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春天》的故事特别简单,导演陆庆屹用了四年春节时间,记录拍摄了父母的日常生活。
01
/第一个春天
生活就是诗意本身/
这个家和所有的小镇家庭一样,堆满了东西,有些破旧了但温馨。
爸爸在写春联,拉二胡,吹竹笛;妈妈在熏香肠,在厨房跳扇子舞,在后院摘金银花,在客厅摆好鸡鸭鱼肉、甜烧白、腊味若干、莴笋木耳。他们在等儿女归家过年。
“哎呦,太安逸了”,是老人挂在嘴边的土话。
最穷苦的时候,父母都要拾掇花园。或许他们都没有听过这些年流行的“生活的仪式感”,但院子种有柏树、桂花树,花椒树,天台有月季,蒲公英,迎春花。他们谈论风起,算着四季,为燕子归巢和离去雀跃或失落。
他们敬畏天地,口头总挂着“山上都是宝”,“比我们要懂得感恩”导演说。
他们并不是什么富贵人家的后代。导演的母亲因为穷,早早辍学了,结婚时,哪怕两人还饿着肚子,也要把仅存的一点工资,拿去拍结婚照。
他们不去思考艺术是什么,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在贵州,山歌随处可闻,干活唱山歌,恋爱唱山歌,哪怕吵架都要斗歌。性格豪放的母亲就是当地山歌界的扛把子。
生活的美,不是小资的小情小调,而是日常琐碎里,每一刻对生活最本真的坚持和表达。
02
/第二个春天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
导演说:大家喜欢这部电影,不是记录者拍的有多好,或许拍的还可以,但是最重要的是,我爸妈太可爱了。
导演的妈妈天生暴脾气,不服输。恋爱时,别人嘲笑爸爸连一双好鞋都没有,她大哭一场,用了三天时间,给爸爸做了一双普通人要做半个月的千层底鞋。
“妈妈18岁那年,父亲写信给母亲:一切都准备好了,等待你的同意。”
哪怕家徒四壁,结婚后欠的债要还到1995年。
电影里,观众看到的更多是导演父母乐乐呵呵的样子,并不知道两位老人前半生的波折。
1998年,导演爸妈借钱盖了一栋房子,花了半年多。但是一年后,一场大火把一切都焚烧殆尽。那天正好妈妈不在家,爸爸对着焦黑的屋子,手足无措,欲哭无泪。
但导演父亲在那片废墟里做了一个选择:翻出了背部烧黑的小提琴,呜咽的拉了一曲。
而母亲第二天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上楼去抢救照片。
他们从不互相埋怨对方,他们只是留恋着岁月,用钝感去化解命运锐利的刺痛。
妈妈迷信,或凑钱买蛇药,或被忽悠养兔子,爸爸看破不说破,奉陪到底。他会给妈妈下载韩剧,两人会在停电的夜晚面对面聊微信,聊得哈哈大笑,会相互剃头染发、也会在儿女起哄下配合喝交杯酒。
导演说起一个没有被电影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次,妈妈唱山歌去了,当晚住在别人家,爸爸在那坐立不安的等,听见开门的声音就迎过去,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妈就乐了。爸爸才发现我在旁边,脸就羞红了,进房间去躲着,像小孩。”
大多数时候,爸爸在房间唱行军歌,妈妈踩着缝纫机。他们一生的时光仿佛浓缩在这一刻,沉浸在一种浪漫又务实的氛围中,闪着光。
世界太纷扰,我们总在喊着“不相信爱情”了,却忘了父母辈这种浪漫又务实的片刻,才是平凡生活底色上,令人心安的闪光。
03
/第三个春天
生活就是不停告别/
谁都没料到,头年还在餐桌上逗父母乐,陪一家人游山玩水的姐姐,次年便一病不起,迅速凋萎。
这段回忆,如今和导演提起,他仍会眼神闪躲,出神片刻。
姐姐走后,陆庆屹哭晕了过去。醒来时,他的哥哥扶着他,陆妈妈问,“你是要继续拍,还是拿一个花圈?”陆庆屹想了想,决定继续拍。
他说:“我姐姐离开独山已经三十多年了,可是那日,她的发小来了,很多邻居都来了,唱孝歌的那两位老人,走了几十里山路过来,我们给钱他们也不要。我想拍下送别她的场景,这都是人们的情义。”
生活,还是要继续。
有一年导演刚刚离家,妈妈便发来短信:“早知道这么难受,干脆明年你们别回家过年了,我和你爸平时清清静静惯了,也不觉得,你们来了几天又走,家里刚热闹,一下子又冷清下来,受不了。刚才想叫你下来吃面,才想起你已经走了。”
或许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父母只会在远方遥遥守望。
现代人大多内疚,要在大城市打拼,根本没有时间陪伴家人,每年就7天时间可以团聚。我们是不是错过了太多?
04
/第四个春天
子女,是父母的异乡/
生命有来有去,由不得人左右。父母会在早逝的女儿坟前种上辣椒,防止牛来吃。电影很久都没有出现母亲唱山歌的场景。终于在电影接近末了的时候,父母打着雨伞唱起蓝色圆舞曲,讨论着旧三拍的舞步怎么跳。
我们看着导演的父母,仿佛也看到了大多数父母的一生。有人说:生,是死的异乡;客乡,是家的异乡;子女,是父母的异乡。
导演叙述的最多的,是生活中的极苦和极甜。
这苦与甜的比照中,观众看到了过去生活那种很圆满的自给自足的状态,不仅为父母的坚韧和乐观鼓掌,也为那一辈人、这一家人共有的勤劳和情义流泪。
05
/没有一条路是白走的/
许多人讶异于导演细腻的观察。
或许是从小看父母真诚地对待生活和彼此,落入他视角里的,总是一些平实生活的美。他的豆瓣主页上放的照片里,有老家的花草、落成好看形状的啤酒瓶,也为飞过住处的群鸟和夕阳欢呼。
更好奇有这么多明星为他“撑腰”,是什么来头?
