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伯特·卡恩，一个陌生的名字，又是一个显赫的名字。陌生，顾名思义，指他不为世人所熟知，搜他的信息，除了这本新近出版的《阿尔伯特·卡恩的理想国：黑白时代的彩色世界史》，他的资料少之又少；显赫，显而易见，指他在大约百年前创造了一个名为“星球档案”的影像资料库，庞大，雄心勃勃。72000多张彩色照片和长达100小时170000米的黑白、彩色电影胶片，成为世界最早的彩色记忆。

“最早”，本身就是“星球档案”的价值，但并不止于此，阿尔伯特·卡恩，作为这项事业的发起者、资助者，“星球档案”项目跨越20多年，遍及50多个国家，无不印刻着他的深思、忧虑。也许这是一场冒险，或者，就是一种英雄般的行为。

阿尔伯特·卡恩通常不喜留影。此为难得的一次例外，他在镜头前配合地摆出了姿势拍照。摄于1914年，地点为其位于巴黎的办公室室外。乔治·谢瓦利埃摄

1913年的北京，一位站立着的喇嘛。史蒂芬·帕塞特摄

最初用来存放卡恩遗产中早期彩色照片的这些木盒子，已经历时一个世纪，如今仍保存在其布洛涅·比扬谷的故居中。帕斯卡·贝德克摄

1921年6月，泰戈尔在法国布洛涅·比扬谷，卡恩宅邸玫瑰园中安详散步。乔治·谢瓦利埃摄

1912年的北京影像。清晏舫由乾隆皇帝下令建造，1860年被英法联军毁掉。后重建的清晏舫采用带有西方风格的新设计。史蒂芬·帕塞特摄

Ⅰ “一种目光”的时代

阿尔伯特·卡恩出生于1860年，一个注定不平凡的年份，无论从政治、城市、工业，还是其他或微观或宏观的方面，都可以说，这是人类史上一个巨变，以及正在深刻改变的时代。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对18、19和20世纪进行归纳，1848年至1875年是资本的年代，概言之，这一年代里，现代民族国家开始在欧洲国家兴起，工人阶级焕然一新，形成独立自觉的政治力量。接续的1875年至1914年，霍布斯鲍姆称之为帝国的年代，这一由列宁定义的时代名称霍布斯鲍姆并没有拒绝，他看到，有系统的侵略开始出现，国家殖民扩张进入新时期，世界几乎被瓜分完毕。

无可置疑，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工业革命深化，1840年至1890年，英国发生了运输革命，1860年至1930年，又出现了以廉价钢材为代表的科技革命。铁路网正在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陆续建成，世界的运转越来越快。

1889年，塞纳河南岸法国巴黎的战神广场上，矗立起了埃菲尔铁塔。其时的巴黎人还没有意识到铁塔的价值，它的无用性更被看作一桩丑闻，只是不久，铁塔被重新认识，摇身成了进步时代的象征，不仅之于巴黎。福柯在论述此时在巴黎兴起的印象派画家马奈时，用“目光”来阐释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创造，罗兰·巴尔特在讲述埃菲尔铁塔时，也说“它变成了一种目光”。可见英雄所见略同。霍布斯鲍姆的帝国时代，以法国的立场看，在各个层面都可谓开天辟地，用“一种目光”来形容，再美妙不过。对人类未来充满希望、充满信心——至少这是1894年之前阿尔伯特·卡恩看到的巴黎，“他是一个典型的19世纪法国人，体现着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理想”。

此时的巴黎获誉“光之城”，奥斯曼爵士刚刚完成了改造，一洗中世纪城市的污秽、堵塞，巴黎变得崭新、充满欢愉，像充满生机的资产阶级。巴黎光鲜亮丽，也担负得起任何赞誉，它接连承办了1878年和1900年的世界博览会，正是对这座“新城市”的认可。1878年卡恩正在巴黎当学徒，我们并不知道卡恩当时拥有怎样的心绪，但1900年，卡恩白手起家而成百万富翁，已经开始着手慈善事业。世纪之交的博览会可说是荟萃卡恩所有理想的盛会，他发现了世界贸易与国家合作的重要性，这是工业革命助推下的可见未来，透着人类所有的希冀。在盛会中，法国领先世界的科技让卡恩大为赞赏，其中有能完整记录现实的诸多发明，俘获了他的心。惜乎，这些技术尚无法让他托付志业。他还在等待。

