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哈德(王震：从“同路人”到“致命对手”：美国对外战略界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认知的演变)

王震：从“同路人”到“致命对手”：美国对外战略界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认知的演变

作者：王震，上海社会科学院西亚北非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西亚非洲》2022年第1期；西亚非洲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内容提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战略界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复杂过程。通过对公开文献和近年来陆续解密的官方档案进行梳理可以发现：美国对外战略界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认知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并与其全球战略发展密切相关。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美国对外战略界对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关注迅速上升，但是对其背后的伊斯兰“圣战”思想了解甚少，其关注对象也仅限于伊朗和什叶派激进组织。为了满足美国全球战略需要，来自逊尼派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一度被视为对抗苏联扩张的“自由斗士”和“同路人”。冷战结束后，这些伊斯兰激进势力转而成为挑战美国单极霸权和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九一一”事件后，在“全球反恐战争”话语塑造下，“伊斯兰极端主义”被有意无意地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几乎变成了“恐怖主义”的同义语。近年来，随着美国重新强调“大国竞争”，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已黯然失色。

关键词伊斯兰极端主义 美国 对外战略界 中东 战略认知

2021年8月30日，美军宣布从阿富汗完成撤军。从20世纪70年代在“卡特主义”原则下支持阿富汗“圣战”抵抗运动，到“九一一”事件后在“反恐战争”名义下入侵阿富汗，再到近期从阿富汗仓皇撤军，美国阿富汗政策与其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认知一样，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演变过程。在“九一一”事件前，国际社会对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等跨国“圣战”势力背后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鲜有关注。由于中东地区是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滥觞之地，而美国又是二战后在中东地区举足轻重的域外大国，因此它对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关注要早于其他国家。其中，美国对外战略界在伊斯兰极端主义问题上的分析、评估和研判对于制订美国对外战略和中东政策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般而言，美国对外战略界是指由联邦政府内部的情报与中长期对外政策分析官员、对外战略智库专家及大学相关研究机构的学者等形成的决策咨询群体。二战前，美国对全球范围内的总体安全战略研究“明显滞后于其对外关系的筹划水平”。冷战以来，为了满足全球战略利益需求，美国对外战略研究群体迅速成长，早期主要进行战略情报分析，冷战期间更多地聚焦于国际安全与国防战略研究，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近年来越来越侧重于对外或国际战略研判。探讨美国对外战略界对于相关问题的认知，不仅有助于了解美国战略界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认识规律，还有助于把握美国中东战略和相关决策背后的深层逻辑，对于理解错综复杂的中东局势、美国中东战略和全球反恐战争等也不无裨益。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外战略界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演变过程，不仅相关档案和文献中的指称与内涵千差万别，而且所涉议题涵盖了相关个体、社会团体、社会思潮及社会运动等各个层面。本文拟借助各种公开文献和近年来解密的官方档案，尝试勾勒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战略界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认知及其演进过程。

20世纪七八十年代：

“战略伙伴”与“同路人”

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对外战略界对于刚刚出现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现象关注甚少。相对于意识形态驱动下的激进民族主义运动，以及左翼和右翼极端暴力活动来说，伊斯兰极端主义并不是当时美国对外战略界关注的主要对象。随着70年代末政治伊斯兰运动迅速发展，美国对激进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其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和苏联入侵阿富汗对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界的影响极为深远。前者促使对外战略界开始关注激进伊斯兰运动带来的极端主义“威胁”，后者则为战略界提供了对抗苏联的新冷战工具。对美国来说，“伊斯兰主义提供了一种以第三世界自身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而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下，西方的两种现代化工程都是被谴责的对象”，“它意味着共产主义不再是唯一一种与美国权力对抗的综合性的、现代的意识形态。”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界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关注主要聚焦于以下四个领域。

（一）什叶派伊斯兰“圣战”思想及其活动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不仅在美国内部引发了“谁丢失了伊朗”的讨论，同时也促使美国战略界精英开始重新认识伊朗革命背后的激进伊斯兰运动。其中，什叶派伊斯兰极端主义开始被美国情报和战略界认定为最重要的“威胁”来源之一。尽管美国情报和战略界非常关注“圣战”造成的威胁，但其对“圣战”的认识则非常有限。比如，中情局曾专门搜集了探讨“圣战”的公开文献，其中一篇来自美联社记者的文章指出，“伊斯兰吉哈德（Islamic Jihad）”是“最为神秘”的组织，但我们对其名字之外的内容所知甚少。有人认为这只是一个欺骗性代号，还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恐怖组织”，并且与叙利亚和伊朗存在国际联系。另一份题为“伊斯兰吉哈德”的材料则认为，这只是一批伊朗主导的什叶派极端组织的总称，而非一家独立的暴力组织，使用这一称谓的中东恐怖组织之间并不存在密切合作。其核心意识形态在于“殉道（Martyrdom）可以使人进入天堂”，因此从不惧怕死亡的威胁。

在这一时期的战略评估中，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是最受关注的什叶派“圣战”组织。中情局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真主党”是一个指代黎巴嫩境内亲伊朗的激进什叶派运动的通用术语，这一运动包括了三个伊朗支持下的相关组织，即伊斯兰阿迈勒组织、胡塞尼自杀组织和穆斯林学生联盟。除此之外，中情局在另一份报告中又将“真主党民兵”组织和“乌勒玛（Ulema）大会”也列入其中，并认为许多真主党领导人把恐怖主义作为根除西方在黎巴嫩影响力并实现其他激进目标的手段。报告认为，与其他恐怖袭击相比，真主党造成的“威胁”更大，也更具毁灭性，这是因为其成员“愿意在行动中献身”。这种狂热性使之有别于其他恐怖组织，后者只是将暴力作为一种“精心算计的政治武器”，而什叶派自杀性恐怖分子则笃信：在伊斯兰名义下死亡后，可以在天堂获得一席之地。

（二）具有伊斯兰国家背景的所谓“国家资助型恐怖主义”

