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足球直播推荐李永乐用物理方法分析C罗的“电梯球”。视频截图
李永乐在课堂上讲解游标卡尺的用法。受访者供图
10月19日，学校一间空教室的黑板上，留着李永乐前一天录制视频时的板书。新京报记者 王双兴 摄
“官宣”变成流行语刷屏的这些天，“网红”李永乐决定蹭个热点，讲讲“如何恋爱才能找到真命天子”——用数学的方法。
李永乐在人大附中里找了一间空教室，架起三脚架，打开录像机。镜头里，他戴了一副黑框眼镜，垂着胳膊，除了讲话和板书，表情不多，动作也不多。
爱情噱头背后，其实是苏格拉底的“麦穗理论”和近代数学的“秘书问题”，即在不能重来的情况下，如何选出最优样本。李永乐利用公式，推导出找到真命天子的方法：把前36.8％的人作为样本进行考察，但拒绝他们的追求，在后面遇到的人中进行选择，只要好感度超过样本，就接受他的追求。
爬满一黑板的数字和表格，将在视频发布后拥有十几万的点击量。过去的一年里，他发布了将近200个短视频，它们大多以生活常识和社会热点为由头讲授科学知识，10分钟分析激光原理，7分钟讲明白量子力学，这些视频为他带来了500多万网络粉丝。
现实生活中，生于1983年的李永乐是人大附中的物理老师，循规蹈矩地上课、下课，为学生构建物理世界，和学生一起“开黑”，还因为游戏玩得不错被称为“人大附中第一蔡文姬”。
这天，他在黑色卫衣外套了一件墨绿色冲锋衣，往返于视频里和讲台上，也往返于“网红”和“李老师”之间。
物理老师李永乐
李永乐的一天从早上八点钟开始，这学期他带两个毕业班，高考复习已经开始，他的教案上写满了物理动量知识。
课堂上的李永乐很随意，一边讲解，一边板书，一边把问题抛给学生，偶尔伸出左手推推眼镜，勾着嘴角，开开牛顿的玩笑。他的课堂从不缺少笑声，但在“气氛活跃”之外，学生们也给出其他描述，诸如“高效”、“清晰”、“成体系”。
下课后，批改作业、答疑、备课，则占掉了李永乐的大部分时间。10月19日中午，在教师食堂吃过饭，李永乐剥了一个橘子：“好像也没干什么，就把这一天忙忙叨叨地过去了。”
这是他教师生活的第九年。
2009年，李永乐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身边的同学或是出国，或是投身金融与互联网，自认为不擅长人际交往的他，想找一份环境单纯、生活规律的工作，于是应聘到人大附中，成了物理老师。
对物理的兴趣萌发自学生时代。读中学时，他觉得数学和物理挺有意思，可以解释很多问题，于是在课堂学习之余买了许多教辅资料，当同学们知道光线平行射入会怎样时，李永乐已经知道斜入会怎样了。高三那年，李永乐凭借全国物理竞赛得奖被保送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四年后进入清华大学读研。
入职人大附中后，李永乐把九年的工作时间分成三轮，把学生从高一教到高三视为一轮。第一轮时，他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大部分时间用来备课，一堂40分钟的课需要准备4个小时，几乎每晚都在12点后休息。
到了第二轮，备课终于变得熟练些，又被学校安排了竞赛课。竞赛题难，并且内容无穷无尽，李永乐觉得自己“一下掉进深渊了”，最忙的时候每天只能休息3个小时。
如今第三轮就要接近尾声了，李永乐才觉得“好像是差不多了”。课堂教学越来越得心应手，竞赛上也拿了些成绩。前不久，人大附中的学生拿了20个全国物理竞赛的北京市一等奖，理论第一、实验第一和总成绩第一都是李永乐的学生。
李永乐在人大附中开始有了名气。时不时有老师到他的课堂上“取经”。在刚刚工作三年的物理老师林欣看来，李永乐的课堂流畅性、逻辑性和系统性好，“可以随便从脑袋里掏出例子来作为延伸。”
他还渐渐成为学生中的“大神”。有一次，一个学生路过李永乐正在讲课的教室，冲着教室门鞠了一躬，半开玩笑地说：“膜拜大神。”
