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封有一段时间了,随着正常生活逐步恢复,可能很多人、很多事也开始渐渐模糊了。
大家是多么渴望回归“正常”,所以会做选择性遗忘,就好像中国人喜欢说的几句话:
算了,别提了。
有时在想,那段日子里,有没有人去认真记录下这座城里发生的一件件真实故事。
或者一年后几年后,会不会有某部纪录片、某部电影能带我们严肃、冷静地回望这段特殊时期。
这让我想起了70多年前,一批老一辈中国电影人做的一件了不起的事。
他们在内战结束前夕的上海,顶着当局的重重压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拍出了一部至今都堪称杰作的电影。
它还原了旧上海解放前夜的混乱与疯狂,记录下了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时刻,更演活了一个个普普通通的市民百姓。
这里面有光明有阴暗,有笑声有泪水,有懦弱与忍让,也有愤怒跟觉醒。
它就是1949年上映的电影:
《乌鸦与麻雀》。
影片的故事背景是1948年的上海,彼时风雨飘摇,人心惶惶。
眼看就要溃败的国民政府,内部也开始乱了阵脚。
他们开始四处变现敛财,顺便再多搜刮点民脂民膏,为最后的跑路做准备。
其中,任职国民党国防部的侯义伯也在打着自己的算盘,他想把自己霸占别人的一栋弄堂卖掉套现。
这座二层弄堂里,二楼住的是他的姘头,一楼和亭子间里还有三户租客:
房子的原主人孔先生、贩卖美国货的小广播夫妇以及教书的华先生一家。
所以,怎么尽快赶走这些房客们成了一个难题。
虽然平日里,大家对行事奸诈的贪官侯义伯是各种不满,连小娃娃们的童谣里也是对姓侯的嘲讽:猴子猴,有来头,当汉奸,住二楼……
可终归寄人篱下,他们敢怒不敢言。
面对突如其来的驱逐,三户人家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
孔先生被大家称为“孔老夫子”,性格软弱,多年来一直忍气吞声,甘愿挤在一间狭小的格子间里,好像已经忘记了自己才是房子主人。
做了半辈子报社校对员的他自认为看清了世道:
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是非。
因此,面对驱逐,他竟然一边叹着气一边接受了。
华先生虽是教书人,但小知识分子的他图安稳不想惹事,因此一开始就拒绝了做带头人,还说自己根本就不想与侯义伯这样的小人说话。
外号“小广播”的萧老板是个喜欢打探和分享小道消息的小商贩,心直口快,带点江湖气。
眼见孔先生和华先生都无意出头,小广播脱口而出说只要大家做后盾,他愿意打头阵。
结果回到家就被老婆骂傻瓜:读书人心眼才多呢,让你打前锋,他躲在后头享现成。
总之,在现实利益面前,各家各有顾忌各怀私心,第一次“联盟”就在一片尴尬的氛围里解体了......
随后,三户人家便开始各谋出路。
孔先生来到报馆,哀求着馆长能给他腾出个几尺地方,能放下一张床铺就行。
可遭到了婉拒。
华先生回校找校长商量,校长表示房子不是问题,但交换条件是帮忙盯着学校里的学生运动。
这让华先生犯了难。
做生意的小广播则在得知上海房价大跌后,想趁机杀价,从侯义伯手里盘下这栋弄堂自己做房东。
从此过上收租的舒服日子。
为此他与妻子把家里的货抵押给侯义伯并向他借金圆券,开始了每天晚上排队去“轧金子”(黄金投机买卖)的日子,做起美美的发财梦。
这些举动,其实都被精明狡诈的侯义伯看在眼里,他还故意从中挑拨离间,劝人各扫门前雪莫管他人事。
最终,没有利用价值的孔先生最先受难,他的小屋子被砸、东西被扔出,强制限期搬家。
本不想惹事的华先生阴差阳错地卷入学潮运动,被当成学生领袖抓走,妻子华夫人为了托关系救他,还差点被侯义伯侮辱。
小广播的白日梦碎,抵押贷出来的金圆券大幅贬值,不仅房子买不来,连抵押的货都白白地给了侯义伯,半生积蓄血本无归。
三户人家被逼得投无路之时,他们才终于看透了侯义伯的嘴脸和社会事态的发展。
于是,决定联合起来反抗。
此时,传来南京解放的消息,侯义伯顾不得卖房套现而连夜逃走,弄堂保住了,三户人家喜笑颜开,过上了新生活......