所谓“国家支持/资助型（State-sponsored）恐怖主义”，同样是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界的主要关注点之一。不过，这一时期的相关评估主要指向了伊朗、黎巴嫩、叙利亚、利比亚等被其认为具有“激进伊斯兰主义”倾向的中东国家。1980年，伊朗被美国国务院列入“资助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情局在1980年的评估中认为，尽管伊朗并非国际恐怖组织的“积极支持者”，但伊朗自身也从事了一些“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其中至少半数是由“伊朗官员直接实施的”。1983年12月，里根总统在接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采访时表示：“政府资助下的恐怖袭击”是最为严重的事情，包括伊朗支持下的“圣战”组织，“霍梅尼曾多次发表言论，倡导在伊斯兰世界进行圣战，以推动此类原教旨主义。”联邦调查局在其内部评估中更是忧心忡忡地指出：在狂热的什叶派革命中，美国被认定为其中的一个“敌人”，当前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可能很快会扩散到美国”。中情局在评估报告中认为，伊朗对于“恐怖主义”的支持源自其革命认识，即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与非伊斯兰政权进行长期斗争是一项“宗教义务”。这一宗教动机为某些伊朗领导人使用恐怖主义手段提供了“道德上的正当性”。在此问题上，伊朗领导人的立场有三种：即主张将恐怖主义作为“合法”国家政策的激进派，主张“选择性”地使用恐怖主义以维护国家利益的务实派，以及反对恐怖主义并主张非军事化外交的保守派与温和派。1987年，中情局在另一份题为《伊朗的恐怖主义活动：跨部门情报评估》报告中也指出：恐怖主义战术是伊朗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工具”和“政治武器”，它被用来促进“伊朗的国家利益并输出革命理想”。为此目的，伊朗领导人曾使用“恐怖主义”威吓海湾阿拉伯国家停止支持伊拉克，根除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包括现政权的反对者。同年3月，曾任美国驻欧洲高级外交官的罗伯特·H.弗罗威克（Robert H.Frowick）大使则指出：过去10年中，一个不详的变化是“更多国家愿意训练、装备和指导恐怖分子”，其中包括支持阿布·尼达尔（Abu Nidal）组织的叙利亚和利比亚。

此外，伊朗还被认为是真主党运动背后的主要支持者，伊斯兰革命的成功不仅激励了真主党运动，伊朗政府还“协助并教唆”黎巴嫩境内激进什叶派的行动。不过，这些评估也指出：真主党本质上是一个国内政治运动，有自己的政治议程。1982~1983年间伊朗曾为真主党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如今该组织已经不再依赖伊朗而生存。“尽管伊朗为黎巴嫩真主党提供了物质支持，但伊朗官员并不总能控制其活动。”还有评估认为，恐怖战术是过去几十年来黎巴嫩内战的标志，几乎所有民兵派系都使用绑架、暗杀和爆炸等恐怖战术攻击对手。如果黎巴嫩最终建立了一个伊斯兰国家，“真主党或会转而支持伊朗以恐怖主义手段向世界各地输出革命”。在叙利亚和利比亚，只要卡扎菲等领导人继续执政，两国就会“继续使用恐怖主义作为政策工具”，但其目标选择将取决于各自的国内政治和外交目标。

（三）阿富汗战场上的“伊斯兰抵抗运动”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对外战略界很快意识到其中蕴藏的潜在机会。同年12月26日，也即苏军入侵阿富汗次日，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布热津斯基向卡特总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影响深远的备忘录中，他认为美国应致力于使阿富汗成为“苏联人的越南”（Soviet Vietnam）。由于伊斯兰国家肯定会对苏联入侵表示关注，美国“或许可以利用这一点”。这份备忘录第一次将阿富汗局势提升到了美国全球战略的高度，即发掘并利用阿富汗抵抗运动中的“伊斯兰因素”，支持包括伊斯兰“圣战”势力在内的阿富汗反对派以对抗苏联，这一思想奠定了美国阿富汗战略的基本框架。1980年1月23日，卡特总统在国情咨文讲话中表示：“外部力量企图控制波斯湾的任何尝试都将被视为是对美国切身利益的进攻。美国将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军事力量在内——打退这种进攻。”这一声明被称为“卡特主义”，它“标志着美国对苏联政策自‘尼克松主义’问世以来发生了新的转折”。

根据这一原则，美国阿富汗政策涵盖了两个层面：一是动员伊斯兰国家反对苏联入侵。1980年，中情局在评估世界各国对苏联入侵的反应时，特意强调“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政党仇视苏联入侵（阿富汗）”。中情局在1983年的另一份评估中指出：“无论军事结局如何，苏联入侵阿富汗造成的一些敌视和猜疑已经产生，尤其是在伊斯兰国家，持续的战斗将会使这种敌视维系在较高水平。”二是支持包括伊斯兰激进势力在内的阿富汗抵抗运动，甚至通过第三方盟友对其进行“圣战”动员和培训。巴基斯坦学者艾哈迈德·拉希德认为，“在世界范围内，超过10万名极端分子和巴基斯坦政府、阿富汗战争搭上了关系。”同一时期苏共中央宣传部和苏联科学院在呈递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到，“阿富汗地下反革命的活动实际上是和泛伊斯兰敌对宣传结合在一起的”，它“把反革命说成是为伊斯兰教的自由正义和纯洁而斗争的运动”。事实证明，宗教性抵抗正是苏军入侵阿富汗后面临的最大难题。《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曾评论说：伊斯兰教被证明是“阿富汗苏联化（Sovietization）面临的最大障碍”，苏联官方信仰中的“无神论因素”激起了阿富汗人本能地反抗，并使之聚集到了伊斯兰旗帜下，而后者是“团结阿富汗各部落和族群的唯一信仰”。中情局在1988年的另一份评估中更是直言不讳：苏联入侵和占领阿富汗“耗费了它在伊斯兰世界中所获得的大部分影响力”。

（四）阿拉伯世界的激进伊斯兰运动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同样激励了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主义者，大批伊斯兰激进组织开始趋于活跃。美国对外战略界的关注既包括“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民族主义”（Islamic Nationalism），也包括具有极端主义倾向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Islamic Fundamentalism）等，尤其是这些社会运动对阿拉伯世界政治局势和美国利益的影响。中情局在1981年3月的评估中指出：过去五年来，伊斯兰世界中的宗教与民族主义联系日益密切，这将会给当地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并损害美国的“战略和经济利益”。但是，“回归宗教并不意味着一个团结的伊斯兰将会重现，或是在其他地方出现类似的伊朗革命。由于伊斯兰世界颇为多元化……各国往往会根据自身国情对伊斯兰教进行阐释，因而宗教本身不太可能成为跨国团结的基础。”

