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世界杯冠军德国总理现场看球(当年德国总理施罗德被迫访华,却没人去接机!但达成重要经济合作)

1999年5月12日,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访华,但除了礼节性接待往外,接机人员寥寥无几,整个访问行程也仅有28个小时。中国人民一向热情好客,为何此次访问颇有冷遇之嫌?不得不说,这是德国作为北约成员国咎由自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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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4天前,北约导弹炸毁了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国民愤懑情绪达到了极点,国家领导人能够予以接待会谈,已经是宽容之至了。

当然,此次施罗德也展现了应有的担当,以北约成员国名义表达了真诚的歉意,与中方领导人就中德关系进行了坦率的沟通,进一步增强了中德两国的政治互信,并为此后中德关系向好发展奠定了基础。

1999年11月7日,施罗德再次访华,这次他没有空手而归,中德两国达成了重要的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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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罗德初次访华的特殊背景:各种因素下的被迫选择

施罗德初次访华有着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除了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还有科索沃战争和欧元的正式启动,在各种因素交互影响之下,他不得不主动访华示好,以达成自己的目的。

对德国而言,发起科索沃战争是其必要选择,但战争结果却不尽人意。

1980年,一代强人铁托去世,再也没有人能够同时取得各民族的尊重信任,科索沃民族主义运动兴起。1991年,东欧剧变,南斯拉夫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分离崩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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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托

对德国等发达国家而言,西欧一体化中巴尔干半岛是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但由于俄罗斯武力充沛,这些国家并没有直接单独参战的能力,只能通过“马克”、“英镑”、“法郎”等资本扶持独立武装,以期逐步蚕食,达成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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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形势急转直下,科索沃地区武装冲突愈演愈烈,有30多万人沦为难民,德法等西欧国家不得不催促美国下场。1998年底,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开始介入科索沃危机,但直到1999年,正式的军事调动和空袭才付诸实施并与同年结束。

美国的介入时机特别耐人寻味,从这个时间线上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美国介入科索沃战争不仅是意识形态作祟,也是为了进一步压缩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此外还顺带打击一下他们的西欧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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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索沃战争直接导致了欧元的出师不利,对此德国或许不满,但更多的是无奈。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欧盟诞生,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而这个时间,恰好是美国介入科索沃战争的时间。

欧元汇率由1999年1月的1.1338跌到了12月的0.9991,大量资本在避险情绪的推动下由欧洲涌入美国。欧元可谓是出师不利,而作为欧盟中经济体量最大的德国,不得不担负起提振欧元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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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发生后,北约必须有人主动道歉降温,然而谁都知道这不是个好差事,毕竟要顶着中国人民的怒火,但德国总理施罗德似乎没有其他的选择。

其一,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有足够的战略实力和腾转空间,但欧盟和德国耗不起;

其二,德国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起者,尤其是二战法西斯的轴心国,其国际形象已然经不起再次的打击。若不是维利·勃兰特的惊世一跪,东欧不会谅解德国,若不是赫尔穆特·科尔在以色列的再次跪倒,犹太人很难谅解德国,前科累累的德国不愿再树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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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利·勃兰特

其三,德国有求于中国,虽然彼时中国经济体量远不如现今之巨,但GDP总量也位列全球第七,更重要的是,中国有着全球最大的市场,且处于经济发展的后发阶段,是所有资本和技术最喜欢的转移地。

在各种因素交织下,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是顶着巨大的压力被迫访华,以期通过虔诚的歉意和坦率的态度弥补中德关系,为德国的经济发展和欧元重振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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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施罗德的两次访华:用勇气和真诚达成重要经济合作

施罗德的首次访华是充满勇气和真诚的。2009年,杨澜在采访施罗德时曾问过他这个问题,在中国民众情绪激动甚至打破美国大使馆玻璃的状况下,为什么还要访问中国?

