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伊朗玫瑰痤疮(巴古兹休止符：直击“伊斯兰国”的覆灭时刻)

巴古兹包围圈被库尔德武装最终收复，标志着横行于中东乃至全世界近6年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彻底丧失了战略巢穴和绝大部分财政收入。但叙利亚与伊拉克交界地带的安全形势，距离彻底改善尚有较大距离。而叙利亚东北部库尔德人聚居区的未来政治出路乃至重建进程，也将继续考验全世界的善意和耐心。

文/刘怡

在代尔祖尔旷野

在连续4年对叙利亚内战和中东事务的报道经历中，这是我亲眼见到的第一个“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此刻他就盘腿坐在刚刚被沙尘暴席卷过的枯萎草地上，默默摆弄着一团用来包裹受伤小腿的绛紫色破布。丰田Hilux型皮卡货车的前灯在他身旁投下一个巨大的光斑，库尔德族“人民保卫军”战士的军靴和各国记者的采访话筒已经探到距离他只有十几厘米处；可他依然面无表情，眼神仿佛被锁定在了两只缠满肮脏绷带的赤脚上。罩在阿拉伯式长袍外的多口袋马甲和横放在两腿之间的单肩包使他看上去更像是一名摄影记者，而不是刚刚放下武器几个小时的恐怖分子。与此同时，侧卧在他身后的中年人扯过一条毯子，盖住了自己的脸。

“这是个英国人。”路透社记者洛迪·赛义德（Rodi Said）在我身后小声嘟囔着，“刚刚被赶下卡车时，他曾经向我透露过他的国籍，并且辩解说自己不是恐怖分子。”但在战事已经持续将近7年之久的代尔祖尔，显然不会有哪位外国观光客突然出现在底格里斯河包围圈附近的受降场。“最近几个月，几乎所有投降的武装分子都会这么说，”洛迪总结道，“到了这种时候，他们终于明白自己要为曾经的选择承担代价了。”

这一天是2019年3月9日。距离库尔德武装对“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境内最后的据点——位于代尔祖尔省东南部的阿尔-巴古兹·法卡尼镇（Al-Baghuz Fawqani，下文简称巴古兹）发起总攻还剩下不到24小时。根据库尔德武装与被围者达成的第二次临时停火协议，任何放下武器的“伊斯兰国”人员及其家属都可以步行穿过从包围圈向北延伸的两条“人道主义走廊”，乘坐十多辆斯卡尼亚型载重卡车疏散到艾什沙法赫丘陵（Ash Sha’Fah）附近的一片空地。库尔德武装也敦促顽抗者尽早释放被当作“人肉盾牌”圈禁在镇内的数千名平民，以减少最后一战面临的困难。在艾什沙法赫丘陵，卡车上的所有男性会被单独领出来，经过长达数小时、甚至数日的视网膜扫描和指纹采集甄别，分辨出其中的恐怖分子，随后将其羁押到单独的战俘营。这通常并不十分困难：真正的本地平民往往是体弱多病的老年人，习惯用发圈压住红白格的阿拉伯头巾，大部分彼此相熟。而来自不同国家的“圣战士”并非个个精通阿拉伯语，多数风尘仆仆，周身带有作战留下的伤痕。

“刘，到这边来，有几个亚洲妇女你或许会想见一见。”穆斯塔法·巴里（Mustafa Bali）一把抓过我的手臂。内战爆发之前，面庞浑圆的穆斯塔法曾是阿勒颇省的一名中学教师，如今担任着库尔德人武装“叙利亚民主军”（SDF）的新闻发言人兼前线媒体中心主管。在深沉的夜色中，他领着我穿过正在和战俘们对话的外国记者群以及四处查看形势的巡逻队，来到几名用黑色尼卡布（Niqāb）头巾遮住面庞的年轻妇女跟前。通常只有最保守的老年阿拉伯妇女以及厉行严苛教法的“伊斯兰国”分子家属会采取如此醒目的打扮，本地库尔德女性和雅兹迪人所戴的是露出面颊、额头的希贾布（Hijab）头巾。“我们会对走出包围圈的女性进行防爆检查，但不会强迫她们掀开头巾。”穆斯塔法告诉我，“因此在最初几个星期，总有恐怖分子想混在女人堆里。”

面前的尼卡布头巾动了一下，传来的是一个年轻的声音：“我叫法蒂玛，今年29岁，有三个孩子。”

透过头巾和面罩之间那一小道缝隙，投射过来的是一种茫然而空洞的眼神。这个名叫法蒂玛的女子反反复复地用英语、阿拉伯语和母语向我絮叨着：“我随丈夫来到这里。丈夫死了，孩子还小。”库尔德女兵从她随身携带的行李里翻出了毛巾、药盒以及来路不明的小零碎，其中甚至有一把未拆封的酒瓶起子，完完全全折射出了包围圈中的混乱。“在巴古兹，我已经有三个星期没有领到伙食配给了。”法蒂玛的声音颤抖了起来，“孩子需要食物，帮帮我。”在库尔德武装对“伊斯兰国”的最后控制区形成合围之后，数千名像她这样被毙命的丈夫抛弃的“圣战者”眷属依靠从废墟里扒拉出的“战利品”又挨了几个星期，随后才和被释放的性奴隶以及在交战中失去儿女的库尔德族老妪挤上同一辆卡车，出现在艾什沙法赫丘陵旁的这片旷野中。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很少会有家庭成员从国外赶来认领，这些追随已死的丈夫远道前来叙利亚的年轻妇女及其子女将在库尔德武装的拘留营里度过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漫长时间，直至国际社会拿出最终处置方案。

