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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跟你提“丝绸之路”，你的第一反应和感想是什么呢？会不会觉得再熟悉不过、蛮无聊无趣、不想再听再看？
在很多读者朋友那里，有一种错觉：似乎丝绸之路就像是人工铺设的一条道路一样。可是实际上，丝绸之“路”大部分都是沙漠及草原上没有道路的道路。丝绸之路并不是连接东西的线，而是向东南西北各个方向扩张而形成的一张巨大的网络。
始于公元前的初期丝绸之路贸易，是商人们通过短距离然后是中长距离的接力方式开始的。因此，把西汉的张骞看作丝绸之路的开拓者，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用日本历史学者森安孝夫的话说，“张骞并没有开拓丝绸之路，他只不过是沿着已经存在的路线进行了一个较长距离的旅行而已。当然在张骞之后，中国确实对于丝绸之路的关心急剧高涨，而同时来自西域的物产以及信息也迅速在中国国内增多起来的这一事实。”
森安孝夫在《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一书中，努力探讨丝绸之路——当时的人物、事物、信息、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之重要性，另一方面则试图从大局上来对唐帝国的本质加以观察和把握，“坦率地说，我还有一个想法希望能得到读者的理解，那就是由于本来所有的民族和文化都是多元性的，所以对于今后的人类来说，无论是西方中心史观还是中华中心思想，这些无疑都是民族主义的，我们必须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偏狭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毅然诀别。”
今天的内容，即来自《丝绸之路与唐帝国》的序章节选。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于国际性和开放性的王朝。
蒙古帝国时代才真正形成了世界性的帝国，而且从佛教文化方面来说，实际上日本从元朝也得到了很大的恩惠，绝不少于来自唐朝的影响。
五胡十六国时代也是大分裂和大融合的时代，是新的汉民族的形成期。
所谓中国人即是指中国国民，此与所谓汉民族是不同的问题，中国历史绝不仅仅是汉民族的历史。
日本人中常见的一种错觉，即认为从古代到现代，西欧一直是世界的中心。
只顾眼前利益而鼓吹爱国心，这显然不是真正为了日本人。任何人种及民族都是无常的，不陷入人种歧视与民族主义的泥潭之中。
盛唐与日本 | 中国历史不仅仅是汉民族的历史
选自森安孝夫《丝绸之路与唐帝国》
-讲谈社·兴亡的世界史03-
01 为丝绸之路和唐帝国所倾倒的日本人
大多数日本人都为“丝绸之路”这一词语所倾倒，对唐帝国充满了憧憬，并且很容易将两者重叠起来形成一种罗曼蒂克的幻想。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其关键恐怕在于佛教。佛教传入日本是6世纪中叶之事，而佛教文化的真正输入却是在7世纪以后的唐代。丝绸之路东端的终点历来被视为唐朝首都长安，而日本人却进一步将丝绸之路延长至博多、大阪、奈良、京都。这种解释不仅不见得错误，甚至还起到了另一种作用——使对历史不太关心的人也能认识到“丝绸之路”是日本文化的源流之一。
“日本”这一国名的形成正好也在这一时期。当时日本与唐朝因佛教文化而联结在一起，而唐朝又通过丝绸之路与作为佛教文化盛开之地的西域、印度连为一体。这种日本民族形成期的兴奋感以及对佛教的好印象就一直流传了下来，跨越数百年的时空为现代日本人所承袭。
言及于此，我眼前马上就浮现出了三藏法师从西域到印度追寻佛教原始典籍的身影。自奈良时代以来，佛教逐渐成为日本人最亲近的宗教。伴随着明治时代以来学术的普及和发展，今天只要提到“正仓院御物”，无论是谁都会条件反射地联想到丝绸之路以及犍陀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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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代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终于扎下根来。到了隋唐时期，北朝佛教和南朝佛教逐渐融合，加之以唐代玄奘、义净为代表的义理佛教和由善导集大成的净土教之兴盛，再加上以不空为代表的密教，以及历代皇帝对佛教的保护和尊崇，唐代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黄金时代。因此，将唐帝国称为佛教王国、唐都长安称作佛教都市实际上一点都不夸张。
唐代的人口大约为五千万。一般认为，唐代的佛教僧侣，包括未得到认可的私度僧在内，至少有五十万人，每一百人之中就有一人是佛教僧侣。据研究，目前已基本可以断定长安的佛教僧尼人数在两万人以上。因此，若以长安人口为一百万来考虑的话，长安僧尼的比例是每五十人就有一位佛教僧尼。
