实施抢劫时对本格森的逼问上。根据本格森夫妇的陈述，那个自称“老曹”的强盗头曾反复盯着本格森转让五金行所获得的款子逼问。这说明案犯是有目的而来的。昨晚卢家湾刑警在向本格森了解案情时，曾问过五金行转让后一共获得了多少钱款，本格森以“不便透露”为由拒绝回答。如此看来，那笔转让款不会是小数目。案犯既然是冲着本格森的这笔钱款来的，那么他们事先肯定知晓本格森将北京路上的五金行盘给他人准备回国之事，似乎可以以此作为切入点进行调查。

于是，专案组长黄明山说，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开始调查吧。在座同志一共八位，留下两人值守，其余六人分为两拨，一拨去找本格森了解转让五金行之事，注意要尊重他的意愿，他愿意回答就回答，不愿意回答绝对不能勉强；另—拨先去工商局，把接盘的那个下家的姓名、地址查到后，向其进行调查。

刑警金运旺、魏南福、小胡三人去找了本格森。果然如黄明山所估料的，本格森拒绝透露转让五金行之事，说这是商业机密，不便告诉警察，请三位先生理解。

另一路刑警老费、老解和诸葛嘉三人先去了工商局，从过户档案里查到本格森转让五金行的那个下家名叫蒋佩纯，住新成区重庆南路如福里。刑警还从过户档案里查到了五金行的转让金额：人民币七千六百八十万元。在解放伊始经济形势非常严峻的上海滩，尽管老板多如牛毛，但能够一下子拿出这么一大笔钱买下一家商行的老板不是很多。那么，这个蒋老板是怎样一个人呢？工商局同志说不了解此人情况，建议刑警去五金行业公会打听。三名刑警在五金行业公会了解到以下情况——

蒋佩纯是浙江宁波人氏，1911年十三岁时到上海法租界“大福字五金行”做学徒，满师后不久“大福字”倒闭，他就去了一个法国老板开的贸易洋行当“跑街”(推销员)，由于脑子活络，口舌伶俐，很受法国老板的器重。七年后，法国老板回国时，帮助蒋佩纯用多年的积蓄开了一家只有一个门面的五金店铺。蒋佩纯就以此作为其事业的起点，渐渐发展起来，到抗日战争爆发时，他已经在上海滩拥有三家五金行和一家五金工具制造厂，成为上海五金行业里颇有名气的一位老板。抗战时期，蒋佩纯曾为新四军提供过被日军严令禁运的物资，他的工厂还替活跃在上海郊区青浦、浦东的新四军顾复生部、朱亚民部修理枪械、培训技术工人。

三刑警于是认为这个蒋佩纯是一位进步人士，如果有什么情况，相信他是肯透露的。离开五金行业公会的时候已是下班时间，但老费三人还是决定立刻去北站区蒋佩纯经营的那家五金工具厂向其调查转让五金行之事。他们匆匆赶去，却是白跑一趟。蒋佩纯去苏州出差了，得明天上午才能回来。

2月12日上午，老费、老解、诸葛嘉三人二上北站区，终于找到了蒋佩纯。蒋佩纯是个爽快人，也没有本格森那样的关于“商业机密”的总讳，听说是调查接盘北京路上的那家五金行的事情，马上点头说有这事，是今年元旦后开始接触洽谈的，谈了两个礼拜达成了基本意向，又用了五六天时间清点货物、核价，最后才做账、签约，转让价就是在工商局登记备案的那个价格：人民币七千六百八十万元。这个金额折合新版人民币七千六百八十元，在当时乃是一笔巨款。正值阴历年尾，各家老板银根都很紧，蒋佩纯的几家五金店的账户上加起来也没有这么些钱钞，而本格森要求必须在2月8日前把款子付清，蒋佩纯多方筹措才凑够了这个金额，于2月7日中午把款子打进本格森的账户。

侦查员问，这件事有多少人知晓呢？蒋佩纯说知道这项交易的人不多，大致上是以下几个范围的人：一是属于他经营的那四家五金店铺的仓库、财务部门的管理层；二是五金行业公会，只有向他们备案并由公会出具公函证明此项交易合法有效，工商局方可受理过户登记；三是工商局的经办人员；四是位于外滩的中国银行，因为本格森要求把款子划入他在该银行的账户。蒋佩纯一边说着，一边唤来总账房(即负责四家店铺的财务主管)张先生，让他把上述四个范围的人员姓名一一写下来。张先生写毕，刚要告退，被刑警唤住向其了解情况。

张先生名宗德，五十多岁，曾留学日本，学的是财政，经历不凡，曾先后在松沪护军使衙门、法租界洋行、公共租界工部局、日伪政权和国民党警察局干过财务工作，人民政府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后因年龄大而被清退，经朋友介绍到蒋佩纯这里做了总账房。虽然他一直干的是财务工作，但其社会阅历很是丰富，人也机灵，当下一听就明白刑警是来调查案子的，于是开腔道：“老朽斗胆问一句，不知三位警官先生此行是不是来调查与什么案子相关的线索的？如果无须保密，是否可以说明一二，让老朽梳理一下思维，或许能够提供一丝半点儿线索也说不定。”

刑警老费于是就告诉了蒋、张关于本格森宅第遭遇抢劫之事，当然说得极简单。蒋佩纯听着惊得伸出了舌头，张宗德倒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老头儿一听刑警要了解与本格森的那笔交易，脑子里已经冒出一个名字来了。当下，就说出了这个嫌疑人的姓名：张镜大。

张镜大是张宗德嫡亲的侄子，二十八岁，以前在内河轮船公司的客运小火轮上做轮机员，二十岁学徒满师，一口气做了五年。因为沾染了恶习，晚上经常通宵达旦，睡眠不足，白天上班时就时不时瞌睡一会儿。当时的小火轮，是由前面驾驶室的舵手操纵方向舵，需要变速、停车、倒车时则手拉舵铃通知轮机间的轮机员，轮机员按照铃声指示操作。所以，轮机员是不能打瞌睡的，因为航行中随时可能会遭遇相撞、搁浅、触桩等险情，能够避免与否有时就在数秒钟之间。轮机员一打瞌睡，那就容易发生事故。张镜大就是因为瞌睡而未能及时减速导致小火轮出了一桩重大事故，撞翻了一艘农用船，死了三个人。这种事故如果放在现在，是要吃官司的。张镜大出事时是1947年，当时还没有为此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公司作了赔偿了事。不过，张镜大的饭碗自然砸掉了。

张镜大失业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做起了专业棍。不过，场上是没有常胜客的，“久必输”乃是一条基本规律。张镜大不久就输得找不着北，不但吃穿没有基本保障，还欠了一堆债务，被债权人逼得有家难回。于是，就伙同几个狐朋狗党干起了无本买卖，举凡偷盗诈骗、敲诈勒索、持械劫道之类的歹事儿都一一沾边，据说还是头儿。这样，到了1948年3月，张镜大终因偷窃被国民党浦东洋泾区警察分局拿下。因为那案子案值不大，要追究以前犯的事儿呢又无从下手，最后判了一年六个月徒刑了事，押往提篮桥监狱服刑。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在押刑事犯仍是按照之前国民党法院的判决书执行，所以张镜大这官司一直吃到1949年9月下旬方才结束。

除了上述刑事犯罪前科之外，还有现实内容——张宗德因为历史上有过在旧政权和租界机构及日伪政府干过财务工作的经历(当时称为“历史污点”)，新中国成立后始终小心翼翼过日子，夹着尾巴做人。他这一辈共有兄弟三个，总共生了九个后代，但男丁却只有张镜大一个，所以他是把这个侄子当儿子看的。他家住公平路，就在提篮桥监狱旁边，侄子在监狱服刑时，他每月必去探监。张镜大被释放那天，他又设宴为侄子压惊，席间谆谆教诲，提醒张镜大从今以后要走正道，不能触犯人民政府的法律。张镜大当时表示自己在监狱里天天参加政治学习，读报、广播一日四次教育，比吃饭还多一次，这些都懂，今后一定改邪归正。问他打算以什么谋生，他说自己有操弄机器的技术，准备搞家机修社。张宗德大加赞赏，并许诺如果碰到啥困难不能解决的，可以找他。为表示自己的诚意，张宗德当场掏出五十万元钞票塞给了侄子——这笔款子相当于他月薪的四分之三哩！

张镜大之后就开始忙碌，张宗德也不知他在忙碌些啥。元旦时大弟张宗宝即张镜大的老爸去他家做客时，他问起侄子的近况，张宗宝也弄不清楚，说儿子有时一个礼拜不回家，有时呢整整三天不出门，不过是待在家里睡觉。这样，到了六天前即2月6日，那天中午张宗德正跟蒋老板商议向本格森支付五金行转让款的事儿时，张镜大忽然来了，说是快过年了，是来给伯父拜早年的，手里提了几样廉价礼品。张宗德是何许人，寻思这等近的亲戚关系，拜年哪有不上家里而跑到厂里来的？再一看礼品的包装，就知道这小子手头甚紧，料想这四五个月来没啥发展。

当时，蒋佩纯因为已经筹措到了款子可以支付给本格森了，心情极好，当下就对张镜大说：“一会儿我有几个朋友过来，我已经在对面饭馆订了酒席，你也难得过来看你伯父，留下来陪你伯父喝杯老酒再走吧。”正说着，几个朋友未了。那儿位都是蒋佩纯的同业好友，蒋佩纯接盘本格森的五金行时头寸轧不拢，就向他们商借，今天是送支票来的。当下，就把支票一一交付，由张宗德登记后收下，出具借据，由蒋佩纯当着他们的面一一签名后分交各人。整个过程，张镜大都看在眼里。

张镜大原本对于蒋老板邀请他吃饭极表感谢，那时寻常百姓都是经济拮据，能在人家里蹭一顿家常便饭已经不错了，被邀下馆子那更是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幸遇了。可是，他这时突然说另有事情要去办理，就不吃饭了，然后看着张宗德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张宗德就问他有什么事，他吞吞吐吐地说手头有点儿紧，想向伯父借点儿钞票。张宗德问需要多少，他答称三四十万吧。张宗德身上只带了些零钱，当下就向蒋老板提前支取了年终奖金五十万元给了侄子。张镜大谢过，匆匆告辞而去。

