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足球直播推荐作者：Nikole Hannah-Jones
译者：易艳鑫
原题：From Bittersweet Childhoods to ‘Moonlight’
前言
本文原载于《纽约时报》官网，作者Nikole Hannah-Jones与电影《月光男孩》的导演和编剧进行了深度访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文末点击“阅读原文”。翻译本文仅为文化普及，非商业使用。
《月光男孩》导演Barry Jankins（上）
和编剧Tarell Alvin McCraney（下）
迈阿密刚下过雨，猛烈而迅疾。巴里·詹金斯（Barry Jankins）和塔瑞尔·阿尔文·麦卡尼（Tarell Alvin McCraney）正并肩走向自由广场（Liberty Square）住宅区。
两人所行之处，散落着废旧的食物包装袋、写着古英语字样的啤酒罐、缺手断腿的玩偶和煤炭色的捕鼠器。终于，他们走上一块并不平整的草坪，旁边耸立着灰头土脸的低矮楼房，就是那种专门给穷人居住的小气建筑。詹金斯站定，展开了自己的双臂。
“这就是《月光男孩》的世界。”他微笑着说，“很漂亮，对吧？日出时分，这个地方就会霍然呈现在你面前。”
麦卡尼点头附和，“这里是疯狂与城市萎缩的汇集处，不过它仍然有着不可思议的美，就算它只是一个小小街区。”
然后我和他们一样，安静而缓慢地，环顾周边的环境。因为他们的表现如此真诚，我似乎也看到了朝阳升起后的壮观场景。
《月光男孩》韩国版拼接海报
对于有些人来说，迈阿密的记忆所在就是南部海滩——高大的棕榈树以及色彩明丽的装饰派艺术（Art Deco），而被贫穷笼罩的自由城（Liberty City）则相形见绌。在自由城的街区，电线在家家户户的窗前交错，建筑外墙斑驳零落，有些家庭用圣诞节式样的壁纸装饰着门，还把节日用的小灯镶在窗框上。衣服晾在一根根铁杆上，随风飘摇。三三两两的戴着鲜艳发卡的小女孩在街边嬉戏玩闹。
詹金斯和麦卡尼就在这些街区中长大，直到八九十年代席卷全国的流行病爆发。不过两人直到要合作《月光男孩》这部电影时才第一次碰面，这时麦卡尼36岁，詹金斯37岁。
詹金斯看起来更为斯文，或许是他戴了眼镜的缘故，有些书生气。麦卡尼个子更高挑，留着干净的络腮胡，穿着一双绿色的Adidas板鞋。詹金斯是直男，而麦卡尼坦承了自己的“同性倾向”。
虽从未谋面，但两人的少年生活经历十分相似。
自由城是迈阿密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居住人口几乎全是黑人，整个地区并不大，差不多就涵盖了自由广场住宅区和它周边的几个街区。自由城的小还体现在由贫穷和种族孤立所围起的坚固的、难以丈量的墙。自由城对这些居民来说就意味着全世界，而不仅仅是一个小小居所。
詹金斯和麦卡尼的母亲都在未成年的时候怀过孕，在流行病侵入他们的社区后，两位母亲也感染上了艾滋病。随后，两位母亲被隔离起来，他们俩也被人收养。两人都体验过因欠费而被停水的生活。
幸运的是，在这种境遇下，两人的母亲和家人都支持他们上学和读书；他们的邻居和老师也为他们积极争取资源并鼓励他们发挥自己的才能。他们少年时的自由城曾几乎被流行病击垮，但同时也保有其独特文化——给两人以养分和灵感，可以说，那个地方既是牢笼又是摇篮。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月光男孩》能够抓住一种张力——介于美丽和挣扎之间——使得影片颇具能量的原因。
直面疼痛的写作
麦卡尼早于2003年就开始了剧本的创作。那时他刚从芝加哥的德保罗大学（DePaul University）毕业，正准备前往耶鲁大学的戏剧学院深造。
不久，麦卡尼的母亲因艾滋病去世。她那时已经没有沾染毒品了，不过母子并没有像电影中那样达成和解。
“13岁起，我就生活在患病的母亲的阴影下，等到她最终去世的时候，我反而出乎意料地平静。不过也是从那时起，和母亲一起生活的记忆、在迈阿密成长的记忆，不断在我脑海里翻滚。我悔恨于自己在母亲临终前陪在她床边，也愧疚于自己在最后关头都没有真正关心过她。”
面对这些不堪回首的伤痛，“我开始试着把它们化作文字写在纸上。我是一个22岁的哀悼者，写作就是我悼念的方式。”
