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有三个最著名的变法，分别是商鞅变法、张居正一条鞭法和王安石变法。在这三个变法中，只有商鞅变法最彻底也最成功，其次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只有王安石变法不仅没有成功，反而导致变法走样，完全脱离了变法的初衷。

王安石登上历史舞台时，宋朝已经处于内忧外患，国贫民穷的境地。

首先在王安石变法前，宋朝在军权上，是由文官领兵的，并且禁兵、乡兵、藩兵重重叠叠，再加上士兵大规模的轮换驻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情况。而面对北方契丹人和党项人的压力，朝廷虽然逐年扩充军队，但是百万之众面对着几十万的敌人却屡战屡败。每年的军费开支却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得国家和人民喘不过气。

除了军事，宋朝极力推崇文治和官员制衡，造成国家庞大的官僚机构臃肿不堪，真正出力的人都是一个人干好几个人的活，而官员却是好几个人干一个人的活。这样臃肿不堪的官僚体系不仅造成“亢费”严重，还给了官员上下运作，欺压百姓的机会。

于是变法已经迫在眉睫，只有通过变法才能挽救宋朝。但是关于怎么变，却出现了极大的争议和分歧。我们语文课本上的两位名人，王安石和司马光成为了分歧双方的领袖。这两位当时最著名的政治家在1068年，也就是宋神宗即位的第二年，就以“民间工商宽松发达，而中央财政匮乏”的问题展开讨论。

这样的财政问题，放在个人也无非是开源节流两种途径，不是多挣点就是省着点，国家也是如此。只是双方的意见正好只取其一，王安石主张多挣点，所谓“民不益富而国用饶”，司马光则主张节俭，以民为本。这两人争到最后，他说他不懂经营理财之道，他说他祸国殃民。这个时候刚当上皇帝没两年的宋神宗又是一个21岁的小年轻，所以在两人之间摇摆了很长时间。后来随着王安石在地方上确实做出了政绩，所以将天平倾斜到了王安石一边，开始了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举措

由于宋朝此时面临着钱少兵杂的问题，所以王安石将变法主要集中在了理财和整军上。理财改革主要有青苗法、免疫法、均输法、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等，整军举措主要有减兵并营、将兵法、保甲法等。为了将这些措施彻底落实下去，王安石还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

从王安石的大手笔上说，这次变法主要就是为了敛财和整军，在当时也确实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朝廷财政，提高了军队力量。但是俗话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朝廷财政的充实，是以平民的重赋为代价的。另一方面军事上的改革并没有提高军队战斗力。

而王安石的大后台，也就是宋神宗并不明白不破不立这个道理，或许是不敢破，总之宋神宗继续摇摆不定，罢免了一次王安石，几年后又起用。可是没一年王安石就心灰意冷的辞职下岗了，变法也虎头蛇尾，变得混乱无章。

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

一、首先我们常说王安石变法，但其实王安石并没有直接对变法进行操控。

王安石只主持了变法不到七年时间，剩下了九年都是宋神宗在主持。所以说变法的称号其实并不十分准确。这也可以看出一个问题，这样一个庞大的项目，大老板是没有坚定的意志的，像商鞅虽然后来被车裂，但是变法的时候秦孝公可是一直支持他的。像张居正变法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没加冕的皇帝，比商鞅变法还容易。而王安石没有这样的条件，宋神宗对王安石是并不十分信任的，不然他也不会再熙宁七年的时候把王安石罢免。

在变法中，王安石只是规划了蓝图，宋神宗却并不十分信任甚至是将信将疑的进行变法。比如很多时候别有用心的人将华山崩裂、河北大风之类的有异常的自然现象报告给宋神宗，告诉他这是上天的警告时，宋神宗就对此忧心忡忡，并且对变法进行反思，在第二天就下令罢免青苗法等18项法令。

而王安石在这件事情上表现的太心急了，这样一个庞大的改革工程，他却急躁冒进、急于求成，导致变法从开始就没有节奏。

二、变法没有试点，机构也不成熟。

说到变法没有试点的问题，其实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其中老手。不管是黄册户籍制度还是改革，都是经过一步步试点的，黄册户籍制度就是先试点了十年，才在洪武十四年在全国开展的。而王安石变法却并没有，这也就是前面说的急躁冒进。

另外变法机构也有很大问题，是直接将户部的户部司、度支司、盐铁司三司集中，对其进行重组，并使之成为变法改革的中枢权力机构。这本来是出台和解释条例的立法部门，原地一转圈就成了执法权力机构，这样的人员怎么能保证变法顺利进行？

这样的不成熟的机构和成员根本无法保证变法的顺利进行，因为王安石变法中大量的改革是将触手直接下达到百姓身上的，这就给了很多官吏上下其手的机会。就拿青苗法来说，真正春天需要贷款播种的百姓得不到“青苗钱”，而那些不需要贷款播种的人家却要被强迫的接受，到了秋天再以高于法定利率偿还。这样一个原本惠民政策，真正落实却成了地道的扰民之举。所以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一个主要声音就是扰民敛财。

三、用人不当，作茧自缚。

王安石为了变法，起用了一大批虽顺从己见却阴险狡诈之徒。比如王安石最坚定的亲信吕惠卿，王安石非常器重他，对他有“卵翼之恩，父师之义”，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和他商量。但是吕惠卿虽然表面对其=王安石言听计从，内心却处心积虑想要整垮王安石以取而代之，他设计陷害王安石，把王安石的私信交给宋神宗等等，导致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大打折扣。

除此之外还有陕西宁州通判邓绾，他为了快速升官就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得到宋神宗和王安石的赏识，被提拔到朝廷做官，当在京的同乡嘲笑他时，他却毫不在意的说：“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等到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邓绾就投靠了吕惠卿门下一起打击王安石。到了王安石回来再次为相，邓绾又弹劾吕惠卿等人来取悦王安石。

四、失去民心

除了上述变法在实行中存在的问题，王安石变法还有其本质存在的问题。王安石既想不增加百姓负担，又想让国家有钱，这是很不现实的事情，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这又不是像近现代，可以通过贸易来谋求财富。在古代，朝廷的财政就是压在百姓的肩上的。哪怕是朝廷财政的短暂增长，也掩盖不了与民争利的本质。

宋朝是非常优待读书人的，而读书人进入仕途的门槛也很低，就算是屡试不第的学渣，都可以参加“特奏名”考试。在哪里，有过只写“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就中进士的“优良传统”。而只要踏入仕途，只要不妄图建立奇功伟业，自然可以凭借资历熬上去。苏轼就写诗说：“但愿生儿愚且直，无灾无害到公卿。”这样的庞大的官僚队伍却并不在变法的范围内，反而将手伸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百姓，所以这样的变法只是通过理财进而强军的“术”的改革，并没有触动政权利益。

结语：王安石变法既不同于商鞅那样大刀阔斧触动统治阶级利益，也不像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不给官吏上下其手的机会，反而存在着诸多问题，也难怪王安石变法最为失败。从此之后，在宋朝的朝堂上不断上演着一场又一场的新旧政的拉锯战，有人在旧法得利，有人在新法得利，总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一场技术上存在问题的改革，成了别有用心者为自己渔利的机会。

参考文献：

《王安石全集》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