关于激进伊斯兰运动对当地政治局势的影响，美国对外战略界进行了大量分析和评估。其中既有基于单个国别形势的分析和研判，也有针对整个中东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全面评估，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其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将是埃及、苏丹等阿拉伯国家政府潜在的主要反对派武装，但由于原教旨主义者力量分散、缺少领导，他们很难推翻当地政府并发动一场“伊朗式”革命。其二，人们对经济恶化的普遍不满使大量民众转向了“更为保守的伊斯兰思想”。尽管这些原教旨主义者五花八门，但缺少能被广泛接受的运动领袖，不过它们正“变得有组织起来”。其三，宗教保守主义的崛起已经成为一些阿拉伯政权需要面对的“问题”。比如，在阿尔及利亚，快速工业化带来的挫败感、政府解决经济问题的失效，以及阿拉伯文化和法国文化在当地社会中的竞争等刺激了保守的宗教思潮，而“伊朗革命和其他地区的原教旨主义活动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87年底，中情局首次就中东地区“伊斯兰复兴”现象进行了全面评估。报告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原教旨主义者的伊斯兰教，它主张严格执行伊斯兰教法“沙利亚”，并抵制外部非伊斯兰影响；二是传统主义者的伊斯兰教，它主张回归更为传统的伊斯兰信仰和实践，但务实地承认执行古老的伊斯兰律法将会面临现实困难；三是改革派的伊斯兰教，它认为“沙利亚”律法代表了一种宗教理想，而伊斯兰社会应当适应现实世界。在现实社会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概念存在着大量被误用现象。不过，尽管绝大多数穆斯林接受世俗生活方式，但伊斯兰思想的“复兴”也是真实可见的。比如，大量穆斯林开始回归更为严格的伊斯兰实践；伊斯兰学习组织和慈善组织大量出现；类似“穆兄会”一样的政治组织开始相继建立；伊斯兰银行和金融系统也重新出现。报告指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核心诉求有三点：促进伊斯兰教的“正义”概念；反对政府腐败和压迫；抵御外国影响力。至于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后果，评估小组内部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乐观派认为，伊斯兰教是阿拉伯社会中的一个稳定因素，在巨大的社会经济挑战面前，它可以像“胶水”一样将整个伊斯兰社会黏在一起；悲观派则认为，这种复兴带有很大的“非理性”成分，它是阿拉伯世界走向现代化的障碍。“社会越是伊斯兰化，就越不能务实地解决其面临的问题”。报告还分析了伊斯兰复兴运动对美国和苏联的潜在影响，认为尽管美国和苏联都是伊斯兰保守势力的攻击目标，但美国似乎比苏联更具优势。首先，埃及、沙特、约旦、突尼斯和摩洛哥等阿拉伯盟友在处理伊斯兰复兴与保护美国利益方面比较成功。其次，在阿拉伯世界，绝大多数穆斯林属于逊尼派。这里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更少政治性，也没有那么“激烈地”反对西方。最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影响力及苏联和伊斯兰教之间的不兼容性可以减少反美情绪，乃至将其“导向苏联”。因此，对美国来说，“强调苏联政策所带来的危险，以及苏联和伊斯兰教之间的不兼容性，或有助于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批评目标从华盛顿转向莫斯科。”

从这一时期的战略评估可以看出，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影响，与什叶派有关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是美国战略威胁评估的重点。其关注领域既包括什叶派激进运动中所宣扬的“伊斯兰圣战”思想，也包括宣扬此类思想的激进政治派别和武装组织。同时，它还包括被美国认定为支持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所谓“激进伊斯兰国家”，如伊朗、叙利亚和利比亚等。相比之下，美国对逊尼派国家的关注则主要集中于政治层面，即此类激进运动是否会影响到其中东盟友的政治稳定和对美外交等。由于当时逊尼派伊斯兰复兴运动中的极端主义和“反西方”色彩要弱于什叶派，既没有对美国中东盟友的政治稳定构成致命威胁，也没有危及美国中东利益和对外战略，故而成了美国在冷战中对抗苏联的“战略伙伴”与“同路人”。

20世纪80年代末

到21世纪初：

“极端分子”与“跨国威胁”

1989年2月，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出。1991年底，苏联解体，冷战随之终结。在此之前，美国则在1991年初发动了针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面对突如其来的国际剧变，美国对外战略界也开始重新认识伊斯兰极端主义问题。

（一）“伊斯兰威胁”还是“文明冲突”的争议

当冷战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结束时，西方世界一度欣喜若狂。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人类历史已经走向终结，“自由民主国家在现实中正在成为人类问题的最好解决方案”。美国国防部在1992初公布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中指出：“苏联威胁的衰退彻底改变了作为武装力量规划基础的威胁分析……我们当今面临的真正威胁是未知的、不确定的威胁。这些威胁来自尚未准备好的危机应对，或是无法预知的战争所造成的不稳定性。”显然，来自所谓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远非当时战略界的首要关注。

在如何看待包括极端主义在内的所谓伊斯兰“威胁”问题上，这一时期美国国内主要形成了两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主要强调伊斯兰世界对西方的“威胁”。比如，埃斯波西托等人指出，苏东阵营瓦解之后，下一个与西方对立的势力肯定来自伊斯兰世界。戴维·拉波波特早在1990年便指出，对于“埃及伊斯兰团”（Al-Jihad）这样的圣战组织而言，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根据沙利亚来治理的世界”，而伊斯兰“圣战”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由之路。马丁·克莱默也表示，“伊斯兰圣战在将美国和以色列武装力量驱离黎巴嫩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通过发动针对外国人的绑架活动，这场伊斯兰圣战清除了黎巴嫩境内的外国影响。”来自传统基金会的詹姆斯·菲利普斯则认为，中东恐怖主义变得“越来越大胆和难以预测”。作为西方的一大“威胁”，“伊朗、阿尔及利亚和埃及革命运动激励下的激进伊斯兰恐怖分子已使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恐怖分子黯然失色”。美国国务院在同一时期的全球恐怖主义报告中也指出：“在破坏中东和平进程方面，诸如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PIJ）之类的极端阿拉伯组织展现了日益复杂、致命的恐怖袭击能力”。

第二种观点主要强调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也即所谓的“文明冲突论”。1990年，伯纳德·刘易斯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穆斯林愤怒的根源》一文，首次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观点。他认为，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同时反对世俗主义和现代主义。在中东地区的普通民众看来，西方经济模式带来了贫困，而西方政治制度则带来了暴政，甚至西方的战争经验也带来了失败。于是，一些穆斯林希望回归伊斯兰历史传统。“由于美国是西方文明的代表，也是西方世界公认的领袖，由此成为穆斯林发泄被压抑的仇恨和愤怒的焦点。” 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更为系统的“文明冲突论”。在他看来，未来国际冲突将会是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冲突，不同文明区域之间的断层线将会成为未来战争的分界线，也即“断层线战争”。亨廷顿一方面指出了西方“特别担心穆斯林极端主义造成的威胁”；另一方面又将其扩大至伊斯兰文明的层面，认为“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激进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文明冲突论”出笼后，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争议。克林顿总统曾公开表示反对，他在一次讲话中表示：关于西方文明将会与伊斯兰文明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不存在与生俱来的伊斯兰和美国冲突。相比之下，更多战略界人士虽未公开表达对“文明冲突论”的支持，却有意或无意地接受了其理论假设。

（二）伊朗与什叶派“伊斯兰极端主义”

