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季结束后会和加拉格尔对话(“看到另一个人离世,那也是爱情的重要部分”——苔丝·加拉格尔追忆卡佛的“第二次生命”)

赛季结束后会和加拉格尔对话(“看到另一个人离世,那也是爱情的重要部分”——苔丝·加拉格尔追忆卡佛的“第二次生命”)

雷蒙德·卡佛生前饱受失业、酗酒、破产、暴力折磨,仍坚持短篇小说和诗歌创作,被誉为美国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小说家。 (资料图/图)

新冠疫情期间,诗人苔丝·加拉格尔很少出门,常见的就三个人。她住在海峡边的“港屋”,不远处是父母留下的一小片树林,有八头鹿来来往往,把那里当做休憩的地方。在温馨的玻璃房,她望见了边境的山峰与更远的加拿大。

母亲的故居就在隔壁,她栽种的杜鹃花每年5月还会盛开。母女两人相守十八年,度过了一段相当艰难的时光。苔丝又在周围种下覆盆子与各种各样的蔬菜,经历很多别离后仍旧热爱生活。

和南方周末记者通话时,苔丝在与作家雷蒙德·卡佛居住过的“山脊屋”。屋子面向山峦,存放着书籍、档案,还有她和卡佛,以及后来的伴侣、爱尔兰画家乔西·格雷一同收集的物品。1988年,卡佛在“山脊屋”去世。三年前的年底,常在这里工作的格雷离去,她来这儿的时间就少些了。

“我和雷在一起十年,和乔西在一起二十五年。”谈起爱情、生活与文学,苔丝透露着坚定,又像全心享受其中,毕竟它们都如此来之不易。这种语调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卡佛在人生最后十年取得了文学上的巨大成功,就像他用的那个词——“第二次生命”。

苔丝通常每天在“天屋”待上四个小时。这座小屋留下了她和卡佛的太多回忆,譬如那些写诗、静修的悠长日子,譬如招待日本来客村上春树夫妇。后来翻译了卡佛全部作品的村上春树感叹:“那仅此一次的相逢却给我的人生留下巨大的温暖。”

但卡佛经历了太多动荡生活。他早早结婚并拥有一对儿女,不到二十岁就艰难地维持生计,做过清洁、看门和加油等众多收入微薄的工作,不停地搬家。他坚持写作,短篇小说时有发表,却似乎总是看不到希望。失业、酗酒、破产、暴力等问题叠加之下,他心力交瘁,同时,又清楚地看到底层劳动者注定破碎的人生。

快四十岁时,卡佛幸运地戒酒。1980年,他将短篇小说集《新手》交给克诺夫出版公司的编辑戈登·利什。原稿经利什删改,于次年以《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注:下称《谈爱》)为名出版。这本小说集令卡佛不安,却给他带来巨大声望,并以其简略和戛然而止的风格给他带来了“极简主义”标签。

1983年,村上春树读到《谈爱》中的《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深受感动,一口气将它译为日文。次年,他拜会卡佛,觉得遇到了“时代同路人”:“这是可以信赖的人,无论小说还是为人,这便是当时我从雷蒙德·卡佛这个活生生的人身上得到的印象。寡言,心神不宁,佝偻的背更加佝偻,小声地窃窃低语。思考时颇费时间。时不时说句诙谐的话,不好意思似的讪笑,然后板起脸来。一边谈话一边喝许多红茶,不时炫目般眺望浮在窗外的太平洋。”

熟悉卡佛的人,都对他的羞涩和喃喃自语印象深刻。因为录音效果糟糕,一些采访者非常沮丧。他是热心的人,陪同酗酒的学生前往匿名戒酒会,善意地给学生打高分数,以免给他们的文学前途留下阴影。他和文坛前辈兼酒友约翰·契弗保持着联系,交换书籍,因双双戒酒而兴奋。不过,他仍带着劫后余生的惊恐,小心翼翼地与过去的生活保持着距离。

在诗歌《给苔丝》中,卡佛写出了脆弱与希望的交汇:“当我闭眼躺在那儿,/正是在我想象假如我真的再不能起身/那将会怎样之后,我想起了你。/我睁开眼,彻底起身,/重又变得快乐。/我感激你,你知道。我想告诉你。”