施罗德表示已经预估到了此种境况并充分理解,虽然没有得到授权,但他仍然以北约的名义发表了道歉的声明,并通过电视予以高调传播。正是这种真诚和勇气,加深了两国的政治互信,为其第二次访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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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施罗德应邀再次访华。相较于首次访华的冷遇和尴尬,施罗德的此次访华显然更加从容,随行团队更加庞大,取得的成果更加显著,中德达成了重要的经济合作,并为此后中德关系发展进一步打开了局面。

施罗德1999年的两次访华无疑是成功的。在其第二次访华期间,两国团队签署了一系列的经济合作项目,其价值之高在当时西方世界极为罕见。

1999年,我国批准德国在华投资项目196个,德国实际在华投资13.73亿美元,批准从德技术引进合同662个,合同金额27.5亿美元。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0.58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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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9年两次访华看施罗德:平民总理的睿智与倔强

通过1999年两次访华行程,我们看到了一个真诚勇敢的德国总理,事实上,施罗德确实是一位睿智的政治才俊,他虽然出身贫寒,却未就此沉沦,而是通过不断的努力奋斗荣登总理宝座,其目光长远,作风果决坚定,甚至愿意为了德国的长远发展搭上自己的政治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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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罗德是一位平民总理,其果决作风或与其成长奋斗经历不无关系。

1944年,施罗德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工人家庭,幼年丧父,母亲改嫁,生活异常艰辛。但他自立自强,从一名零售店学徒通过夜校学习成功取得了律师资格,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于1998年成功当选德国总理。

在其执政期间,对外秉承务实外交路线,对内大力推行改革,为德国的国际形象建设和经济社会调整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事实上,很多必要的经济社会改革都会经历短期的阵痛,而其产生的效益往往在较长时间后才能体现出来。

施罗德执政期间大力推行的“2010议程”当属此类。这项起于2003年的改革,涉及劳动力市场、福利制度、税收等各个方面,其目的是破除德国彼时的经济困局,激发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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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项改革中削减失业金的做法引起了极大争议,甚至间接导致了施罗德所在政党的分裂,也造成了他不得不提前举行大选,进而遗憾离场,政治生涯草草结束。

讽刺的是,这些改革效益最终在默克尔执政期间得以体现出来,劳动力市场趋于稳定,失业率逐步降低,经济动能强劲,甚至帮助德国最快从2008年欧债危机中恢复,保住了德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

在此次改革中,施罗德1999年访华时的勇气再现,甚至更为坚定,或说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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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罗德继任者的答卷:德国的外交转向与回归

施罗德七年执政期间六次访华,先后设立“两国总理年度会晤”、“人权对话”和“法治国家对话”三个机制,拓宽了两国的合作边界,将中德两国关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按下了快进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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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他政治离场后,其继任者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默克尔初期奉行价值外交的战略,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

2005年,默克尔执政德国,在前两次访华期间,她在人权、宗教、知识产权等方面表达了强硬的不满态度,甚至掀起了“抄袭门”(意指中国企业抄袭德国车型)事件。2007年,她会见达赖,抛出“亚洲战略”,以期与美国达成价值观共识,中德关系陷入低谷。

默克尔很快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2008年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奉行价值外交的默克尔同志发现这个所谓“价值”在实际问题解决方面竟然没有任何价值。

于是,2008年默克尔重申“一个中国”立场,并于同年访华“破冰”,此后其开始回归务实外交,中德关系也重归正轨,稳健发展。2014年,中德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2016年中国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十六年,访华十二次,虽然期间存在不和谐杂音,但整体上看来,中德双方是彼此尊重、相互谅解的,中德关系也是向好发展、向前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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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关系展望:另一个“施罗德”?

2021年10月26日,默克尔正式卸任德国总理,权力宝仗交到了奥拉夫·朔尔茨手中,其对华态度也成为了热议话题。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希望他是另一个“施罗德”,能够秉承务实原则,继续推动中德关系发展。但一切如愿吗?

中德关系的发展走向,当然会受到执政者理念的影响,但中德两国的国情与全球局势演变才是真正的决定因素。中德两国几十年发展而来的贸易体量依旧,两国在发展阶段大局上仍然是互补大于竞争,两国经济合作压舱石的作用依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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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日不同往时,中国不再只是单纯的“世界加工厂”,我们已在全球资本和技术序列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德两国经济不可能存在完全的互补关系,必然要面对某些方面的竞争。

因此两国在诸如知识产权、产业链话语权、市场准入等方面难免会有些无关大局的小摩擦,我们必须对此有清晰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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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看来,中德两国有着几十年的政治互信,也保持着较好的领导层对话机制,这在国际关系中是难能可贵的。此外,德国多次组阁都是多党联盟,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个别极右翼党派执政后外交转向的风险,降低了意识形态偏见对两国关系干扰的可能性。

总之,我们愿意相信并且真诚希望中德两国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务实合作,推动中德关系稳定向前发展,为施罗德1999年访华续写更美好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