自从2019年2月9日“叙利亚民主军”及其盟友对代尔祖尔省的最后攻势正式开始以来，曾经猖獗一时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自称的“哈里发国”的领土面积已经缩小到巴古兹镇周边不足0.5平方公里的范围。尽管在叙利亚沙漠深处还存在数百名漏网之鱼，尽管臭名昭著的恐怖主义“哈里发”（政教合一领袖）巴格达迪依然在逃，但“伊斯兰国”作为一个政权和领土实体的覆灭，已经成为事实。不过在结束对代尔祖尔省东南部将近一个星期的探访后，时时在我脑海中回荡的，依然是艾什沙法赫旷野上那个混乱嘈杂的夜晚：汽车灯在黑暗中仅能射出几道窄窄的光束，来自十多个不同国家的记者和同样来自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国”分子混坐在一起，儿童凄厉的尖叫声不时从各个角落传出，盖过了头顶美军侦察机发动机的轰鸣。这个21世纪为害最烈的恐怖主义团体以2014年一场精心矫饰的集会作为开场，却在2019年的叙利亚沙漠边缘戛然而止。

从艾什沙法赫丘陵回到最近的绿村兵营，皮卡车需要在沙漠和农田中穿行近两个小时。初春的叙利亚夜间寒意盎然，我和向导兼翻译索兰、洛迪以及一位法新社记者蜷缩在车斗里，各自裹紧避寒用的毯子。在漫长而无预兆的颠簸以及呼啸的大风声中，没有人有兴趣攀谈。大家不约而同地仰起了脖子，注视着天空。

整整8年的内战过后，叙利亚大部分城市的供电设备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加上百万级规模的难民外流，意外造成了毫无背景光掺杂、星光格外灿烂的夜空。过去4年中，我曾三度见到如此夺目的星斗，其中两次是在叙利亚：它们分别出现在2019年1月的阿勒颇，以及3月的代尔祖尔。在曾经的“哈里发国”上空。

坐在我对面的洛迪酝酿了很久，终于憋出了一句毫无抒情色彩的评论：“见鬼。这星空，真难以置信。”

到罗贾瓦去

“我在地图上找到了摩苏尔（Mosul）西边那个气派的边境检查站，是为我们准备的吗？”在离开埃尔比勒（Erbil）的汽车上，我和中间人哈兰·阿科伊（Halan Akoy）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不，那儿不安全。而且在罗贾瓦获得准独立地位之后，旧的边境口岸已经关闭了。”常年和外国记者混迹在一起的哈兰显得熟门熟路，“现在你们需要从更靠北的地方过境，穿过底格里斯河上的一座小桥。相信我，通行证没问题，万无一失。”

“尼桑”牌轿车奔驰在从埃尔比勒通往底格里斯河畔古镇前哈布尔（Faysh Khabur）的新公路上。这里属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自治区，当地人称为“巴舒尔库尔德斯坦”（Basure Kurdistan），即南库尔德斯坦。上世纪90年代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后，占本地人口绝大多数的库尔德民族在美国的支持下获得了自治地位，并在2005年颁布的伊拉克新宪法中得到了追认。在近年来针对“伊斯兰国”及其前身“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的军事行动中，伊拉克库区武装“决死军”（Peshmerga）表现相当活跃。尽管存在严重的宗派主义和家族政治色彩，尽管层出不穷的腐败现象以及数额惊人的财政亏空危害相当显著，今天的库区首府埃尔比勒依然是两河平原开放程度最高的大城市。星级旅馆、酒吧街以及新机场是这里的标志，只是间歇性的停电依然频繁。

而在2019年，伊拉克库区还扮演着另外一个角色：充当西面的叙利亚库区联通外部世界的唯一窗口。

“罗贾瓦（Rojava），冒险家的乐园。”阿拉伯人哈兰显得很兴奋，“只有库尔德人和外国记者懂得用这个简称。”在库尔德语中，Rojava的意思是“西方”，代表西库尔德斯坦，即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聚居区。在中东腹地这片由安纳托利亚以南延伸至伊朗东部的库尔德人传统聚居区中，位于叙利亚境内的罗贾瓦是常住人口最少（不足200万）、疆域面积最小（约5万平方公里）的板块。但在2011年以来的叙利亚内战中，它的国际知名度却与日俱增。2012年，陷入多线作战困境的叙利亚政府军决定撤出东北部地区，将当地的行政管理权和军事事务移交给民主联盟党（PYD）、民主社会运动（TEV-DEM）等本地库尔德人秘密政党及其麾下的民兵加以负责。从那时起至今，罗贾瓦已经逐步发展成一个拥有200多万人口和超过7万名武装力量的半独立政治实体，控制了战前叙利亚国土面积的28.9%。集结在黄红绿三色战旗下的不仅有“人民保卫军”（YPG）和“妇女保卫军”（YPJ）这两支表现活跃的库尔德族民兵，还有由亚述人组建的“叙利亚人军事委员会”（MFS）、被“伊斯兰国”逐出幼发拉底河绿洲的原代尔祖尔省反政府武装等势力，以及为数近千人的外国志愿营。美法两国政府为罗贾瓦武装提供了武器弹药补给、训练指导和直接支持，军事援助额度累计已接近30亿美元。即使是在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12月发布撤军令之后，仍然有至少200名美军滞留在罗贾瓦境内。

2016年12月底，由20多个罗贾瓦政党代表组成的“叙利亚民主委员会”（MSD）在雷姆兰镇通过了一部自治宪法，宣布将其行政机构的名称正式确定为“北叙利亚民主联邦”。从那时起，联邦当局与大马士革的叙利亚中央政府就处在了一种微妙而脆弱的关系中。在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方面，双方依旧进行着心照不宣的合作；但在罗贾瓦政权控制的北部和东部四省领土边缘，逐渐出现了一条事实上的封锁线，将其与政府军控制区分隔开来。为表示对国家统一的承认，“民主联邦”同意阿萨德政权派少量部队进驻其首府卡米什利（Qamishli）以南的地区，并继续控制当地的机场，但持有大马士革政府所颁签证的外籍人士已经无法进入罗贾瓦。

