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韩日世界杯济南时报(七日体谈 二十年前，背着传真机去世界杯……)

原创 尹波

齐鲁周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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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媒体全面出击世界杯开始，每届世界杯，中国记者皆进入了现场采访记者总数的前四名。另外三个特派记者数量最多的国家，分别是巴西、英格兰和日本。巴西是世界足球王国，英格兰是现代足球发源地，日本从1998年起至今从未缺席任何一届世界杯，只有中国，大量记者蜂拥世界杯赛场，似乎与中国足球是否能够出现在世界杯决赛圈没有多大关系。

然而，中国记者采访世界杯的路径和条件，与巴西、英格兰、日本乃至其他世界杯常客国家的记者，有着很大的差异。如果你向那些来自欧美和亚洲日韩的记者了解他们的世界杯采访经历、心得，听到的大都是围绕世界杯本身的种种专业色彩浓厚的表述，但中国记者会更多地倾诉专业领域之外的酸甜苦辣。

我曾赴法国采访1998年世界杯，2002年到韩国先期采访世界杯筹备情况，之前作为齐鲁晚报编辑和球评撰写人参加过1994年美国世界杯报道，之后作为济南时报和济南日报负责人领导或参与过2006年德国世界杯、2010年南非世界杯、2014年巴西世界杯报道，每届世界杯报社都派出记者到现场采访，体会颇深。

中国记者是世界杯“三等公民”，靠“外卡”艰苦生存

世界杯万众瞩目，全球媒体都会云集举办地采访，因此世界杯采访证件便成了最稀有的资源。按国际足联的规定和媒体采访惯例，要求采访世界杯的媒体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待遇。

首先是世界杯参赛国的记者，享受最优先的地位。历史悠久、战绩突出的欧美足球强国那些名气和影响较大的强势媒体，拿到的正式采访名额最多。其他参赛国主要媒体派出的记者，特别是国家通讯社和电视台的记者，需求得到满足的概率也比较高。

其次是东道主媒体的记者。东道主既有球队参赛又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媒体近水楼台获得采访资格更是顺理成章。

第三档次，才轮得到像中国这样的非世界杯参赛国记者。世界杯的独特魅力，决定了非世界杯参赛国媒体也会把它视为采访热点和焦点。可惜，国际足联和主办方在满足前两类媒体记者需要的前提下，才会给这一类媒体发放少量正式采访证件。中国幅员广阔人口巨大媒体众多，供不应求的矛盾极为尖锐。只是这并不能阻挡善于“变通”的中国记者跨向世界杯现场的脚步。于是，非正式的“二级”甚至“三级”采访证件，就成为拿不到正式采访证的记者们的“救命稻草”。

这些非正式的采访证件，并非中国记者专用，每届世界杯都有一大批无法获取正式采访许可的记者，凭借这样的证件，得以涉足世界杯现场。不过，最多的使用者和最大的受益者，显然是数量惊人的中国记者。但是，非正式采访证件对记者采访的权利是有诸多限制的。“二级”的能进新闻中心，进不了记者席、赛后混合采访区和新闻发布会；“三级”的连新闻中心也进不去，只能上观众席。所以，每届世界杯大赛，很多媒体都打出“特派记者”名号以吸引读者，实际上其中大多数并不具备采访资格，他们的职责，主要是到世界杯现场刷“存在感”的。当然，这些记者绝非都是“打酱酒”的角色，他们中间的部分佼佼者，还是能够克服重重困难，给自己媒体的受众提供了有价值的世界杯现场报道，尽管不少是二手乃至三手的。

不怕采访写稿劳累，就怕传真机闹情绪罢工

我的体育记者生涯中，唯一一次以特派记者身份，在世界杯决赛阶段现场采访世界杯，就是1998年法兰西世界杯那一届。当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和深入，以晚报都市报为代表的中国生活类媒体迎来井喷式发展，成为广大媒体受众获取新闻资讯的重要平台。走出国门，到现场采访世界杯这样的顶级国际大赛，便成了彰显媒体地位和影响的标志性举措。只是，那时中国记者与国外记者特别是经济和足球都非常发达的欧美国家的记者，各方面差距相当明显，硬件上尤其突出。比如20年前的法兰西世界杯，在欧美记者早已普及电脑写稿传稿的情况下，我和绝大部分中国记者，还是背着传真机踏上飞往巴黎的航班的。

我第一次背着传真机出国采访，是1994年到日本采访广岛亚运会。过海关时，中国记者每人背一部传真机通过安检口，成为一道风景。进了酒店房间，第一件事不是安放行李洗漱休息，而是直扑床头柜上的电话机，看看上面的线路插口是不是能拔下来的那种。若能拔下来，顿时心情大好，因为拔下电话线，换上传真机上的线，传真机就可以工作了。若拔不下来，就要费一番周折。中国记者出国采访，都会随身携带必要的工具，用来改造酒店房间电话，使之能够连接传真机，确保自己的稿件及时传回后方编辑部。一般酒店商务中心都设有收费传真，不允许私自改装房间电话机，所以还要煞费苦心，每天出门采访时，用从国内带来的小纪念品，打点负责整理房间的大妈，让她对我们的“秘密”保持沉默。

在亚运会足球赛场记者席上，每人一张桌子，上面一台用来回放慢镜的电视，一个电脑插口，还有一部国际长途电话。我左边是一名韩国记者，右边是一名台湾记者，他们都用电脑写稿，边看比赛边写，比赛结束稿子也基本完成，拨通国际长途连通电脑，稿子就发回去了。当时，整个中国记者团，用电脑写稿的，只有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羊城晚报等极少数记者。绝大多数记者还是现场用采访本记录，回到酒店再熬夜用稿纸写稿。稿子写完、改好，拨通国际长途，一张一张地通过传真机传回去，传完拨个电话问编辑“传清楚了没有”，答案是肯定的，才如释重负，这一天的工作总算完成了。

四年后的法兰西世界杯，虽然使用电脑的中国记者多了起来，可是用电脑打完仍然要通过电脑携带的打印机打印出来，然后再传真回去。而那时我所在的济南时报还停留在纸笔写稿阶段，一个多月的世界杯历程，最让人提心吊胆的，就是那部辛辛苦苦从济南背到巴黎，又从巴黎背到里昂、尼斯、马赛、波尔多的老式传真机，不怕采访写稿劳累，就怕传真机闹情绪罢工。

20年过去了。如今出国采访世界杯的中国记者，比我们那一代人幸福多了。论采访的设备、手段，从写稿到传稿，与欧美先进国家记者已经处于同一水平线。除了国足不进反退，世界杯之于中国，中国之于世界杯，与2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晚辈的同行们，你们要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