如今在清华读机械专业的陆泰霖曾经是李永乐的学生，回忆起高中的物理课，印象最深的是李永乐的“削发明志”。
那年的期中考试，陆泰霖所在的班级没考好，物理课上课铃响，李永乐顶着一个光头、抱着资料进了教室，学生们全都乐了。“大家这次考得不是特别理想，我就去把自己头发剃了。”李永乐说。
陆泰霖当时只顾着笑，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后来听班主任说起才知道，李永乐对那次成绩挺不满意，但又不想给学生压力，所以剃了个光头，以幽默的形式鼓励学生好好学习。大家听了，觉得心酸。
在李永乐的教学生涯中，2012年他开始担任物理老师的十四班令他印象最深。
这个班最大的特点是纪律不好，老师在讲台上讲课，学生在座位上各玩各的。用任课老师的话说，在十四班的课堂上，没有人以积极回答问题为荣，而是以哗众取宠为荣。
有一次，有学生捕捉到了李永乐的一句口误，又一次在课堂上又笑又闹。李永乐忍不住发了火——音量提高，把学生批评一通，然后摔门走了。
这个班在很多任课老师眼中“没法救”，李永乐决定和学生们“好好聊聊”。他特意准备了一份“演讲稿”，两千多字，放在文档里密密麻麻两页。为了达到效果，他需要把稿子背下来，还不能让学生看出是在背稿子。折腾半宿，第二天站到讲台上，他先为自己前一天的发火道歉，然后分析师生关系如何才能更融洽，集体学习的风气如何形成，最后阐述自己对学生的保证和期望。
一口气说完，这个平日里乱糟糟的班级，一点儿声音也没有。
随着教学的进行，李永乐发现他们慢慢长大，慢慢变好了。在更功利化的评价体系里，他们的“变好”则在于，高考那年，40多人的班级里有20余人进了清华北大。
到如今，十四班的学生已经毕业三年多了，依然有人回到人大附中看望李永乐；每次搞酒会、舞会，总是邀请李永乐到场。这让李永乐获得了为师的成就感。他不希望自己是公交车司机式的老师，把乘客带到目的地就完成任务；他希望自己是不可替代的，“陪伴和见证学生的成长”。
“网红”李永乐
10月19日，下午有物理课，上课铃响前，李永乐要去文印室打印当天的家庭作业。他走路快，甩着胳膊，棕色皮鞋吧嗒嗒地踏在路面上。迎面遇上同事，就点头打个招呼，擦肩而过的一两秒内，留着短发的老教师朝他喊：“永乐，我看到你的网文了。”
李永乐成“网红”了。走在马路上，经常有陌生人喊“李老师”，偶尔还有人过来“求合影”；视频平台的私信栏，未读消息始终保持在“99 ”；下班回家的电梯里，有学生从书包里掏出纸笔，帮外校小伙伴要李永乐的签名；课余时间，有媒体找他录节目、做采访；还有曾经的学生请他去大学讲座，有出版社请他把视频内容变成文字版出书，有培训机构甚至饮用水公司请他做广告……李永乐“多了些琐碎的事”，他拒绝了一些邀请，尽力把生活重心控制在原有的轨道上。
转折发生在2017年4月。那个周末，李永乐刚一醒来，就收到了小学同学发来的消息，得知是网友将他研究生时期在培训机构做兼职老师的一段讲课视频放到了网上，那段视频讲解的是“闰年是怎么回事”。
李永乐的手机开始不停震动，朋友们陆陆续续发来消息：你上热搜了。
李永乐特意下载了微博，时不时点开看看，一天内，视频点击量达到了1000多万，这个数字在第二天超过了2000万，李永乐成了“闰年哥”。他拍摄了更多的短视频，不到一年时间，粉丝增加到500多万，李永乐彻底“红了”。
激光领域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就在视频里讲激光的应用和原理；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高锟去世，他用讲授光纤原理的视频以表悼念；央行决定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他专门分析货币体系；问题疫苗进入舆论焦点，他则讲解免疫系统的工作原理……它们被囊括在10分钟左右的视频里，并获得少则十几万、多则几百万的点击量。
网友评论他是“全能型理科生”。