这件事，当时谁也没有在意。但张宗德出于对侄子的关心，打算春节三兄弟碰头时要跟大弟张宗宝说一下的，让大弟查清楚张镜大借钱干什么，当初说过的机修社开起来没有。现在，刑警登门来调查，张宗德脑子里马上冒出了张镜大，寻思侄子当时在场听说了本格森转让五金行以及明天要把款子打入其账户之事，别是闻之心动，纠集同伙前往打劫？或者他自己不出面，却躲在幕后让同伙出面作案？

当下，老费、老解、诸葛嘉三刑警听张宗德如此这般一说，立刻对张镜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向张宗德问明其侄子的住址后，随即返回卢家湾分局向组长黄明山作了汇报。黄明山也认为张镜大似有嫌疑，于是就让老费三人加上另一刑警小胡前往张镜大住所传唤其人。

这时已是中午时分，老费四人执行任务心切，只恐夜长梦多，当下去食堂拿了几个馒头，啃着就上路了。张镜大家住杨树浦区隆昌路，离卢家湾区有点儿远，偏偏分局唯一的那辆小吉普出了故障不能出车，刑警就只好坐公交车前往。倒了三趟车赶到杨树浦分局隆昌路派出所，跟所领导一说，人家便唤来户籍警小许。听说专案组刑警是来传唤张镜大的，小许说我正琢磨着这小子最近多半在动坏脑筋，看来还真让我猜对了！刑警便问是怎么个情况。小许说据邻居反映，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姓张的家里杂七杂八的人进进出出不断，遂扳着指头说了几个，都是诨号，无非“刀疤”、“招招毒”、“三拳头”、“一只鼎”之类。

刑警们让小许头前带路，先把张镜大传唤到派出所再说。于是，一行五人便前往张家。登门一间，张镜大不在家。哪里去了呢？家人称其午后出去的，去哪里没说，只说晚饭前肯定回来——这天正好是他老爸张宗宝的生日，他要回来给老爸庆生。于是，刑警就决定守株待兔。

守了两个多小时，张镜大回来了。当时，刑警坐在他家客堂里，客堂门关着，但门旁边的窗户开着一条半尺宽的缝儿通风透气。张镜大正好是从窗户那一侧过来的，从窗缝儿里看见家里坐着好几个人，其中一个是穿警服的户籍警小许，立马转身就逃。待到屋里那五位听见动静不对起身奔出门追赶时，他已经窜进了马路对面的一条小弄堂。这一带的小弄堂多且杂，其分布与小型迷宫有一比，张镜大从小生长于此，地形极熟，一转眼就没了影！

三、本格森再次遭劫

专案组随即全组出动追捕张镜大。次日上午，张镜大在十六铺码头准备乘船逃往南通投奔一个远房亲戚时被蹲守的刑警抓获。

昨晚，刑警已经对张家进行了搜查，未曾搜得赃物以及作案时案犯所穿戴的衣帽和左轮手枪等。因此，此刻对张镜大的讯问就显得至关重要。专案组长黄明山、副组长魏南福亲自出马。讯问之前，刑警对他进行了一番政策宣传，张镜大显出一副很配合的样子，表示一定老实交代，争取获得从宽处理。交代时倒也痛快，可是，交代出的却是另外一起案件，作案时间、地点也与“2·10”抢劫案不符。

张镜大交代，他自从去年9月下旬从提篮桥监狱释放后，最初确实是想联络两个朋友开一家机修社，可市场调查下来发现，要想搞这么一个项目，光靠他的小火轮轮机技术还远远不够，得有一位机修技术高超的“老铜匠”(旧时沪语将钳工称为“外国铜匠”，这里的“老钢匠”指的是高级钳工)加盟。物色这样一个对象的难度倒还不算特别大，主要是经济上无法承担。这种级别的“老铜匠”，每月至少要给人家开一百万元薪水，这叫张镜大上哪里去筹措？所以，张镜大只好放弃了这个创业计划。这当儿，以前的那些狐朋狗友邀他去打牌——其实就是，他禁不住诱惑，重新迈出了当初走向堕落的第一步。有了第一步，接下去的第二、第三步也就显得“正常”了。张镜大终于又开始了以前干过的偷盗、诈骗之类的营生。

前天晚上，张镜大伙同其三个狐朋狗友前往沪北潘家湾的一家肉庄，冒充派出所叩开了门，将已经宰杀正准备次日出售的两头肥猪给抢走了。两头肥猪三四百斤，他们为此还动用了一条偷来的小船。赃物已于昨天上午运往近郊北新泾镇集市上出售，由于居民都在准备年货，卖得很快，到中午就卖完了，赃款四人平分了。

黄明山、魏南福等人大失所望之下，内心还有一丝侥幸，盯着张镜大追问其2月10日那天晚上在干吗。张说在朋友“一只鼎”阮顺川家与另外两个他叫不出姓名的男子，从2月10日下午六点左右开始一直到次日清晨五点方才结束，他输了七万多元。刑警再问：“那么，2月6日中午你干什么去了？”

张镜大算了算，答称去向其伯父张宗德借钱了。往下自然就要问到为什么谢绝饭局邀请匆匆离开呢？张镜大的解释是，他那天去找伯父的目的就是为了借钱，之前因为担心伯父撵他，所以对蒋老板的饭局之邀一口应诺。待钞票到手，他就不想吃这餐饭了，因为他那天下午还有牌局，事先约好了的，所以就谢绝了蒋老板的饭局之邀。

讯问结束后，专案组随即出动，按照张镜大供述的同案犯的地址，将参与抢劫肉庄的另外三个案犯一并抓获。三犯交代的情况与张镜大一致。与此同时，另一路刑警对张镜大供述的2月10日晚上及2月6日下午的牌局情况进行了调查，均系事实。于是，张镜大的作案嫌疑就此排除。

专案组折腾了这么些时间，替北站分局破获了一起抢劫案，自己手头的“2·10”抢劫案却未能获取一丝一毫的线索，一干刑警心里自是不爽，却也无可奈何，只好重新再分析案情。议来议去，没有新思路，还得走之前已经走过的路数，全组刑警分成四路重新查摸可能与本案有涉的线索。这次案情分析会是2月13日将近午夜时结束的，组长黄明山刚刚宣布散会，就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案犯二闯本格森宅第，再次对这个瑞典侨民进行抢劫！

“2·10”抢劫案的被劫财物，以当时的立案标准已经属于“巨大”，但未曾使本格森伤筋动骨，因为这仅仅是他的一部分财产。而且，有一点他没有向刑警实话实说：在被劫的财物中，有一部分首饰其实是假货。如此，“2·10”抢劫案的被劫财物案值就要打一个不小的折扣。因此，本格森遭劫后内心其实并未感到特别难过。

其后，本格森夫妇加紧做回国准备，除了购买礼品、纪念品之外，最重要的是去外滩中国银行办理兑换黄金的手续。上海解放伊始，民间还可以自由买卖黄金、银元和美元，甚至形成了一个闻名全国的黄牛市场，黄牛党对此称为“黄白绿”。这样过了没多久，人民政府一看金融秩序给黄牛党折腾得一片混乱，于是决定采取严厉打击手段。1949年6月中旬，由淞沪警备司令员宋时轮将军主持的打击行动拉开了帷幕，军警联手行动，将大批黄牛党控制于证券大楼，抓捕数百名案犯。行动当天，上海市军管会颁布了禁止民间私自买卖黄金、银元、外币的规定，不论何人，如有“黄白绿”要出售的，必须去银行；违反者轻则教育、拘留、收容，重则逮捕法办，直至枪决；不论轻重，非法交易的“黄白绿”一律没收。这个规定，对于寻常市民来说无所谓，他们手头如果有“黄白绿”，当时银行的收购、兑换价还是比较合理的，也吃不了亏；但是，对于准备回国的外国侨民而言，那麻烦就来了——他们的财产中有不能随身携带的部分，比如房产，比如像本格森那样的五金行，以及人民政府禁止携带出境的文物之类。这些财产当然可以出售，可是，根据人民政府的规定，对方只能以人民币跟外侨卖方结算。

人民币携带出境后就不能使用，本国银行也不会给兑换。那么，这个难题应该怎么解决呢？政府当然有解决方法：准备回国的外侨可以用人民币向银行兑换黄金。当然，这种兑换需要侨民提出申请，经上海市军管会财政委员会审查，确认准备兑换的这些人民币属于合法收入，并且公安局已同意离境(主要是防止有些外籍涉案嫌疑人逃逸)。当然，就像我们现在去外国旅游离境回国申请退税一样，外侨离华时要把携带的黄金与一应审批手续交海关查验，如果不符，没收当然没商量，拘捕的也有。所以，对于当时外侨最多的上海市来说，光这项工作也花了军管会和政府不少精力。

本格森在蒋佩纯把转让款划至他的账户后，次日就开始进行兑换黄金事宜。之前的审查手续都已经办理了，这是最后一关：向外滩专管外侨金融的中国银行申请兑换黄金。银行对于外侨的此类申请是有规定的，按轻重缓急等情况予以考虑，当然，国籍也是一个因素，友好国家的侨民可以批得快一些。一般说来，从递交申请到最终同意兑换，没有两三个月时间是批不下来的。不过，瑞典侨民本格森却是一个例外，2月8日交申请书，两天后就通知他去填表格，又过了三天就可以兑换黄金了。这背后有一个原因，将在下文交代。

这天是2月13日，下午两点多，本格森和妻子去了中国银行，把全部转让款兑换的八十两黄金拿回家后，尽管没有想到上次那三个强盗会再次登门，但出于本能性的防范意识，还是密藏起来。

入夜后，天空飘着蒙蒙细雨，伴随着不大不小的西北风，气温虽然在零度以上，但感觉比平时晴天的零下三四度还冷。遇上这种天气，江南人家寻常百姓如无必须要做的事情，都早早就钻被窝了。本格森一家人乡随俗，也不例外。本格森夫妇这天晚餐时喝了一些酒，所以睡得很熟。不知过了多久，本格森被人推醒了。最初一瞬间，他还以为是在梦中，但随即就真真切切地感觉到真的有人在推自己。他还没来得及反应，那只大手已捂住了他的嘴巴，手电光随之闪亮，同时他感觉到一个细管状硬物隔着被子顶在肋间。那个曾经使他胆战心惊的声音又在耳畔响起来了：“本格森先生，为了你全家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叫嚷——包括你的妻子！”