冷战结束后，美国和伊朗关系未获丝毫改善。因此，伊朗、叙利亚和被认为受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等仍是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界重点关注的“威胁来源”。比如，美国国务院继续认定伊朗是一个“最为活跃的资助恐怖主义国家”，原因在于伊朗领导人将恐怖主义视为一种“有效的政治工具”，其恐怖活动“得到了政府最高层批准”。这一时期美国对伊朗的相关指控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其一，伊朗继续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追杀，如“人民圣战者”组织（MEK）和“库尔德民主党”（KDPI）成员。其二，伊朗拒绝撤销针对《撒旦诗篇》作者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的宗教追杀令，而且官方仍在进行反萨尔曼·鲁西迪的宣传。其三，伊朗是一些国际极端伊斯兰组织的主要资助国，并为这些极端组织提供了武器、资金和训练。其中，黎巴嫩真主党被认为是伊朗“最为密切的代理人”，也是美国最为关注的什叶派激进武装力量。其四，伊朗支持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如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等，并反对以色列与巴解组织达成协议。其五，伊朗为库尔德工人党提供了庇护，后者寻求从土耳其独立，并在欧洲和土耳其等地制造了一系列恐袭案件。其六，伊朗通过什叶派群体在其他海湾国家维系着一个“恐怖分子网络”。

尽管这一时期美国官方维持了伊朗作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定性，但是也展示出一些积极的迹象。比如，老布什总统在1989年签署的《第26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中提出，“美国应当在严格互惠的基础上继续准备与伊朗关系正常化，但正常化进程必须与伊朗停止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并帮助释放美国人质的行动同步进行。”美国国务院在1994年全球恐怖主义报告中指出，为了与西欧和日本开展经济往来，拉夫桑贾尼总统曾试图“缓和”其在西方的国际形象。1997年国务院恐怖主义年度报告一方面指出“国家支持下的恐怖主义已经大幅减少”，另一方面还特意提到了伊朗外长卡迈勒·哈拉齐博士（Dr.Kamal Kharrazi）公开谴责发生在埃及卢克索的恐怖袭击事件，伊朗总统哈塔米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也谴责了针对非战斗人员的恐怖袭击。1999年8月，克林顿总统借助非正式渠道致信哈塔米，希望伊朗协助扣押在其境内活动的“恐怖分子”。国务院在2000年的全球恐怖主义报告中破天荒地指出，伊朗也是“人民圣战者”组织所从事的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并将后者认定为“外国恐怖组织”。显然，这一时期美伊关系虽未出现根本性改善，但在美国看来，来自伊朗和什叶派极端组织“威胁”的迫切性已有所下降。

（三）来自逊尼派的“伊斯兰极端主义”

海湾战争后，美国对外战略界对逊尼派“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关注迅速上升。詹姆斯·菲利普斯指出，1993年纽约世贸中心爆炸案一方面表明激进伊斯兰极端分子已经取代了包括“巴解组织”在内的激进民族主义者，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面临的“主要恐怖威胁”；另一方面，在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伊斯兰组织煽动逊尼派民众支持“革命恐怖主义”的行为，与当年伊朗革命中“煽动”什叶派穆斯林的做法并无二致。从2000年初开始，中情局开始针对来自“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威胁进行连续跟踪和评估，尤其是来自逊尼派伊斯兰国家的宗教极端分子。2001年初，中情局的一份情报简报甚至以《逊尼派恐怖威胁正在增长当中》作为标题，认为“国际圣战运动对美国利益的威胁正在增长，尤其是在中东和欧洲”。总的来说，美国对外战略界对逊尼派“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关注包括以下四方面。

首先是所谓“支持或庇护”恐怖主义的逊尼派国家。1989年，在美国国务院认定的六个“支持恐怖主义国家”中，逊尼派国家已占到半数，分别为利比亚、叙利亚和南也门。国务院报告认为，尽管没有发现叙利亚和利比亚资助国际恐怖主义的直接证据，但两国为一些“恐怖组织”提供了庇护和“其他支持”；南也门则因为继续充当“激进巴勒斯坦组织”的庇护所而被列入其中。1990年以来，美国还指控利比亚情报人员参与了泛美第103号航班与法国联合航空第772号航班的爆炸案，而且拒绝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731号决议。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伊拉克取代南也门被重新认定为 “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原因是其官员在公开讲话中认为恐怖主义是“一种合法的战术”。1993年，苏丹也被认定为 “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理由是苏丹政府无视美国警告，继续为一些极端伊斯兰组织提供庇护，比如阿布·尼德尔组织、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以及埃及“伊斯兰团”（IG）和“基地”组织等。

其次是逊尼派极端非政府组织。相比对前述“反美”国家的重视，美国对极端伊斯兰非政府组织的认知则相对滞后一些。众议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胡拜尔塔（Khobar Tower）爆炸案调查报告中指出，在1995年利雅得爆炸案发生之前，情报部门认为沙特境内发生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的可能性“非常低”。此类威胁最多只是“孤立的恐怖事件”，不可能来自“有组织的”大型极端组织。但随着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美国对外战略界也逐渐开始改变原来的看法。1996年4月，国务院在其年度反恐报告中指出：“宗教狂热分子和基于政治目的操纵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激进组织仍是1996年国际恐怖主义的主力……众多在阿富汗受训且得到国际恐怖大亨（如本·拉登）支持的跨国恐怖主义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因素。”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九一一”事件前，引起对外战略界关注的逊尼派伊斯兰极端组织为数众多，比较著名的有埃及“伊斯兰团”、阿尔及利亚“武装伊斯兰团”（GIA）和“伊斯兰救世军”（AIS）、巴勒斯坦地区的“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也门境内的“亚丁伊斯兰军”、巴基斯坦“圣战者运动”（HUM），以及活跃在苏丹和阿富汗等地的“基地”组织等。其中，最受重视的伊斯兰极端组织莫过于本·拉登领导下的“基地”组织。1996年，为了重视以苏丹为基地的恐怖大亨本·拉登，中情局反恐中心开始设立本·拉登专案。90年代中期，美国还多次与阿富汗塔利班进行秘密接触，试图将“基地”组织逐出阿富汗，或是将本·拉登引渡到美国。1999年底，能源部下属的桑迪亚国家实验室完成了一份近400页的本·拉登评估报告，其中甚至对“基地”组织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前景等进行了模拟和评估。2000年初，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在国会听证中表示：本·拉登及其全球网络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威胁”。小布什政府成立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在一份备忘录中进一步指出，“基地”组织对美国利益构成了一个广泛的跨国性挑战，影响到美国对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亚、北非和海湾等地的政策。为此，美国迫切需要对“基地”组织跨国网络进行一次高级评估，并制订一个全面的“多区域”政策。中情局在1999年的评估中还指出，一些伊斯兰恐怖分子和极端组织依赖非政府组织进行融资，并利用后者所提供的全球网络。这些伊斯兰非政府组织通常肩负“双重使命”，即在提供人道主义救济的同时，传播其对伊斯兰信仰的阐释。在它们看来，在冲突地区保卫穆斯林也是其人道主义责任的一部分，这正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向阿富汗和波黑圣战士提供武器的原因所在”。报告认为，支持“恐怖活动”的伊斯兰非政府组织主要有三种：一是总部设在沙特或其他海湾国家的大型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它们与官方联系密切，甚至从所在国获得资助，但是其员工可能与恐怖组织存在联系；二是以海湾国家为基地的私营组织，它们或在涉及穆斯林的冲突地区设立分部，或成长于这些冲突当中，本·拉登的“基地”组织便是其典型代表；三是一些隶属于支持恐怖主义的“反美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它们在更多时候充当了其资助者的“外交和情报工具”。