在阿尔伯特·卡恩实施“星球档案”思想之前，法国完成的，正是工程技术与科技准备。

早在1895年，法国人奥古斯都与路易斯·卢米埃尔兄弟，发明了可以记录影像的机器，就是我们所知的电影。其后，他们又开始研究彩色照片。1903年，奥托克罗姆技术，也被称为“天然彩色相片技术”终于被研制了出来。

1909年5月，卡恩出席了在巴黎举办的幻灯放映会。借由摄影师科特莱蒙的作品，奥托克罗姆技术的精妙之处得到印证。放映会后，卡恩确信在他设想的拍摄计划中，奥托克罗姆技术最为合适。

在35岁左右，阿尔伯特·卡恩已经跻身巴黎名流，他所结识的多为各国政要或世界知名人物。不久，他又有意淡出公众视野，很明显，促使卡恩做出如此决定，并最终走出巴黎，去做一件前无古人的事业，必然有着他最深沉的忧虑。

卡恩一生的朋友，杰出的哲学家亨利·伯格森（1859-1941）；摄于1917年6月27日。奥古斯特·莱昂摄

1918年意大利维罗纳圣泽诺教堂。当时的光线很暗弱，这张正片的曝光需要长达一分多钟，才能将图像主体定格在显影板上。这是卡恩照片库中最迷人、最具魅惑力的作品之一。费尔南·库维尔摄

1915年的越南。在越南的儒家政治体系下，这些属于官僚士大夫阶层的男性行使由皇帝授予的权力。照片中间坐着的这位，手中所持的笏板上，或许就标示有他的具体官衔。莱昂·布希摄

Ⅱ 负重的卡恩

本野盛幸曾在小时候随祖父本野一郎到访过卡恩在法国南部的别墅，本野一郎曾是日本驻法大使，与卡恩算是老相识，见到卡恩的时候，他已是一个老人，本野盛幸记得清楚：“我们是冬天去的，庭院中鲜花盛开，满园都是花香。我还见到了卡恩，他中等个子，总是穿一身黑衣服。经常远望大海，陷入冥想。”卡恩喜欢大海，似乎也只有眺望大海时，多少才能舒缓他的焦虑。一直以来，阿尔伯特·卡恩背负着太多的东西。

法国大革命给了犹太人以平等的公民权，这让犹太人心怀感恩。“关乎其国家归属和种族根源的这些深层‘酵素’作用于卡恩的理性与心智，很可能成为他政治人格的基石。他继续毫不迟疑地关注世俗民生，有着强烈赤诚的爱国心，并热忱地坚信，人道与人性，只要在理性的引导之下，根本上来说就必然是好的、向善的。”阿尔伯特·卡恩博物馆馆长吉勒斯·博-贝蒂埃的分析是一个维度。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割让了边境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生于阿尔萨斯的卡恩选择了法国，其内心大约正是缘于对法国、对启蒙的认同。另一个维度上，可能也正是少年时的迁徙、流亡，让卡恩萌生了和平主义的思想。

可能，初入巴黎只是让卡恩暂时抑制了内心，犹太人精明，让他在30多岁的时候，完成了财富的积累，然后推开世界的大门。走出去，不是说说就做到的事情，仍然需要一剂助推剂。

我们说阿尔伯特·卡恩，成长于一个进步的时代、启蒙的时代，这是乐观之见。在民族国家崛起、人不断改造世界、进步史观恣肆的世纪，种族的差异越来越成功地挑动起人的虚妄。1894年，德雷福斯事件，是自由、博爱、共和法兰西的污点，但它的出现，恰是近代以来种族主义的结果，是人类滋生出的毒瘤。德雷福斯事件中，卡恩一直置身事外，没有任何关于他言论的记录。可能在事件的漩涡中，他遭遇非议：作为犹太人，即使不能像左拉那样挺身发出“我控诉”的声音，至少也应有积极的表达。他终究没有。

