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足球直播推荐2018年7月3日，英格兰队球员庆祝胜利。（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图）
生命是一场成队比赛的运动，世俗的成功系于团队的合作。这是本届世界杯的警世意义。梅西、C罗和内马尔平日效力于“尽收天下兵器”的亿万大军，所以可以踢出光芒四射的“身价波”；但一为近乎拉杂成军的国家队出赛，就变得无能为力甚至无关痛痒。反而是讲究整体战术和合作、不过分倚赖队中任何一人的法国、英格兰、比利时和克罗地亚，过关斩将杀入四强。
这本是常识，为何我们至今才恍然大悟？那是因为在科研、发明、体育和艺术创作领域，对天才的崇拜和英雄主义是根深蒂固的执念，即使面对确凿的反证（contrary evidence）也不会自我纠正。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的孤独天才是迷思（英语世界学者称之为“the lone genius myth”），很多人却以为是不辩自明、理所当然的真理。比方说，在足球世界，贝利、马纳多拉和齐达内公认是“球王”；但球王之说根本是无稽之谈。他们三人当然是杰出球员，但助巴西、阿根廷和法国勇夺世界杯的是史上最强的国家队，他们三人不过有幸成为队中一员。
同样荒谬的是电影的“作者论”（auteur theory）。电影的协作本质有目共睹，是一种由一个各司其职的团队，为一个共同目标聚集在一起共同工作的创作。不管好坏，将电影拍出来的成绩归功或归咎于导演，就像他是一本小说或一篇评论的作者，不但对参与创作的团队有欠公允，更违反常识。好的导演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大致上能够从他的团队得到他想要的东西（A good director knows and largely gets what he wants from his team），如此而已，又怎可以说他是电影的“作者”？“作者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一批在法国电影杂志《电影笔记》写影评的年轻人提出，影响力至今不衰，因为它本身就像它最崇拜的好莱坞电影，有一种化繁为简的美。
这也许就是我们对伟大的创造者、发明家和天才运动员恋恋不舍的原因——他们是一种简化和普遍化的策略，使这个常常令我们百思不解的世界变得容易理解。从靠一个坠落的苹果解开地心引力之迷的牛顿到球王梅西，我们在赞叹天才与崇拜英雄的过程中得到力量，暂时忘却人和自己在现实和宇宙中的渺小无助。
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对天才的着迷是近五百年才发生的事情。十六世纪前，个人不管有多大成就，也不会被视作天才，只会被视为特别有天赋。专门研究创作过程的哈佛学者玛乔丽·嘉伯（Marjorie Garber）指出，所谓天赋（英文跟天才一样，也是“genius”）在当时的意思是“上天在每个人出生时给予他的守护神”，与李白的“天生我才必有用”意思相通。
愈来愈多研究显示，创作、发明和革新的最重要条件，不是个人的天才，而在于是否存在有利的网络和周围环境（creative network and milieu），以及有否善用传统提供的资源。举个例子，莎士比亚是西方社会最伟大的创作天才，有评论家甚至夸张到说他“发明了人性”，但他的创作绝非从零开始，而是将前人的作品重写、改编和翻新。例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改编自布鲁克（Arthur Brooke）的同名叙事诗，而这首诗则译自一个意大利的故事（一说是一篇法国短篇小说）。
本届世界杯充满戏剧性与意想不到的赛果，但比赛质量平平。其实在这个日趋全球化的年代，世界杯一类由国与国竞逐的大型运动比赛只有一条下坡路可走。4年前，英国时事杂志《新政治家》已经形容当年的第20届世界杯足球赛为“世界杯的最后光辉”。那本届世界杯是什么？余晖，晚霞还是夕照？
世界杯近50年的历史，是一个实用主义抬头、理想主义由盛转衰的过程。1970年，由贝利、雅伊尔津霍和里维利诺等杰出球员组成的史上最强巴西队，在第九届世界杯总决赛上以风卷残云的姿态横扫意大利队。于是，最优秀的一队得到嘉勉成为王者，最出色的球员也最有体育精神。然而，巴西第三次称王，既是世界杯最光辉的一刻，亦播下足球浪漫主义盛极而衰的种子。
1974年世界杯是足球犬儒主义的滥觞。44年前，西德主办世界杯，在决赛击败充满创造力与表演欲的荷兰。这是一记当头棒喝，提醒全世界，在高度工业化的现代社会，对效率而非卓越的追求，才是成功的首要条件。之后，在球场上表现出“如机械般精确”（clockwork precision）的西德队队长贝肯鲍尔也正式取代荷兰的大冒险家克鲁伊夫，成为现代球员的典范。
这种犬儒和功利主义到1986年由阿根廷球星马纳多拉的“上帝之手”推向高峰。他在对宿敌英国的世界杯决赛周赛事中攻入两球，一球是技惊四座的个人表演，一球是聒不知耻的蓄意犯规。最好与最坏，马纳多拉一次过给我们奉上，亦同时为全世界球迷上了一课“后现代主义”，将现实的复杂、世界的暧昧和价值的相对性，以最生动、最戏剧性的方式做了解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