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足球直播推荐“反扫黑”极大净化了中国足球环境，提振了投资足球的热情。图/Osports
除了武磊，李铁执教的国足其他球员全部来自中超联赛。联赛的发展健康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足的水平高低。中超联赛成立以来，经历了“反扫黑”，经历了“金元时代”，经历了“最严限薪令”，如今，问题和多年前的一样：我们的联赛，距离真正的职业化还有多远？
“反扫黑”极大净化了足球环境
2009年8月25日，公安部“反扫黑”专案组在沈阳成立，打击球、假球的中国足坛反扫黑风暴拉开序幕。根据专案组历时两年的调查，真相水落石出，诸多圈内人落马，涉案人员包括中国足协要员、俱乐部管理人员、球员、教练员、裁判员等。
2011年12月19日，中国足球反扫黑案第一次开庭审理。2012年4月24日、25日，丹东、铁岭两地再次开庭审理。2013年2月18日，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对足坛反扫黑中出现的12家违纪单位及57名个人进行处罚。
在孟洪涛看来，从2009年开始的足坛“反扫黑”是特定时期必然的“刮骨疗毒”，“自职业化开展以来，中国足球有一定收获，但更多的是教训。当时的反扫黑，对净化足球环境、保障中国足球健康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刮骨疗毒”的同时中国足球市场也发生着巨变。2010年，时任北京国安俱乐部总经理的高潮注意到，中超俱乐部出现了在引援市场上高投入的苗头，这个苗头以极快的速度起势：2010年，中超俱乐部在冬季转会窗口的总投入为261万欧元，这一数字在一年后翻了很多倍，变为2008万欧元。
2008万欧元只是一个开始，根据德国转会市场网站的统计数据，中超俱乐部引援投入此后几年持续走高，分别为2012年3453万欧元，2013年4049万欧元，2014年7217万欧元，2015年1.19亿欧元，2016年3.48亿欧元，2017年4.03亿欧元，2018年1.61亿欧元，2019年2.20亿欧元。因受疫情影响，中超俱乐部的引援投入在2020年下跌至4764万欧元。
高潮对这一现象极为忧心。作为中超公司董事，他在几次会议上极力对高薪和天价外援现象提出反对后，得到了足协某相关负责人“这是市场行为”的回应。那几年中国足球转会市场的红火令高潮的忧心看似不合时宜，他坚持自己的看法：“搞足球哪有不投资的，但应该是有序的，在良好监管下的投入。而不是不计成本，不计财力的无序投入。”
郜林在效力恒大期间，是中超联赛国内顶薪球员之一。图/Osports
“金元足球”未能提升整体水平
2010年1月因伤退役的孙超转型做了足球经纪人，他很快发现，一些俱乐部选择外援的标准从之前的根据内援引进情况予以针对性补强转为对名气的考量更大。这是受经纪人欢迎的变化，一些经纪人无需再根据球队技战术风格为俱乐部寻找、推荐外援，也不再担心自己代理的球员状态不佳或难以融入球队。孙超坦承经纪人愿意代理这样的球员，因为“没有风险，大牌外援在来到中国前已经证明自己了，不会被质疑成‘水货’，有些时候甚至连他们的状态都被忽视了，只要有名气就够了。”
那个时期，“砸钱”成为迅速打响俱乐部名头的手段。国内球员动辄几千万元的签字费并不少见，预备队球员都可拿到百万年薪更是让前国脚们咋舌，杨璞直言：“那时候国内球员的薪水与实际水平严重不符。”
中超俱乐部的高投入换来了亚冠赛场上的荣光时刻：2013年和2015年，广州恒大两夺亚冠冠军，2017年与2019年，上海上港和广州恒大分别打进亚冠4强，一扫2012年广州恒大进入亚冠8强前，中超球队自亚冠改制后连小组出线都困难的颓势。
高潮并不认为这意味着给整个国家足球带来提升，“亚冠毕竟不是国家队层面的比赛，亚冠赛场上的进步提高了中国职业俱乐部在亚洲俱乐部赛事的成绩，但国字号的成绩呢？这一时期，我们国字号球队在世预赛、奥预赛、亚洲杯……成绩怎么样？”