借着手电光，本格森认出来了，对方正是上次抢劫时那个领头的“老曹”。这时，爱莉也醒了，正要惊呼，被丈夫喝止：“别叫！也不要动！”

“老曹”说：“出声不可以，动是要动一动的，你们穿上衣服吧，总不见得就在床上回答我们的问题吧。”

于是，本格森夫妇被三支手枪逼着匆匆穿上了衣服。“老曹”说：“本格森先生，还是像前几天我们拜访你们时那样，到客厅里去说话吧，得把你家两个公主叫起来。注意，不能叫唤，否则我这把手枪也会吭声的！”

很快，一家四口又被强迫挤坐在客厅里的那张长沙发上。在强盗进入主人卧室之前，沙发已经被他们悄无声息地转了个向，像2月10日那样面对着墙壁了。“老曹”开腔了：“本格森先生，你太不够意思了。上次我们来拜访你时，你说转让五金行的款子已经划到瑞典去了，当时我们相信了你，没动你一根汗毛。没想到，你骗了我们！那笔款子你根本没划到瑞典去，而且人民币也不可能划过去，对不对？这话就不说了，现在咱们重新开始。根据我们掌握的可靠情报，今天下午两点多你们夫妇俩已经把这笔款子兑换了黄金拿回家来了，所以我们今晚冒雨再次前来拜访。你要性命，就把黄金交出来；不要的话，黄金还是保不住，我姓曹的不信搜不出！”

本格森暗自叫苦，却只是摇头，说没有这事。“老曹”用枪口顶着本格森的后脑勺反复逼问，无效。于是，就对两个同伙说：“搜！”

这是四天里的第二次搜查，强盗已经有点儿熟悉这里的橱柜箱斗了，因此进行得很快。可是，依然一无所获。“老曹”下令：“把他们都绑起来！”

一下子要绑四个人，本格森家里没绳子，强盗也没带。不过，“老曹”有办法，他让同伙把床单用刀子割成条当绳索使用。一家大小四口都绑上后，两个孩子的嘴也给堵上了。然后，本格森夫妇就被告知：“如果不交出黄金，今天就要杀了你们。不用枪，用刀；不是一刀致命，而是上百刀碎割！你们两个谁先试试？或者先拿哪个女儿来开刀？”

本格森不吭声，他的妻子也不吭声。“老曹”，把刀架到爱莉的脖颈上：“先试你吧！”

爱莉吓得瑟瑟发抖：“我说……”

“爱莉！”本格森大喝一声，还想说什么时，被“老曹”用手枪柄在脑袋上砸了一下，顿时见红。六年级的大女儿见了，流着眼泪拍打沙发。强盗以为这是表示愤怒，先没在意，但接着那四年级的妹妹也做起了同样的动作。于是，一个强盗顿有所悟：“行了，就藏在这沙发下面！”

三强盗遂将四人连拖带扯地弄翻在地板上，把沙发垫子拿掉，手电照着一阵乱摸，果真找到了盖板，打开一看，下面有一口扁盒形状的微型保险匣。“老曹”道：“他妈的！藏得倒好！”

强盗从本格森身上搜到了钥匙串，上面有保险匣的钥匙。可是，光有钥匙还不行，还得掌握密码。问本格森，他不吭声。于是，强盗就盯住了爱莉。“老曹”说：“你要知道，我是一个不喜欢使用暴力的人，除非像刚才你丈夫那样一定要逼着我发火我才不得已下手。现在，这玩意儿已经到我手里了，你们把密码说出来也罢，不说出来也罢，东西我肯定要带走的，只不过一个是打开后把里面的黄金带走，另一个是连这玩意儿一并带走，我带回去后肯定有办法打开，是不是？黄金一样不属于你们了，你倒不如把密码说出来为好。”

爱莉不吭声，一个强盗说了声“等等”，去卫生间端来一盆冷水，对爱莉说：“我数到三，你如果不说，这盆水就浇在你身上！”随即就数，数到三后见爱莉没有反应，真的把一盆冷水劈头冲爱莉倒下来。爱莉尖叫一声，被“老曹”把嘴捂住：“这法子好！把他们都拖进去，用冷水浇！”

本格森马上说出了密码。强盗打开保险匣，里面果然藏着下午从银行取回来的那八十两黄金，以及六件外国式样的白金、黄金首饰。

强盗拿了赃物离开后，被绑着的本格森爬起来，用反剪的双手给两个孩子扯掉堵嘴的碎布，孩子们于是大声呼救……

四、案情分析

本格森住宅二次遭劫的消息由卢家湾分局值班室向专案组紧急通报，专案组八名刑警披上雨衣，扑进了冰冷的雨夜之中，踩着自行车直奔高雄路213号。

现场勘查表明，三个强盗是从院门上方攀越而入的，他们把医用胶布黏在客厅的窗户玻璃上，打碎玻璃伸手进来拔掉插销，一人攀窗而入打开屋门放其余同伙进来。稍后，刑技人员对现场采集的指纹、脚印进行鉴定，确认作案者就是2月10日那三个案犯。

这两起涉外抢劫案引起了警方的高度关注。次日上午，专案组正在开案情分析会时，分局领导陪同两位市局来人进来了，那二位是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和市局刑事侦查处副处长马朝汉。专案组长黄明山是马朝汉的老部下了，以前在山东解放区时就是在马朝汉的领导下做侦查工作的，当下就反应过来市局领导班子已经决定由马处长来负责专案侦查了。

果然，扬帆向大家拜过早年后，就宣布市局党委的决定：由马朝汉担任专案组长，黄明山、魏南福担任副组长。马朝汉跟众刑警打过招呼后说：“我还带来了两位同志——老何、大罗，他们会驾驶汽车、摩托，市局领导充分支持专案组的工作，特地抽调小吉普、三轮摩托车各一辆交由专案组使用；另外，侦查工作中如有需要，可以不经市局协调直接从全市各分局抽调警力。”众人一听，就知道此刻面临着的这两起案子分量之重，已经等同于那些危害人民政权的反革命敌特大案了。

前面说过，上海市自1949年5月27日解放以来至当年年底，刑事案件频发，其中尤以抢劫案件为甚。当时战争刚结束，民间遗留着不少军用枪支，因此案犯作案时往往喜欢真枪实弹。之前曾发生过针对德商的抢劫杀人案，尽管财物损失不如本格森的大，不过，那个德商作为该案的被害人可是彻底地被害了。当时市局也曾派刑警前去参加专案侦查，不过，专案组长依然是分局的，扬帆也没去专案组督促。那么，这次发生的本格森被劫案为什么受到市局的这等重视呢？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至当年年底，全世界共有十个国家宣布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其中亚洲两个国家：朝鲜和蒙古；欧洲八个国家：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民主德国(东德)和阿尔巴尼亚，全部是社会主义国家。1950年1月18日，亚洲的又一社会主义国家越南也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新华社、《人民日报》为此都发布了“重要消息”。其实，另一个比这还重要的消息已经产生，不过还没有发表，那就是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于四天之前的1月14日收到了瑞典王国外交大臣致中国外交部长的第一份电报。这份电报中提到，瑞典政府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有效地控制着中国大部分领土的事实，现决定在法律上承认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因此建议瑞典和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瑞典是资本主义国家，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主动提出要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绝对是一桩特大新闻。不过，中央当时出于策略方面的考虑，未向外界公布这个消息，并迅速跟瑞典方面达成一致：两国在正式签署建交协议之前，均对外保密。因此，瑞典也未向外界透露这一消息。

早在1950年1月12日，外交部就派出一支三人调查小组前往旅居外国侨民最多的上海市调查侨民回国(当时称为“遣返”)情况，包括侨民回国的意向。办理回国手续事宜以及遇到的问题、政府方面和民间对于外侨遣返之事的做法及看法，等等。这个决定是由周恩来亲自作出的，说是为今后遣返外侨工作提供一些经验。该小组抵达上海时，中国方面还没收到瑞典王国的那份电报，所以，调查中对于瑞典旅沪侨民遣返情况没有专项计划。待到1月14日周恩来收到瑞典外交大臣的那份电报盾，这位一贯主张“外交无小事”的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长马上意识到赴沪调查小组应当对瑞典旅沪侨民在上海的生活状况、待遇以及回国等情况进行专项调查。为此，周恩来于1月17日晚亲自跟调查小组组长宫焰通了电话，亲口下达了这个指示。

这样，调查小组就对在沪的工作内容作了更动，也延长了在上海的时间。经调查小组与上海市军管会、上海市政府外侨事务处协商，由外侨事务处专门抽调了一名干部负责协助调查瑞典在沪侨民的一应情况。调查小组于2月10日结束工作，当天晚上，发生了“2·10”抢劫案。

次日上午，调查小组正准备回北京，接到了外侨事务处关于“2·10”抢劫案的报告。这当然是一桩必须了解清楚的事情。鉴于中央对中瑞建交谈判事宜的保密要求，周恩来1月17日向调查小组布置对瑞典在沪侨民情况的调查任务时，没有透露瑞典外交大臣致电主动提出建交建议之事，调查小组并不知道此举意昧着什么。不过，他们遵照周恩来的叮嘱，在进行这项工作时严格注意保密。因此，此刻调查小组不便直接出面向上海市公安局了解“2·10”抢劫案的情况，只能由外侨事务处替他们了解。

2月13日，由调查小组起草的关于“2·10”涉外抢劫案的专题报告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当晚，周恩来就致电上海市长陈毅，指示必须尽快侦破该案。陈毅之前并不知道“2·10”涉外抢劫案，但是知晓正在与瑞典政府进行建交谈判情况的，当下马上领悟了该案的重要性。陈毅连夜向上海市公安局李士英、扬帆二局长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不过，李士英、扬帆当时没有料到，其时案犯已经在实施对本格森家的二次作案了。

