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足球直播推荐商评编者按
近几天对大企业的道德拷问，让我们不禁思考经济学对道德的定义。许多经济学家写过关于道德的严肃著作。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最初就是一位道德哲学教授，他穷其一生，六次修订《道德情操论》。哈耶克、布坎南、诺思等著名经济学家也很重视道德问题。我国许多经济学家也不例外，茅于轼先生就是其中一员。
茅于轼说，当我们谈到道德滑坡，不应谴责对个人利益的追逐，而应谴责对个人利益的践踏。我们的传统并不缺少舍己为人的楷模，但是缺少了对绅士风度的提倡。我们应该给爱的人以自由。祝愿一切人，包括已经比自己更幸福的人，能变得更加幸福。在《商业评论》副主编柯恩对茅于轼的专访中，他和读者分享了关于道德的经济分析。
商业评论：有道德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吗？
茅于轼：有道德并不难，只需克制自己的私心，不伤害别人的利益，适当关心别人和社会的利益，就可以称之为有了基本的道德。我们过去常常认为有道德就是没有私心，甚至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里有一个“君子国”，那里的国民人人都以利他为宗旨。然而，我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的开头论证过，这样的君子国不会成为一个和谐社会。这是因为，以自利为目的的谈判具有双方同意的均衡点，而以利他为目的的谈判则不存在双方都同意的均衡点。人人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最终君子国一定会转变为一个小人猖獗的社会。先人后己、毫不利己的精神很高尚，也值得称赞，但是它包含着逻辑上的矛盾，不可能成为社会成员中利益关系的普遍基础。
商业评论：这样说起来，自利是合乎道德的了？
茅于轼：私心是中性的，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其分界点在于是否侵犯了别人的利益。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已经证明了，在均衡的价格（注：任何一种商品都存在一个价格，使得供给量等于需求量）系统下，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最终会有利于全社会。
商业评论：为什么大家普遍认为，自利是不利于道德建设的呢？
茅于轼：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建设市场经济的时间还比较短。我们知道，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个人帮助别人必须自己有所牺牲，个人要得到利益就会损害别人的利益，这是一种“零和对局”。所以，自古以来，东西文化无不将自私看作道德最大的敌人。可是市场经济不是靠大公无私组织起来的，相反，它是依靠每个人追逐私利而维系的。为什么到了市场经济制度下，自利不但不起破坏作用，反而成为推动社会繁荣的动力呢？一是因为有了市场经济下的均衡价格体系，二是每个人在追逐自利的过程中不能影响他人的自利权利。
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研究过许多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共同规律，他发现，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迅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又是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原因。如果没有价值观特别是道德观的重组，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绝不可能完成。
商业评论：那么我们传统的道德观需要做什么样的转变呢？
茅于轼：比如从反对追求物质调整为允许个人发财；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对立调整为二者基本一致；从三纲五常的等级特权制度调整为尊重每一个人的平等权利；还要强调一些传统道德中也具备，但是重视不够的因素，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守信用、遵守公共规则等。其中最主要的转变，是要承认人追求自身的利益是正当的，是合乎道德的。这和传统道德观相比，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历史越悠久，传统文化的根基越深，完成这个转折越困难。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往往成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沉重负担。