更复杂的情形出现在北方。由于罗贾瓦政权的发起和参与者中包含大量被土耳其政府视为恐怖分子的库尔德工人党（PKK）成员，2016年8月24日，土耳其派出8000名正规军，穿过北部国境线直接入侵了叙利亚。在这场代号为“幼发拉底河之盾”的军事行动中，罗贾瓦政权控制下的阿夫林省部分地区落入了土耳其军队之手，在多股反政府武装聚集的伊德利卜省周边也出现了土军观察哨。在那之后，罗贾瓦地区毗邻土耳其的这条边境线便遭到了无限期关闭，直接导致伊拉克库区与罗贾瓦之间这个小小的河上口岸，变成了将外部世界与北叙利亚孤岛连接在一起的唯一窗口。对“伊斯兰国”的最后攻势，正是在这座孤岛深处进行。而当我乘上载客大巴，和返乡的叙利亚难民一道跨过那座底格里斯河浮桥，来到罗贾瓦政权设置的入境处大楼时，赫然发现走廊里挂着一张巨大的宣传画，上面写着：“埃尔多安（土耳其总统）是恐怖主义的好朋友。”

哈兰说得没错，那张在埃尔比勒等待四天才拿到手的通行证的确靠得住。半个小时之后，我已经坐上了开往罗贾瓦首府卡米什利市的汽车。直到那时我才突然意识到，方才自己穿过的正是那条具有历史意义的“赛克斯—皮科线”。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大部分的光荣与梦想、野心和伤痕，都与这条人为加诸的笔直国界有关。连“伊斯兰国”这个恐怖主义怪胎也不例外——2014年7月4日，当自封为哈里发的伊拉克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在摩苏尔的努尔大清真寺粉墨登场，宣布建立其自诩的“哈里发国”（Caliphate）时，同样提到了“永远终结被帝国主义者强加的叙利亚和伊拉克边界”。该组织的全称“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ISIS），正是这一愿望的缩影，尽管它已经永无可能实现。

耐人寻味的是，那些正在和“伊斯兰国”分子浴血战斗的库尔德人男女，很大程度上同样是一个世纪以前历史的俘虏。在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后的世界里，他们原本可以援引民族自决（Self-determination）权，寻求创建独立的新国家，却在彼时轻信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承诺，与其联手对抗协约国的战后秩序安排。上世纪20年代后期，土耳其政府断然反悔，既不曾协助库尔德人建国，亦不曾在共和体制下为其保留自治权利。库尔德人的传统聚居区最终被分别纳入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四个国家的版图，自此受到各国民族主义政权长期的严苛同化、打压甚至肉体消灭。直至2005年伊拉克库区的自治地位获得法律认可，库尔德人的百年挣扎方才流露出些许曙光。然而罗贾瓦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内战中的效仿之举，却再度遭遇了土耳其政府的武力干预，前途未卜。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我所踏过的每一寸领土皆是血沃之地。

“疯狂的麦克斯”

索兰·库巴尼（Soran Qurbani）提着一口袋草莓从卡米什利过来迎接我。这个伊朗库尔德人在几年前获得了英国国籍，常年出没在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为欧洲电视媒体充当兼职记者。在罗贾瓦，他是我的翻译兼向导。“这袋草莓就是文明世界给你的最后馈赠了。”索兰开起了玩笑，“在卡米什利，你还能买到新鲜的草莓、黄瓜和蜂蜜，还能住上每天供应6小时热水的旅馆。但明天就不会有这些了。”随着旅途进入紧邻叙利亚沙漠的代尔祖尔省，人口过万的市镇会和手机信号一样变得稀薄，绿洲边缘的少数村庄已经在经年累月的交战中沦为一团废墟。只有沙子是永远敞开供应的，还有石油——“你要是能喝那玩意的话，倒会挺快活。”

从汽车驶向卡米什利开始，道路两侧荒原中的活塞式抽油泵便变得越来越多。这种装置在现代石油工业中被谑称为“磕头机”，它能从出油量接近枯竭的成熟油田底部抽取残存的原油，以机械方式提升到地面。“叙利亚并不属于那种体量巨大的油气出产国。”法国能源问题专家菲利普·塞比耶－洛佩兹（Philippe Sébille-Lopez）告诉我，“由于代尔祖尔省的大部分油田已经进入产能稳步下滑的成熟期，过去20多年里，叙利亚的日均原油产量一直没有超过50万桶。”2003年美国国会通过《清算叙利亚法案》之后，大部分跨国石油企业撤出了代尔祖尔和哈塞克省，听凭那些年久失修的“磕头机”继续在旷野中孤独地运转。到内战爆发前夜的2010年，叙利亚原油日产量已经下滑至38.5万桶，此外每年还能开采出78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但这种萧条景象很快被一个黑天鹅事件所逆转：全世界最会敛财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来到了这里，开始大肆搜刮。

不同于此前大多数仅仅精于爆破和摧毁的恐怖分子，“伊斯兰国”在经营他们位于叙伊两国交界处的“哈里发国”时，表现出了商人式的精明。一名突尼斯籍恐怖分子阿布·萨耶夫（Abu Sayyaf）被任命为负责能源销赃的高级主管，他管理着两处刚刚被恐怖主义“圣战者”攻陷的财富宝藏：代尔祖尔省境内属于叙利亚国家石油公司（SPC）的几片大型油田，日产量超过4万桶；伊拉克境内以摩苏尔为中心的夸亚拉油田以及拜伊吉大型炼油厂，日产量超过1万桶。经过精炼的汽油和柴油被就近出售给本地的加油站和电厂（使用柴油发电机），并抽取燃料税；原油则被装上1000多辆闷罐车，分别前往位于土耳其边境、伊拉克库区以及安巴尔省的走私集散地，在那里以每桶25～45美元的低廉价格出售给走私商人。代尔祖尔省的一名“人民保卫军”营级指挥官向我透露，2015年“伊斯兰国”处于全盛状态之时，每天仅从叙利亚就能获得150万美元的石油“黑金”收入。这些巨款除去用来在黑市上购买武器弹药外，也帮助“伊斯兰国”从海外招募到了他们急需的油田工程师、武器维修技师乃至医疗人员。即使是在持续遭遇美军空袭的2016年，“哈里发国”依然从能源业务中获得2000万美元的月收入。而在撤出摩苏尔之前的10个月里，恐怖分子从那里攫取了4.5亿美元。