“In Moonlight Black Boys Look Blue”
尽管从未写过剧本，麦卡尼却知道这个故事将被搬上大荧幕。他给故事取名“月光下的黑人男孩看上去是蓝色的”（In Moonlight Black Boys Look Blue），这个故事10年之后才得以重见天日，一位麦卡尼和詹金斯共同的朋友把剧本寄给了詹金斯，这个朋友不敢相信两人竟然从来没有过交集。
一个有趣的巧合是，詹金斯在收件箱发现这封特殊邮件的日期是2011年10月17日——麦卡尼的31岁生日。
那个时候距离詹金斯的第一部电影已经过去6年了，他正好在思索自己的下一部电影，并决定这部电影必须表达私人化的东西。实际上，他已经写了一个电影脚本，讲述他在迈阿密的成长经历。
“这个脚本是关于我母亲的，我写完后又觉得它似乎太过私人了，所以不想把它拍成电影。”而麦卡尼的剧本吸引他是因为，那个故事如此贴近他的生活，但又不至于过于相似。
詹金斯想要故事作者再打磨一下剧本，而麦卡尼当时有学业缠身，他刚赢得了麦克阿瑟奖学金（MacArthur fellowship）。
几年后，詹金斯决定自己来改编剧本。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曾写到：“所有的艺术都是一种自我告解，或隐晦或直白。所有的艺术家，如果想要生存下去，最终都得把自己的故事完整地讲述出来，把他们生活的苦痛都喷吐出来。”正是在改写剧本的过程中，詹金斯才发现自己一直在自欺欺人。
“我曾经以为我可以躲在塔瑞尔的故事背后，来看待往日的事物，想着‘这件事是关于这只猫的，而不是我’，事实证明我错了。”
电影里的很多部分的确是麦卡尼亲历的故事，比如他遭受过的欺凌。
电影里有个场景是，一个小恶霸教唆起了对Chiron的群殴，而Chiron第二天就提起一张椅子并把它狠狠摔在了他背上。当我们一起走到那所真实发生过欺凌的学校时，麦卡尼指向学校二层的一个地方——他当时就站在那儿，惊恐地盯着那个一直等他出门的恶霸。他其实没有拿起椅子报复，“不过我确实摔坏了一张椅子。”
麦卡尼不肯说椅子是怎么弄坏的，不过他告诉我，至今他还会做噩梦——他被那群人一直困在原地，没能毕业。
Chiron经常受人欺负
此外，有很多麦卡尼的故事也在詹金斯身上发生过——流行病肆虐时期的恐慌和动乱，卖了电视却坚持给儿子买书的母亲。（在麦卡尼的事例中，母亲曾给它读了1100页的斯蒂芬·金的小说《它》（It）。）两人所共有过的破碎生活让他们建立起深厚的关系，同时，他们也都对周遭环境缺乏信任感。
詹金斯说：“执导《月光男孩》是关乎内心的一次创作，就好像撕开自己的一个伤疤。”
在流行病爆发前，两人关于自由城的记忆十分相似，生活清苦、被人漠视，但也有很多开心的小事。小时候，两人上的是同一所小学。他们都会频繁地造访一家小型超市，小詹金斯会去那儿给祖母买本森·赫奇斯牌（Benson & Hedges）薄荷香烟。
他们都还记得街边摇摇晃晃的树，在露天剧场里和着音乐跳舞，感恩节会有一群小孩在草坪上踢足球、期待着一年一度的火鸡大餐。
这些记忆与自由广场初建时（1937年）的愿景不谋而合。作为第一个为黑人建造的住宅区，自由广场罕见地配备了室内的抽水马桶以及生活用电，吸引了很多之前生活在落后的、隔离街区的中产阶级家庭。这个社区曾让黑人们引以为豪，而且让他们之间紧密相连，尽管有一道明确的边界将它和相邻的白人社区分隔开来。
但正如历史记载的，自由城还是被种族主义者的城市清洗计划给击垮了。自由城被迫修建了一条城际公路——通往临近的一个黑人贫民区，这些贫民挤占了原有居民的生存空间，并把贫穷带到了这里，人口暴增也使得生活资源捉襟见肘。1968年和1980年的两次暴乱更是让自由城的生存境况雪上加霜。商业逐渐衰退，大多数的黑人中产阶级也难逃家道中落的结局，社区资源几乎被消耗殆尽。
而当流行病开始肆虐时，自由城已经奄奄一息了。自由城的狭小曾经让人们感到温馨，如今却让他们难以喘息。
“渐渐地，一些地方的事态就脱离了控制，我还记得很多我曾经游荡过的场所都变成了禁区。”
麦卡尼回忆到，露天剧场再也没有舞会，只有一地的药瓶碎片在人们脚底咯咯翻滚。“我曾亲眼看到剧场四处散落着黑人的躯体，那个地方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难民窟，有一个比我大的男孩还对我喊到：‘离开这儿！别再回来！也别在这儿停留了！’”