不过，另一方面，自利是人的本性，不需要教育也不需要提倡，只要允许自利之门一开，它便会像洪水一样冲刷到每一个角落。我们现在看到的生产假冒伪劣商品、坑蒙拐骗、权钱交易等丑恶现象，在有些领域甚至十分严重，令人担忧。然而，发生这些道德沦丧的事情，原因在于对市场规则和秩序的破坏、对他人利益的伤害，而不在于市场经济本身。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交易双方为了自己的利益通过讨价还价拍板成交，利益达到均衡，双方都得到好处。这样的交易是互利互惠的行为，没有任何一方受到掠夺或者侵害。当我们谈到道德滑坡，不应谴责对个人利益的追逐，而应谴责对个人利益的践踏。
有没有可能建设一个经济繁荣而又道德水准较高的社会？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不少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已经接近这一点，表现在国民遵守公共秩序、关心社区公益、热心环境保护，各种公益组织纷纷涌现，社会总体和谐有序等方面。认为市场经济代表着毫无顾忌地追求个人私利，这是极大的误解。
商业评论：如果市场经济能够自然引导人们出于自利为社会做贡献，我们还需要道德吗？
茅于轼：当然需要，我想这里有三重原因。一是市场经济会导致收入分配的差异，穷人非常困难，需要社会的关心。二是自利而不侵犯他人的利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利益的界限并不很清楚，人们往往不知不觉地侵犯了他人的利益，所以要强调克制私心。三是许多交换的过程并没有明显的个人参与，交易的一方是个人，另一方是集体，于是有人会搭便车，有人会侵害集体利益，有人会使交换的结果仅仅有利于一小群人，却没有人维护其他人群的利益，人们购买公共服务常常会落入这个陷阱。
讲道德还有更为根本的原因：财富并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快乐或者幸福才是最终目标。财富只不过是得到快乐的渠道之一，何况有时候财富不但没有使人快乐，反而使人陷入痛苦。钱是有了，但是快乐没找到。道德的作用不只是给人约束，也是一个人幸福的源泉。物质上的享受往往是边际效益递减的，比如山珍海味，吃多了会腻，但是高尚的德行给予人的快乐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你越是沐浴在道德的光辉下，你就越是远离了一切烦恼。
商业评论：在市场经济下，法治和道德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茅于轼：市场经济不仅需要法律约束，也需要道德约束，我认为有三个原因：
第一，道德约束与法律约束相比，成本很低而效率很高。打官司是很费钱的事，当事人要花钱，整个社会为了维持法治也要花费成本，警察、法院、监狱，这些都需要社会成本，而且还是非生产性的。而道德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约束，不需要执法部门的监督检查，也不会给个人和社会造成损失。如果一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很好，经济效率就会更高。从这一点看，法律是代价高昂的奢侈品，最好存而不用。
第二，道德每时每刻都在起作用，而法律则很少介入到生活中。一个人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就寝，道德一直在支配他的活动。法律则不然，大多数人恐怕一辈子都不会花多少时间去学习了解法律。更重要的是，我们追求的幸福社会，不是执法无情、动辄得咎、处处提防的社会，而是与人为善、安居乐业、和谐融洽的社会，这只有提倡道德才能做到。
第三，道德是一种鼓励人们向上的积极力量，它促使人们去关心别人，而法律则是对侵犯别人利益的消极制裁。道德在一个人采取行动之前就会对其行为的动机发生作用，而法律只对行动的后果有效。
商业评论：我们传统上认为很高尚的行为，比如舍己为人、先人后己，在新的道德观下价值何在？
茅于轼：人的行为后果按照对人对己的利害来区分，有四种情况，即利人利己、损人利己、损己利人和损人损己。
从道德评价上看，凡是利人的行为都是合乎道德的，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更是值得称颂。但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对某个人损己利人的事情，对别人而言则成了损人利己，在逻辑上难以成立，所以无法作为社会的制度性原则。
