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而言，某种文物出土数量越多，学者们对它的了解就越深刻。一种出土上百件的青铜器和出土仅三件的青铜器相比，我们当然对前者的形态、功能、使用场合更熟悉。

但偏偏出了一种意外——有一种主要出现在两晋时期的瓷器，如今已经出土了数十件，在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湖北博物馆、广东博物馆等许多展馆都有展出，但它到底是什么，却并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对这种大体同款、仅有细节差异的瓷器，各个博物馆的命名看得人眼花缭乱：

上海博物馆称其为“青釉狮形辟邪”，湖北博物馆叫它“青瓷狮形插座”，广东博物馆叫它“青釉卧兽水注”，南京博物院叫它“青釉狮形水注”，中国国家博物馆叫它“青瓷辟邪烛台”

这就可以看出这种器物的神秘之处了：除了上海博物馆比较含糊其辞，其他博物馆都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而他们的意见竟然是不同的。

很显然，这个器物的名字只应该有一个，哪家博物馆是对的？

青釉狮形辟邪，上海博物馆藏

青釉卧兽水注，东晋，广东博物馆藏

（一）水注、烛台、灯：都不靠谱

2008年，陈杰和石荣传发表了《两晋带背筒狮形器的用途及定名问题》，他们认为，从实用性、经济性、美观性等因素考虑， 带背筒狮形器应该是文房用具而非烛台、酒器。所谓实用性，是因为它常常和砚台等文具齐出，所谓经济型和美观性，是因为它在保持同样造型下，实心比空间更容易制作，但狮形器全部为实心，所以内部空间必有用途。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狮形器的名称应该叫水注。

他们详细罗列出考古出土的狮形带背筒器，多方论证下得出了一个似乎严谨的答案。不过从他们所列出的材料来看，其实存在“预设结论”的问题，刻意忽略了不利材料，视野也过于狭窄，没有仔细研究狮形器这种特殊形态的产生原因。陈、石的论文和十年之后牟宝蕾发表的《关于西晋青瓷狮形器的思考》（《东方博物》，2018年第4期）相比，就稍显浮躁了。

牟宝蕾全面反驳了将狮形器视为水注、烛台或油灯的观点。她将狮形器分为如下所示的三类：背部带有短管的狮形器、背部带有长管的狮形器和三联狮形器，这三者虽然外观差异较大，但功用应该是相似的。牟宝蕾认为，水丞的形体一般较低矮，便于盛水和注水，狮形器显然不是，更不要提长管狮形器取水有多么不便。牟宝蕾没有提到的是，青瓷狮形器还有背部仅有开口没有短管的器型，这种器型在倾倒内部液体时会顺着器壁乱流。因此陈、石的观点是靠不住的。

青瓷辟邪烛台，晋，浙江杭州出土，国家博物馆藏。

西晋越窑青瓷狮形插器

西晋三联狮形器，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

牟宝蕾和陈、石都认为中空的造型不适合作烛台，因为目前发现的所有狮形器，其背管都与中空的腹部相通，如果蜡烛燃尽会落入腹中，不便清理。通常烛台灯盘中带有烛钉，狮形器没有，那么口径大小不一的狮形器如何与蜡烛底径配套也很成问题。因此，它不适合作烛台。

田恺在《西晋狮形带孔青瓷器的功用》（《装饰》，2003年第5期）中认为狮形器是随葬的长明灯，牟宝蕾则指出狮形器并未发现有诸如油渍或火烧痕等作为灯具使用过的痕迹，而且体型太小，存储灯油量少，背部的圆形管也不利于固定灯芯，可见不是长明灯。

牟宝蕾对狮形器的插器功能保留意见。根据现有材料，不排除狮形器有此作用。清代文人正是用相似的羊形器来插花的。她认为，“带有高管的狮形器，可称插器”。

清《鹤庐岁朝清供》扇面局部

牟宝蕾推测说，狮形器“流行于胡人大量入驻、佛教盛行的西晋时期，是与佛教有关的辟邪或陈设器物。”“狮形器造型的多样化，也反映出其功能的多样性，不能简单对待。”她的论证比较有力，态度比较谨慎，研究价值较高。