在这种背景下，案犯的再次作案，对于警方而言，其震惊与重视程度是可想而知的，这就是扬帆亲自前往卢家湾分局与专案组成员见面并参加案情分析会的原因。

当下，专案组对案情进行了分析。这回，因为没向刑警吐露全部相关情况而吃了大亏的本格森吸取了教训，昨晚刑警勘查现场时就已经把转让五金行之事竹筒倒豆子说得清楚明白。本格森在2月8日至13日这几天里一共去了三趟外滩中国银行：第一趟是2E8日，是因为前一天下家蒋佩纯已经把全部转让款划入了本格森的中国银行账户，这天是去银行办理申请兑换黄金手续的。当时，银行接待人员让本格森后天再去一趟，因为银行在批准兑换后需要本格森填写一份表格。这样，本格森就在2月10日又去了一趟中国银行。接待人员让他三天后也就是2月13日下午来银行领取兑换的黄金。于是，本格森在2月13日三赴银行。

黄明山等人在谈话中了解到，本格森这三次去银行，第一次是单独前往，空手未带包；第二次、第三次均携妻子爱莉一同前往，两人分别带了公文包、坤包，第三次去时兑取的那八十两黄金就是装在本格森的公文包里带回家的。那么，是使用什么交通工具前往外滩的呢？本格森说2月8日那天他是从北京路五金行步行去外滩的。2月10日、13日那两次是从家里过去的，又是夫妇同行，所以他叫了出租车。

专案组认为昨晚案犯显然是有备而来，已确凿掌握了当天下午本格森从银行取回了黄金。那么，案犯是通过什么途径掌握这一情况的呢？刑警首先想到了银行内部泄密。不过，往下细想又觉得这方面的可能性似乎极小，理由如下：其一，这段时间里，每个月都有去外滩中国银行兑换黄金准备回国的外侨，其中不乏比本格森兑换的多的资本家，如果说银行内部有入跟案犯勾结起来作案的话，那为什么不去抢兑换黄金更多的对象呢？一样干一回强盗活儿，当然是获利越丰厚越值得干嘛。其二，2月10日本格森遭劫时，案犯开口问的是转让五金行的那笔款子藏哪里了。这说明尽管案犯知晓本格森转让了五金行，账户里打进了一笔巨款，可是并不知道他没有去取款，而是准备兑换黄金带回瑞典。这也是案犯并无银行内线的证明，否则，内线不会不告诉他们。因此，刑警认为银行内线和强盗勾结作案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除此以外，案犯是否还有其他途径能够知晓2月13日下午本格森夫妇去银行兑取黄金的情况呢？分析下来是有的，比如出租车司机。本格森夫妇那天是乘坐出租车往返的，那么，出租车司机应该知道他们去银行办理金融事务，当然不一定知道他们是取黄金，不过八十两黄金(十六两一市斤的老秤)折合五市斤，五市斤的分量装在一个公文包里，应该一眼就可以看出“沉甸甸”了，况且又是从银行里出来的，那还不一估一个准？

一直光听着没有说过话的扬帆开腔了，说这一点需要调查。扬帆大概还有话要说的，这时分局秘书股来人请扬帆去接听电话。片刻，扬帆匆匆返回，说同志们对不起，我有急事要走了，大家分析得很好，继续下去，这个案子必须侦破，中央都在等消息呢！

扬帆走后，众刑警继续讨论，有人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案犯2月10日登门抢劫没有搜得转让款，其后了解到外侨回国须带黄金这种硬通货，料想本格森必定会去银行兑换，于是就派人蹲守在外滩中国银行门前，等本格森去兑换后，当晚立刻实施作案。

专案组根据上述分析，决定同时采取以下措施进行侦查：一、对2月13日往返于本格森住宅与外滩中国银行之间的出租车进行调查，看司机是否有参与作案向“老曹”等人提供信息的嫌疑。二、调查2月13日及之前数日中国银行门口是否有可疑对象出没。三、加强全市银行、首饰店铺、旧货行和地下“黄白绿”市场的赃物布控。

五、发现赃物

案情分析会结束后，组长马朝汉随即宣布人员分工，立刻进行调查。这次调查从2月14日午后开始，一直进行了三十多个小时。2月15日晚，专案组全体刑警回到驻地，对调查情况进行汇总。

先说赃物布控。当时因为刑案频发，市局治安部门已经联合全市各分局、派出所组建了一个赃物布控网。全市无论哪个区只要发生侵财性质的刑案，任何一个派出所都可直接跟市局电话总机联系，请求启动布控程序。市局电话总机房有专门的话务员担负此项工作，接到布控要求后，立即给各分局、派出所拨打电话通报，然后，派出所民警就通过电话或者直接前往本管段内的相关店铺落实布控。像“2·10”和“2·13”抢劫案这样的大案，更是上下重视，各分局、派出所不但即刻落实，而且每天要向专案组这边通报一次布控效果。专案组也派出刑警化装潜入浙江路桥畔的“黄白绿”地下黑市进行秘密查访，可直到2月15日晚，还是没有发现案犯销赃的情况。

再说对2月13日本格森夫妇乘坐出租车情况进行的调查。这活儿由刑警金运旺、老何负责。两人原以为这件事颇有些难度，因为当时出租车是不给乘客开发票的，通常乘客也不会留意车辆牌照什么的，因此担心本格森夫妇无法提供线索。哪知过去一说，本格森马上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出租车司机的姓名、公司以及电话号码。本格森向刑警解释，这个名叫林羽的司机在祥生汽车公司工作，早在七八年前就已经跟他相识，他平时需要叫车时，都是打电话叫林羽的车。

刑警于是就去祥生公司调查。祥生汽车公司是当时上海最大的一家出租车公司，本案发生时，祥生公司尚是私营企业，但已经有了工会。当下，金运旺、老何便去找了公司工会负责人秦阿四。机修工出身的秦阿四是中共党员，属于政治可靠的老工人。他听刑警说明了来意后，笑着说你们找我正合适！为什么呢？因为林羽与秦阿四是自幼就在一起玩耍的发小，后来又一起进了祥生公司做汽车修理工学徒。满师后，林羽被老板周祥生点名调去开出租车了。秦、林两人住得近，到现在还经常来往。据秦阿四介绍，林羽是一个绝对老实的人，而且沉默寡言，不擅交往，因此常被一些外国客人看中，颇有一些固定客户，所以，林羽的收入是祥生公司出租车司机中最高的一位。林羽生了两个儿子，老婆是浦东洋泾镇上一个资本家的女儿，老丈人还时不时给他们送钱送物，两口子的经济条件相当不错。

刑警听了上述介绍，干脆直截了当请教秦阿四，林羽是否会卷入抢劫案件。秦阿四连连摇头，说他可以担保，林羽绝对不会做出触犯法律的事儿来，在旧社会尚且不会，到了新社会那就更不可能了。刑警想想还不放心，又了解了林羽平时的交友情况以及亲戚包括其浦东妻子方面的社会关系，没发现地痞流氓、无业人员之类的可疑对象。

然后，就要说到案发前外滩中国银行附近是否有可疑对象出没的调查了。这项调查肯定比较烦杂，因此投入的刑警有魏南福、诸葛嘉等六人。他们分头找了银行的门警(类似于现今的保安)、门口的流动小贩、临时泊车等候主顾的黄包车车夫，以及每天都会出现的那些“小黄牛党”。所谓“小黄牛党”，跟现今火车站附近倒腾火车票的那些票贩子差不多，兜里放上两枚银元，手插在兜内故意弄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向外界发出欲以高价收购“黄白绿”的信号。这是违法行为，不过就像现在的票贩子一样，打也打不尽。因此，对于警力紧张的公安局来说，基本上也就只好眼开眼闭了。六刑警的调查结果是，所有调查对象都说没有发现那几天银行门前有可疑对象。

三个方向的调查都未能获取线索，案件侦查回到了原地。次日，2月16日，除夕。专案组原定上午再次开会讨论案情的，可是，会议竟没举行，因为线索出现了：发现赃物！

赃物是一块旧怀表，早在2月13日下午就出现了，只不过未被发现。那么，前面说过的警方已经建立起来的遍布全市各区的那张庞大的布控网怎么没有发挥作用呢？因为赃物出现的地方并非旧货行，而是中央商场的一个修理钟表、打火机、眼镜等日用品的小店。

中央商场位于黄浦区南京东路、沙市路一带，最初的核心位置在一条名唤“中央弄”的小弄堂里，一直到抗战爆发时，也不过寥寥数家卖杂货的摊位。到二战结束，黄浦江上停泊着大量美国军舰，舰上的军人在等候回国期间，闲着无事，上岸逛街，顺便把军用物资以及个人生活用品拿来出售。中央弄与外滩只隔着一条马路，美国大兵上岸后走几分钟就到。摊贩们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者不拒，大批收购，就地转手出售。短短半月之间，原先不过个位数的摊位竟然膨胀到中央弄里塞不下，延伸到附近的马路上。一批批美国大兵也不必拿着东西过来出售了，常常是还没上岸，码头上就有人挥手大叫着“哈罗”了。一个占地数万平方米的百货集市就此形成，由于该集市最初是从中央弄发展起来的，所以就称为中央商场。

一段时间后，美军都回国了，军用物资没有了，但中央商场反而更加红火了。为什么呢？原来上海滩的居民已经习惯于逛中央商场，顺便把自家不需要的物品拿去出售，换一些自己需要的日用品回来。交易中，常常发现有的东西外相看着不错，却有些小故障不能使用，诸如钢笔的笔尖秃了、闹钟的发条弹簧松了等等，丢弃舍不得，于是就有了修理摊，当场拿去修理，修好后就地出售。就这样，中央商场发展成为上海市最大的买卖和修理旧货的中心。1956年，中央商场公私合营，统一管理，继续发挥着其独特的优势，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到顶峰阶段，只要人们想得到的商品，到中央商场总能以难以想象的便宜价格淘到；大大小小的家用物品坏了，如果到中央商场还不能修理的话，那上海滩就再也找不到能够修好的地方了。中央商场的大名，不但上海乃至周边江浙地区，全国都知晓。当时外地赴沪的出差人员都会到中央商场一游，空手而来，满载而去，就像如今的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一样。