不过有些小孩也很有韧性，他们通过游戏、唱歌、写故事来逃离当下的生活。“我们似乎找到了一个叙事方式，让我们得以保有对未来的想象并在那种境况下长大成人，而我至今也觉得这种叙事非常有生命力。”
在电影的选角上，詹金斯从一家迈阿密的中学挑选出了扮演Chiron和Chiron的朋友Kevin的男孩，这所中学和他们以前就读的学校极其相似。
和自由城的联系以及对自由城生活的体悟，表现在影片的每帧画面里——当我们看到角色所反映出来的陈见陋习时，不管是身染毒瘾的母亲还是贩卖毒品的黑人大叔。
“我的母亲受过太多苦，”詹金斯慨叹。和麦卡尼的母亲一样，她曾遭人性侵，年少怀孕，但她找到了一份护士助理的工作，顽强地养育着孩子，最终她还是倒在了毒品面前。“她克服了生活中的种种艰苦，但没能打败毒瘾。她坚强地支撑了那么久，还是被可卡因抓住了裂缝。”
电影中母亲对着儿子嘶吼的场景
“我并没有评判她的意思。塑造电影中的人物时，我也没有带入任何评判。”
这个说法在Juan（马赫沙拉·阿里饰演）身上就得以验证。
Juan就是给Chiron母亲卖毒品的毒贩。但他也是小Chiron父亲一样的人物，他邀请Chiron到自己家做客，给Chiron提供了一个避风港，他还教会了Chiron游泳。其实，Juan的原型是麦卡尼的叔叔Blue。Blue处处保护着麦卡尼，供他吃穿，保护他不受母亲的捶打，还教他做三文鱼丸。不过麦卡尼6岁时，Blue叔叔被枪杀身亡，不久，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毒品渐渐吞噬他母亲的生命。
詹金斯还知道很多像Blue一样的人，他们在贫穷的黑人社区里随处可见。而他们又确乎是不平凡的，因为仅凭电影里的一个角色无法将他们的形象充分描摹出来。
Juan教Chiron游泳（受洗）
“我看见过有些卖毒品的男孩是为了给家里买回去面包，也看见过有些不涉毒品的男孩蛮横嚣张。这些都是在我生活中真实发生过的，我不能只正视一群人而忽视另一群人。”
在制作这部电影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詹金斯和麦卡尼都很难向别人描述自己和家人的生活。麦卡尼说起大学里的一次作业，老师让同学写一篇关于自己最幸福的童年经历的小短文。
“我当时就想：‘好吧，每个人都要谈谈他们和父亲一起骑马的美好回忆了，’”麦卡尼以自嘲的语气说，还揉了揉眼睛。
麦卡尼知道，如果他如实地呈现自己的生活，根本没有人愿意倾听。
不过的确有过和Blue叔叔在一起的幸福时光。“我后来写的是，我的毒贩叔叔教我骑自行车的一次经历。”
“我还记得其他人震惊的表情。那挺伤人的，而且让我觉得很尴尬。我尴尬并不是因为我的叔叔是毒贩，或者他教我骑车这件事。我感到尴尬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呈现一件展览品，供那些‘高人一等’的白人学生一窥他们从未接触的世界。”
Of Mothers and Sons母子之间
詹金斯说，在某种意义上，《月光男孩》的核心是关于母子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出现裂缝，并在毒品和疾病的打压下几乎分崩离析的，而Chiron和母亲之间发生矛盾的场景在观众看来可能会非常煎熬。
让麦卡尼感到煎熬的段落是片尾处母子俩敞开心扉的场景。“我和母亲也有过类似的对话，但她从不知道我的内心有多么难受。”
不过，麦卡尼认为如果他母亲还活着，会喜欢这部电影。詹金斯的母亲还在康复中心疗养身体，没能看到这部电影。母子俩倒是讨论过关于电影的话题，但没提及詹金斯的童年生活对他产生的影响，詹金斯并不想揭开母亲的伤疤。
《月光男孩》的很多镜头都对准了Chiron的沉默和不善言辞。对于詹金斯和麦卡尼来说，沉默也是他们年少时的盔甲，沉默是他们保护母亲也是保护自己的姿态。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月光男孩》又打破了他们的沉默。对于麦卡尼来说，电影讲述的内容都是他从没跟母亲诉说的东西。至于詹金斯，那些东西他可能永远不会和母亲说起。
欢迎点击关键词查看往期精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