“看看那些油罐车吧，那就是恐怖分子的生命源泉。”索兰把道路两侧由“人民保卫军”士兵看守的缴获运油车指给我看。离奇的是，购买这些“黑油”的不仅有利欲熏心的土耳其、伊拉克、约旦走私商，还有叙利亚北部正在和“伊斯兰国”对抗的反政府武装，甚至是政府军控制下的城市。“听上去不可思议，但事实的确如此。”一名已经加入库尔德武装的原代尔祖尔省反政府军士兵告诉我，“我们深陷重围，孤立无援，而白天的敌人在入夜之后却开始和我们谈生意。”操办谈判的往往是人脉深厚的本地阿拉伯商人：“伊斯兰国”免除他们的税负，鼓励他们为“哈里发国”赚取外汇。于是，包围圈里的抵抗者从敌人手中买到了紧缺的燃料，白昼的厮杀因为深夜的交易变得更为漫长。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政府军控制区：2013年2月，“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及其盟友“伊斯兰国”夺取了叙利亚北部的电力供应枢纽塔布卡大坝（Tabqa Dam），即著名的“革命大坝”。他们允许国家电力公司的技术人员继续留在水电站内值班，并协助修复了8组103兆瓦水轮机中的半数，以继续向北部和东部城市供电。作为交换，叙利亚国家电力公司也曾派工作人员进入“伊斯兰国”控制区，为其维护电厂内的发电设备。《纽约时报》在2014年7月的一则报道中曾经提及，为了避免供电中断，北叙利亚有超过1/3的城市向“伊斯兰国”支付了“保护费”。战争之神在这一刻显露出的是一张灰色的脸。

2015年5月阿布·萨耶夫被美军特种部队击毙之后，“伊斯兰国”的黑市交易网络开始向代尔祖尔省显著收缩。和装备精良的伊拉克政府军相比，由民团改编而来的库尔德“人民保卫军”不仅缺乏重武器，在执行攻坚任务时经验也稍嫌薄弱。这使得“伊斯兰国”可以把位于该省南部的幼发拉底河绿洲当作最后的根据地加以经营，并继续从盗采塔纳克和奥马尔油田的收入中获益。由于恐怖分子从海外招募的技术人员开发出了不易被空袭摧毁的小型机动式炼油炉，直到2016年春天，“伊斯兰国”从能源交易中获得的月收入依然高达2000万美元。而据伊拉克情报机关在2018年夏天推断，巴格达迪本人就躲藏在邻近奥马尔油田的哈津城内。

一切最终在2018年尘埃落定。2017年9月，库尔德人“自卫军”在美军的空中支援下发起“岛屿风暴”（Al-Jazeera Storm）作战，重点进攻“伊斯兰国”在代尔祖尔省的最后控制区。到2018年8月第二阶段战事结束时，奥马尔和塔纳克油田的大部分采油设备已经被收复，恐怖主义“哈里发国”的财源至此彻底断绝。然而在奥马尔油田附近的公路两旁，依然随处可见被抛弃的货车、在爆炸冲击波拍打下变得奇形怪状的储油罐以及尚未修复的管道设备，这使得索兰产生了一个奇怪的联想：“一切就像是现实版的《疯狂的麦克斯》。”

在梅尔·吉布森主演的《疯狂的麦克斯》（Mad Max）系列电影里，法律和社会秩序已经崩溃，石油和水源成为众人觊觎的财富，飞车党四处横行，在城市的废墟堆中随心所欲地交火。一切道德约束都不复存在，暴力乃是唯一的仲裁者：这似乎正是“伊斯兰国”恐怖统治下的常态。但也有人的看法与此不同，比如易卜拉欣，一位伊拉克库区“决死军”退役军官。“盗卖原油、走私和黑市交易在20多年前就已经大范围存在了。在联合国对伊拉克进行制裁期间，一大批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以此为生。”易卜拉欣回忆道，“他们随后又来到罗贾瓦，指望从恐怖主义造成的混乱中获得些好处。”毕竟，在杀戮开始前，秃鹫总是最早嗅到血腥气的。

糟糕之处正在于此。当一个地区的人民在过去40年间始终被僭主、杀戮、物质匮乏以及流离失所的阴影所笼罩时，求生欲在许多时候会摧毁道德底线。恐怖主义的黑旗汹汹而来之时，会有人为了保卫家园而拿起武器，会有人甘愿为他人牺牲，但也有人趁机谋害素有积怨的邻居，更有人把战争带来的无政府状态当作是聚敛财富的良机。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挣扎中，人性内部复杂的善与恶、光明与幽暗，都暴露得淋漓尽致。

“刘，你真该去趟拉卡。在那里，不同的人会对你讲出大相径庭的故事。”易卜拉欣认真地表示。

劫后拉卡

“叙利亚民主军”的前线媒体中心设在奥马尔油田附近的绿村，距离巴古兹镇大约100公里。由于幼发拉底河沿岸的叙利亚村镇大部分已经沦为无人区，国际记者被集中安置在了绿村内的一处兵营，待每天日出后随部队一同驰往前线。在这个被混凝土防爆墙和沙袋团团围住，横七竖八地停满了“悍马”（Humvee）巡逻车以及“奥什科什”（Oshkosh）防地雷装甲车的院落里，久久弥漫着一种疲惫而颓废的气息。“和一个月前相比，一切似乎毫无变化。”法新社记者蒂耶里对我大吐苦水，“库尔德人懂得‘最后一战’这个标题的象征意味，他们需要我们在场，但他们愿意提供的信息往往是千篇一律的。绿村就像是个黑洞，一切都要靠运气。”

未曾亲临过战争的普通人容易高估它的戏剧性和刺激感，百万大军的冲锋陷阵在吉卜林笔下不过是一场浪漫的群体表演。但发生在幼发拉底河包围圈里的这一仗却是沉闷而乏味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在撤过叙伊边境线之前，丢弃了大部分难以维修的重型装甲车辆和大口径火炮。在代尔祖尔省居民总数不过数万人的几片村镇里，他们挖掘地道、埋设地雷和自制爆炸装置，未发现对手绝不主动出击，打起了一场复古的步兵战争。穆斯塔法·巴里预判“伊斯兰国”残军的数量为7000～8000人，其中至少有1500人是经验丰富的死硬分子，大部分来自伊拉克和中东周边国家。至于该组织最高领导人巴格达迪的行踪，则始终无法确定。