卡恩在到巴黎不久，报读了一门学位课程，授业的是与他年纪相仿的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其时，柏格森正值年轻，尚未搭建完成他的思想体系，但柏格森关于生命进化、关于道德的思考，应该给卡恩的精神生活带来深刻持续的影响。

柏格森晚年完成了他最后一部力作《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柏格森认为，道德的第一个来源是社会义务，它是生命进化和人类发展中维持群体团结和凝聚的重要手段。第二个来源是个人抱负。与社会义务不同，个人抱负不是由来自外界社会环境的压力造成，而是由杰出人物或伟大的神秘主义者实现崇高的个人愿望或远大理想这一内在趋向促成的。我们拿此标准对照，卡恩几乎是这一思想最完美的诠释者。

在《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书中，有一篇《对英雄的呼唤》，其中有这样的表述：“这样一种品格也许是从人的内心深处不断向上提升的结果。它最终发展成为人的一种理性之光，并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或许会认为这一高尚品格早晚有一天会遍布到我们所有人的身上。”如此，卡恩如何没有给柏格森的思想带来持续的影响呢，如何不是卡恩影响了柏格森英雄观呢？

选择暂时回避德雷福斯事件，可能真是后来人所说的“那些他可能视为区域性局部争议与暂时性轻微危机的事项，他都不屑卷入。卡恩在为他自己的大事业而奋斗”。

卡恩开始思考一些形而上的问题，关于和平，关于种族，关于文化多元，生命到此，生命可归为一个思想者，是冥想者。但卡恩不一样，他身上有一种英雄人格的感召，他要去寻找，甚至去给出答案。这是他的重负，也有使命。所以在他生命的后半程，他将全部时间都投入到这一可贵的理想上；卡恩慷慨出资，倾其所有，从1909年至1931年，共赞助摄影家去往50个国家进行摄影活动（其中有一段世界旅行，也有他的参与）。这项持续20多年的伟业，汇集起来，就是“星球档案”。而我们看到的这本厚厚的大书——《阿尔伯特·卡恩的理想国：黑白时代的彩色世界史》，是撷其中一二精华，一些最美妙的彩色照片，编撰而成。

1912年6月中国北京，留着清朝传统发辫的男子。史蒂芬·帕塞特摄

1915年的法国圣克劳德，一战中面带倦容的炮兵，从掩体洞坑中向外窥视。史蒂芬·帕塞特摄

1918年，勇敢的摄影师保尔·卡斯特劳在埃及。

Ⅲ “为了发现特性，首先应该观察差异”

记录世界，就是记录记忆，是在过去的状态中找到现状的证据，放到现在，也是震古烁今的事业。卡恩是独特的，但他并不孤独。同时期，人类学家开始走向异域，诸如法国社会学派、功能主义的马林诺夫斯基。卡恩也有人类学家的勇气、对冒险的热爱，可他不是那个执行者，也没有对所处的世界给出解释，这不能不说有一些遗憾。不过，从这些庞杂的图片与影像中，还是可以归纳出卡恩没有明确给出的解释。

我们可以先对卡恩的“星球档案”做一个粗糙的归纳。第一部分是工业化以来的城市与乡村，第二部分关于战争，这包括一战中的法国、巴尔干半岛、中东，第三部分则是对种族（族群）的文化记录。这些当然并不能完全概括“星球档案”的宏大，比如对世界名流的肖像摄影也占一部分。

无疑，卡恩是认可现代城市的，“星球档案”中有大量关于城市的照片，巴黎、罗马、伦敦，摄影师都尽可能地让照片展现工业化以来现代城市的恢弘、整洁、热闹有序，这是进步主义理念的体现。1906年6月，卡恩首次聘用的职业摄影师奥古斯特·莱昂，就为他拍下了巴黎某街道的光影。数年后，莱昂将特罗卡德罗宫安置于埃菲尔铁塔底部的拱弧框架中，拍出了一张绝妙的照片，更是卡恩对现代文明的礼赞。

