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初，海天一色的水俣（yǔ）市只有云卷云舒的美丽，渔民快乐地以出海捕鱼、下地晒盐。

直到1954年，大家发现捕鱼量少了将近一半，1956年又少了一半，1957年再减少一半。渔民全都慌了神，总体算来，捕鱼量减少了大约九成。

几年内他们还目睹了更诡异的现象，猫咪相继跳起了舞蹈，它们不断地转圈，直到死去。

没过多久，海边有人开始行走困难，慢慢地连话也不会说了，之后就是双手颤抖，筷子也拿不住，直到抽搐、发疯、死亡……

这一切还要从1905年说起

当时熊本县的水俣地区，是个人烟稀少的小渔村。这里只有祥和与宁静，主要依靠盐业支撑当地的经济。

由于日俄战争的影响，政府垄断了全国盐业，把赚来的钱投入到战争中。

水俣地区的盐业被叫停了，就必须有新的经济来支撑。之后水俣的头头听说南边的鹿儿岛要建化工厂，他们便主动找到相关人员并自愿出让土地。

反正晒盐的土地也不能耕种，干脆把土地让渡出去，条件是化工厂建在水俣，用来发展新的经济。

就这样水俣建起了化工厂，负责人还在1908年买下了当地的水电站，企业名称是“窒素株式会社”。

起初化工厂的业务是将空气中的氮转化为氮肥，一来二去竟成了全国的肥料巨头。几年后的一战，让“窒素株式会社”取代德国，业务遍布东南亚。

二战期间他们还生产炸药，成为日本重要的炸药生产企业，从此，“窒素”一发不可收拾。

水俣跟着升级成为镇，几十年后又变成了水俣市。这里有一半的税收都是“窒素”贡献的，每家人口都有在“窒素”上班的。

漫漫地这里衍生了出了一条鄙视链：东京来的看不起水俣当地的，镇里的人看不起农民，农民看不起海边的渔民，渔民最惨。

当金钱的欲望伸出了头脚

1932年，桥本彦七作为“窒素”的厂长引进了德国工艺，用“硫酸汞”做催化剂将乙炔变为乙醛。

高效的生产工艺让“窒素”又成了“乙醛大王”，产量可以占到日本的四成。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汞废水，将被直接排放到海中，在当时人们的眼里，大海是最包容的母亲。

前文提到，渔民直到1954年才发现捕鱼量减半，难道大海真的包容了二十多年吗？

事情并未如此简单，在1951年“窒素”继续改进生产工艺，他们用硝酸代替之前的原料，产生出“甲基汞”。

致命的是，1932年的“硫酸汞”属于无机汞，而现在的“甲基汞”是有机汞。从海藻到贝类，从小鱼到大鱼可以充分吸收“甲基汞”。

仅仅三年光景，就出现了鱼量减半的状况，不能不说是一场灾难，而更大的威胁正在步步逼近。

吃鱼最多的自然是沿海的渔民，有些人开始出现了双手颤抖，严重的人无法下地。

有美国摄影师看到，病人们从医院出来的时候，他们选择避开公路而沿着铁轨回家。

本来就处在鄙视链底端的渔民，现在连身体也遭受着鄙视。城里的人们都以为渔民得了怪病，可能和愚昧与生活习惯有关。

就连商家也准备了一个篮子，让病人把钱放在篮子里，回家还要整体消毒。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一个人首先被损害，进而被损害成了他进一步被侮辱的理由。”

的确，生病的人不仅会被家人误解，还时常被邻居侮辱，被泼大粪也不算稀奇。

“窒素”不会遭到惩罚吗？

天下没有绝对的傻子，当地人的矛头渐渐指向了“窒素”，认为污水排放是罪恶之源。加上国外舆论和社会的报道，“窒素”被暴露在聚光灯下。

1959年，病人们碍于身份的卑微不敢露面，后又找到水俣渔业协会，希望他们上书市政府。

希望就在眼前，可惜政府只是口头答应，并未彻查。走投无路的渔民和鱼贩集合起来，砸了“窒素”的玻璃还闯进了工厂，无奈之下政府才出面调停。

多轮协商过后，“窒素”答应补偿渔业协会2000万日元，另用1500万建立基金恢复渔业，每年再付渔业协会200万日元。

每人拿到的钱如果用金价折算，折合现在的人民币一万多元。

回头仔细一想，这个渔业协会简直就是“糊涂蛋”：没问病因、没谈责任人、没禁止“窒素”的行为。更奇葩的是这钱“人人有份”，而不只是水俣病患者，难道这钱留着生病了再用不成？

不久，水俣病在熊本全县蔓延，这次熊本县的渔业联盟有上千人涌入化工厂。

作为全县纳税大户，“窒素”腰杆子比谁都硬，拒不接见任何代表。

厂子里迎来的又是一阵“打砸抢”，不解气的联盟又将状纸呈到了东京的中央政府。

事态发展之快让国会束手无策，终于决定派“16人团”到水俣调查。调查团刚到水俣市医院，就看见示威者摘下头巾并收起标语，如同看到了青天大老爷，大家都留出了泪水。

本以为拨云见日，才发现前面更加黑暗。之前“窒素”的负责人桥本彦七，人家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水俣市的市长。