在战线另一侧，“民主军”同样面临种种困扰。尽管拥有美军提供的空中火力和侦察支援，尽管包围圈附近不时传来大口径火炮的轰鸣声（法军从伊拉克一侧派来了几辆自行榴弹炮车），参加作战的1.5万名库尔德人士兵和外籍志愿者大部分依然缺少城市攻坚经验。为了避免增加伤亡，也为了解救仍被困在包围圈中的平民，每当库尔德人的攻势持续一个多星期后，他们便会休战几天，给予“伊斯兰国”分子以及非武装人员主动撤离“飞地”的机会。按照穆斯塔法·巴里向我透露的数字，2019年1月9日之后的两个月里，累计已有4000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主动放下了武器，另外还有3万多名平民和2万名疑似“伊斯兰国”家属的无武装被俘者被安置到阿尔豪尔镇（Al-Hawl）的收容营。频繁的战俘收容和甄别工作使整个军事行动变得时断时续，加上“民主军”出于保密需要采取的媒体管控措施，绿村兵营里的国际居民们开始变得沮丧和焦躁。

“回卡米什利，申请一张新的许可证。”我决定改变计划，“索兰，让我们到拉卡去碰碰运气。”

一脸凝重的“人民保卫军”战士曼索尔在拉卡城外搭上了我们的便车。“尽管在2017年10月我们就收复了拉卡市区，但恐怖分子遗留在城内的上千个爆炸装置至今还没有被完全排除。”曼索尔解释道，“在一些社区还藏匿着未被发现的‘潜伏者密室’（Sleeper Cell），极端分子随时有可能浮出水面、继续兴风作浪，因此我需要全程保护你们。”和大部分本地人一样，曼索尔把“伊斯兰国”称为Daesh：这是“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这个复杂名称的阿拉伯语首字母缩写，发音近似另外两个带有贬义的阿拉伯语单词Daes（破坏者）和Dāhis（制造混乱之人）。“在Daesh败走之前，任何敢于公开在他们面前说出这个字眼的人都会遭受鞭刑。”

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前，只有少数考古学爱好者知晓拉卡（Raqqa）这座幼发拉底河畔古城的大名。它会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完全是因为“伊斯兰国”在2014年将它当作了自己的“行政首都”，并在这里策划了2015年11月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2016～2017年，“叙利亚民主军”出动将近4万人的兵力，花费整整一年时间，终于将盘踞在当地的1万多名“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歼灭或驱逐出去。但在那之后，拉卡的重建状况始终不详。“严格说来，今天你能见到的大部分居民已经不是本地人了。”曼索尔介绍道，“在Daesh占领拉卡之前，城里已经被从整个北叙利亚涌来的逃难民众所填满。其间经过反复的围城、逃离和返归，拉卡本身变成了一个安置库尔德人难民的大收容所。暂时居住在这里的代尔祖尔人只怕比你在前线能找到的还多。”

同为劫后余生的古城，今天的拉卡与我在两个月前造访的阿勒颇的气象可谓大相径庭。在阿勒颇，千疮百孔的老城地区的主要街道已经被清理干净，推土机、卡车和重建工作队正在将堆积如山的瓦砾搬运出城，联合国难民署（UNHCR）投放的红色淡水罐和蓝色防雨布随处可见。而在拉卡，一切依旧是围城战刚刚结束时的景象：由于下水道系统完全被摧毁，公路在春雨中变成了沼泽和泥塘，被迫击炮和火箭榴弹（RPG）轰塌的楼板依然倾倒在最初坍陷时的位置，未经排查的社区外侧竖起了高大的混凝土防爆墙。将近20万难民就深陷在这座完全丧失了生命气息的城市里：此刻，我突然体会到了索兰那句“文明社会的馈赠”是多么贴切。

市政委员会负责重建事务的委员阿卜杜拉·阿尔－阿里安（Abdullah al-Aryan）在他位于一所废弃中学的办公室里和我见面，战前他是一名经手进出口货物报关的律师。“要在一座90%的市政设施和公共建筑都已经被炸毁的城市养活20万人绝对是一项大工程。”阿里安指着一张新地图摇起了头，“电力短缺65%，供水每天只能维持4个小时，全城只有7辆完好的救护车和一间外科手术室。我们甚至不得不推迟所有中学的复课，因为找不到足够数量的教师。”相比遥远的新规划，这位头发花白的律师更关心一些棘手的眼前问题：“我们没有足够的工程机械来拆除那些已遭严重破坏的建筑：它们不可能再被修复，但也无法重新使用，就像僵尸。”

“为什么在这里没有看到阿勒颇已经安装上的那种淡水罐和小型发电机呢？你们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阿里安的表情开始变得严肃：“在罗贾瓦的政治地位通过日内瓦和平进程获得确认之前，美国人和‘民主军’不允许我们直接向外国政府以及国际组织申请大规模援助。联合国在叙利亚的救援行动是通过大马士革的中央政府来推进的；对罗贾瓦这片已经脱离了大马士革控制的领土，中央政府不打算承担任何义务。7年前他们把我们甩给了Daesh，听任罗贾瓦自生自灭；当我们通过自己的斗争赢得了自由之后，他们继续对我们袖手旁观。推土机，发电机，雨水过滤装置……所有我们紧缺的一切在大马士革都有，但无人愿意和我们分享。”在政府军控制区和罗贾瓦之间的边界重开之前，任何大宗救援物资都难以畅通无阻地进入拉卡。

还有一件事是阿里安不曾告诉我的：尽管在美国的主导下，“民主军”在2018年已经将拉卡的难民安置和重建事务委托给了由一群本地律师、工程师以及大学教师组成的市政委员会（RCC），但委员会本身却是一座沙中之塔。“他们的确是拉卡人，但几乎没人认识他们。”在“伊斯兰国”统治下幸存下来的杂货店主祖拜尔显得很不屑，“战争开始之后，他们就逃去了哈塞克，如今又在军队的保护下跑了回来，自说自话地搞起了一个什么政府。”30岁的女工程师蕾拉·穆斯塔法（Leila Mustafa）扮演着临时市长的角色，但拉卡市民对她的熟悉程度远不及欧美记者。“老实说，过去几个月她对媒体发表的言论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索兰暗暗腹诽。