从高祖李渊建国的618年开始，到因朱全忠而灭亡的907年为止，唐王朝大约持续了三百年之久。然而与大唐帝国之威名相应，唐朝名副其实地保持帝国繁荣的时期，实际上只是从630年东突厥灭亡到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的这段时间。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不仅失去了今天的甘肃省以西之地，而且在本土之内出现了许多半独立的地方政权（藩镇），成为一个与先前完全不同的小国家。
在文学史上，唐代被分为初唐（唐朝建国至8世纪初期）、盛唐（玄宗朝至安史之乱结束后的765年）、中唐（766-835）、晚唐（836-907）四个时期；而从政治史来看，则可以分为前后两期，也就是说把包括太宗贞观之治在内的初唐和包括玄宗开元之治的盛唐合起来作为前期，而将中唐和晚唐合起来作为后期。
一般容易把盛唐看作唐帝国的顶峰时期，而实际上，以均田制、府兵制、租庸调制为代表的律令体制，其发展和完成是在初唐时期，这些体制自进入玄宗时代就已经开始瓦解，安史之乱只不过是给其致命一击而已。虽说如此，文化的繁荣却一直持续到唐代后期。在学术以及文学领域，后期不仅接连不断地涌现了许多名垂后世的巨著，文学的类型也更加多样化，雕版印刷也开始普及。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于国际性和开放性的王朝，而且中国文化自身在这一时期也达到了最高峰，创造了一个灿烂辉煌的时代。7、8世纪的唐朝乃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帝国，其世界主义的特征表现在各个方面，诸如：国内各个城市里设置的外国人居留地；各地随处可见的外国使节、留学生、商人、艺人；通过商业渠道如洪水般流入唐朝的外国文物；在艺术及文化领域中的西域趣味；与道教和儒教对抗的普世性宗教（佛教）的兴盛，进而还有被称为三夷教的摩尼教、景教、祆教等宗教，都反映了其世界性，而这些都与丝绸之路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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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学术角度来看，其实只有元朝，即蒙古帝国时代才真正形成了世界性的帝国，而且从佛教文化方面来说，实际上日本从元朝也得到了很大的恩惠，绝不少于来自唐朝的影响。只是由于“蒙古袭来”，即元军入侵日本这种负面的形象过于强烈，所以一般的日本人并不太喜欢元朝。除此之外，汉代以及三国魏晋时代太远，宋明时代又太保守，中华色彩过强。清朝虽然是一个大国，但由于日本在“日清战争”中取得胜利，所以作为憧憬的对象来说，清朝也被排除了出去。
从《古事记》的时代到明治维新为止，“汉文”长期是日本的通用语言。从飞鸟到奈良、平安、镰仓、室町、江户各个时代，日本官员及读书人所使用的正式书写语言都是“汉文”，或者是夹杂日语的“变体汉文”。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汉字词汇原封不动地进入日语，扎根落户。倘若从现代日语中去掉汉字词汇，就写不出完整的文章，甚至片假名和平假名也只是改革汉字出现的结果而已。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近世以前，日本的文字和文化完完全全是来自中国。可是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政治家、官员、商人和文化人士的目光都转向了欧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艺术、娱乐这些领域，包括一般大众在内，日本彻底地倒向了美国。
对于过去的日本来说，中国的影响曾是压倒性的，超过现在的美国。战后六十年的岁月，日本外交进入了毫无作为、惨淡经营的低谷时代，今天日本的政府首脑以及高级官员毫无顾忌地公开宣称：唯有日美同盟才是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针。而实际上，对于今天的日本来说还有其他选项，既有欧洲又有亚洲。
但是，对于飞鸟、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前期的日本来说，大唐帝国乃是唯一的选项，属于独一无二绝对性的存在。虽说当时还有百济、新罗、渤海等存在，但是那些国家也都接受了汉字、律令制、佛教文化，同样属于东亚文化圈中的一员，与日本就像兄弟关系。而既是父亲又是母亲，同时还是师父的，只有唐朝。
02 现代日本人对于欧美的自卑感
虽说标榜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美国处在现代文明的最尖端，但恐怕没有读书人不知道，一百多年前美国还落后于西欧。谈起欧美中心的现代文明，普通的读书人也都清楚，其根源几乎都在西欧。可是倘若回溯到数百年前，西欧无论在军事能力、经济能力还是文化能力方面，实际上都远逊于亚洲。关于这一方面，以亚洲先进国家而自负的日本却几乎没有意识到。