（二）有翼神兽：狮形器源流考

无论是陈杰、石荣传，还是牟宝蕾，都忽视了一点：青瓷狮形器虽然主要出现在两晋，但这个器型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必然有一个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过程。把青瓷狮形器的成熟形态和原始状态割裂开来，就无法真正理解它的文化内涵。

今天所发现的绝大多数青瓷狮形器都有一个典型的特征：肋下有双翼。本文前面所发的青瓷狮形器图片中，虽然双翼的表现形式不同，有大小之别、简繁之分，但它是青瓷狮形器必不可缺的元素。这意味着它可以被当做中国源远流长的有翼神兽之一种，它应当是有翼神兽这种造型演化到两晋时期的产物。

对有翼神兽研究比较透彻的学者，李零算其中一位。他曾撰写《论中国的有翼神兽》和《再论中国的有翼神兽》两篇雄文，系统梳理了春秋到东汉时期曾经出现的有翼神兽形象。在他所引用的材料中，我们会发现背部有圆管或方管的有翼神兽形象在东周就已经存在，西汉时就比较流行了。我们很难斩断这种器座类神兽与后来狮形器之间的联系，因此在讨论西晋的青瓷狮形器时，必须上溯到这类背管有翼神兽的早期形态。

河南淅川徐家岭楚墓曾出土一件战国早期的镶嵌绿松石神兽器座，它虽然没有明显的翼，但李零根据造型和曾、楚二国关系，认为它与曾侯乙墓出土的承托磬簴的有翼神兽很相似。

林通雁对这类神兽器座进行研究之后认为，有翼神兽与一种叫飞廉的动物母题有关，而该母题主要用于装饰古代悬挂编钟、编磬的支架，即钟虡、磬虡或其座子（虡为架两边的立柱，见《“饰趺以飞廉”——论中国早期有翼神兽的传承与演变》，《西北美术》，2015年第1期）。他举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安北郊红庙坡、马滹沱、范南村、十里铺汉墓出土的西汉早期陶翼兽为例，它们的颈背处都有插接立柱（虡）的插座或插孔，除马滹沱外，其他三个地点伴出陶编钟和编磬。2012年江苏盱眙大云山一号墓出土青铜明器编钟、编磬各一套，装饰磬虡座子是一对青铜翼兽。

西安北郊红庙坡出土西汉早期陶翼兽

西汉早期陶翼兽器座，西安龙首原西北马滹沱出土，西安博物院藏

西汉早期彩绘陶翼兽器座，芝加哥艺术学院博物馆藏

青铜翼兽器座，江苏盱眙马坝镇大云山江都王刘非墓出土

青铜翼兽器座，原出土于江苏盱眙马坝镇大云山江都王刘非墓，此为南京博物院展出的复制品

林通雁根据《旧唐书·音乐二》“饰笋以飞龙，饰趺以飞廉，钟虡以挚兽，磬虡以挚鸟”，将这类有翼神兽称为飞廉母题，《旧唐书》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距西汉北郊汉墓的入葬时期已有九百年的时间，它的观点能否说明九百年前古人的认识，还需要再探讨。但背管式的有翼神兽有一部分最初作为乐器座使用（从现在出土情况来看，也有作为屏风座、帐座使用的），应当无误。

东汉时期，背管式有翼神兽的形象非常常见。第一类为陶制器座，在如今的四川、重庆地区，出土有不少东汉时期的陶制摇钱树座，根据外形差异分别被视为陶麒麟、陶辟邪或陶羊等等。李零曾说，麒麟“有作山羊形象，头戴尖长角或两角并合者”，可见有翼的羊恐怕更应被称为麒麟。如果将这几类动物统称为麒麟，也无大错。

东汉陶麒麟摇钱树座，开县出土，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东汉灰陶辟邪摇钱树座，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图片来自中国三峡博物馆网站