本案发生时，中央商场还全部由大大小小的个体经营者在打理。在沙市二路上，有一家只有半个门面的小店，店主姓尤，四十来岁，宁波人氏。当时中央商场所有的修理店铺都遵循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顾客拿来的东西，只能修理，不能收购、代销；修好的东西不能就地出售，要卖也得卖给专门经营旧货的店铺。反之，经营旧货的店铺也是这样，哪怕店铺主人昨天还是中央商场闻名的修理师傅，今天改行搞买卖了，就不能再接修理活儿，即使义务的也不行，所有这类活儿都必须由经营修理的店铺去做。因此，老尤这个修理小店在中央商场开了三年，从来干的就只是修理活儿。2月13日下午一时许，老尤的铺子里来了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穿着一件黑色卡其布夹风衣，与风衣相连的帽子戴在头上，一个大口罩挡住了大半张脸。口罩可能有点儿厚，这位仁兄说话显得有些瓮声瓮气：“老板，我有块旧挂表不走了，想请你修一修。”

那人掏出一块旧怀表，正是“2·10”抢劫案中的赃物之一，但当时老尤却不知道。如前所述，中央商场的修理店铺按照行规是不收任何旧货的，因此2月11日上午辖管该处的黄浦分局南京东路派出所只对全商场的旧货店铺下达了布控通知，未曾通知修理店铺。当下，老尤接过这块沪语称为“挂表”的怀表，打开后盖看了看，说这块表是瑞典货，已经蛮老了，起码有六七十年了，不过修好后再用个十来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于是，对方就问价钱。老尤说五万元吧，一口价。对方想了想，接受了。于是，老尤就给对方写了一张收据：瑞典老旧挂表一只，2月16日下午取货，修价五万元。对方屈指算了算，说2月16日是除夕，你这里也开门？老尤说中央商场全年无休，到时候你来拿就是了，修理费取货时再付。

老尤这笔生意做得蛮划算的。原以为这么老一块表，拆开后多半会有多个零件不能使用，得调换，如果没有合适的代用零件，还得临时制作。哪知拆开后发现所有零件都完好无损，之所以不走，是因为长久没用，又没加油，零件互相“咬住”了。现在用汽油清洗一遍，加些缝纫机油就熊走了，听声音竞像新表无异。这点儿活儿，在老尤这样的熟练工手里，不过三个小时就解决了。三小时挣五万元，这是交好运了。

本来，到2月16日下午，那人把表取走的话，这个线索就没了。但专案组的运气也不错。2月15日上午，南京东路派出所派来了两个民警，他们来商场不是为调查赃物，而是为了落实节日期间商场的防火措施。这两位民警会同商场警务室的三个民警，一起在商场巡视，不看其他，单看防火情况。派出所来的那二位民警中，有一个是老尤的老邻居家的儿子小王，两家是世交，平时管老尤叫“爷叔”的。小王每次来中央商场，都要顺便看看老尤。老尤的铺子正好在拐角上，处于民警巡逻的中间位置，所以就坐一坐，抽支烟，聊上几句。这天也是这样，小王几人经过老尤的铺子时，大家就驻步，人多没法坐，就在门口站着抽烟说话。这时，有一个主顾前来取修好的怀表。付过修理费后，老尤给他取表。这人在铺子门口站着，看着老尤从抽斗里一块块寻找他那块怀表，可能性子急，也可能天生有些饶舌，老尤每拿一块就嚷嚷，说不是他的。老尤拿到那块赃物表时，他说就是这块。老尤说不是，你那块是瑞士表，这块是瑞典货。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和小王一起来的另一位派出所民警老唐原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黄浦分局的刑警，解放后留用了，让他到派出所当治安警。“2·10”抢劫案的布控通知就是他负责传达的，因此对本格森2月10日被劫的那几件赃物的特征了然于心。老刑警听老尤说到“瑞典表”，心里不由一动。待老尤把瑞士怀表交给主顾，将其打发走后，便让老尤把瑞典表拿给他看。打开表盖，一个被“U”字包围着的铃兰图案赫然在目。这个特征，本格森跟刑警说得清清楚楚。

专案组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前往中央商场。刑警问明了情况，派人拿了这块怀表去请本格森本人鉴定，同时留下两人待在老尤的修理铺子附近蹲守，如果那修表的主儿提前来取表就将其拿下。

本格森一看怀表，说正是被劫财物之一。这就好了，守株待兔等候那主儿吧。刑警从除夕中午一直蹲守到下午铺子关门，次日上午又去，等到下午一点多，目标终于出现了。老尤按照刑警事先的关照，收钱给表。那主儿把怀表放进口袋刚要离开时，已经被刑警一左一右夹在中间，铐上铐子。把嫌疑人带到卢家湾分局专案组驻地后，先拍照片，立刻冲印，派人拿去请本格森夫妇辨认；另外指派四名刑警前往嫌疑人的住所搜查。

嫌疑人姓单名菊福，上海本地人氏，三十二岁，住提篮桥区明善坊29号。单菊福以前的职业是开旧货店铺，专门收购旧衣服，分门别类整理后出售，从中赚取差价。他这门职业还是祖传的，其旧货铺早在前清光绪年间其爷爷手里就已开张，两代人传下来，没有发展，也没有衰败，由单菊福惨淡经营。其实，抗战胜利后，大量洋货充斥上海市场时，他本可以抓住机会，可是，单菊福对此竟然不感兴趣，而是成了一名“一贯道”的狂热信徒。幸好这人天资有限，基本上属于干啥败啥，人家“一贯道”没看中他，所以几年混下来还是最低档次的普通信徒。正当他为此忿忿不平的时候，上海解放了。接着就是清算“一贯道”的罪行。公安局之前查摸情况时收集到的大量材料中都有单菊福的名字，最初还以为这是一条大鱼，收网时就把单菊福作为骨干分子逮了进去。哪知调查下来，发现这主儿是个龙套角色，看着满舞台都是他的身影，真要落实罪行时却是一桩也没有他。于是，关了一个月后放人。

总算有惊无险。单菊福走出看守所大门时长出了一口气，暗忖总算没吃官司，往下什么都不想了，就好好经营旧货铺子养家糊口吧。可是，“一贯道”不是白参加的，总得付出点儿代价一一他回家后才知道旧货铺子已经被工商局封掉了，说有规定像单菊福这样的对象是不能从事旧货铺、刻印章、旅馆、印刷业之类的特种行业的。单菊福寻思总得找一份活儿做，否则一家人吃饭问题怎么解决？

活儿很快就找到了，是给一个开公司的亲戚打杂。因为薪水不高，单菊福又谋了第二职业，到河南路桥畔的地下旧货市场去收购旧货，以钟表、眼镜、打火机等为主，收购后拿到修理铺去修理，修复后卖给旧货行或者个人。当时，根据规定出售旧货需要出示户口本或者派出所的证明。单菊福剑走偏锋，不用户口本，也不去麻烦派出所，而是去了区工商局，说你们查封了我的旧货店，现在我没有工作，靠卖掉店里的旧货过日子，你们得给我出一个证明，让我揭不开锅时随时可以去卖旧货。工商局不知底细，真的出具了证明，单菊福就凭着这张证明穿行于全市多家旧货店铺之间，把收购后修复的东西夹杂于自己的旧货中间一并出售。

2月12日傍晚，单菊福下班路过河南路时顺便去那个地下黑市转了转，没发现有什么值得买下的货。准备离开时，被一个身穿藏青色中山装的男子唤住，说这位先生我刚才看你在钟表摊那里转悠，想是对旧表有兴趣，我这里有几块旧挂表，不知先生是否愿意收购？单菊福便让对方拿出来看看。表一共有五块，其中怀表三块。单菊福毕竟是祖传三代的收旧货世家，当下一看就知道这几块表别看外相很差，其实只要拆开用汽油洗一洗，更换损坏的零件，照样能走能用，于是就问了问价钱。双方讨价还价，最后以十万元一块成交。

接下来，就应该跑中央商场找修钟表师傅了。单菊福知道河南路这边的地下黑市出售的东西大多来路不明，就不敢把这几块表一古脑儿全部拿过去修理，而是只拿了其中的一块。没想到，最终还是出事了。

讯问结束，前往请本格森夫妇辨认照片的刑警回来了，说本格森夫妇看过照片，称单菊福并非登门抢劫的强盗。

前往单菊福家搜查的那四名刑警折腾得有些苦，因为单家堆放着许多旧货，他们得一件件查看。最后，也就搜得了单菊福在河南路黑市收购的那几块旧表。他们离开单家时，外面的爆竹声已经响成一片，这才想起此刻正是千家万户合家欢聚吃年夜饭的时候。

专案组分析了单菊福的口供，结合本格森夫妇的辨认结果和搜查情况，初步否定了单菊福涉案的可能。次日，1950年2月17日，大年初一。专案组全体出动，带着单菊福前往河南路黑市寻访几天前销赃的那个家伙。河南路黑市每逢节假日，买卖者比平时都会显著增多。像春节这样的大节假，通常人们手头都有点儿钱钞，大人小孩儿都会来这里淘便宜货。一干刑警在这里一连转悠了三天，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特殊年假，可是白辛苦了一回——案犯并未露面。

六、总理限元宵节前破案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国家规定休息三天，2月20日年初四上班。这天上午八点多，市公安局领导还在局机关各个科室给同志们拜年的时候，一个北京长途传来了周恩来的指示，要求上海市公安局必须在正月十五元宵节前破获涉外抢劫案。

这下，可以想象专案组的压力了。好在市局领导李士英、扬帆等老革命都理解刑侦工作的特殊性，没有施加压力，甚至也没来卢家湾分局，只是把专案组三个正副组长召到市局，当面传达了来自北京的最高指令。组长马朝汉代表专案组表态：一定不辱使命，元宵节前拿下这个案子！

马朝汉等人返回卢家湾分局后，召集全组刑警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说时间紧迫，咱们闲话就不说了，直接谈案子吧，请大家讨论一下，下一步该怎么走？