但是，如果当事人处于不对称的地位，舍己为人、先人后己就成为必要而且可行的道德行为。比如，青年人对于老人或者儿童，健康人对于病人，富人对于穷人，地位是不对称的。强者照顾弱者，这就是道德的要求。在制度设计中，处理具有平等对称地位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利害关系时，公平是唯一合理可行的道德原则，损人利己和损己利人既不可取，也不可行。但是日常生活中，由于普遍存在着的人和人之间地位、条件和处境的不对称，舍己为人往往成为高尚的而且必要的道德原则。
有些传统的“好人好事”，我们也许应该更加深入地思考其中的逻辑。比如“学雷锋”，电视上经常出现这样的画面，一位学雷锋的好心人义务修理锅碗瓢盆，在他面前排起几十个人的长队。令人思考的是，这几十个人并不是来学雷锋的——恰恰相反，他们是来捡便宜的。用这种方法，每培养出一名做好事的人，就会同时培养出几十名捡便宜的人。
从社会的整体利益来看，这种做好事的行为也不值得推广。免费修理招来的人，手里拿的多半是破损厉害的东西，因为可以免费修理，花的功夫再大，用的材料再多，反正也不需要自己承担，自己所花的代价只是排队的时间而已。如果把这些材料和时间投入到更有效的经济活动中去，一定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价值。
商业评论：学雷锋义务帮助群众修东西，反而不利于社会整体的利益，这其中的道理究竟何在？
茅于轼：其实，只要改变一下规则，改免费修理为义修，即按照市场价格收费，但是将收入捐献给公益机构，就可以避免浪费社会资源的现象出现。想占小便宜的人不会来，维修者的劳动价值也通过价格得到了合理体现。这其中包含着深刻的道理，即真正有益于双方且无损于第三方的商业活动（提供产品或者服务），必须是双方都能赚钱的。尤其是对于企业家来说，赢利赚钱是最大的道德义务。
商业评论：为什么这么说？
茅于轼：企业的社会功能就是为社会提供合用的产品和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消耗一定的社会资源（自然资源、资金、人力资源等），同时获取一定的收入。这个收入就是社会对企业绩效的评定，如果企业能赚钱，就说明企业创造的价值大于企业消耗的成本，这样的企业就是对社会有益的。如果企业不能赚钱，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维持这样一个企业就是得不偿失，浪费了社会资源。
对于企业和企业家来说，为社会做贡献当然是一个正确的目标，但是这个社会太复杂，除了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上赚到钱，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告诉你，你是否真为社会做了贡献。对于个人而言，如果你有两份工作可以选择，一个赚钱多，一个赚钱少，那么你应该选择赚钱多的工作，因为这份工作对社会的贡献更大。
当然，如果市场不是公平竞争的，比如存在权钱交易、欺行霸市的现象，或者价格体系是扭曲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个人利益很可能与社会利益相悖，此时赚钱就不能用于衡量企业和个人的社会贡献了。
同时，这个标准只适用于商业活动，不能延伸到其他领域。比如，一个人放弃高薪，投身没有明显商业价值的科学研究或者公益活动，警察和法官为了忠于职守甚至牺牲生命，这些都是我们这个社会最需要的高尚行为。
商业评论：说到赚钱，不少企业家感叹人不能把金钱带进坟墓，金钱却能把人带进坟墓。金钱对道德的腐蚀真的这么大吗？
茅于轼：其实，金钱，也就是货币，虽然已经被人们司空见惯，但它的特性未见得被每个人仔细思考过。货币和道德问题有关的特性有两点：第一，它是不记名的，因此持有者的身份与货币的价值无关；第二，它具有极大的流通性，在交换过程中没有人会拒绝它。这两个特性彻底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改变了社会的结构。
在从前的等级社会里，消费权利与身份和等级有关，并不是付钱就可以享受的。普通民众不能进入紫禁城，也不能进入皇家狩猎的围苑。特权阶层一方面喜爱货币，因为它可以帮助他们得到想要的东西，另一方面又害怕货币，因为货币不记名的特点冲击着他们的消费特权。普通民众要求在商业竞争中，排除任何特权的介入。消费领域里，手中有钱的人要求在货币面前人人平等。从历史进步的角度来看，货币的流通培育了对民主和平等的要求。
但是，自从有货币以来，总有一些庸俗的人被金钱所奴役。他们用毁坏良心的手段去赚钱，又用毁坏健康的方式去花钱，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忘记了生命的意义，糟蹋了自己的一生。另一方面，货币是衡量社会贡献的手段，也是购买力的凭证。所以有些人“走捷径”，不去创造社会价值，而是直接去弄钱，比如偷、抢、骗、赖，或者贪污腐败。
商业评论：如果企业家只以自利和赚钱为目的，虽然也能为社会做贡献，但是会不会意味着我们降低了对企业家的道德要求？