东汉的辟邪器座（陶），图片来自李零《入山与出塞》，文物出版社，2004年

东汉陶辟邪钱树座，图片来自王建纬《四川渠县出土的东汉石辟邪钱树座》

第二类为玉制背管式有翼神兽，出土数量较少，代表器物是宝鸡东汉吕仁墓出土的玉辟邪，其背部有一圆管。

玉辟邪，出自宝鸡东汉吕仁墓，陕西省咸阳市博物馆藏

此外，还有石制的背管式有翼神兽，如四川博物院收藏藏的东汉石辟邪承盘和东汉辟邪石座。这两个石座的体型较大，大约是一个纯粹的承载用底座，与本文所讨论的青瓷狮形器关联较小。它到底承载何物，如今已经不得而知。

东汉石辟邪承盘，四川金堂县龙王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东汉辟邪石座，1954年四川雅安市河北沙溪点将台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两晋时期流行的青瓷狮形器，外形与四川、重庆曾经出现的东汉陶麒麟摇钱树座非常相似，我们不可能抛开上述这些有翼神兽来空谈青瓷狮形器的产生。大致可以确定，正是两汉时期的背管式有翼神兽进一步发展，最终定型为两晋时期的青瓷狮形器。

二者的差别主要在于，两汉时期的背管式有翼神兽比如摇钱树座为实心陶器，而青瓷狮形器为空心瓷器，摇钱树座的主要分布区域和青瓷狮形器有所不同，后者主要分布于江苏、山东一带。从外形上看，青瓷狮形器更加精致，神兽体型更加肥厚，背管的长度比摇钱树座等两汉时期器物的背管更短。

由于与青瓷狮形器伴出的文物中基本没有钟磬之类的乐器明器，也没有近似于摇钱树枝叶的器物，可见青瓷狮形器的外形很可能与两汉时期的有翼神兽一脉相承，但功用并非林通雁所说的乐器座，也不是摇钱树座。那么，它到底是起什么作用呢？

（三）青瓷狮形器：升仙之明器

两晋时期的青瓷狮形器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目前所发现的青瓷狮形器，除了一件出于江苏南京交通厅工地古代水井，其他数十件全部出自墓葬。有研究者由此指出青瓷狮形器作为明器而非日用器使用，此说可从。

对日用器来说，当它的器型稳定下来时，必定是使用效果最佳、最有工作效率的器型，而青瓷狮形器并不满足这个条件。它不适合作为水注、烛台、灯台，因此，我们需要从绝对的实用性思维中扭转过来：古人不但有物质需求，也有精神需求，不是所有的入葬器物都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实用目的，汉代随葬器物中出现的大量陶狗、陶车、陶牛甚至陶船等明器，都远离了日常的功利性，只作为祝愿或祈祷的载体。汉代是一个神灵信仰非常普遍、巫术氛围非常浓厚的时代，它所形成的一些与早期信仰有关的习俗沿袭到魏晋时期，是非常可能的。并不是以现代人的视角看来某些形态适合做一个实用器，就能武断地判定它的所有种类在当时都是一个实用器。在对青瓷狮形器进行分析时，应该回到当时的原初情境之中，紧扣住器物本身的细节作出判断。

把肋生双翅的神兽放到墓葬之中，它很可能只是一个功能单纯的辟邪通神之物。曾侯乙墓出土的铜鹿角立鹤即为联系人、鬼、神的灵媒巫蹻，这个有翼的青瓷狮形器很显然也是一个引领和保护灵魂升天的巫蹻。

令过去的研究者感到困惑不已的主要在于青瓷狮形器背部的那根圆管。如前文所述，对于青瓷狮形器的原始形态即春秋战国的有翼神兽，背部的方管或圆管有非常实际的作用，通过它来承载乐器、屏风等等，对陶摇钱树座而言，它是插入摇钱树的插口。而青瓷狮形器脆弱的材质决定了它并没有承载功能，那么，这个通往腹部的口为何而开？

第一种解释，它也许和传说中的承露盘有关。济南市长清区大觉寺村汉墓曾出土有一件汉代辟邪形石砚。从外形上看，它整体呈神兽载人形。神兽全身覆鳞，左右各双翅，刻画出羽毛。脊上前部雕有一竖管，发掘报告认为这是承露盘，后面左右各二人背对而坐。该墓出土有铜缕玉衣片，墓主身份应是王侯或其夫人。