“窒素”还要嚣张多久？

马上步入六十年代的日本民众，看不出一点民主国家公民的影子，只表现出来做臣子的样子，在他们眼里政府就是爹娘。

这里关键的区别是：臣子必须听话，一切由主人治理；而公民有更多的权利和义务，要参与到社会活动中。

我们可以想象桥本彦七的样子，满腹的仁义道德，不论从税收上还是提供就业上，都是市里的“模范典型”。

他大言不惭地宣称：“一定是上一次的台风，把杀虫剂撒到了大海！”不仅如此还在美国专家来之前，买断了市场的鱼类，导致专家组没有样本可以化验。

最无耻的是，桥本彦七宣称工厂的废水依然是“无机汞”。

为了演完这出戏，桥本彦七同意支付3500万日元的赔偿金，扣掉1000万日元打砸抢的经济损失，最终以2500万日元成交。

此次的行动再次不了了之，随后桥本彦七还准备了一套“废水净化器”，宣布这废水是无毒无害的，并且当众喝了一杯以表诚意。

从头到尾都能看出政府是偏袒“窒素”的，当时日本政府的态度很粗暴，一切以经济为重！曾有官员助纣为虐，销毁了一些检测报告，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工厂的生产停滞。

“窒素”在这样的支持下怎么能不嚣张？就连那台“废水净化器”也是逢场作戏，其实管道排出的并非废水，而是原本干净的普通水。

命中的安危该如何安放？必须靠自己！

在几次示威失败之后，水俣渔业协会和熊本渔业协会之外，一个新的组织诞生了。

这个由水俣病患者构成的组织称为“水俣患病者互助会”，最初仅仅有78名会员。

病人不像健康人，很难搞起“打砸抢”的行动，毕竟自己都站不稳。他们依靠自己仅有的能力到处散发传单，还经常在工厂门口静坐。

在这个过程中练就了开放的心态，他们不再卑微不再胆怯，就这样牵动了更多人的心，也鼓舞了其他患者。

这些非暴力的行为，让社会各界开始同情患病群体，有钱的捐钱，有物的捐物。

宏观上来说，患者和工厂之间的矛盾转化为社会舆论和工厂的矛盾。

迫于社会的压力，“窒素”终于同意成立调查委员会，“正面协调”此事。

精致的利己主义当然也是高智商，委员会同意帮助确认水俣病患者。另外定下了水俣病患者的抚恤金以及丧葬费，虽然数额不是太大，但毕竟缓解了双方的矛盾。

但是为什么患者的情况要由“窒素”委员会来确认呢？没有其他监督部门很难保证公平性。

此外，之前那台假冒的“废水净化器”已经暗含了一个前提：“窒素”今后排除废水都是无毒的，若再有人得病就与他们无关了。

光明到底何在？

时间刚刚1961年初，熊本县南边的鹿儿岛也发现了汞中毒，其主要原因是民众认为水俣的海域离自己有些距离，更何况“废水净化器”已经解决了污水问题。

熊本大学医学院的原田正纯教授为了找到真相，他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研究。虽然身边的助手越来越少，但是他的决心却越来越强。

之前他遇到过17名水俣病儿童，想起之前曾经解剖的两名儿童，想起他们大脑组织充满了病变的空洞，想起大脑的重量只有正常人的一半，他相信有机汞就是罪魁祸首。

但是那个厂里的“水俣病认定委员会”，坚持否认活着的15个儿童是水俣病，除非等他们死了解剖后再认定。

“这是哪门子的谬论，难道不死就没有结果吗？” 原田正纯气愤地说道。

右一：原田正纯

大家都是公民！

1967年是个值得记住的年份， 另一家被称为“昭和电工”株式会社的企业开始兴建化工厂。

该工厂用同样的原理生产乙醛，将含有甲基汞的废水排到了其他河流，下游的居民由于吃了河鱼开始患病。

这里的居民不同于海边的水俣市，他们与工厂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便直接将“昭和电工”起诉。

这件事情惊动了社会上下，女作家石牟礼道子与女议员日吉美富子，在1968年成立了“水俣病公民委员会”。

委员会不再只盯着赔偿，而是转向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不论是患者还是普通人，只要有社会责任的都可以参与到其中。

其中有一位会员叫后藤孝典，他在1970年用35日元（每股）的价格，买入“窒素”股票共一万股。

亮点来了：只要是委员会成员或支持者，后藤孝典就每人给一股，两个月后已经有五千多人成为了“窒素”的新股东。

又过了一个月，“窒素”在年底开股东大会，未料总结大会变成了“水俣病控诉大会”。

这次的“控诉大会”是通过电视直播的，大家在电视中听到了委员会悲伤的歌声，也看到了受害者的泪水，此次大会成功地让更多人看到了悲惨的一幕。

从此，人们与水俣病的战斗翻开了新的篇章。

后记

荷马曾说：“每当专制降临，宙斯就会取走人性的一半。”

是啊，欲望驱使人类走向罪恶，愚昧和落后的观念是换不来新生活的。

一九七三年，“窒素”的两名重要经理，以过失杀人罪被判刑；

到了二十一世纪，大阪高等法院判日本县政府“放任疾病扩散”罪名成立。

就用股东大会的歌声作为结尾吧：

我们思考了漫长的春天

这是一个短暂的梦

在你已经离开的灵魂前

我们留下真诚滚烫的泪

悲伤地怀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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