众人议下来，认为在目前这种线索全无的情况下，只有重新回到起点来考虑怎样查摸本案线索了。所谓的起点，就是“2·10”抢劫案发生伊始是如何分析案情、寻找侦查突破口的，也即从本格森向蒋佩纯转让五金行有哪些知情人来进行调查。当时专案组所面临的情况是，蒋佩纯积极配合调查，向刑警提供了与此事相关的所有信息，刑警为此还抓过一个嫌疑人张镜大。可是，本格森却拒绝提供相关情况，甚至连转让价是多少也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透露。看来，这回的调查要以本格森为主来进行了。当然，蒋佩纯那里也得重新过滤一遍，运气好的话或许能够有意外发现。于是，专案组就作了分工，先派四名刑警分别去找本格森、蒋佩纯了解情况。

副组长魏南福和刑警小胡两人去找了蒋佩纯，先跟其谈了一会儿，没有收获；又请那个曾大义灭亲提供过其亲侄子涉案线索的账房先生张宗德和蒋佩纯一起聊了一阵，也没有收获，只好无功而返。

另一副组长黄明山和刑警老何去拜访了本格森。本格森遭了两次抢劫，全部家当都给强盗劫走了，想回国暂时也动不了身——说得寒碜些，连旅费都成问题，更别说回瑞典后如何生活了。之前，他见警方又是赃物又是照片的似是离破案追赃不远了，心里满怀着希望。此刻见专案组副组长黄明山亲自登门，还以为案子已破，是来通知他去领取被劫财物的。待到听说是来了解线索的，不禁沮丧万分，但还是强打精神按照专案组的要求说了一番情况。黄、何听下来，对其说到的两个对象产生了兴趣——

一个名叫程望海，原是五金行的一个店员，三十岁，祖籍安徽合肥，出生在上海。程家有祖传的武艺，其祖父据说当过清朝军队的六品军官。传到程望海这一代，武功已经大不如前，但程凭此亦能徒手打败三五条大汉。本格森与程望海的相识就是由于程的武功。

1939年，沦陷后的上海滩治安一片混乱，汪伪“七十六号”的特务青天白日也敢闯进租界作恶。一到夜晚，那更是这些恶人打劫有钱人的好时候。那年10月，本格森从北京路五金行下班，骑了一辆自行车回家的路上，在公共租界和华界的交界处被两个“七十六号”便衣特务拦下，以检查派司为名准备行劫。本格森当时年轻，血气方刚，出于防范需要，身上是带着一支手枪的。当下，话不投机便拔枪。但他其实不谙此类动作，遇到的又是两个受过训练的特务，枪刚亮出来就被对方踢飞，随即人也被摔翻在地。就在这时，不知从哪里蹿出一个汉子，以闪电般的动作连踢带打把两个特务打倒在地，一边呻吟一边求饶。那汉子捡起手枪，骑上自行车，招呼本格森跳上后座踩着就走。

这个人就是程望海，当时才十九岁。本格森当即邀其为保镖。说是保镖，实际上不过是五金行店员的角色，他的工作内容是在本格森外出时随行，待在店里时就做店员的工作。本格森很陕就发现，这个青年除了有一身不错的功夫之外，其他方面似乎并不出众，比如让他学习五金商品的名称、用途以及如何接待顾客，他就难能胜任。好在有一身力气，就相帮做做搬运之类的力气活儿，反正五金行里的商品都是沉甸甸的实心货。

就这样，程望海在本格森的五金行里一待就是数年。抗战胜利后，程望海说要辞工去外地发展，被本格森挽留下来，还给他加了薪水。但本格森很快就后悔了——程望海当时已经结婚，按说应该安安分分过日子，可他却学会了，而且深陷其中。本格森直到现在也没想通，像程望海这种智商，怎么学得会在外国人看来如此复杂的中国麻将？程望海的恶习给他自己、也给本格森带来了不良后果——每当他输了的时候，五金行里就会莫名其妙地短缺商品。最初不过没了几件钳子、扳手、螺丝刀、钢卷尺之类的工具，到后来，连游标卡尺、万能表、电表之类当时很值钱的商品也不翼而飞了。本格森终于忍无可忍，当场抓住了这个内贼。可是，此举不过起到了使矛盾公开化的作用。程望海被送进警察局去了，而当时中共大军已经饮马长江，只等一声令下就要解放江南，那班警察惶惶不可终日，哪里还管这等小事？再加上程望海在警察局有几个习武弟兄，那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他甚至比本格森还先回到五金行。无奈之下，本格森只好召集全店七名店员开会，宣布把程望海开革，如果程不离开，他就把五金行关闭，并请瑞典王国驻上海总领事替他作主，保护其合法利益。五金行一关，大家就失业了，众店员虑及自己的饭碗，纷纷连求带动地请程望海离开。程跟其他店员的关系还是不错的，最后也就点了头，拿了一笔辞退费走了。

不久，上海解放。市民欢庆解放的欢呼声、爆竹声还没消停，程望海来了，说现在解放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他这个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重新回五金行来上班了。本格森不想接受，但又不敢，他还真担心新政权帮程望海这个无产者呢。幸好程望海复工后，不敢再偷窃，他也知道公安局不会像国民党警察局那样不制裁他的偷窃行为。可是，他仍旧，赢了就请一班店员吃饭，输了就借钱，七名店员个个都被借到了，甚至还以“预支薪水”的名义从本格森那里拿过钞票。

本格森决定转让五金行时，程望海鼓动过众店员以“老板这些资产是我们替他挣得的”为名向本格森要求分成，遭到其他店员的拒绝。他因此而忿忿不平，散伙宴也没参加，甚至连遣散费也没领取，从此再没有消息，没人知道他干什么去了。

另一个使刑警感兴趣的对象是个叫杰西卡的法国人。三十四岁的杰西卡是仙乐斯舞厅的保镖，他虽是法国国籍，无论体态还是外貌都完全是欧洲男子的模样，可是作为其祖国的法国土地他却一步也没踩上过。不但法国没去过，甚至除中国江南以外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他都没去过。他出生在上海，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上海滩。尽管其父母不断向其灌输法兰西历史、语言什么的，可是杰西卡的法语却远不及沪语流利。在交际方面，杰西卡也喜欢结交中国朋友，跟本格森这个瑞典佬交友纯属意外。

本格森夫妇喜欢跳舞，两人每周都会去“仙乐斯”一两次。跟舞厅保镖杰西卡见面多了，又都是欧洲人，所以也就成为朋友了。杰西卡当舞厅保镖的收入是不低的，可是这个洋兄弟喜好挥霍，与程望海相比，除了有共同的恶习外还更胜一筹——嫖娼。挥霍加加嫖娼，答案就很简单：债台高筑。

杰西卡的挥霍体现在消费上是以喝酒为主。他天生海量，江湖上有个名号唤作“百杯不倒”。而且，他喜欢喝好酒，洋酒华酒那倒没甚讲究。如此，其开销就可想而知了。他的一些朋友都是他的债主，五金行老板本格森也不例外。用本格森的说法，杰西卡是他天生的克星，遇到这个法国佬，他作为生意人的那份精明就扔到黄浦江去了，对方只要开口告贷，他就会不假思索地掏钱包。好在一般情况下，杰西卡还是很讲信用的，借了钱钞说好哪天还就哪天还，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好几次，这家伙竟然在约定还债日的午夜跑到本格森府上敲门还钱。因为这一点，本格森夫妇对他还是有些好感的。

不过，这份好感到1950年元旦就荡然无存了。上海解放后，舞厅生意逐渐清淡。而杰西卡供职的“仙乐斯”元旦前发生了一次小小的火灾，老板决定暂停营业七天，搞内部整修。杰西卡也就放假了，元旦那天他拎了一条火腿，白酒、洋酒各两瓶到本格森府上串门。本格森让太太准备晚餐款待这个法国佬。事后回忆，本格森对自己那天席间的一个其实正常的举动后悔不已，喝着酒瞎聊天时把准备转让五金行的事儿透露给杰西卡了；更不能原谅自己的是，他竟然还不假思索地答应了杰西卡的非分之求。

杰西卡的非分之求是，本格森把五金行转让后，借给他二十两黄金，许诺肯定在本格森离沪回国前归还，而且以高于银行利率的标准计算利息，利息会以黄金或者美元支付。本格森的酒量跟杰西卡是没法比的，杰西卡还刚刚起步，本格森已经似在云里雾中，听了对方的要求连想都没想，马上一日答应。

过了半个来月，杰西卡再次登门。这时“仙乐斯”已经恢复正常营业，他忙着上班没打算喝酒，登门拜访就是为元旦那天所说的借二十两黄金之事。本格森当天说过之后就把这件事彻底忘掉了，当下听着还以为是杰西卡故意编造，问了爱莉，方知确有此事。本格森这天没有喝酒，脑子是清醒的，马上便后悔了。瑞典人性格直率，他干脆跟杰西卡实话实说，自己当时完全是一种无意识的应诺，说过就忘记了，现在重新考虑，觉得此事不靠谱，所以就取消这个应诺，并向对方表示歉意。

杰西卡不是一个好脾气的家伙，对于向本格森商借黄金满怀着希望，现在听说本格森要反悔了，马上大发雷霆。他的愤怒可以说是一种暴怒，暴怒到一直把那硕大的拳头伸到本格森的鼻梁前，另一只熊掌则泰山压顶样地按住了后者的脑袋，五指紧扣，使本格森的脑袋疼了三天。当然，杰西卡也知道哪怕他把本格森的脑袋揪下来也是无法借到一两黄金了。所以，最终还是松开了手，留下一句杀气腾腾的话后离开了。这句话是：“你等着吧，我会让你为此付出代价的！”

之后，杰西卡没有再在本格森的视线里出现过，也没有给本格森打过电话，而他于去年12月20日向本格森借的四十万元钱款到1月21日已经过了还贷期，也没像以往那样归还。

专案组据此决定分别对程望海、杰西卡进行调查。

魏南福、小胡、老费负责调查程望海。他们先去了程家所在地的辽阳路派出所了解程望海其人，所获情况跟本格森介绍的相符。不过，派出所方面说程望海现在的表现似是好些了，至少到目前为止没听说过他做了什么违法之事，派出所几次抓也没抓到他的现行。于是，又到分局去打听，分局方面也说没发现程在解放后有什么事儿。几位刑警寻思还得直接跟程望海见见面，当面向其了解最近在干些什么、跟什么人交往等等。