“我们爱他的诗,并不仅仅因为它们是人生的巅峰和低谷。”苔丝在《我们所有人:雷蒙德·卡佛诗全集》的序言中写道,“相反,是那种对现实探求的激情,是诗人重访绝境和失意旧地的勇气始终吸引着我们。”

这种评价当然适用于卡佛的短篇小说。他写出了许多麻木的、朝不保夕的当代美国图景,不像海明威那种潇洒且国际化的气质。写作手法与角色的遭遇都引起读者与批评界的注意。保守主义评论者甚至主观猜测,这个无名作者根本不了解美国人和蓝领工作,“只是集中展现事物的阴暗面”。接下来,《火》《新手》等选集陆续出版,确实有助于读者了解更有人情味的卡佛。

世事无常,卡佛五十岁就因肺癌猝然离世。在去世前不久的诗作里,他把戒酒后的生活形容为“肉汁”,那个词也意味着意外的财富或幸福。

“雷还活着的时候,我们把书献给对方。他离世后,我还把一些书献给他。在我们的艺术生涯中,我们是在一起的。一个人死后,他仍然以不同形式与你同在。”苔丝决定在卡佛的墓碑上镌刻《肉汁》和《最后的断片》两首诗,她未来将葬在卡佛身边。

三十二年过去了,卡佛还是苔丝生活的一部分。她还记得,卡佛有时请她记一些关于小说的笔记。“不行,你看不懂的。这儿有记事本,放在你的浴袍里吧!”卡佛喜欢早晨和晚间穿浴袍,她就送给他一些“浴袍笔记本”,让他自己把点子随手记上去。

现在每天一醒来,苔丝就开始处理与卡佛作品有关的事情。她和经纪人联系,查看各语种版本的封面,为有些语种选择译者,还时不时地重读那些小说。卡佛是20世纪最重要的美国作家之一,但几乎到生命结束时才为公众所知。

在流行文化中,卡佛的影响越来越大。1993年,大导演罗伯特·奥特曼将卡佛的九篇短篇小说及一首诗改编为电影《银色·性·男女》。更著名的是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鸟人》,惹来许多麻烦的“戏中戏”就是《谈爱》。苔丝和导演亚历杭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由此成为朋友,两人都是佛教徒,时常邮件往来,她大概探望过他三次。她的短篇小说即将改编为电影,可能签给网飞,伊纳里图也为之兴奋不已。

苔丝还要去波特兰观看卡佛作品改编的戏剧,表演者是她的朋友。“雷的对话很浓烈,是戏剧的现成故事。”她相信,卡佛将有更多作品被改编为戏剧。有意思的是,村上春树郑重地向苔丝提出“借”《谈爱》的书名,给自己那本写跑步的小书命名。他还将《好事一小件》这个名字写在随笔当中,让中文世界记住“小确幸”这个带着暖意的词汇。

2020年11月,《谈爱》中文版由新经典文化出版。卡佛的其他作品也会陆续出版。2020年12月1日,苔丝·加拉格尔接受了南方周末专访,勾勒那段遗憾又幸运的生活,以及卡佛如何因“第二次生命”而留在世界文学史中。

“他意识到,自己很可能早就死了”

南方周末:你还记得作家村上春树1984年那次登门拜访吗?你们对他的印象怎样?

苔丝·加拉格尔:当然记得!他下飞机后租车、搭渡轮,花了大约三小时来我们家。我们在“天屋”见他们,我做了烟熏三文鱼。阳子(注:村上阳子,村上春树的夫人)也来了,她的英语很好。他的英语不如她,但以安静、可爱的方式告诉雷,有多倾慕他的小说。雷很感动,这个男人如此重视他的写作,大老远跑来。雷去世后,村上给我写信说:“苔丝,我要翻译雷所有的作品。”

南方周末:利什为什么提出去掉《谈爱》里的饮酒情节?