现在来看,《乌鸦与麻雀》的出现恰逢其时。
它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完成拍摄并上映,有对过去黑暗的鞭挞和新生活的向往,有悲有喜,大团圆结局,是一部迎接新时代的电影。
但它又与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的主旋律片不同。
五六十年代的国营制片厂电影,主角大多是光伟正高大全,虽然类型上也有喜剧、谍战等元素,可还是以英雄形象为主。
等到后期甚至发展出了僵硬的“三突出”原则,八亿人看八个样板戏的时代,就是这样来的。
而《乌鸦与麻雀》还没有受到这种僵化理念的侵蚀。
由于解放前上海的地域和文化特殊性,当时的上海电影人依旧保留了三四十年代民族电影的好传统。
比如,首先兼顾观赏性,以喜剧为底,以小市民为本,不做一味歌颂,而是把主题渗透到每一个尽可能真实的细节中。
这就要谈到《乌鸦与麻雀》里的角色塑造。
一栋弄堂,上下楼区分,四户人家,身份阶层各异,《乌鸦与麻雀》刻画出了生动的小市民底层群像。
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更真实的国民性。
导演编剧以动物做喻,霸占房子的侯义伯是乌鸦,黑恶欺人,只手遮天。
房客们是麻雀,叽叽喳喳,虽然看似成群,但有私心,不团结,犹如一盘散沙。
关于侯义伯的猥琐与奸诈,电影里其实是扁平化漫画式处理的,这从演员外形和夸张的神情就可以明显感受到。
真正能引起深思的,还是那些既可怜、同时又不可避免带着人性缺点的小市民百姓。
孔先生是旧时文人,他心地善良,待人友善,可对社会完全悲观。
他说自己做了几十年的报刊校对,别的不懂,几十年的历史倒是看懂了。
“一会儿北伐了,一会剿匪了,一会和平了,一会又什么戡乱了,搞来搞去,我们老百姓,还是受罪的老百姓。”
华先生代表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影片对他的塑造也很有多面性。
华先生,本名华洁之,洁身自好之意。但有时候洁身自好,也可以理解为清高,或者推脱责任。
在所有邻居都推荐他这个读书最多的人出来主事时,他在话语间绕来绕去,转而推给了小广播。
家里经济困难,妻子想联合大家一起向侯义伯要一笔搬家费时,他反而批评妻子,说:小广播是做生意的,就知道钱,我们怎么能跟他一样?
妻子只能小声回道:
我也就知道钱,柴米油盐哪样不要钱,今天买菜钱又不够了。
在家里是谈钱色变,在外,华先生则是想明哲保身。
他不想与同事一起参与学生抗议和罢工罢教,但受良心谴责,也不敢做校长的走狗,总之,心理十分矛盾。
而赵丹饰演的小广播,可以称得上是影片里最出彩的小市民形象,也是此后的三十年里几乎没再出现过的私营小商贩角色。
小广播身上,最能体现乱世下顽强求存的的小市民生存之道,就算是只蝼蚁,也志在青天。
他那投机取巧的门道,一边喝着小酒一边晃着摇椅幻想着自己发财的场景,既让人笑又让人心酸。
即使夫妻俩在排队买黄金时被黄牛党打得鼻青脸肿,躺在床上时嘴里还念叨着:
金子金子,三十二两金子……
也是在表现小广播发财梦碎的戏份里,当年旧上海“轧金子”的疯狂场景也被还原出来。
乌泱泱的市民堵在外滩的银行门口,拿着每天都在贬值的金圆券,人贴人地从半夜排队到凌晨,甚至连瞎子也加入其中。
电影里,是小广播被黄牛党暴打,而真实的历史上,是发生了多次严重的踩踏死亡事件。
轧金子之外,当时的上海市民还要为了日常生活而囤货抢购,生怕第二天买不到米面等生活必需品。
同时,这里还处处特务横行,他们不需要理由就可以任意抓人,好端端的人无缘无故就会失踪,就像华先生被特务秘密带走那样。
经济恐慌和白色恐怖,这就是那时的旧上海。
就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本片的导演郑君里、编剧陈白尘和主演赵丹等主创有感而发不得不发。
他们偷偷写剧本,一页页脚本写好后藏在摄影棚的顶梁上;白天假装在片场打麻将,晚上开工拍摄。
中途遭遇禁拍,很多人退出了剧组,但核心主创们坚持到了上海解放,影片后半段终于顺利完成。
只不过,《乌鸦与麻雀》上映后虽然被认可,也被评为1955年文化部优秀影片。
可随着动荡时代的到来,这群有良心有勇气的上海电影人也受到了波及......
那些不规避人性弱点的鲜活小人物角色和鲜明的现实批判精神,也在很长时间里难以在大银幕再现。
兜转70多年,相信很多人都在期盼,能再有这么一批人、再有那么一个“乌鸦与麻雀”的故事,来记录刚刚过去的特殊日子。
它有那么多的故事可以讲,它绝不是已经过去的历史,不是一句句口号,更不是一串串数字。
但愿我们不要像电影前段里的孔老夫子那样,总是将“算了算了”挂在嘴边。
那不叫豁达,而是避重就轻,甚至叫是非不分。
电影从来不是用来歌颂的,同样,电影从来也不是用来诋毁的,电影就是要把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让人们在残酷的现实里看见希望,在美好的现实中居安思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