国内球员的实际水平直观地反映在国家队战绩上，2014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卡马乔执教的国足折戟20强赛，未能晋级10强赛，2012年2月就早早失去了冲击巴西世界杯的希望。2013年6月在合肥进行的热身赛中，国足1比5不敌泰国青年军，就此被钉上耻辱柱。多年前端着肩膀为“米家军”坐镇后防线的范志毅言辞激烈地评价：“中国足球脸都不要了！”
2018年世预赛，“银狐”里皮没能为国足逆天改命；2022年世预赛，20年前出线夜那个制胜球的策动者李铁正在率队艰难行进，前路几无希望。
投入巨大的广州恒大收获也大，10年8夺中超冠军。图/Osports
俱乐部都不盈利是联赛“死结”
2015年3月16日，备受瞩目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正式公布。
缺乏顶层设计是中国足球多年来的痛点，《方案》以总体要求、主要目标为大方向，通过对管理机构重新设计、职业俱乐部建设、完善竞赛体系、校园足球、社会足球、人才培养、国家队建设、场地建设管理、完善投入机制等涉及足球领域的各个层面的具体部署，指明了中国足球日后的发展方向，是中国足球改革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中国足球从业者欣喜于《方案》的出台，然而任何改革都需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金元足球”时代并未随《方案》出台结束，2016年，卸任国安俱乐部总经理后，高潮随国务院足球改革调研组前往各中超俱乐部调研。在调研中发现，越来越多的俱乐部开始担忧中超引援市场日益烧钱的现象，一些俱乐部不再“比烧钱”，而是逐步减少投资。更为关键的是，中超俱乐部几乎没有一家能盈利，并极度缺乏创建盈利模式的设计和主动盈利的渴望，投资人无法把巨额投资通过足球职业市场转化为有效的增值资产。高潮将这一现象称作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能否保持高水平持续发展的死结。
2020年12月14日，中国足协在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专项治理工作会上宣布“最严限薪令”：从2021至2023赛季，中超俱乐部每赛季的投入总额不得超过6亿元人民币；中超本土球员顶薪为税前500万元，外援顶薪为税前300万欧元。
限薪、限投的大背景下，高水平外援、外教纷纷撤离中超，中超俱乐部2021年冬窗总投入为2800万欧元，回归2011年时期，“金元足球”时代至此落幕。
职业联赛迎来俱乐部退出潮
2015年3月，中国足协首次以竞标形式销售中国之队赛事媒体版权，体奥动力(北京)体育传播有限公司以5年80亿的价格拿下2016至2020年中超联赛电视公共信号制作及版权，不仅结束了联赛版权的“白菜价”，还开创了中超的“天价版权”时代。因受中国足协2017年颁布的一系列新政影响，这一数字在2018年1月调整为10年110亿。2021年初，双方被爆出提前解约，联赛版权模式开始尝试由独家转向分销。
在外界看来，出现“天价版权”得益于“金元足球”时期的联赛繁荣，而“金元足球”带来的利弊一直是争论的话题。
“肯定要辩证看待。”孟洪涛说，“球迷们乐意看到激烈对抗的足球场面，也愿意看到更多大牌球星和名帅出现在中超联赛。在那个时期，联赛的影响力是有的，甚至一度引起了国际足坛的极高关注。但问题同样很多，副作用也不小。”高潮提到的“死结”也是孟洪涛所持的观点，“联赛缺少真正职业化和商业化的整体管理和运作，所谓的职业俱乐部依然只是‘企业’俱乐部，无法成为足球联赛链条上的独立主体。没有任何自我造血功能，所以往往是钱烧没了，俱乐部也随之消失了。”
近两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退出潮极为惨烈，2020年三级职业联赛16家俱乐部退出，2021年共6家俱乐部未通过准入，其中包括中超卫冕冠军江苏队。从2004中超元年至今，各级联赛已有近60家俱乐部消失在中国职业足球的版图上。
新京报记者 周萧
编辑 韩双明 校对 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