苔丝·加拉格尔:那些小说里有很多酗酒情节,因为雷一直在酗酒。在生活中酗酒,写作、小说中当然也会有酗酒,利什认为这太多了,觉得应该重写。我明白,喝酒几乎就是角色的真实底色。所以我说:“雷,你需要换个编辑,因为这个男人不明白这些故事从哪儿来。”利什不明白雷经历了什么,十多年酗酒毁掉了雷的家庭生活,差点要了他的命。除了写作,雷最大的成就就是成功戒酒。戒酒太难了,要变“干净”,选择另一种生活。他的父亲和祖父都酗酒,那是基因,存在于他的血脉里。我想酗酒也是灵魂的一种病,就像苟且偷生。他必须摆脱那种绝望,所以参加匿名戒酒会,并沉浸其中。

南方周末:戒酒的周年庆里,哪些是你印象非常深刻的?

苔丝·加拉格尔:我们庆祝每一个清醒纪念日,那是6月2日。有一次他刚写了篇名叫《大象》的小说,我送给他一只大象毛绒玩具。我们喝无酒精的苹果酒,有时我母亲也来一起庆祝,因为那天也是她的生日。6月2日是他停止喝酒的第一天。我们感恩,吃一顿好饭;我做饭、烤蛋糕或外出用餐,那是件非常安静、私密的好事。

很有意思,他想喝酒时会说:“苔丝,你想不想为我喝一杯?”因为我只能喝一杯,我说:“好吧,我会为你喝一杯。”他有时很搞笑,问:“你愿意成为我指定的饮酒者吗?”如果觉得没问题,我就说:“好,为了你,我来一杯红酒吧。”不过他对自己很严苛,从来都不喝;他想保持清醒,很高兴那带给他自由。如果不保持清醒,他就没有后来那十年的创作土壤了。那首《肉汁》也在他的墓碑上,他要从“早逝”中撷取些什么,告诉我们他多么高兴拥有那十年。他意识到,自己很可能早就死了。

雷爱吃蛋糕和派。在安吉利斯港,每年5月25日我都会庆祝他的生日。我称之为“派和诗歌”,在他的墓地庆祝,很多诗人会出席,有十到十二位读者。我们分头阅读雷的诗歌,然后说几句感言——像为什么喜欢这首诗——最后一起吃派。如今,5月25日是安吉利斯港正式的“雷蒙德·卡佛日”。这里有很好的大学,很多朋友在那儿工作。新书出版,我会在大学里朗读作品,那是一个对作家来说很活跃的社区。我最好的朋友,作家、诗人爱丽丝·德利在那所大学教了三十年书,每周有几天我们会在河边散步。雷很喜欢她的诗歌,我们相识四十五年了,长久的友谊。

我的确有很好的生活。我不知道我怎样获得这些,但确实得到了。我为此感到高兴。你不能等待世界欣赏你,你必须要欣赏自己,寻找那些理解你所做的事的朋友。你热爱工作、热爱生活,需要让你和你的朋友有机会庆贺,因为世界不会主动敲你的门,说:“噢,你是很棒的作家,我们要为你庆贺!”

“美国文学中,这些人也许第一次被发现”

南方周末:你最喜欢雷蒙德的哪些作品?

苔丝·加拉格尔:我喜欢雷所有的作品,尤其是那篇有我的故事——《谈爱》。我认为他以我为劳拉的原型。我认识小说中那对夫妻,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当时我们正聚会,我已经觉察到了,仿佛你能听到他脑袋里的录音机在运转,将每个词都记下来。雷写出来后,我对他准确记下他们言语的能力感到惊讶。我们后来和那位医生见过面,他知道雷写他;我们再也没见到他的妻子,他们离婚了。《大教堂》里面不是真正的我,只不过有我的样子。几乎每篇小说都有值得赞赏的精彩之处,就像从你的孩子中选一个最爱的,太难了。我很喜欢那篇《肥》(注:收录于《请你安静些,好吗?》);还有《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他放在《我打电话的地方》里的那个版本很精彩;还有《好事一小件》,是非常棒的故事。

南方周末:即便《在牛仔服之后》中没有原初版本里老人祷告与获得瞬间宽慰的情节,小说也显露出卡佛对失意、劳累的角色们的爱。这些爱、感伤及破碎的人生,会令你共鸣吗?