打开欧亚大陆的地图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位于阿尔卑斯山以北，引领近现代世界及其价值观的西欧诸国只占地图的西北一隅，属于寒冷气候带。也就是说，较之建立在小麦、大麦、粟等农作物基础上的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恒河文明、黄河文明等，西欧远远地位于这四大农耕文化圈的北侧。
在机械化以前的时代，人类自身就是最好的工具，如果人口不增长，文明就不会发达，而人口增长则需要丰富的粮食。就生产粮食所必需的农业技术的水平而言，有人甚至认为，在进入18世纪以后，西欧的农业技术才达到了中国北魏时代，即6世纪成书的农书《齐民要术》的水准。要保证在一年中大量而且稳定地供给价格低廉的粮食，有几个不可缺少的要素，有可以大规模生产谷物以及薯类等易存储粮食的农耕地带、从该处便捷运输的手段，等等。
在铁道及卡车等内陆大型运输手段发展起来以前，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西欧地区完全不具备这些条件。实际上，据说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广大工人的粮食是来自新大陆，并且都是适合寒冷地带以及荒地的土豆、玉米等。如此贫穷的西欧自然不可能从古代开始就成为世界的中心。既然如此，为何许多现代日本人陷入了前述的错觉呢？
中央欧亚与四大文明圈的位置关系（附西欧部分）
结论很简单。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通过出洋留学和聘用外籍人员这些渠道，全盘接受了欧美文明。明治时代以来，日本人潜心摄取和模仿欧美的文明，不仅是欧美的技术和工业制品，还包括思想、文学、艺术等文化成果。大学的理工科院系自不待言，甚至各个文科院系也都以西洋学为中心。
即便到了今天，一般大学所学的西方语言以英语为首，兼有德语、法语、俄语等语种，综合大学还有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有些学校还开设西欧的古典语，诸如拉丁语、希腊语；与此相比，在东洋语言方面，长期以来则只有中文及汉文（古汉语），直到最近才在韩流热的影响下增加了韩语。
大学的法学院可能有研究罗马法、日耳曼法等欧洲法的专家，而即使在最著名的几所大学里，也不一定有研究中国律令及日本律令的专家；在经济学院则主要学习的是马克思经济学，或者与此相对的近代西欧经济学等。我国大学的这种西方“一边倒”教育，直接导致了在日本人中常见的一种错觉，即认为从古代到现代，西欧一直是世界的中心。
不少现代日本人对欧美人有自卑感，而对亚洲人却抱有优越感，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负面遗产”。其产生与形成的背景，既有倡导“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等明治时代启蒙思想家的推介，也有其后各种初高中历史教科书宣传的、明治维新后从西方传入的西方中心史观的因素，又有日本因日清战争的胜利而拥有台湾、日俄战争胜利和日韩合并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等历史性事件的多重影响。
03 汉民族的实体
中国的情况还稍微有些不太一样。提起语言，在中国不是由口语，而是根据文言，即由书面语言来导向统一的方向。中国在历史上的常态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民族之所以总是主张异民族“同化于汉人”或曰“汉化”，正是因为共同的书面语言，即汉文的存在。
若从现代的角度来说，汉民族自不待言，鉴于的维吾尔族、西藏高原的藏族、内蒙古的蒙古族、广西的壮族都可以读写汉语，遂出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之说。尽管彼此操着互不相通的口语，但是根据书面语言的统一，创造了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民族。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只要遵循其所宣称的多民族国家这一现行根本大法的精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谓中国人即是指中国国民，此与所谓汉民族是不同的问题，而且汉民族也并非铁板一块，没有变化。汉民族这一称呼源自汉帝国。在西汉和东汉的汉文化的基础上，混合北方的游牧文化、西方的佛教文化以及伊朗文化等，从而形成唐文化。就背景来说，唐文化之中显然存在着以五胡十六国时代民族大迁徙为首的异族（用现代中国的说法就是少数民族），以及异国人的大量流入。如此来看，“汉文化”和“唐文化”乃是不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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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唐代的汉民族的正确表述应该是“唐民族”（然而倘若用这样的表述，文章会比较费解，所以在本书中仍然沿袭通常的表述方法）。其后，唐代的汉民族、汉文化到了辽、金时代再次发生变化，等进入蒙古族与色目人主导的元朝以后进一步变化，最后则是满族的清朝登场。现在汉民族服装的代表之一是旗袍，而旗袍其实是满人的服装，与汉代及唐代没有任何关系。北京话作为现代中国普通话的基准，实际上也是清朝统治者即满人所说的中国话。中国历史绝不仅仅是汉民族的历史。