再次是巴以冲突中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行为。第四次中东战争后，来自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暴力行为对巴以冲突的影响迅速上升。海湾战争结束后，推动巴以和谈开始成为美国中东外交的优先事项，于是巴勒斯坦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对中东和平进程的潜在威胁也受到高度关注。国务院在1994年恐怖主义报告中指出，为了破坏中东和平进程，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在以色列和被占领土上发起了一系列致命袭击，展现了“日益复杂的攻击能力”。1995年初，克林顿总统签署了第12947号总统行政命令，以阻止与哈马斯、真主党、“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巴解组织“阿巴斯阵线”、阿布·尼德尔组织等进行交易活动，理由是后者的恐怖活动将会“中断中东和平进程”，并对美国的外交、安全和经济利益构成“威胁”。1998年8月，克林顿总统又签署新的行政命令，将制裁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本·拉登、阿布·哈夫斯·马斯里（Abu Hafs al-Masri），以及“解放圣地伊斯兰军”和“基地”组织等。2000年初，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在国会听证中进一步表示：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等激进力量不仅对以色列与中东和平谈判构成了“威胁”，也增加了巴以双方持续不断的暴力。而且，“伊斯兰武装力量正在扩张，恐怖分子的潜在招募人群仍在继续扩大。在中亚、中东和南亚等地区，伊斯兰恐怖组织正试图利用反美主义为借口招募新人。”

最后是阿富汗“圣战毕业生”。冷战结束后，与阿富汗有关的跨国“圣战”组织也开始成为对外战略界的重点关注。国务院在1992年国际恐怖主义报告中首次援引埃及、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政府的话：一些伊斯兰反对派组织成员曾“在阿富汗接受训练”，不仅仍在“接受某些支持”，而且“利用他们在阿富汗学到的技能在本国发起恐怖袭击”。1993年的国际恐怖主义报告中再次指出，阿富汗北部和东部省份是“圣战游击队”（Mujahedin）训练营所在地，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武装分子在此接受准军事训练。从1993年初开始，巴基斯坦开始驱逐藏身在其西北边境省份中的“阿拉伯武装分子”，它们大多隶属于各种“圣战”组织或非政府援助组织。1998年8月，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大使馆几乎同时遭遇汽车炸弹袭击，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案发后不久，克林顿总统即下令对苏丹和阿富汗境内的恐怖分子训练营和藏身地进行军事打击。1999年2月，时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国会作证时表示，反恐斗争需要从三个层面入手，即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长期活跃的恐怖组织和松散地隶属于本·拉登的极端分子，其中本·拉登“曾敦促其追随者在可能的时间和地点杀死美国人”。2001年春，中情局甚至在其评估中直接称阿富汗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一个“孵化器”，认为其在庇护、训练和资助包括本·拉登在内的国际恐怖主义方面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从地理上看，阿富汗位于中东、南亚和中亚的十字路口，靠近大多数伊斯兰国家，是训练这些武装分子在其他国家开展行动的理想之所。而且，阿富汗地形多山，可以为其应对反恐和执法行动提供天然屏障。在政治上，抗苏战争期间一些阿富汗领导人为了打败苏联而大力支持这些伊斯兰武装分子。亲苏政权垮台后，阿富汗内战和政治不稳定为其境内恐怖分子提供了有利环境。另则，包括奥马尔在内的塔利班高层领导人均为抗苏战争中的“游击战士”，它们坚定地支持“圣战”活动，其追随者也大多是逊尼派穆斯林。在基础设施方面，阿富汗境内拥有20多个抗苏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训练营，这些基础设施可以提供使用轻型武器和游击战术方面的军事训练，并进行“圣战”思想指导。据估计，1996年本·拉登从苏丹返回阿富汗后，约有15 000~20 000名武装分子在其资助的训练营中受训。此外，阿富汗具有国际网络的优势，阿富汗从80年代起就是国际恐怖分子的避难所，并在抗苏战争期间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人员、物资和装备跨国集散网络。由于大多数边境地区缺乏管控，这些圣战士和武器可以轻而易举地“输出”到车臣、克什米尔等地。

由此可见，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及其随后解体，使美国借助伊斯兰圣战势力对抗苏联的战略需求不复存在。但是，美国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威胁的认识则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转变的过程。首先，随着海湾战争后美国和伊拉克、苏丹等国交恶，加之“基地”组织为代表的逊尼派极端组织迅速崛起，来自逊尼派的“威胁”也开始成为重要关注的对象。其次，在美国的威胁认知光谱中，既涵盖了具有“反美”倾向的伊斯兰国家（如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等），也包括了具有反美倾向的极端暴力组织（如“基地”）和危及美国对外战略目标的极端暴力组织（如哈马斯、真主党、“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等），以及被视为庇护这些极端伊斯兰组织的国家（如苏丹、叙利亚等）。换言之，逊尼派极端主义已经成为和什叶派极端主义并列的“威胁来源”。最后，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关注相比，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界开始更多地聚焦同伊斯兰极端主义有关的跨国暴力活动。除了对盟友和自身利益“直接威胁”的关注外，战略界更为关注对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威胁”。显然，无论是冷战后关于伊斯兰“敌”“我”属性的辩论，还是对于热点冲突和恐怖暴力事件的评估，无不表明美国与逊尼派“圣战”运动之间的合作已经结束。因此，不管是来自哪个教派的极端主义，乃至其背后所涉及的种族群体和民族国家，都开始成为美国全球利益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威胁”与“敌人”。

“九一一”事件以来：

“恐怖分子”与“致命对手”

“九一一”事件极大地震惊了美国社会，它不仅引发了美国社会关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反思和辩论，还导致了声势浩大的全球反恐战争。“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对外战略界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认知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小布什政府时期：全球反恐战争视野下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威胁