苔丝·加拉格尔:雷的小说里是我们周围的人,是我故乡的那些家庭。我们年轻时挣扎过,雷在遇到我之前,当然也有过一段艰难生活,能戒酒并拥有新生活是个奇迹。但那些劳动者有时没太多选择,没有他们渴望的好工作。有很多不满,又没有丰厚的报酬,这就是他们的挣扎。美国文学中,这些人也许第一次被发现。我们与他们同在,与他们的挣扎同在,是美国文学的一件大事。

雷无法写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有些是对中产阶级生活的描写,也有些源自他自己的生活。糊口艰难、生活拮据、夫妻不和、婚内出轨……这些事情在世界各地发生。教学生写短篇小说和指导我写故事时,雷曾说过“没有问题,没有故事”。必须有事不对劲了,不然你就没有故事。我们不一定说它们是不快乐的,当你发声、写出来,就已经是一种充满希望的行动。你开始阐明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希望的东西,说“究竟怎么了?”那是有盼头的,才能解决它。这也是带着你去某个地方,期盼更美好的事情,同时从那些问题中走出来。

南方周末:获得新生之后,雷蒙德是否有种逃离过去生活的、惊魂甫定的感觉?他最终找到平安了吗?

苔丝·加拉格尔:他获得了平安。我们做了我们想做的事,当然他的家庭问题一直存在。不能说那是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但他经济独立了,能决定什么时候见人和做什么,带来了很大的改变。他获得了一项长达五年的奖金,非常优渥,要求他停止教学,能做的只有写作。如今看来一年35000美元并不多,但在那个年代是一大笔钱。我和雷一起去过亚基马(注:卡佛成长的郡,在华盛顿州)。他逝世后,我还去了他的高中。他们问我想去哪个班,我说我想去“笨蛋英语”——也就是聚集了差学生的班级。他们问为什么,我说因为雷曾经读过那个班。他喜欢阅读,但不喜欢待在班里。我和学生讲雷的事情,那是一次很好的旅行,我很享受。我们是一个州的,雷的父亲在锯木厂工作,我父母在伐木场。他在东部,那里有很多人务农。他们种啤酒花,他小时候就在啤酒花田里工作。他种过不同农作物。他们需要有人在田里工作,所以那里有很多拉丁裔。我发现商店里已经有人说西班牙语了。那座小镇有所发展,但还不是大地方。我也不清楚,差不多有二十五年没去那儿了。

南方周末:在你的印象中,雷蒙德是怎样的人?

苔丝·加拉格尔:雷是一个会倾听你的人。他有深沉的灵魂。他受了很多苦,因此能理解他人的痛苦,这使他很迷人;与此同时,他拥有幸福感,因为他经历了那么多。他是幸存者,会鼓励人。有学生面临酗酒的困境,他会陪他们去匿名戒酒会。雷真的很善良,但他也是个大忙人,不浪费时间,努力为写作腾出时间。他也想和我待在一起,我们不会见很多人,我们彼此亲近,留时间给写作。

“他并不希望人们为他而遗憾”

南方周末:最开始,什么令你们互相吸引?

苔丝·加拉格尔:我先爱上了他的小说,之前没有读过他的作品。我第一次听他朗读是在一场研讨会上,也是第一次见到他。当时我想到:“噢,他真有天赋,而他似乎并不知道。”他那么谦虚,几乎站不起来,那时戒酒不久,自然会怯场。他很英俊、很高大。我只是5.55英尺,他6.2英尺(注:分别相当于1.69米和1.89米),像头萌熊,漂亮的蓝眼睛,充满暖意,爽朗、谦虚,平易近人。

大约一年后,我在得州埃尔帕索又遇到了他。他戒酒一年半,看起来开心多了。他有了一份好工作——在埃尔帕索教书——人们对他很好,帮他添置家具。然后我们第一次约会,一起去墨西哥。我们享受相互陪伴,那时我已经读过他的作品,认为他是位了不起的作家。我们通过一两次信,没想到会再见面,结果我们相逢了。那也是一场研讨会,在埃尔帕索,他搬去了那里,而我只是参加会议。那是爱神定的规则。他丝毫没有忘记我。我们有幽默感,迅速被对方吸引。如果能一起笑,那便是真爱了;一起笑是件美好的事,说明你们在同一频率。