战前的拉卡曾是阿拉伯人、库尔德人、亚述人、土库曼人等多个民族的混居地，有夜不闭户的美誉，如今则完全变成了库尔德人武装的占领地。尽管阿拉伯人在市政委员会中同样拥有几个席位，但他们很少能拿到离开罗贾瓦的通行证，受到的盘问也更多，这让身为阿拉伯人的祖拜尔感到极不适应：“和我的库尔德人邻居一样，我也是Daesh的受害者，如今却好像背上了某种道德负担。我感到自己不再是这座城市的一分子了。”

不只是祖拜尔一个人有着类似的感受。当我走向幼发拉底河上的拉卡老桥，观察那里的重建状况时，一群阿拉伯船民涌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和我搭话。为首的苏莱曼显得最为激动：“Daesh占领这里时，因为河上的桥梁都被炸断，全城居民所需的大部分燃料、粮食和药品都是由我们从水上运进。”在这位活跃于大河之上将近20年的中年船主看来，残暴的恐怖分子至少有一点好处：“内战爆发以前，河运船主是腐败的税务部门和巡逻队最爱勒索的对象。随后Daesh来了，他们会不经警告随意枪击夜间航行的船只，但也取消了名目繁多的税种，只收10%的特许经营费。如今掌权的是库尔德人军队，和10年前相比，他们一分钱也不会少要。”

这不是我在罗贾瓦遇到的最后一个满腹牢骚的阿拉伯人。尽管同样自视为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但在“北叙利亚民主联邦”的架构中，阿拉伯人没有获得组建独立武装的权利，在形形色色的市政委员会以及政治团体中也丧失了战前具有的话语权。和“二战”之后的东欧以及南斯拉夫内战以后的巴尔干半岛一样，整个叙利亚北部的民族分布状况乃至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已经被这场残酷的战争永久地、不可逆转地改变了。

墙上的“阿波”

在卡米什利的“民主军”司令部对外接待处，负责审核通行证的军官再三建议我造访当地的一处特殊目的地——牺牲库尔德战士纪念公墓。“烈士们不会说话。但只有在见过他们之后，你才能理解这场战争之于整个库尔德民族的意义。”小胡子军官的口气显得不容置疑，“阿拉伯人曾说我们不可能成为好战士，不具备管理自己的能力，他们错了。在今天，库尔德人已经依靠自己的牺牲收复了被Daesh侵占的家园，这是事实。”

即使是在满目疮痍的北叙利亚，造访纪念公墓依旧能给人带来由衷的震撼和痛心感。那是一些本不必拿起武器的人：年过五旬、已经当上祖父的一家之主，更擅长烹饪而不是射击的家庭主妇，出生于1999年的女高中生，墓碑彼此相邻的双胞胎兄弟……根据“民主军”新闻处发布的数据，到2019年3月，库尔德武装在抗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中累计已有1.1万人阵亡。其中一些人在战死前甚至不曾留下确切的出生年月，他们的至爱亲朋也已经逃散无踪，于是墓碑上只能孤零零地镌刻着年轻生命终结的时间和地点。尤其令人心碎的是那些十几岁姑娘们的笑容：在大部分贫穷的库尔德家庭里，她们只读完小学或初中就已经辍学，终日深居简出，等待着在某一天被安排成为另一个素未谋面的库尔德人的妻子。加入“妇女保卫军”（YPJ）是她们第一次有机会作为一个自由人去生活，也是她们平生第一次被安排拍摄个人特写照片。在这些略显呆板的照片里，少女们带着炫耀新玩具的表情挥舞着手中的AK-47型突击步枪或RPG火箭筒，眼神中透露出的都是对未来的憧憬。然而短短一两年甚至一两个月之后，她们的身躯便被运回到这里，埋入黄土，只留下短暂一生中仅有的那张照片被喷绘在墓碑下方的白色大理石基座上。基座顶端的花台里，各色野花已经开得很繁盛。

这是战斗吗？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抑和困惑。她们还是孩子，根本不清楚自己走上的是一条怎样的路。

“保卫乡土”并不构成草率牺牲尚未成年的少男少女的充分理由。从墓碑上记录的信息看，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在刚刚结束基本训练的情况下，就被派去攻打由“伊斯兰国”重兵驻屯的某个城镇，或者紧急调往一处完全陌生的关隘、准备迎候敌人的正面进攻。对手中有许多是久经沙场的前伊拉克政府军官兵，还有一些曾经听命于“基地”组织、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爆破活动，经验完全不对等。尽管库尔德武装在大多数时候拥有数量优势，并能获得美军空中火力的支援，但在北叙利亚旷野上攻下一个又一个飘着黑旗的城镇依旧要以成百上千新兵生命的丧失作为代价。年轻人中的一部分会成长为优秀的战士，并构成日后罗贾瓦自治当局的防御力量，但也仅仅是一部分：死去之人已经不可能看到随后发生的一切了。我所见到的每一个“民主军”高级军官都会告诉我，牺牲是为了库尔德民族的未来；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被牺牲掉的那些同样是未来——未来的工程师、未来的银行家、未来的外交官和律师，在他们获得这些可能性之前就被永久性地剥夺了机会。

右腿伤残的退役“人民保卫军”士兵艾达尔陪着我们在墓道之间穿梭，他从4年前开始就担任着整个墓地的管理员。“库尔德武装在2014年就已经承诺不会征召未成年士兵，你们撒谎了。”我直白地质疑道。艾达尔用他温和而坚定的语气做出回应：“那些孩子里有不少是失去了父母亲朋的孤儿，军营是他们获得庇护和成长的另一种环境。”他又用手指了指公墓入口处的墙壁——“‘阿波’告诉我们，为自由而牺牲是光荣的。”