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当天的讲话中，小布什总统已称其为“恐怖袭击”。次日，他在与国家安全团队会面时又表示，“这不仅仅是恐怖活动，而是战争行为”。2001年9月20日，小布什向国会发表长篇讲话，第一次系统地谈论了美国面临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威胁，其核心内容包括：其一，所有证据都指向了“基地”组织，该组织曾经攻击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以及“科尔号”军舰。其二，“基地”组织正在从事黑手党一样的犯罪活动，目的是“将其激进的信仰强加于世界各地”。其三，恐怖分子践行一种被绝大多数穆斯林学者和教职人员所唾弃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它们下令“杀死基督教徒和犹太人，杀死所有的美国人”。其四，本·拉登和其他许多国际恐怖组织存在联系，如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和“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等。它们从本国和邻国招募人员后，送到阿富汗的营地进行恐袭战术训练，然后返回本国从事破坏活动。其五，“基地”组织领导人在阿富汗拥有很大影响力，他们得到了阿富汗塔利班的支持。其六，塔利班必须向美国交出所有藏匿于此的“基地”组织领导人，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外国人，关闭其境内所有训练营并对美国彻底开放。其七，恐怖分子以“真主”名义亵渎了真主。“这些恐怖分子是伊斯兰信仰的变节者，它们试图劫持伊斯兰教”。其八，恐怖分子之所以仇恨美国，是因为他们“仇恨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为了打败这些恐怖分子，美国将会发动反恐战争。

“九一一”事件后，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有关的恐怖威胁第一次被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正如国防情报局托马斯·威尔逊中将所言：“九一一”事件给美国造成了一个严峻事实，此前被认为是纸上谈兵的“非对称性威胁”概念在美国本土成为现实。“恐怖主义是美国本土和海外利益面临的最重要的非对称性威胁，尤其是来自中东和全球其他地区的伊斯兰极端组织。”2002年9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指出，“美国正在与遍及全球的恐怖分子作战。敌人并非某个单一的政权、个体、宗教或意识形态，而是恐怖主义，这是在政治驱动下针对无辜者的有预谋的暴力行为。”第二年，小布什政府公布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份《打击恐怖主义国家战略》。这份报告延续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于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的定性，认为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恐怖组织利用冷战后的国际环境，“把20世纪的进步成功地变成了21世纪的毁灭性启动器”。2006年初，国家情报总监约翰·D内格罗蓬特在国会作证时表示：圣战分子试图推翻被其认定为“叛教者”的政权，并根除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参与全球“圣战”运动的极端组织主要有三种：一是“基地”组织；二是逊尼派圣战组织，其中一些与“基地”组织存在联系；三是在“基地”组织反西方议程激励下自我生成的逊尼派圣战组织。当年9月，小布什政府公布了第二份《打击恐怖主义国家战略》。新报告在总结美国反恐经验的同时，对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的认识也有所深化。报告指出：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对手已发生变化，它并不是“九一一”事件时面对的“同一个敌人”，而是“由极端组织、网络和个体构成的跨国运动，包括其背后的国家和非国家支持者”；“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包括受其激励的恐怖组织仍是当前最危险的敌人，但这一跨国性恐怖运动并不受制于任何个人、团体或国家，推动其走向联合的因素在于“压迫、暴力和仇恨的意识形态”；恐怖分子利用伊斯兰教服务于其政治目的，“它们共同利用伊斯兰教，将恐怖主义用以意识形态目的”，在激进意识形态和错误理念推动下，“美国被当成了导致今天伊斯兰世界大多数问题的根源”；恐怖分子将“圣战”思想歪曲为对被其认定为“叛教者”或“异教徒”的暴力与谋杀；一些跨国性恐怖组织，特别是“基地”组织，拥有更大的领土和地缘政治野心，试图“建立一个从西班牙到东南亚的单一的泛伊斯兰极权主义政权”。

总的来说，小布什政府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认识并未脱离“九一一”事件后全球反恐战争的框架。随着对反恐战争认识的深化，其关注范围从最初的“基地”组织等伊斯兰圣战势力逐渐扩展至全球跨国“圣战”运动，关注范围也从有形的“圣战”组织及其个体逐步扩大至其背后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尽管小布什政府并未公开将伊斯兰与恐怖主义挂钩，但在其“反恐”实践中长期聚焦伊斯兰国家，从而引发了伊斯兰世界反美情绪的强烈反弹。

（二）奥巴马政府时期：从“伊斯兰极端主义”转换为“暴力极端主义”

奥巴马总统上任后即开始着手调整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政策。2009年6月，奥巴马在上任后首访中东地区时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便是著名的“开罗讲话”。它在伊斯兰世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奥巴马政府对于伊斯兰世界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初步认识。其核心内容包括：美国和伊斯兰世界关系处在一个空前紧张时期，“现代化和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变化使很多穆斯林将西方视为伊斯兰传统的敌人”，而“九一一”事件和极端分子的活动也使得西方国家将伊斯兰教视为西方的敌人；美国不会与伊斯兰教为敌，但会“无情地打击对美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暴力极端分子”；阿以冲突需要得到合理解决，但它决不应被继续用来“转移阿拉伯国家人民对其他话题的视线”；美国并不寻求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驻军，或是建立基地。一旦条件成熟，美国将会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

在“开罗讲话”基础上，2010年5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美国面临的相关威胁及其应对进行了系统分析：“基地”组织不能代表任何宗教权威，“它们并非宗教领袖，而是杀人凶手，伊斯兰教和其他任何宗教都不会纵容滥杀无辜”；反恐战争并不是一场针对恐怖主义战术或伊斯兰教的全球战争，而是针对“基地”组织及其追随者之间的战争；报告对美国面临的恐怖威胁进行了重新定位，并尝试使用“暴力极端主义”取代“恐怖主义”；巴基斯坦境内的“基地”组织核心仍是全球恐怖网络中最危险的部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是“基地”组织暴力极端主义活动的中心。美国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策略包括两部分：在国内，主要是帮助一些家庭和社区进行反激进化斗争，同时阻止恐怖袭击，提高社会修复能力等；在国外，将会致力于追求巴以和平、在伊拉克进行负责任的撤军、防止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重新成为恐怖分子的庇护所等。2011年6月发布的《国家反恐战略》进一步澄清了美国面临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威胁：美国反恐目标将重新聚焦于“基地”组织为首的暴力极端势力，“美国最突出的安全威胁仍然来自‘基地’组织及其附属组织和追随者”；拉登之死是美国打击“基地”组织行动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反恐工作的终结或是“基地”组织已经彻底瓦解，因为后者仍能对美国构成重大的直接威胁；“基地”组织除了策划和实施恐怖袭击外，还试图挑起更多针对美国和反恐联盟的冲突；“基地”组织在吸引其他激进组织支持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功”，特别是其所鼓吹的意识形态已经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共鸣”。奥巴马政府在2015年《国家反恐战略》报告中，重新界定了美国面临的恐怖威胁。报告认为，恐怖分子对美国本土的攻击已经减少，但并未消失。在一些治理失败的不稳定地带，正在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恐怖威胁，比如“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及其附属组织等。为此，美国将通过针对性反恐举措，“大力阻止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暴力极端主义和激进化”。根据这一战略，国务院与国际开发署在2016年5月发布了《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联合战略》。当年10月，国土安全部则公布了《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战略》。不过，这两份报告均未明确提及“伊斯兰极端主义”。《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联合战略》还指出：“暴力极端主义不一定与某一特定宗教、意识形态或政治信仰相联系，尽管近年来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各种恐怖主义组织都通过宣传和利用极端意识形态为其暴行辩护。”