遇见雷后,我开始写短篇小说,他写更多诗歌。他在“天屋”写了200首诗,它们最终被收录在《我们所有人》里,那是他所有的诗歌,有他对诗歌的亲密思考。他越写越多,我一直向他要新诗歌,他由此发展出诗歌叙事的方式。他跟我讨论我的小说,我与他讨论他的诗歌。我们是彼此的第一读者。有一个人和你一同生活,在写作上支持你,这是非常美好的。

我一直都很喜欢短篇小说。大学时我写短篇小说,但后来写诗。当时我的老师是迪奥多·罗赛克,他得过普利策诗歌奖,我醉心于他和他的作品。我不再写短篇小说,但开始更认真地写诗,在诗歌上更有成就。我认识雷时,在美国我比他更有名,没人知道雷蒙德·卡佛,但他们知道我。我不嫉妒或羡慕,我们对名声并不怎么在意,我们喜欢的是创作。我们完全不竞争,只是互相帮助,那是一种愉悦,很大的愉悦。

南方周末:在诗歌《如果新的爱情完结》中,你引用了玛丽安·威金斯的诗句“爱情是接受另一个人也许/在自己的死亡之前死去”,可以说那是对当时状况的直接写照吗?

苔丝·加拉格尔:是的。对其中一个人来说,爱人的故事会因死亡而结束。你们坠入爱河,其中一个人会看到另一个人离世,那也是爱情的重要部分。知道该如何与他在一起,知道如何把事情做好,那是很重要的。我已经见到两份伟大的爱情,乔西和雷,如果你好好活着,会很高兴你曾经陪伴他们。你已经活过,没有遗憾,而你也知道,一直到最后你对他们都是有价值的。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如果没有全心全意付出,我们就没有好好活着,所以你要留心观察什么是需要的,我需要什么,他们需要什么,我们该怎样一同行动,由此一同快乐。

南方周末:为什么会选择将《肉汁》刻在卡佛的墓碑上?

苔丝·加拉格尔:《肉汁》蕴含的情感在于,他并不希望人们为他而遗憾,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也许早就会死。他当然想活得更久些,任何人都想。他非常享受生活,我们做了许多美妙的事情。我们在他去世前结婚了,完成了他的诗集,回雪城探望了几个朋友。在他去世前不久,我们还去阿拉斯加钓鱼。生活很紧凑,我们每天都活得很充实,我想他认为自己很好地利用了那十年。他固然希望自己能继续走下去,写更多东西。他甚至说,如果还有一年时间,他能想到要做的事。他非常后悔吸烟,让我把一些雪茄冲到马桶里。他对那些令他将要死去的香烟和雪茄感到愤怒,愤怒它们和酒精使他上瘾。他得知自己患上肺癌后十个月便去世了。实际上那十个月很充实,不过你还是希望他能回来。你不希望他死去。

对我来说很困难,很长一段时间都走不出来。我很孤独,那时我才45岁。我写了一本叫做《月亮跨过桥梁》的诗集,那本书真的拯救了我的生命。承受失去心爱之人的人传阅它,把它送给彼此。那是本净化的书,在雷不在的时候还“与他同在”,寻找一条通往他的路。那些诗歌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涌向我,不是我写它们,而是它们就这样被讲述给我。我将这本书献给了雷。

雷的墓地如今成了一个朝圣的场所,我很高兴。最初我在墓碑上留字条,但被雨淋湿了;后来一直有人在那里放礼物,还有人建议用钢铁做一个盒子。世界各地的人都来留言,已经有好几本了。《最后的断片》是我选择的,那是给所有人的很好的信息,虽然雷去世得很早,但他能看到自己被爱。读者爱他,朋友们爱他,我爱他。那是很美的诗,是他那本《通往瀑布的新路》里的最后一首。我没有跟雷谈要放这首诗,他就这样留下所有事情给我。他也没有选择葬在哪里,但他喜欢离海近一些。那处墓地离我们从前钓鱼的地方很近,所以我选择它。那里可以看到胡安·德富·卡海峡,看到加拿大,看到我们钓鱼的地方。人们有给我们俩留言的。有时我回复那些留言,因为留言者通常不只来一次。对他们来说,回来很重要;去那里对雷说话,是非常美好的。

南方周末记者 宋宇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林雪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