他的来头,太“复杂”了。
他是学霸,也是“混混”。
导演陆庆屹从小就比别人更聪明,更淘气。读初一,他已经把初三的课本都学透了。不用怎么努力都可以考第一的时候,便在后座抽烟,打牌,打群架,成了老实巴交的父母心中的痛,直到被校长说“你走吧,不要回来了。”他一想到父母,心凉了半截,赶紧翻墙回去上课。
(童年时的导演与他的哥哥姐姐)
他想当画家。
16岁就只身去了北方,学了画画,尤其喜欢玛格丽特“超现实”的画风。他很享受这个状态,也很疑惑。
有一天看到画家米诺的画,心想:这辈子也画不出这样的画,还画什么呢?
于是,他开始踢足球。
他找到了自己人生的理想,要进国家队,踢世界杯。然而天不遂人意,他的腿在一次意外中骨折,足球运动生涯被无声地宣告了“无期徒刑”。
文笔不错,不如去出版社当编辑吧。
对足球还贼心不死,心思好像也不在工作上。
主编质问他:“你书包里是不是装着足球鞋?你要是出去了就不要再来上班了。”
他真收拾了东西就走了,他想,也写不成张爱玲,写什么呀?文学对他也不是最好的表达手段。
他心一横,回山里当矿工去!
“在北京人太多了,没文凭,没技能,找工作很难。我就想去体验一下最质朴的生活。当矿工,了解人最基本的需求,活着,吃喝拉撒。”
他有一天在矿洞里挖出很一大块蓝水晶,光影折射,他说他在其中仿佛看到自己的生活,看到人的群像,自己也是群像的一部分。
等他再次回到了城市,已经不是当初离经叛道的少年。在豆瓣上,他发布自己的摄影作品,写爸妈和身边的故事,几千条回复,居然没有一条恶评。他思考着,是什么让大家有这样的共识?
或许是可爱的父母,是小城的温度,是平凡人身上的闪光点吧。机缘巧合下,他把镜头对准了父母,一开始,只是想“拍点什么”送给父母,最后却成了一部获奖影片。
人们总执着于探索,生活对我们残忍,往往过了半生才发现,原来最想做的事情,就在身边。
06
/成功就是误导/
当过编辑,会文学表达,对电影架构有帮助;踢足球,对镜头调度竟然也有帮助;当酒吧驻唱歌手,对音乐和声音有理解;而电影恰好是综合的艺术。
不早不晚,他看到侯孝贤导演的一个讲座,回答大学生“如何开始拍片的疑问”,侯孝贤这样说:“想拍你就去拍,不拍你怎么知道怎么开始?”
这句话,让他一下开窍了。
他说:“侯孝贤《风柜来的人》,特别像我经历过的少年时光,到了大城市迷茫,还要坚守自己那些内心里的标准。我喜欢他叙事的方式,不铺张,娓娓道来,却什么都看到了。”
没有一个经历会白费。所有失去的,必定以另一种方式补偿你。
他喜欢小津安二郎,成濑巳喜男,阿巴斯,王家卫等导演的影像风格。
大量阅片和实操拍摄后,他终于断定:电影,才是最适合自己的表达途径!
而这部电影诞生,是无数必然积累的偶然现象。
他够执着,如果不是姐姐去世,父亲的身体大不如前,他可能会一直拍下去。
他够勤勉,把时间和金钱用在刀刃上。一台尼康D800,唯一的金钱投入(1500块)还是不得不买的脚架。
他够钻研,起初不懂剪辑技术,关掉一切电子设备,寒冬腊月还扑在剪辑台。自学了一年半后,居然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剪辑的提名。
有一年同学会,同学问他为什么在门口抽烟闷闷不乐,他说“想未来”,同学大笑,“我们这把年纪了,还有什么未来”。
他说:“你们没有,我有,我想当中国最好的导演。”
(导演【右】与他的父母和哥哥)
明星主动帮这部关于平凡生活的电影宣传,没有收一分钱宣发费。
母亲得知电影上映的时候还反复确认,“是电影院那种大屏幕吗?”采访邀约不断,仿佛这部电影和他一起脱离了“平凡”。
“您觉得现在是成功了吗?”
他吸口烟,笑道:“我觉得现代人定义的成功,是一种误导。”
“为什么腰缠万贯,成名这些才叫成功,好好过一辈子也是成功。我一直很成功,我当矿工的时候也很成功啊,我每天挖的旷比老矿工还多,我比他们累,我挺得意的。”
影片的最后,空镜中马背上不知是乌鸦还是麻雀,父母缓缓下坡。一路丘陵,走过大雾,人生几十载眨眼间。
电影里,两位老人一起用老磨盘磨豆腐,一起晾晒咸菜,一起装热水管,一起吹蒲公英。
餐桌上,山野中,病榻上,老影像中,听到他们的歌声,生活也就有了希望。
我们在他们一家人身上,看到了享受日常生活的诗意,应对残酷生活的魄力;
看到对天地、自然、神祗的敬畏和感恩;
看到柔情蜜意,看到“执子之手,与子携老”真的存在;
看到遗失的“远亲不如近邻”的亲密关系,看到“吃亏是福”的老格言;
最关键的是,我们看到了爱!
父母之于子女的爱,父母之间相濡以沫的爱,儿女对父母有着强烈反哺意愿的爱。
把日子过成诗,从来不需要那么多成本,只关乎精神气。
在庸碌的日常中,找到自己的路,从来不需要那么多自我怀疑,只关乎热爱与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