虽然奥巴马政府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认识仍未脱离全球反恐战争的框架，但比小布什政府更进了一步。它在聚焦和打击“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跨国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及其意识形态的同时，还意识到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关系恶化所带来的潜在后果。为此，美国政府修改了官方对于“反恐战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表述，刻意避免将美国面临的“恐怖威胁”与伊斯兰挂钩，并试图将“反恐战争”逐步转化为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斗争，以淡化全球反恐战争中的“伊斯兰色彩”。与此同时，它还试图将解决巴以冲突和修补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作为主要突破口。

（三）特朗普政府时期：重新界定“伊斯兰恐怖主义”威胁

2016年，“政治素人”出身的特朗普出人意料地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他在2017年入主白宫次日的讲话中表示：“我们必须根除‘伊斯兰国’，舍此别无他途。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必须从地球上清除，因为它是邪恶的。”一周后，特朗普又签署了《关于击败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的总统备忘录》。这份文件改变了奥巴马政府刻意避免将“暴力极端主义”与伊斯兰极端主义联系起来的做法，重新定义了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备忘录指出，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并不是‘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唯一威胁，但它最为邪恶、也最具攻击性”。当年5月21日，特朗普在利雅得举行的阿拉伯伊斯兰—美国峰会上又表示：“这不是不同信仰、派别或不同文明之间的斗争，而是一场试图消灭人类生命的野蛮罪犯与谋求保护生命的所有宗教正义之士间的斗争。这是一场善与恶的战斗。”要想战胜恐怖主义及其邪恶的意识形态，“伊斯兰国家必须勇担重任”。

2017年12月，特朗普公布了其上任后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美国面临的恐怖威胁及其性质等进行了界定。报告指出：“圣战恐怖组织对美国构成了最危险的恐怖威胁。美国与盟友及伙伴国正在同这些狂热分子进行长期作战，后者致力于建立全球性的哈里发国家……这些圣战恐怖分子利用世界各地的虚拟或现实网络，使那些孤立的个体或脆弱人群激进化，激励并指导他们从事恐怖活动。”2018年10月公布的《国家反恐战略》中，继续认定“激进的伊斯兰恐怖分子”是美国核心国家利益面临的“最危险的跨国恐怖威胁”。报告认为，当前美国面临的恐怖威胁主要来自三个层面，即全球化了的恐怖分子网络及其追随者；受到一些国家支持和纵容的恐怖组织；以及受恐怖分子宣传蛊惑的国内极端暴力。具体来说，首先是以“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为代表的跨国恐怖分子，它们拥有庞大的国际网络和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多次展示了“对美国本土及美国利益发动袭击的意图和能力”。尽管美国及其盟友已经削弱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恐怖组织，并遏制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但“伊斯兰国”仍是最重要的“激进伊斯兰恐怖组织”，也是美国面临的首要恐怖威胁。其次是区域性伊斯兰恐怖分子。除“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外，全球范围内还存在着几十个区域性的恐怖组织。它们主要聚焦于当地的叛乱和恐怖活动，但是“也不忘对美国公民和海外利益发出威胁”。再次是“支持”或“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主要是伊朗。新报告大大突出了所谓的“伊朗威胁”，认为伊朗是最主要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伊朗通过其革命卫队，向“真主党”和巴林、伊拉克、叙利亚与也门境内及其他什叶派军事武装提供了金钱和物资援助，也包括提供相关的训练和指导。同时，伊朗还支持“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恐怖组织”。而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具备了“瞄准美国利益乃至美国本土的能力”。最后是美国境内的“本土暴力恐怖分子”。这些恐怖分子和激进伊斯兰思想无关，而是受到了其他暴力极端主义思想的煽动，比如种族极端主义、动物保护极端主义、极端环保主义、“公民主权”极端主义和军事极端主义等，它们试图通过强制性暴力活动来推动其政治议程。

由此可见，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面临的主要“恐怖威胁”被进一步明确界定为所谓的“伊斯兰恐怖主义”。与此同时，为了配合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政策，又在“恐怖主义”名义下放大了伊朗对美国造成的所谓“威胁”。这说明特朗普不仅放弃了奥巴马时期将国际恐怖主义与“伊斯兰”进行脱钩的尝试，而且否定了小布什以来通过解决巴以冲突来缓解伊斯兰世界反美情绪的努力。

（四）拜登执政以来：主动淡化“伊斯兰极端主义”威胁

截至2021年底，拜登政府尚未公布其有关国家安全和反恐的战略报告，或是其政府内部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战略评估。不过，通过现有一些公开信息，我们仍能勾勒出其主要认知轮廓。拜登总统上任次日便指示其国家安全团队，针对“国内恐怖主义”问题进行为期100天的全面评估，以应对当前美国面临的 “最紧迫的恐怖主义威胁”。2021年3月初，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公布了对国内恐怖主义威胁的评估概要；不久，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也公布了关于国内恐怖主义的战略情报评估报告。这两份评估将美国面临的“国内恐怖主义”分为种族驱动下的暴力极端分子、反政府和反权威的暴力极端分子、与动物权利、环保和堕胎等有关的暴力极端分子等。但是，“九一一”事件以来被历届美国政府反复强调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威胁”却并未被提及。随后，白宫在6月份公布的《打击国内恐怖主义国家战略》中也并未提及伊斯兰极端主义问题，而是认为“国内恐怖主义构成了一个不断演进的严重威胁”，它源自种族或民族驱动下的暴力极端分子及其网络，而后者所秉持的“种族、民族和宗教仇恨”将其引向了暴力。

关于伊斯兰极端主义构成的“威胁”，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2021年3月发布的《全球趋势2040》中提到了两点：一是全球圣战组织将会是“最为持久、规模最大的跨国威胁”，这主要源于其历史上一成不变的意识形态、强大的组织架构，以及非洲、中东和南亚地区出现的巨大治理真空；二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强化什叶派“抵抗轴心”的努力可能会增加对美国、以色列和沙特等进行“非对称性攻击”的威胁。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2021全球威胁评估》中对美国面临的“战略威胁”进行了重新排序。它一方面重新强调来自所谓“民族国家”的威胁，另一方面也认为“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仍然是美国海外利益所面临的“最大的逊尼派恐怖威胁”，二者仍在寻求从美国内部发起袭击。但是，美国与盟友的反恐努力已经“大大地削弱了其发动攻击的能力”。与此同时，以美国为基地、受各种意识形态驱动下的“独狼”和小型极端组织对美国本土构成了一个“更大的直接威胁”。这其中既包括在“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意识形态激励下的“土生土长的暴力极端分子”，也包括受种族偏见、反政府情绪等意识形态驱动下的“国内暴力极端分子”。此外，黎巴嫩真主党也可能会对美国和盟友的利益发动袭击，以回应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并试图将美国驱逐出中东地区。