于是就去了程家，从其家人口中得知程望海在做生意，很忙碌，春节也没有回上海跟家人欢聚。他在哪里做生意呢？说是在嘉兴。具体在嘉兴什么地方，家人就说不上来了。其妻想起小年夜那天丈夫发来过一份电报，就拿给刑警看。电报内容是告知他过年不回来了，要忙到正月十五后。当时电报的价格是每字三百元，自然惜字如金，没留落款和地址。不过，程望海在嘉兴邮局的那纸电报底稿上应该是留有联系地址的，这是邮电局的规矩。

刑警决定去嘉兴调查。时间紧迫，市局拨给专案组的那辆小吉普发挥了作用。刑警当即驱车前往，赶到嘉兴后直奔邮电局，查到了程望海留在电报底稿上的联系地址。过去一看，是一家当时被人们称为“洋货行”的百货商行，新年正在搞促销，店堂内外摆满了琳琅满目的从上海运去的商品，还请来一班中西乐器合璧的乐队，吹吹打打折腾出很大的动静。原来，程望海联络了两个朋友，趁着过年从上海运了一船百货来嘉兴这边做起了临时买卖。刑警对程望海自2月份以来至今三个星期的活动、交往等情况一一作了调查，最后认为程望海没有涉案嫌疑。

与此同时，另一路刑警黄明山、老何、老解、诸葛嘉四人对仙乐斯舞厅的法国籍保镖杰西卡进行调查。刑警赶到“仙乐斯”，老板不在，询问两个闲着的舞女这里是否有杰西卡其人，舞女说有的。问他此刻在哪里，答称不清楚，好像已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他了。正说着，舞厅管事的黄先生来了，说你们找杰西卡？恐怕没法见到他了，杰西卡已经辞去了保镖工作，回法国去了。

刑警听着便急了，问是几时回国的。黄先生屈指算了算，说是年前七八天动身的，搭乘法国货轮“巴黎莱莉花号”。正说着，舞厅老板来了，刑警于是就请其说说杰西卡回国的事儿，这才弄清楚这个法国佬其实早在去年底就已经向舞厅提出辞职了，说是要回巴黎继承遗产。老板说这是好事儿，当然支持。不过，你最好再干一个月，舞厅重新开张时让那些老舞客看到你这张熟面孔。都说你是个法兰西美男子，大伙儿这么多年看下来了，冷不丁儿忽然不见你了，老舞客会不习惯的，说不定还以为我把你撵走了哩。杰西卡想了想，同意了。但这时他已经把租住的房子退掉了，老板就允许他在舞厅住下来。这样，杰西卡又待了一个余月，2月10日离开上海去了法国。

刑警为证实这件事，随即去了海关，查了“巴黎茉莉花号”离开上海的日期，证实是2月10日上午十时二十分驶离吴淞口的。但海关不管货轮是否搭乘非船员的事儿，于是又向边防检查站调查，发现确实有杰西卡离沪回国的记录。那么，杰西卡是几时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回国申请的呢？刑警回过头来又奔市局外事处，那里的记载表明，他早在去年11月下旬就已经提出申请，半个月后就被批准了。由于杰西卡没有什么财产，所以他也没要求公安局出具证明去银行兑换黄金。

那么，会不会是杰西卡玩弄的金蝉脱壳之计，指使“老曹”等人抢劫本格森一家，自己先跑回法国以避免警方的怀疑呢？专案组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杰西卡提出回国申请时，他还不知道本格森转让五金行之事，他是元旦去本格森家聚餐时才得知的。而借二十两黄金的要求，估计属于当时的灵机一动之举。至于他是准备借了黄金回国从此不还呢，还是拿着黄金到黑市上去搞投机赚取差价，那就只有他自己清楚了。

这样，程望海、杰西卡的嫌疑都排除了。

七、可疑的女教师

2月23日上午，专案组召开案情分析会，总结了“2·10”和“2·13”这两起抢劫案的共同点与不同点。这两起案件的共同点是，案犯都知晓五金行转让之事及本格森夫妇在2月10日、13日去了银行；不同点是，案犯在2月10日作案时逼问的是转让款而不是黄金，但在2月13日作案时，直接开口就要黄金。

刑警据此分析，事先知晓本格森转让五金行，说明案犯应是有条件打听到本格森信息的某个知情人；2月10日作案时以为本格森夫妇去银行拿了款子，13日作案时已经清楚当日去取了黄金，这说明案犯第一次作案时尚不清楚政府对外侨的金融政策，估计不是生意人；案犯知道本格森夫妇2月10日、13日前往外滩中国银行办事，说明他们很有可能就在银行附近守候窥察。专案组于是决定：全组出动，全力寻访2月10日、13日在外滩中国银行附近窥察本格森夫妇出入该银行的那个家伙。

这桩活儿之前已经干过，刑警曾经跟中国银行门口的那些小贩、修鞋修拉链的手艺人、车夫等接触了解过，没有查摸到什么可疑对象，当时就作为不存在这方面的可能而放弃了。此番集中了人马卷土重来，声势颇大，是否能够取得效果呢？23日这天，刑警遍访了银行门口的每个小贩、车夫等，没有任何收获。次日，专案组仍然全体出动。上午没有收获，中午，运气终于来了，那是刑警老何撞到的。

那天，刑警的午餐是两个面包。海关大钟敲响十二下后，老何掏出面包正要吃，面前出现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小乞丐。那时候的乞丐跟现在我们在街头、车站、码头、地铁上每天遇到的要钱的乞丐不同，盯着人乞讨的就是食物，不管什么食物，只要能够填饱肚子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旧时沪上对乞丐的称谓是：讨饭叫花子。当下，这个小乞丐站在老何面前，盯着他手里的面包垂涎欲滴，老何就把一个面包给了他。

小乞丐谢了又谢，说的是一口上海话。老何找了一处背风的台阶坐下，招呼小乞丐坐在旁边，两人吃着面包聊了起来。老何得知小乞丐是个孤儿，打从五年前父母去世后就开始乞讨了。然后，就说到了春节前那段时间是否来外滩这边乞讨过的话题。小乞丐说他平时基本上就在外滩一带转悠，运气好的话能混个肚儿圆，不好的话就只能半饱。转眼间，小乞丐已经把一个面包吃光了，老何就把自己吃剩的半个面包也给了他。小乞丐感叹说这是他吃过的东西中第二好吃的。老何随口问第一好吃的东西是啥，没想到这一问竟然有了意外收获。

小乞丐告诉老何，过年前大约八九天时，他在中国银行门前也遇到过一个像老何这样的好心人，把自己带的干粮分了一半给他，那是一种自制的糯米团子，豆沙馅的，非常好吃，又耐饥，是他吃到过的最好吃的东西了。老何听了心里便是一动，寻思除了他们这班刑警，还有谁自带干粮到银行门口来活动的？这人从事的是什么职业？于是就向小乞丐讨教，得知对方是一个卖香烟的阿姨。继续打听下去，小乞丐说那个阿姨以前没有见到过，后来也没出现过，也就是那几天。老何心里盘算，那不正是2月9日到13日这个时段吗？这个人似乎有点儿可疑啊！

老何向专案组长马朝汉汇报了这一情况。马朝汉稍一沉思，下令：找那些卖烟的小贩打昕这个女人。

中国银行门前是外滩卖烟小贩的集中点，最多时有五六十个，这天大约有三十多个。老何等数名刑警分头找小贩询问，证实了小乞丐的说法，不止一个烟贩曾在年前看见过这么一个女人在出售香烟。那么之前刑警向他们调查时为何不提供这个情况呢？这很简单，之前刑警调查时是询问“那几天是否有可疑对象在现场出没”，而那个女人看上去很本分，根本算不上“可疑对象”。

那么，这个女人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只做了几天买卖就歇业了呢？刑警遍访下来，据那些见过这个女人的摊贩说，此人年约四十二三岁，稍胖，身高在一米六左右，左侧腮帮上有一黑痣。有一个小贩曾跟这个女人聊过天，对方称住在控江路一带。

马朝汉立即派刑警老何、小胡两人前往控江路调查。控江路现在属于杨浦区，但当时是属于吴淞区。何、胡两人过去跟派出所一说，那边说我们管段里像这样的女人成百上千，一时恐怕查不出来。刑警说这是要紧任务，人手不够，我们马上给分局打电话给你们调几个同志来，这是扬帆局长授予专案组的临时权力。派出所方面一听这二位刑警有这等来头，也就不说什么了，尽力干吧。当下就派人通知每个居委会派一个人来派出所开会。人到齐后，刑警把要寻找的对象说了说，请大家回去向各居民小组传达，查找这样一个女人，一有消息立刻报告。

这样，到当晚七点多，终于有了消息：第七小组有一个名叫沈秀珍的似与要查找的对象特征相符。刑警随即跟进，可是调查下来的结果是这个女人并不涉案，她临时去外滩卖烟就是为挣点儿小钱，以便过年时家中餐桌上多几样荤菜。线索再次落空，专案组每个刑警都有点儿心慌。当晚，再次开会分析案情，对之前定下的调查方向进行了反复论证，认为没有问题，于是决定还是围绕“知情者”这一点进行调查。

2月25日，黄明山带着刑警金运旺、小胡前往高雄路213号再度拜访本格森夫妇，指望从两人的陈述中捕捉到哪怕一丁点儿的蛛丝马迹。三刑警登门时是上午九点多，走到门口正好本格森夫妇送客出来。客人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女子，有着一张比较耐看的瓜子脸，梳着两条长辫子，与刑警劈面相遇，从容点头，微微一笑，回身向本格森夫妇道别，款款而去。

刑警进屋后，本格森告诉他们，刚才那位客人是他们小女儿艾米莉的班主任唐老师，是来家访的。黄明山听着觉得有些不解，都要回国了，老师还来搞什么家访？还没想好是否要问一问时，爱莉又补充说，这个唐老师很好的，寒假已经来家访过四五次了。金运旺出于职业的敏感随口问了一句：“以前放假时她也是家访好几次吗？”

“不，以前假期就来一次，刚放假的时候来的。”