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甘胜是李永乐视频的“常客”。他从一堆搞笑段子、宠物照片和综艺片段中，关注到李永乐。今年世界杯期间，甘胜身边有很多朋友买，办公室偶尔冒出“反买，别墅靠海”等说法。他也打算买一点玩儿。但看了李永乐的短视频，知道了公司会通过不停调整赔率确保自己的“抽水”，只有个人判断的准确度超出市场判断、或是经过两家公司“对冲”才能从中赢钱。
李永乐给头脑一热的甘胜“降了温”。甘胜迷上了看李永乐的视频，像迷上了看球赛一样。“以前不太清楚的点，听完他讲发现，哎，就是这么回事儿。”
“为其他人做一些事”
李永乐成为“网红”并非偶然。
在清华读研究生期间，李永乐在培训机构做过兼职老师，录制过许多讲课视频。它们后来被传送到其他城市和一些农村的学子手中，其中一堂课上，李永乐留了自己的联系方式。这些年，李永乐的QQ上经常收到好友申请，看不见的学生们通过网络，来找他求教或是致谢。
这是李永乐第一次发现互联网的作用，“它以一种十分低廉的方式，在我的课程和一些三四线城市的孩子之间建立了桥梁。”
“要知道，在国家大力发展教育公平的今天，农村和城市之间、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教育资源的分配不是更公平了，而是相差更悬殊了。即使是北京这样的超级大城市，城区与郊区之间，城区各片区之间的差异也非常大。”李永乐在一次演讲中说。
李永乐所在的人大附中，学校强调素质教育，学生不必泅渡于题海，而有大量的机会和时间听讲座、拍电影、参加社团、社会实践。
在坊间，人大附中被称为“海淀六小强”之一。在今年6月第二届中国名校校长发展论坛发布的“中国百强高中”名单中，人大附中位列北京市第一名。曾经，一份教师招聘公示单引发广泛关注，名单上，最新招聘的老师无一例外毕业于名校，都是硕士或博士学历。
相比之下，李永乐想起曾去过甘肃省会宁县做调研，尘土弥漫在街道上，祖厉河近乎干涸，因为自然环境恶劣，会宁县的农业和工业都不甚发达，年轻学子把高考当做唯一出路，埋头背书的学生在校园角落里随处可见，学校旁边的黄土塬上，一间旧房被切割成几户，分租给不同的陪读家庭。当地崇尚“三苦”精神：学生苦学、老师苦教、家长苦供。
在会宁，李永乐见到了因为吃不饱而显得比同龄人更瘦小的少年，也见到了“拼命做题”的学生，他“触动挺大的”。
“我对别人说，我应该对穷人的教育做点什么。别人说，你才是穷人吧。我想了想，月薪几千块在北京确实算穷人了。那就穷人为穷人教育做点什么吧。用教学视频来弥补地区间教育资源的不均衡，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于是，他陆陆续续把自己的数学和物理教学视频发布到网上，到2018年，开始有了明确的方向：科普。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给他发来感谢，有中小学将“看李老师视频并做笔记”当做假期作业，甚至有大学在课堂上播放李永乐讲课的视频。
“科普网红”做着做着，李永乐又开始琢磨少儿科普的事。
李永乐经常想起读幼儿园时的片段。和其他小朋友争论太阳大还是地球大；好奇为什么公交车往右转人往左歪。这些问题被他抛给老师和家长，有时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有时则被对方用一个“这是你的错觉”打发掉。
这些记忆零零散散的，但始终卡在那儿。20多年过去了，李永乐发现情况好像并没有好转太多，家长们会为孩子的问题查阅资料，但反馈给孩子的依然是只一个答案；许多学校用上自然课的时间上语数英，这些直接和考试相关；培训机构里最火爆的科目，也永远不会是科学课。
李永乐描述自己理想中的情景：家长和老师陪孩子一起探究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阴天的时候天空是什么颜色？傍晚的时候天空是什么颜色？也许小孩会想到天空的颜色和阳光有关。既然和阳光有关，月球上的天空是不是蓝色？这就涉及和气体有关。那么除了天空是蓝色的，还有什么地方是蓝色的？大海为什么是蓝色的？“这实际上是一个科学思维的过程。”