博物馆中展出的汉代辟邪形石砚

图片来自《济南市长清区大觉寺村一、二号汉墓清理简报》

何为“承露盘”？汉武帝好神仙之道，建铜铸仙人像以承接甘露，欲饮之成仙。颜师古注引《三辅故事》：“建章宫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墩承露，和玉屑饮之。”曹植《承露盘铭》：“下潜醴泉，上受云英。”这里的“云英”指的就是甘露。下面的这件石天禄承盘系河南淮阳北关一号汉墓（淮阳顷王刘崇墓）出土，长22厘米，高46厘米，比现在发现的青瓷狮形器略大。按照当时的发掘报告形容，天禄背上立一圆柱，柱顶出4个斗拱，承圆形盘。盘外中部有一周沟槽，内有直径9、深3厘米的圆槽。槽内刻划向四周辐射的线条。

陈杰和石荣传在《两晋带背筒狮形器的用途及定名问题》一文中提到青瓷狮形器常与砚台、砚板或水盂同出，后者也许所起的正是承露盘的作用。

东汉石天禄承盘，河南淮阳北关一号汉墓出土

直到东晋时，有的青瓷狮形器背管仍能看出承露盘的模样，如下图器物被称为青瓷狮形砚滴，它很可能并非用作文具的砚滴，而是明器的一种。造型应当直接来源于汉代神兽承露盘。神兽口含的羽殇则为倾倒“甘露”或曹植所说的“醴泉”所用。

青瓷狮形砚滴，图片来自牟宝蕾《关于西晋青瓷狮形器的思考》

第二种解释，这道圆管原本仅仅是对作为“乐器架”或摇钱树架的背管有翼神兽形象的复制。在战国和两汉时期，背管有翼神兽可能作为达官贵人的常用随葬器物，成为入葬时的定制。到了两晋时期，它的有翼神兽造型和背部的方管/圆管被人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被加长的背管大约具有“登天之阶”的内涵。最终这种“乐器架”脱离了钟磬，成为专用明器而被继承下来，被赋予了独立的“引灵升天”意义。

青瓷辟邪，安徽博物院藏，1955年合肥出土，图片来自安徽博物院网站

当时是否受到了服食甘露升仙和天禄承露盘的影响，或者出于对背部圆孔的“创新性利用”而朝青釉狮形器中注水，如今已经不得而知。按照本人推测，从绝大多数青瓷狮形器在背部有通往腹部的圆管、而如下图的青瓷羊形（其实可以理解为麒麟形）器在头部也开有圆洞来看，青瓷狮形器、羊形器很可能在充当入葬明器时，内部注水以象征升仙所需的甘露。既然青瓷狮形器内部所存为甘露，个别青瓷狮形器为圆管加上插栓也就可以理解了。

青瓷羊，西晋，南京市西岗果木场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青瓷羊形烛台，东晋，1976年江苏镇江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院藏

加有插栓的青瓷狮形器，图片来自牟宝蕾《关于西晋青瓷狮形器的思考》

至于某些青瓷狮形器上塑造有胡人形象，概因狮为佛教神兽，青瓷狮形器的造型系受佛教影响而产生。佛教当时传入中国不久，外来气息浓厚，这些胡人或为与佛教有关的神人，也可以理解为墓主升天的护佑。下图中的器物被湖北省博物馆命名为“青瓷人骑狮烛台”，它很可能并非烛台。

青瓷人骑狮烛台，西晋，湖北省博物馆藏，武汉市武昌钵盂山出土

最后，这种“只出不进”的青釉狮形器是否促进了貔貅神话的形成，把原本活跃于战场的猛兽貔貅的形象转变为招财旺财的瑞兽，就是另一个方面的问题了。东晋以后，墓中较少放置青瓷狮形器镇墓或引灵，代之以在墓外神道两侧树立大型的天禄、辟邪石雕，这种墓葬习俗转换究竟出于什么原因、有怎样的内涵，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六朝，青铜辟邪水注，1998佳士得秋季拍卖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