如此，刑警就觉得这个唐老师似乎有点儿反常，互相交换眼色后，便盯着这个话题往下聊了，并把艾米莉也请过来一起谈话。一番交谈下来，刑警便对唐老师产生了怀疑——

2月4日放寒假后，唐老师次日来家访，当时本格森正在外面奔波，爱莉带着大女儿去医院看病了，家里就艾米莉一人。老师跟学生聊到如何完成寒假作业时，艾米莉就告诉老师将举家回国之事，所以寒假作业就不必完成了。唐老师听着略感意外，说这事儿以前没听你说过嘛。艾米莉说这是父亲决定的事儿，听说他最近正准备转让五金行。唐老师离开后，爱莉和大女儿回家了。爱莉听说老师来家访，也没当回事，更不关心小女儿跟老师聊了些什么。

抢劫案发生后，刑警几次三番来本格森家调查，唐老师也接二连三地来家访，除了关心艾米莉回国后学习成绩、语言能否过关等情况外，还对本格森夫妇遭受抢劫之事表示慰问，询问破案情况，令本格森夫妇很是感动。

当下，刑警一听就觉得这个唐老师似乎关心得有些越位了，随即决定对唐老师进行外围调查。

唐老师名叫唐红蔚，二十八岁，上海郊区南汇县人氏，已婚，其夫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生有子女各一；夫妇俩均系1948年参加地下共青团的，目前正努力争取入党。唐红蔚为人正派，工作积极，社会关系简单，这样一个女子，应该说是不可能涉案的。那么，唐红蔚是否会把她偶然了解到的关于本格森转让五金行之事告诉他人呢？专案组认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于是决定找唐红蔚谈话，当面了解情况。

八、真相大白

调查下来，果不其然。唐红蔚在2月4日家访时知晓本格森一家将回国的消息，次日去学校值班时遇到正上六年级的本格森的大女儿约瑟芬的班主任杜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对方。杜冰当时说那她也应该去家访一趟，关心一下这件事，也算是师生道别。第一起抢劫案发生后唐红蔚再次前往家访，问了艾米莉才知道杜老师并未去家访过。接着，她听同事说杜老师脚扭伤了，在家休养，就登门探望。杜冰开口就询问本格森家遭抢劫之事，很是关心的样子。唐红蔚后来的两次家访，就是应杜冰之求前往了解情况的。唐红蔚当然不知道杜冰为何这样关心本格森家，只道这是出于对其学生约瑟芬的同情。

那么，这个杜冰是怎么一个角色呢？杜冰祖籍江苏盐城，生于上海，二十九岁，初中毕业后从代课老师做起，到二十二岁成为正式教师，国民党上海市教育局人事处在编教师名单里有她的名字。新中国成立后，杜冰转为人民政府教育局在编教师。二十三岁时结婚，丈夫是铁路局职员，1949年春患肺结核去世，杜冰遂成寡妇。至于杜冰扭伤了脚，刑警了解下来，所有人都只不过是听说，源头从何而来谁也说不清楚，刑警于是决定以此为突破口直接跟杜冰交锋。

2月27日下午两点，四名刑警由派出所户籍警陪同着前往杜冰家。杜冰正坐在门口晒太阳，忽见来了五名警察，不禁一个激灵。户籍警开门见山问其脚扭伤之事，杜称是2月7日下午去菜场买菜时不慎滑了个趔趄扭伤的，次日去医院看了，拍片下来说骨头未伤，但软组织受了损伤。刑警问是哪家医院看的，她又改口说不是去医院，是请街头卖膏药的江湖郎中看的。那么拍片是怎么回事呢？答称是记错了。刑警说给你换个地方谈话吧，遂将其带到派出所。

杜冰进了派出所，还没坐下就要求上厕所。这使刑警觉得可疑，暗忖这女人别是想毁灭随身携带着的什么证据，这得防一手。那时派出所警员少，没有女性警员，于是刑警就让杜冰把衣服口袋里的所有物品放在桌上再去厕所。杜冰的脸一下子变了，随即叫嚷“警察污辱妇女”，扬言要去市公安局找领导反映。黄明山说你可以反映，不过现在必须照我们说的办。杜冰又说那我宁可不上厕所了。黄明山说上不上厕所是你的事儿，你自己决定；不过现在我们执行公务，需要你把口袋里的物品全部掏出来，你必须照办！否则，我们可以把你带到分局甚至市局去，那里有女警察搜查你；也可以往分局打个电话请一位女警员过来对你进行搜查。

杜冰无奈，只好把口袋里的物品掏出来，计有钱包一个、通信录一本以及手帕和两张废纸。刑警先看废纸，那是两张白纸，上面没有字；再看钱包，那是一个美国产的“玻璃皮夹子”(沪语称钱包为“皮夹子”，“玻璃”指当时世界最新产品塑料)，这个在当时中国比较罕见，里面有一些纸币、工作证，还有一张男子照片，还有一本通信录。

刑警把钱包里的钞票、照片、工作证什么的全部拿出来查看，没看出什么究竟。问杜冰这个男子是什么人，杜答称是男友；问这人叫什么名字、干什么职业、住哪里，杜冰说已经吹了，他叫张一峰，去香港了。

刑警又询问了杜冰放寒假以来的活动情况、平时的交往对象、自己的经济状况等等，杜冰回答得还算爽快，没有像先前那样前言不搭后语。但是，刑警仍旧认为这个女人可疑，黄明山决定将其带往分局进一步调查。

专案组长马朝汉闻知情况后，拿过那张照片稍一端详，语出惊人：“立刻拿去让本格森夫妇辨认！我估摸八九不离十这位就是抢劫案首犯‘老曹’了！”

果然，刑警拿着这张照片让本格森夫妇辨认，两人一眼认出这就是抢劫案首犯“老曹”。到这一步，杜冰不交代也得交代了。专案组据其交代，当晚即抓获了其男友并起获了部分赃物及一支作案时使用的手枪。令众刑警吃惊的是，这主儿竟然真的姓曹，名唤漠坤。至此，这两起涉外抢劫案终于真相大白——

曹漠坤，浙江台州人氏，三十二岁，原系上海大厚机器厂技工，1939年随同一批热血青年从上海赴皖南投奔新四军，被分派至枪械修理所工作。不久，因吃不了苦开小差逃往香港。半年后又返回内地，在国民党军队陈诚部当司机。抗战结束后，曹漠坤以汽车连中尉副连长的身份调至“国防部汽车队”。1948年12月，曹漠坤见国民党大势已去，遂离开军队来到上海，在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谋了份司机差使。

半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曹漠坤与杜冰相识。两人一个是未婚，一个是寡妇，交往两个月后就成了恋人。当时上海已经解放，两人开始商议结婚之事。还没议出个结果，杜冰的姑母姑夫从香港来上海探亲，对杜冰说你们两人如果愿意到香港去发展，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帮助。杜冰的姑夫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在香港开着两家南货店、一家食品加工厂，颇有些经济实力。杜冰遂与曹漠坤商量，后者赞同去香港，但认为不能空着双手过去，而是应该带些“黄白绿”作为发展事业的资金，亲戚给予一些指点就是了，不能用人家的钱钞，否则脸面放哪里去啊？杜冰觉得有道理，可是对于如何筹措“黄白绿”却毫无头绪。曹漠坤说看机会吧，我先利用歇班休息的时间去倒腾点儿“黄白绿”。于是，杜冰就把自己的几件首饰交给曹漠坤，曹漠坤自己也有几件，就开始搞起了投机买卖。

前面说过，上海市军管会已经发布通告规定私人不准买卖“黄白绿”，因此，曹漠坤的行为属于违法之举。对于曹漠坤来说，违法倒还在其次，只要机灵些，一般不至于被拿下，最担心的是黑市行情变化无常。他以仅有的七八件首饰为本钱，初时赚了些，渐渐就赔了，到去年12月初，不但赔光了首饰，连以前的积蓄也荡然无存。

此后，曹、杜两人就只有终日与愁相伴了，姑母来函催问迁港之事，杜冰只好胡乱找个理由搪塞。直到1950年2月5日，杜冰从唐红蔚口中得知本格森转让五金行举家回瑞典的消息，当天与曹漠坤闲聊时说起，曹漠坤就动了心，说那瑞典佬的五金行应该值些钱钞的，我去把那笔钞票弄过来，去香港就有资金搞事业了。杜冰对曹漠坤一向言听计从，当下自是赞同。

曹漠坤次日即去北京路“考察”了本格森要转让的五金行。他是技工出身，对五金商品比较内行，当下稍稍一估，就知晓即使猪肉当豆腐卖，这家店铺也能卖个几千万人民币，于是决定下手。他当天就跟两个当年在国民党“国防部汽车队”一起开车的结拜弟兄金志灵、许家伟说了这事，金、许此时在另两家出租车公司开车，当下便表示“感谢大哥提携”。于是，三人策划了作案方案，金志灵还于2月8日去本格森宅第附近察看了地形。

从2月9日起，三个出租车司机便放弃载客生意，三辆汽车轮番出动，从早到晚跟踪本格森。这样，2月10日下午本格森夫妇去中国银行办事就被“轮值”的许家伟窥察到了。当晚三人立刻下手，却没搜到款子，由于不懂外侨金融政策，还真的相信了本格森的话，以为转让款已经划到瑞典银行去了。回去后，曹漠坤想想觉得不放心，在邀杜冰一起去外白渡桥畔的浦江饭店喝咖啡时，请教了邻座两个正对外侨金融政策高谈阔论的老板，方知原来是这么回事。于是，当晚紧急通知金、许，次日继续轮流跟踪本格森，并让金去河南路黑市将2月10日劫得的旧钟表销赃——此举是为了转移警方的视线。

2月13日下午，案犯终于窥察到本格森夫妇去了银行，断定这次是去取黄金的，决定当晚再度对本格森实施抢劫。三案犯作案时使用的左轮手枪，系他们在“国防部汽车队”当差时私藏的。

2月28日凌晨，专案组刑警抓获了金志灵、许家伟，从二犯住处起获了赃物和手枪。至此，这起涉外抢劫案终于圆满告破。上海方面随即向北京报告，周恩来当天就指示外交部在下一轮与瑞典方面的建交谈判中告知此事，以使对方了解新中国。1950年5月9日，瑞典与中国正式建交。

1950年6月29日，上海市军管会对该案作出判决：判处曹漠坤死刑，立即执行；判处金志灵、许家伟无期徒刑；杜冰领刑十八年。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