李永乐不希望教育仅仅是出路，而是变成一个人充分发展的途径。“从小培养科学思维，让孩子对某些东西感兴趣，并可以选择自己未来的道路。”
理想主义者
李永乐觉得，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骨子里也对同类人怀有偏爱和青睐。但当实用主义的大潮在时代中席卷而来，他有时针锋相对，有时也只能曲线救国。
2018年6月16日，在世界杯小组赛中，葡萄牙队的老将C罗凭借帽子戏法，在第88分钟逼平西班牙，引来全世界球迷的关注。解说员称，这是典型的“电梯球”，也有人说，这是“香蕉球”、“落叶球”。
几天后，李永乐发布视频，通过伯努利原理、马格努斯效应解读足球的运动过程，并解释了“香蕉球”、“落叶球”和“电梯球”的原理，以及为何C罗可以踢出“电梯球”。11分钟的视频结束后，黑板上画满了抛物线和受力分析。
视频获得了数以万计的点赞和转发，在评论区，有人感慨李永乐的分析深入浅出，但也有另类的声音传来：“人家靠着自己的经验踢出来的球，能被吹上天，让我想起了，一篇好作文，语文老师给你讲他各种牛逼，然后你去问作者，作者会告诉你，写这个文章的时候，我没想这么多呀。”
李永乐看到了，气不过，直接“怼”了回去：“你会游泳你也不懂浮力定律，但是阿基米德比你牛逼。你会淘宝你也不懂阿里云，但马云就比你牛逼。”
并非孤例。有一次李永乐在网上讲几何，有人问“有什么用啊？买菜还用数学吗？”李永乐差点就回复“所以你只能买菜”，想了想，算了，懒得回了。
在一些人眼中，“有用”似乎变成了某种固化的评判标准。讲物理时，问物理有什么用；讲数学时，问数学有什么用；讲科学之美时，问美有什么用。既然实用主义阻挡理想主义，干脆就用实用的方式去实现理想。
李永乐转变了策略，把最受关注的热点话题当做噱头，然后引入严肃的科学知识。于是有了：用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和核反应解释“老铁稳”的科学道理，用概率知识讨论买中五百万和考上清华哪个更难，用数学归纳法和模糊数学探讨秃头话题，用博弈论解释堵车……
现实中，也总有学生跑来问李永乐要不要学物理，甚至有人发来私信说：“本人对物理有着浓厚的兴趣，但父母不支持我学物理，他们认为学物理以后找不到工作，特别是我爸，在他眼里物理和哲学差不多……”
起初，李永乐回答：其实，最最重要的是个人兴趣。他喜欢举自己的学生余逸伦的例子，告诉大家“个人兴趣在此，无论学科多么难都不会感觉难，学得开心、学得好才是最重要的。”
2015年，余逸伦报考了北京大学古生物系，这个专业号称“几代单传”，常常在毕业季因为只有一个人的毕业照走红，这在当时还成为了新闻，标题是《北京大学最冷门的“一人专业”后继有人》。
李永乐告诉学生们，当时没有人看好余的选择，觉得这个专业在择业时不占优势，没有前途。但他还是去了，如今读大三，前不久，还在世界权威期刊发表了对最新发现的“赵氏怪脚龙”的研究。
后来，李永乐渐渐意识到，高擎着理想的余逸伦们被很多人当成笑话，“有用”的专业是“能赚钱”的专业，比如金融、经济、计算机。
李永乐又一次转变策略。开始不停地和学生讲自己大学同学“发达的故事”，例如，学量子力学的同学去开了公司，通过计算的方法注册药物，后来还研发了新药，最近拿到了1500万美元的投资。
当兴趣和价值不再被列入首选，如果实用主义的潮流无法改变，那就告诉别人：学物理可以赚钱。所以，如果感兴趣，去做吧，去创造价值。
2018年初，李永乐看了电影《无问西东》，这部穿越四个时空的电影，有很大篇幅讲述民国、西南联大、抗战时期的师生故事：在漏雨的教室“静坐听雨”，在防空洞里念泰戈尔的诗，在戈壁为了“蘑菇云”坐冷板凳，在雪地里拉小提琴……
老师因材施教，学生心无旁骛，每个人都是理想主义者。李永乐被电影触动：“这才是做学问。”
新京报记者 王双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