在这里郑重声明，我绝不是一个分裂主义者。但是，正如日耳曼民族的大迁徙既是一次大分裂，同时也是一次大融合，这场迁徙给后来欧洲各民族的形成提供了很大的契机。同样，五胡十六国时代也是大分裂和大融合的时代，是新的汉民族的形成期。这里我只是想客观地叙述一个事实，即像五胡十六国时期那种大分裂和大融合，其后也曾多次反复出现，最终才有了今天的汉民族。
被古代希腊人、罗马人视为蛮族的北方日耳曼人开拓了中世纪以后的西洋史。与此同样，五胡十六国以降的中国史，也是由被汉民族视为蛮族的北方异族开拓的。希腊人、罗马人与日耳曼人融合，其后又与阿瓦尔人、保加尔人、可萨人、斯拉夫人、马扎尔人等混血而产生了新的西方人。同样，汉族与五胡（3-5世纪活跃于华北地区的匈奴、鲜卑、氐、羌、羯为代表的游牧民族的总称）融合的基础上，又陆续与突厥、铁勒、吐谷浑、沙陀、党项、奚、契丹、鞑靼、女真、蒙古、满洲等混血的结果，才产生了新的中国人。西方人有很多种类，中国人也有很多种类。
04 何谓真正的爱国者
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驻日大使、诗人保罗·克洛岱尔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绝对不希望看到有一个民族灭亡，那就是日本。我不曾听说其他像日本这样拥有如此令人着迷、从古代传承至今的文明的民族。”作为移民国家，历史短浅的美国人尽管常常挥舞星条旗强化彼此的连带意识，但当其面对西欧人时，却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在这里，作为西欧人代表的法国人，而且是法国高级知识分子，却如此倾慕日本人和日本文化。日本人完全可以以自身的历史为荣，我本人也一直为自己是日本人而深感自豪。
对于在奥运会以及世界杯比赛时挥舞日章旗、高唱《君之代》，我感到很自然。我希望成为一名不逊色于任何人的爱国者。可是，我对于在教育第一线的学校里强制要求升国旗、唱国歌这种做法却十分反感，因为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国家权力的影子。
权力的本质就是暴力（军事力量）和经济力，凡是当权者自然都很傲慢，国家权力也不例外。国家的统治阶层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总是高喊着“国家利益”这一口号，对于不服从自己的势力则称之为“卖国贼”，因此在现代社会里，教育及媒体经常被当权者利用。在教育以及媒体报道中呈现出来的这种做法，既无视悠久的人类历史，又不了解日本在世界史上的位置，只顾眼前利益而鼓吹爱国心，这显然不是真正为了日本人。
的确，日本的和平宪法是根据美国的需要制定出来的，但是其中却彰显了人类的理想。对于美国、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以及别国用核武装等增强军备的做法，我也感到是一个威胁。可是倘若因此便以防卫的名目要建设一个“可以从事战争的普通国家”，却完全是开历史倒车的行为。现在认真反思冲绳、广岛、长崎的惨剧，赞同和平宪法的人们却被一些人揶揄为“和平痴呆症”。
说这种话的无非两类人：一是有地位，完全不担心自己或家人有可能被征兵的人；二是期待着通过军需产业来发大财的人。其实无论防卫还是侵略，战争都是经济行为。说到底，都是那些鼓吹“挣钱至上”的资本主义宠儿想打仗。对他们经常挂在嘴上的“国家利益”“国际贡献”“国家的品格”等漂亮口号，我们完全不可相信。
学习历史的终极意义在于必须明确地认识到下述这一点，即无论人种、民族，还是语言、思想等，均没有所谓纯粹的东西，这些都是长期混合形成的历史性产物，因此没有任何优劣差别之分。要自认为是爱国者的话，就应该深入考虑人类史上“国家的本质”，即直到最近才开始具有国境概念的所谓国家的本质，认真研究包括国境问题在内的国家构造应该何去何从，这一今后人类史上的最大课题。佛教的基础教义中有“诸行无常”之说，所谓无常也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发生变化”。真正的佛教徒知道，任何人种及民族都是无常的，因而绝不会陷入人种歧视与民族主义的泥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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