卡恩不是一个机械赞美者，他肩负使命，思想者本另有一面，是“面对自身的怀疑、自身的知识不确定性采取一种非常灵活的立场。”桑塔格对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称赞，这一点卡恩与之相似。他资助摄影师走出光鲜的大都市，去往“边缘”。此处的边缘只是相对于城市时间，由进步史观建构出来，有人在上游，自然乡村就在下游，是边缘。卡恩不是一个绝对的进步主义者，他敏感于工业化以来，传统生活方式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时间紧迫，于是派摄影师前往世界各地。卡恩不进行理论思考，也就没有任何预设，进步史观是他认识世界的一种路径，却不唯一。毕竟他是启蒙、理性的孩子。

玛格丽特·梅斯普里特，是卡恩雇用过的唯一女摄影师，1913年5月，她前往爱尔兰。“几乎没有哪一座村庄，你不会看到灰黑色小屋那荒凉可怜的残迹，被埋没在恣肆的荨麻丛中。”克拉达村在戈尔韦市附近，她被村子里“居民的困苦与那里的肮脏震惊了”；“那些可怜的穷孩子很脏，皮肤感染了癣菌，而别的孩童也说不上更干净”。20世纪初的克拉达以为主业，算是自然经济，男人乘坐古老的木船出海，回来后，女人就把卸下来的鱼运到戈尔韦市场上叫卖。至于“灰黑色小屋”，就是草顶房，其时还遍布克拉达村，不过数年，戈尔韦实现了现代化，草顶房被认为不适宜居住。到了30年代中期，古村落被拆毁，原地建公营住房。古时传下来的生活方式就此消亡。

村落，，集市，洗鱼，还有身穿深红色披巾服饰的爱尔兰少女，玛格丽特·梅斯普里特拍下的照片，恰似一个古村落的最后记忆，显得弥足珍贵。

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说：“为了发现特性，首先应该观察差异。”瑞典传统的“民众服饰”，是色彩鲜亮、图案繁复的红色紧身马甲，这与爱尔兰颜色饱满、富于活力的深红色大披巾又有不同。在越南，祭祀孔子，摄影师又全程对活动和道场仪式做了记录，而现代人正是参考他的影像资料来还原当时的仪式场景。在北京，1912年局势动荡，摄影师帕塞特依旧大量地呈现“从古至今、似乎永恒不变的乡村中国生活：农民们脱粒打谷、碾磨谷物；村夫农妇们栽种和采收根茎类蔬菜；铁匠、篮筐编制者与丝绸织造工们勤劳地忙碌于他们那古老的行当”。

这里不得不说的是，卡恩是策划者，有其敏锐的直觉，也有着先知一样的视野与预知能力。但其实，卡恩只是很早就发现了现代媒介技术的秘密——机械性的复制声音和活动相片（霍布斯鲍姆以为是帝国时代两种基本发明物，今天我们不过是使用更普遍，更精巧而已）。卡恩迅速做出了反应，并完美地融合了现代媒介，把镜头对准了日常生活，对准了事件中的人。这是他的特性，有其革新性的一面。

走出巴黎，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质疑，也有批评。尤其关于战争的摄影，批评更甚，像普法战争以来法国士兵的红裤子制服下装，简直成为战场上亮眼标靶。更多的，摄影师完全采用一种人道主义立场，用照片展现战争带给人类的苦难。阿尔伯特·卡恩有执念，是要找寻种族（宗教）仇恨的解决答案，如果一战爆发是他启蒙理想的一次寂灭，痛心不已。那么游历世界，记录世界之丰富，却又为他开启了窄门：尊重差异，才能保持人类的多样性。至于文化多元主义如何避免文化内一元化，卡恩没有提及，无需苛责，毕竟他的文化多元主义，已领先于时代。始料未及的是，一战之后，地区性冲突更是不断，二战又起，就此到了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人类闻道犹迷，种族毒瘤已成大祸。1940年11月13日深夜到次日凌晨，卡恩在安睡之中辞世。乾坤疮痍满目，这个为了人类和平、种族共存而黾勉一生的老人，这个常常陷入沉思的老人，一定无法真正地释然。

巴黎黎塞留街办公室外，阿尔伯特·卡恩留下了难得的一张照片，目光忧郁，也透着坚定。这个直面现代世界的思想者，有着圣徒一样的献身精神，说他是英雄，大约就是说他在时代的阴影中，无畏、一往无前，恪守着文化多样性，同时还保有启蒙理念，以及对未来的信心。

来源 北京晚报

作者 小魁

流程编辑 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