在库尔德语中，“阿波”（Apo）的意思是“大叔”，也是阿卜杜拉这个常见阿拉伯语名字的简称。不过在罗贾瓦，只有一个人在被称为“阿波”时不必加任何前缀，那就是公墓墙壁上画着的那个长着两道浓眉、蓄有浓密小胡子的人物：库尔德工人党创始人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calan）。尽管今天的奥贾兰已经年过七旬，但库尔德人对这位“阿波”的印象还停留在1999年他被捕之前。于是，出现在卡米什利、拉卡、哈塞克等主要城市街道上的库工党宣传画，也相当奇异地凝固住了“阿波”20多年前的相貌，从未老去。

1947年出生于土耳其东部的奥贾兰，拥有库尔德族和突厥族混合血统，在安卡拉大学研读政治学时成为名噪一时的激进学生领袖。1978年，奥贾兰和他的两个弟弟在迪亚巴克尔省组建了秘密军事组织“库尔德工人党”，宣布将按照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原则，在土耳其南部的库尔德人聚居区建立一个独立的共产主义国家。在那之后的40多年间，库工党始终坚持以暴力方式反击土耳其政府的“突厥化”政策，发起了接连不断的暗杀、绑架、武装暴动以及自杀式爆炸行动，至今仍拥有约3万名武装人员。由于土耳其政府发布了对奥贾兰的通缉令，他在1979年夏天进入叙利亚北部，获得了哈菲兹·阿萨德政权的庇护，并在当地定居到1998年。

考察叙利亚政府和库工党之间暧昧而矛盾的合作关系每每令人感到困惑。1970年“纠正运动”之后，老阿萨德对叙利亚北部库区采取的是一种温和的防范政策，时时留心避免分离主义倾向的出现。但与此同时，基于“扶助整个中东的民族独立运动”的长期立场以及削弱北方强邻土耳其的现实考虑，“阿波”却被叙利亚当局奉为座上宾，受到长期支持和资助。在叙利亚北部以及由叙军控制的黎巴嫩贝卡谷地，库工党建立了一系列训练营，培养潜回土耳其从事山地游击战和秘密破坏活动的职业革命家，“阿波”也因此在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中建立起了声望。这种合作关系一直维持到1998年10月：决心采取战略收缩姿态的老阿萨德下令将奥贾兰礼送出境。这位在美国和欧盟被列入恐怖分子名单的革命家于1999年初抵达肯尼亚，随后就被土耳其情报机关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诱捕。如今他被孤独地囚禁在马尔马拉海上的伊姆拉利岛，将服刑终身。

墙上的“阿波”从此被定格在了他51岁时的面容，但库工党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影响力并未就此消退。长达40年以乡村社区为凭靠的斗争经验在地中海和里海之间造就了一个属于库工党的灰色地带，并且由于21世纪初中东世界的持续动荡，再度进入了活跃期。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库工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叙利亚东北部，开始为罗贾瓦原住民的军事和政治行动提供指导。由于库尔德武装将主要矛头指向猖獗一时的“伊斯兰国”，美国政府出人意料地容忍甚至鼓励了这种扩张。尽管罗贾瓦政府从未公开承认库工党对他们的影响，但“阿波”的头像和标注有PKK（“库尔德工人党”的缩写）字样的宣传标语在北叙利亚已经随处可见。新政权颁布的一系列法令——从《土地改革法》到《妇女解放法》——也时时透露出库工党的左派意识形态色彩。

但对不同的群体来说，这场“库尔德人革命”的意义依然是大相径庭的。库工党希望借助在罗贾瓦的活动，为自身赢得改善外部形象的机会，继而利用土耳其国内政局的变化，争取在母国获得高度自治地位。为此，他们展开了近乎夸张的舆论宣传，并公开招募外籍志愿者投入北叙利亚的“民主试验”。但对相当一部分本地平民来说，库工党不过是外来人：将近一个世纪的民族国家化历程，已经使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三国境内的库尔德族人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乃至民生诉求上发生了相当显著的变化。如果库工党的最终目标是回到土耳其去、为北方库尔德人的自治地位而努力，他们在罗贾瓦推动的这场试验，又能够维持多久呢？

“由于不愿被当作干涉他国内政的阴谋家，库工党在罗贾瓦必须依靠像穆斯塔法·巴里这样的本地人。”在绿村兵营的院子里，法新社摄影师朱塞佩·卡卡瑟（Giuseppe Cacace）带着愤懑的语气告诉我，“而这些人的作风和黑社会没什么不同。”既然库工党可以将罗贾瓦的民主试验当作获取国际声望的工具，那些在战前不过是一介平民、却由于因缘际会担任了“民主军”关键职务的本地人当然也可以这么做。绿村的每一个国际记者都知道，获得最宝贵的独家资讯是需要向穆斯塔法·巴里和他的弟弟行贿的：NBC买下专访第一名“伊斯兰国”投降者的报道机会花了3000美元，进入阿尔豪尔镇（Al-Hawl）收容营的报价则是每天1000美元。公开的贿赂大概不属于“阿波”的政治理想的一部分，但在2019年的罗贾瓦，它们的确同时存在着。

那一刻，我突然回想起18个月以前，法新社兼职记者马希尔在大马士革和我的一次对话。当时他说：“我完全清楚叙利亚对你们意味着什么。这里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贩卖着权力、死亡以及各种关于人性的悲惨故事。外部世界的人来到这里，拿走我们的故事，随后将真实的我们遗忘了。”

又过了两天，我在艾什沙法赫丘陵碰上了一个“民主军”国际营招募到的28岁意大利女孩。她安静地坐在土堤旁的草地上，抽着烟望着远处。我走过去和她攀谈，希望了解是哪种伟大理想把她带到了罗贾瓦。

“没有，完全没有。”女孩回答得很干脆，“在意大利我失业了，而罗贾瓦可以让我体验一种和日常生活截然不同的存在方式。对库工党我所知不多，但我觉得自己在这里从事的是一项有意义的事业。”

生者与死者

离开拉卡的路上，汽车突然折向了公路另一侧的兵营。曼索尔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不是所有记者都有机会和库尔德人女兵做近距离接触的。你的运气不错，明天是国际妇女节，今天拉卡的女兵训练营对外开放。”