显然，与“九一一”事件以来历届美国政府相比，拜登政府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威胁的重视程度已经大大下降。这一方面表明经历20年全球反恐战争之后，输入性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本土的威胁已经大大下降，于是“土生土长的”的国内恐怖主义威胁开始成为首要关注；另一方面，随着美国开始越来越多地强调“美国优先”并聚焦于其国内问题，已经减少了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国际反恐领域的战略投入。换言之，为了服务于新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战略，拜登执政后美国对外战略界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认知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新的战略框架下，伊斯兰极端主义和与之相关的恐怖主义问题既不是当前美国在国内外面临的主要“战略威胁”，也不再是其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所在。

结 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外战略界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认知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美国对中东极端主义的关注主要聚焦于极端民族主义，以及来自极左翼和极右翼势力的激进暴力活动，伊斯兰极端主义并非其全球战略和地区战略的关注所在。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冷战结束前，由于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美国不得不重新评估激进伊斯兰思想的各种影响，包括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内，但这一时期对外战略界的主要关注仅限于与伊朗和什叶派有关的极端主义。相比之下，与什叶派穆斯林存在历史宿怨，且同时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逊尼派激进势力反而成了美国在冷战中可以依赖的“自由斗士”和“同路人”。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九一一”事件发生前，随着苏军撤出阿富汗及冷战的终结，美国与逊尼派激进势力之间的蜜月期随之结束。海湾战争后，一系列针对美国目标的恐怖袭击事件促使美国对外战略界迅速将“威胁来源”从什叶派激进势力扩展到了逊尼派激进群体，尤其是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逊尼派跨国圣战势力。由是，美国在冷战中曾经大力扶持的阿富汗圣战武装转而成了其在冷战后需要警惕和强力打击的“致命对手”。第四阶段始于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在随后的全球反恐战争中，有关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被严重扩大化，几乎成了国际社会中唯一的“威胁来源”和打击对象。近年来，随着一批对外与安全档案的陆续解密，为我们较为完整地了解甚至建构美国对外战略界的研判和认知提供了可能。基于对前述解密档案和公开文献的分析与梳理，我们或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性认识。

第一，美国对外战略界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认知与其全球战略走向密切相关。冷战时期，美国中东战略的核心是遏制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因此，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界的相关认识始终未能脱离美、苏对抗的国际背景。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什叶派群体中的激进伊斯兰思想、社会运动及其所形成的“威胁”开始进入美国对外战略界视野。与此同时，对于初露端倪的逊尼派激进伊斯兰思想和社会运动，美国对外战略界并未将其视为值得关注的“威胁来源”；相反，它自信地认为不仅可以与伊斯兰共存，而且可以利用后者的力量让阿富汗成为“苏联人的越南”。对此，时任国家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格雷厄姆·富勒在1986年曾赤裸裸地表示：除了疯狂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美国“几乎可与所有的穆斯林共存”。如果美国在中东地区只是“一心一意”地打击恐怖主义，或是“让反恐主导美国中东政策”，这里就会成为苏联的“囊中之物”。苏联解体后，美国开始转而追求在世界各地建立单极霸权，并试图构建以此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在失去苏联这一战略对手的情况下，应对来自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恐怖威胁”也被美国政府提上日程。于是，不仅挑战美国单极霸权秩序的伊拉克受到了“惩罚”，曾经得到美国及其盟友大力支持的阿富汗圣战抵抗组织也转而成了威胁美国全球利益的“眼中钉”。事实上，“九一一”事件后的全球反恐战争正是这一逻辑发展到极致的后果。如今，随着美国重新开始强调“大国竞争”，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有关的“恐怖威胁”正在黯然褪色。

第二，美国对外战略界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认识大多基于“威胁”视角，从而造成其在现实中被屡屡夸大，并与其实际利益相脱节。通常来说，国家利益是战略界进行威胁评估并拟定安全战略的前提。只有明确界定了自身利益范围，才能据此判定对这些利益构成“威胁”的风险来源。在伊斯兰极端主义问题上，对外战略界的有关认知并不总能与其国家利益相一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美、伊之间因“德黑兰人质事件”等迅速交恶，由是与伊朗有关的什叶派激进思想和极端暴力活动成为堪与苏联比肩的战略评估重心。1980年，伊朗被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此后，直到冷战结束至今，由于美伊关系始终未能得到根本改善，伊朗也因此而一直被视为“最活跃的资助恐怖主义国家”，成为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来源”之一。正由于其“威胁认知”与实际利益之间的长期错位，20世纪80年代即已出现的逊尼派极端主义运动不仅被严重低估，甚至还一度被视为对抗苏联的“同路人”，为进入21世纪后发生悲剧性的“九一一”事件埋了种子。在“九一一”事件后的全球反恐战争中，美国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威胁”的认知同样未能与其实际国家利益相匹配，成为小布什之后的历届政府不得不调整其伊拉克和阿富汗战略，最终仓皇撤军的重要原因。

第三，美国对外战略界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相关概念的认识既是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演变过程，更是一个充满利己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的历史进程。20世纪80年代初，对外战略界内部对于“圣战”概念还非常陌生。而且，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界对伊斯兰“圣战”的认识仍局限于伊朗和什叶派激进势力。直到1987年，中情局才开始就伊斯兰激进主义对美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影响进行首次全面评估。早期对外战略界在谈论“伊斯兰极端主义”问题时，往往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伊斯兰民族主义”“伊斯兰复兴/回归”等词汇混为一谈。进入90年代后，“国际恐怖主义”“伊斯兰圣战”“极端穆斯林组织”开始成为被频频使用的新词汇。“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国内把“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伊斯兰圣战分子”“伊斯兰极端分子”等概念几乎与“恐怖分子”画上了等号。至此，对外战略界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认识已彻底完成了从“同路人”向“致命对手”的转变，而且还普遍充斥着对伊斯兰教的偏见，包括对伊斯兰教的妖魔化。在此过程中，由于和美国亲疏关系的变化，一些具有反美色彩的伊斯兰国家（如伊朗、伊拉克、苏丹、利比亚、叙利亚等）相继被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简言之，通过设立“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并将伊斯兰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进行挂钩，美国在对外战略中获得了强大的“道义”优势和政策工具。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数字经济智库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为了更好的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加强数字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理论交流、实践交流。来自中国数字经济以及“一带一路”建设领域的专家学者们成立了数字经济智库，为数字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担任名誉院长，知名青年学者黄日涵、储殷等领衔。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是数字经济智库旗下的专门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