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足球直播推荐1900年在镇压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战争中，各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暂时地联合起来，结成了联盟，向中国发动军事进攻。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试问，在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考茨基正是以这样的条件为前提的），‘可以设想’这些联盟不是暂时的联盟吗？‘可以设想’这些联盟会消除各种各样的摩擦、冲突和斗争吗？只要明确地提出问题，就不能不给以否定的回答。”中国，是列强在东方争夺的焦点。在战争中，他们在华的矛盾就已表现得十分明显，特别是英、俄在直隶和英、德在长江流域的矛盾都已剑拔弩张，达到相当紧张的程度。战争结束后，它们间又以各种形式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英国，这个原来在华享有最大权益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面继续紧紧地控制中国最富庶的地区——长江流域和华南各省，一面以印度为基地，向西藏和西南其它各省伸展侵略势力。沙俄，在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侵略中扮演着急先锋的角色，野心勃勃地向中国的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扩张势力。当时沙俄的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皇上的脑袋中有宏大的计划：为俄国夺取满洲，把朝鲜并入俄国，还想把西藏并入本国。”日本和美国，垂涎欲滴地觊觎着东北。德国除控制山东外，竭力要插足长江流域。法国除在财政上支持沙俄的对华扩张外，也向中国的西南各省进行扩张。如1902年一名清朝政府官员所记述的：“英于长江、法于云南，已久视为权力所及之地；德于山东，尤牢笼一切。”
在这样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当时统治着中国的清朝政府又处在一种怎样的状态呢？这是一个极端腐朽昏聩的卖国政府。它不但谈不上保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相反，却宁肯大量出卖国家权益，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镇压人民的反抗，维护它在国内早已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
自然，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之间就已逐步勾结，成为外国侵略者的工具。但是也应看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统治权力上的矛盾，封建统治者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毕竟还有着利益冲突的一面。因而，在人民群众反侵略斗争的推动下，在各种条件的作用下，清朝政府还曾参加过反对英法联军的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反对八国联军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尽管清朝政府的态度从来表现得十分被动、十分动摇，并且都很快以投降而告终，但它终究还算参加过这些战争。而到1900年的战争以后，就连这样的抵挡，也再不能看到了。
1901年2月，当列强提出和议大纲时，那时还流亡在西安的清朝政府立刻发出一道“煌煌上谕”，宣布政府今后的对外方针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并且厚颜无耻地宣称：“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
《辛丑条约》签订后，1902年1月，清朝政府从西安回到北京。他们从开封到正定这一段路，坐的是火车。进宫那天，“当西太后乘舆经过使馆人员站立的阳台时，她在轿中欠起身来，以非常和蔼的态度向他们回礼。”当1月28日各国使节受接待时，“‘召见从头到尾是在格外多礼、格外庄严和给予外国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件事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乃是因为这是西太后第一次在召见中公开露面’，而不是在纱幕后面的。”2月1日，她接待外国使节夫人，“在问候这些夫人的时候，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并且一边和她们说话，一边流泪。”“据美国公使康格夫人后来说，太后一把抓住她的手，抽泣哽噎地说：进攻使馆区是极大的错误，后悔莫及；又赶紧摘下自己手上的贵重戒指和手镯给康格夫人戴上。”其曲意讨好的神态，令那些洋人也“认为有些热情过分”。这些，看起来都是颇具戏剧性的枝节小事，却很具有象征性，显示出了清朝政府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政治关系上这种新的微妙的变化。
还都以后，清朝政府确实在各方面都更加献媚于帝国主义列强。它一再传谕保护外人权益，竭力镇压人民爱国运动，聘请外国人担任财政、军事等顾问，连地方大吏的任命也听任外人摆布。1901年春，归绥有外人被杀，绥远将军永德几乎被问斩。梧州英领事一电，广西巡抚于荫霖当即开缺。1903年初，俞廉三简任山西巡抚，“驻京英、美、法三国公使联名照会政府，略谓晋省传教最盛，今俞廉三顽固性成之人，为该省巡抚，将来教案之起，正未有艾，请另简他员补授，以为防患未然之地云云。政府无可如何，遂令俞廉三退官。”各地方官于是更加一意媚外，竭力维护外人在华的特殊权益：“外人或有所要求，苟不至过于难堪，中国（按应读作清朝政府，下同）从未尝峻拒，即有要索所难堪处，中国亦必曲为设法，所谓通融办理者是也。而时请外人听戏，而时请外人游园，而时请外人宴会，内而宫廷，外而疆吏，下至微员末秩，皆莫不以敬礼外人为宗旨。”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在1902年2月1日得意地写道：“我们在‘暴乱’（按诬指义和团运动）中并无所失，而事实上我们的威信大增，我敢肯定地说，多少年来我们在北京或在中国的地位，从未像今天这样高，我们与清朝官员的联系从未像今天这样密切。……袁世凯多年来比任何其他官员和我们联系更密切。他跟我们商议之频繁、请教之谦恭，是暴动前不曾有过的。”
清朝政府以自己的行动，将它的卖国面目清清楚楚地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这是一个“洋人的朝廷”。
正因为这样，人民大众对待清朝政府的态度自然不能不相应地发生急遽的变化。如果说，在这以前，还有不少人对清朝政府存在着幻想；那末，到这时，抱有这种幻想的人就越来越少了。许多人不能不这样地来提出问题：
“列强对华政策，方利用其政府以压制我国民。不公然割我土壤入彼版图，起我国民之反抗力，及分利不均以引动全球战祸。乃出以至狡猾、至险狠之手段，尽网罗我国民之权利而留一地壳以居之。是将使我国民束缚于重重之压制以自相屠戮自相消灭，而满清政府为彼之功狗也。长此悠悠，暗无天日。我国民之目的，如即视政府为国家，则将实受覆亡之惨，而终其身在睡梦中，我同胞盍三思之。”
有的人就更直截了当地喊出：“起！起！排满排满！满洲不排，则我同胞无再生之日。”
陈天华在《警世钟》中激愤地写道：
“你但问俄国占东三省的事真不真，不要问瓜分的事真不真。俄国占东三省的事倘若不虚，这瓜分的事一定是实了。你看德国占了胶州海口，俄国、英国、法国，也就照德国的样儿，各占了一个海口。于今俄国占了东三省，请问中国有几块与东三省一样宽的地方？将来分的时候，恐怕还不够分哩！于今还来问真问假，真正不知时务了。”
这段话，确实反映出当时无数爱国者奋起救亡图存的共同的急迫心情。而印度等邻国沦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后的悲惨境遇，更给了许多人以血的事实的教育，使他们感到怵目惊心。有人写道：
“彼白人近日所施于支那之政策，何一非前时所施于印度之政策乎？彼印度前日所经过之历史，何一非支那现在亲历之历史乎？吾人一读印度史，但觉满纸腥风，一把血泪，目之所接，心之所触，诚不知己之置身于印度乎?抑置身于支那也。呜呼，支那支那，尔其竟为印度之续哉夫？”
怎样将中国从极端危殆的局势下挽救出来，已成为一切爱国者日夜苦思焦虑的中心问题。他们探讨一切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都是紧紧地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寻求答案。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潮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和壮大，都同这个根本问题联系在一起。既然清朝政府把自己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紧紧地捆在一起，中国人民也就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同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