茅于轼：我想，调门过高就会脱离我们社会的现实。比如在马路上，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形是，汽车也好，行人也好，互相不让，见缝就钻，红绿灯如同虚设。其实这里也没有多少个人利益或者金钱利益，互相让一点对大家都有好处。可是就这么一点蝇头小利，也有那么多人寸步不让。与其谈论道德上的最高追求，还不如先讨论讨论马路上的礼貌。我们的文化传统里并不缺少舍己为人的道德楷模，但是缺少了对绅士风度的提倡。
商业评论：乳业出现添加三聚氰胺这样的丑闻，是否与市场竞争太激烈有关系？有些人提出，在市场秩序建立的早期，难免会出现道德越轨，比如现在不少有名的大公司在一百多年前也做过坏事。
茅于轼：企业道德沦丧和竞争也许有一定的关系。竞争给企业带来压力，它就有可能选择牺牲道德来追求效益。比如一百年前的美国，确实有一些企业做过不少不道德的事情，企业的发家史充满了罪恶。但是，社会在不断发展，信息沟通越来越方便，互联网等新媒体无处不在，消费者和商家也越来越有经验，做不道德的事情越来越困难。如果现在的企业还想通过不道德的手段来恶性竞争，欺骗顾客、压榨员工，我想它们只会自讨苦吃。
而且，现在的市场越来越成熟，更多的企业完全有可能通过管理、技术、营销上的创新来发展壮大，正大光明地赚钱。另一方面，如果商业社会真的普遍存在欺诈行为，信誉就成了稀缺的东西。根据经济学的一般规律，越是稀缺的东西越值钱，诚信的企业此时就能赚更多的钱。
商业评论：对于企业的员工而言，应该有什么样的道德要求？
茅于轼：对于企业员工，无论是做客户服务的，还是做管理工作的，最重要的道德要求就是恪守职业道德。市场经济社会就是一个互相提供服务的社会，我们每个人都遵守自己的职业道德，为社会和他人提供良好的服务，整个社会才会走向和谐富裕。举例来说，留学生在发达国家的餐馆打工，往往可以赚到在国内餐馆不可能得到的较高收入。这说明，一个人劳动所得的报酬不仅取决于他本人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还取决于社会内其他成员的劳动效率。改革开放初期，商店售货员对顾客的冷淡和不耐烦，我们应该还记忆犹新，他们缺乏的就是职业道德。幸好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商业评论：怎样才能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茅于轼：从自己做起。我的这个建议并不脱离实际。在我们国家，虽然有很多不讲道德的人，但是有更多的人坚守自己的道德操守。在企业界，如果别人不讲道德，我很讲道德，我就吃亏了——如果人人都这样想，整个社会就会螺旋式地往下走。但是我们的社会并没有这样。
我们可以将道德看作个人和社会之间单方面的不成文契约，契约的内容是我愿意为社会提供道德服务。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做出同样的承诺，这种契约隐含的结果是我也可以享受社会为我提供的道德服务。比如我愿意助人为乐，一旦我有了困难，也会有人来帮助我。这种道德服务不可能事先写成文字契约。所以道德约定从来不见诸文字，而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
商业评论：在你看来，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道德目标？
茅于轼：认真、负责、高质量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爱护亲人、邻居及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同情一切不幸的人，不论其肤色、国籍和信仰；祝愿一切人，包括已经比自己更幸福的人，能变得更加幸福。
愿意贡献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富服务于社区。
遵守公共秩序，不钻制度的空子；节制地使用不收费的公共服务。
用灵活的态度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摩擦。
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更在意追求精神上的享受。
给别人以尊重和宽容。因为你自己一定不希望有人来干涉你的自由，不管这个人是爱你的或者不爱你的，所以要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也要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
本内容有删节
原文《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道德
——专访经济学家茅于轼》
刊登在《商业评论》2008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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