从踏上罗贾瓦土地的第一天起，随处可见的“妇女保卫军”武装士兵便引起了我的注意。关于这些稚气未消的年轻人，外界流传着许多荒诞不经的传说：她们都是同性恋者，不允许和男性恋爱成家；她们受过库尔德工人党宣传人员的洗脑，对资本主义充满仇恨；她们精通特工技巧，能孤身潜入“伊斯兰国”控制下的城镇执行侦察和爆破任务……但所有这些流言，在第一位女兵指挥官向我伸出手的那一刻便已不攻自破。那是个矮小敦厚的农家少女，脸上带着朴实的微笑和紫红色青春痘，一脸毫无戒备的神情：“我叫艾莎，卡米什利人。”

若不是附近频频传来排雷部队的爆破声，拉卡郊外的这处女兵训练营会更像是中学生的户外拓展基地。30多名受训女兵没有一人年纪超过20岁，肩膀上挂着陈旧褪色的AK-47和做工粗糙的手雷，带着好奇的眼神打量着几名来客。曼索尔招呼她们和我们坐到一起，分享从卡米什利带来的点心。“第一批库尔德女战士从2012年起就投入了对Daesh的战斗，是真正的精锐之师。但大部分女兵和这些年轻人一样仅仅是新人。”艾莎向我介绍说，“新兵们需要在基地接受一个月的理论培训，随后是轻武器的使用、维护和步兵战术教程。一般在半年之后，她们会被分配到不同州的前线部队。由于对Daesh的作战临近结束，一批资深的‘妇女保卫军’战士已经开始复员。新兵们也不必再承担危险的一线执勤任务，大部分时候会负责看守难民营和检查站。”

尽管基地院墙外清晰可见“阿波”的宣传画，艾莎还是小心翼翼地否认了“妇女保卫军”与任何外国政党或外国援助有关：“没有库工党，没有外国人。一切都是库尔德妇女自己的选择：我们希望为这场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做出贡献，希望向全世界展示库尔德妇女的勇气和能力。”只有在谈到“妇女解放”这个话题时，她从奥贾兰那里获得的乌托邦主义的影响才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我们并不打算模仿任何一个现实中的国家。即使是在美国和西欧，女性依然受到事实上的歧视和区别对待。我们要争取的是全世界妇女无条件的平等和解放：现在用枪，将来用知识。军营是我们探索库尔德妇女自我教育和自我解放的载体，这项事业不会因为罗贾瓦获得自治地位就宣告终结。它会持续下去，直到永远，直到全世界最后一名妇女也获得解放。”

这是我所听过的最富有感染力、也是理想和现实反差最大的宣言。它由一位不曾读过大学、从未走出过自己出生土地的少女在北叙利亚一处简陋的兵营内发出，却超过了许多自诩为“女权主义者”的发达国家女性的认知水准。然而和火热理想相伴随的还有冰冷的现实：在和姑娘们稍作攀谈之后，我很快发现投身军旅仅仅是她们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在战前的传统库尔德人社会，少女们往往在小学毕业后就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她们会被匆匆安排出嫁，换取一笔或多或少的彩礼。仅仅是由于战争破坏了日常生活的秩序，并且“妇女保卫军”愿意为应征入伍者的家庭提供物质补助和抚恤金，她们才被匆匆送入兵营，与步枪和手雷为伍。除非这个军事乌托邦可以无限制地存在下去，否则一俟战争结束，少女们便将再度回到往昔的阴影中去。

3月8日妇女节这一天，“悍马”车把我带到了苏塞镇（Al-Susah）。这个在1月17日才被“民主军”收复的小镇距离巴古兹包围圈只有5公里多，举目皆是残垣断壁，居民逃散殆尽，只有“伊斯兰国”的黑旗标志依然遗留在院墙上。午休时间，女兵们在装甲车上接上了音响，手挽手跳起了舞，并邀请我加入。四周的记者迅速架起了摄像机，拍摄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场景。我却心情复杂地想起了卡米什利的那片墓地：战争的残忍之处在于，它毁灭生命一切的可能性，无分正义与否。而幸存者无论说出些什么，都显得格外苍白无力。

“和我聊聊亚洲这片大陆吧，它有多少个民族？每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又是怎么决定的？”在苏塞镇的“民主军”指挥部楼顶，守备连连长谢尔比央求我。战前他是幼发拉底大学文学系二年级的学生，不过已经整整7年没有摸过书本了。“在罗贾瓦取得准独立地位之后，由大马士革派来的大学老师们离开了代尔祖尔省。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重回校园的可能，如果有，我希望改学社会学或者人类学。我想知道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为何相互仇视，宗教对每个民族究竟又意味着什么。但愿这就是最后一仗，但愿这一切终会有个尽头。”

3月10日傍晚，当汽车重新行驶在“文明世界”卡米什利的街道上时，司机哈基姆摇醒了我。他用夸张的肢体动作指了指收音机，兴奋地嚷道：“巴古兹！轰隆隆！”最后的进攻开始了。13天后，我在意大利同行瓦伦蒂娜·锡尼斯（Valentina Sinis）拍摄的一段视频中又看到了穆斯塔法·巴里熟悉的圆脸，他在绿村兵营里的一块空地上向全世界宣布：“叙利亚民主军已经彻底消灭了所谓的‘哈里发国’，100%收复了‘伊斯兰国’控制下的领土。在这个富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让我们向成千上万的烈士致哀：若无他们的付出，胜利将永无可能。”根据“民主军”前线媒体中心公布的数字，在历时一个月又两周的巴古兹之战中，库尔德人武装累计击毙311名“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俘虏5000余人，收容当地平民和“圣战士”遗属超过6万人。与此同时，在阿尔豪尔收容营中，等待安置的老人和妇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7.4万人，依旧困坐在缺医少药、肮脏潮湿的环境里。在巴古兹镇周围发生的一切只是一个休止符：战争或许已经结束，但距离和平尚有迢迢万里。

（感谢Soran Qurbani、Valentina Sinis、Halan Akoy、Abdullah al-Aryan为本文提供的帮助。与巴古兹之战有关的统计数据均由“叙利亚民主军”前线媒体中心提供。应受访对象的要求，文中出现的部分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