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足球直播推荐每年入夏，长沙的夜生活都可以持续到凌晨3点，甚至6点。天气一热，“人在家里坐不住，一定要出来，一定要喝酒，一定要吃宵夜”。在这座网红旅游城市里，夜宵是湖南人的，也是全国人民的。
渔人码头是去长沙必去的“外滩”宵夜胜地，沿湘江而建。900多米的沿江风光带，几乎一整条街都卖小龙虾。每天，超过2万的四方食客，在大排档举杯阔谈。超过150家小吃店、小龙虾烧烤店的老板，和食客一起，湮没在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中。
疫情3年，最严重的时候，商家们接到的通知，也只是“建议关门”，或暂停营业几天。但是，这里的客流，从日均2万骤减到不足500人次。他们没有经历禁止堂食，或者彻底封城，却也因此损失了近70%的顾客。
即使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长沙的夜生活也没有停止。在几次疫情侵扰和全国疫情的反复中，不同商圈都受到了大大小小的影响，但商家们依然投资店铺、坚持经营，渴望在抖音出圈，渴望成为全国人民的茶颜悦色、文和友。
人少了三分之二
完全不受疫情影响是不可能的。今年五一，“渔人码头的客流量，至少比去年少了三分之二”，虾娃滴咖的老板周政文说。梅雨天气也在影响生意。往年5月的长沙温度都很高，雨水很少，今年天天下雨，以前雨中撑伞都要吃喝的食客，少了很多。
更惨的是去年。2021年8月，渔人码头8月出现一例密接。每年，7月至9月是渔人码头生意最旺的时候，关门半个月，影响的是整个8月和9月。“不是递减，而是断崖式下跌，从几万降到1/10。”李记红灯笼的老板李拥说。
渔人码头
紧接着，10月23日，长沙新增2例核酸阳性中，一例从南京飞长沙出差，与长沙此前的确诊病例同乘一辆大巴感染，轨迹遍及国金中心、长沙火车站、橘子洲、岳麓区的渔人码头。
确诊病例踏足的瞿记虾尾店关门了。政府没有一刀切，“建议关门”。“没人，一个人都没有。”李拥干脆关门，“直接放假”，整个渔人码头也安静了。问题是，仅仅停一周或半个月，不能躺平，餐饮是重投入，“如果停半年，直接关门，就地解散”。
为一整个旺季的备货一次又一次积压。但虾不耐高温，说坏就坏，价格跟着死亡率飙升。房租10万、人工16万，水电燃气3万，每月基本开支30万。没办法，李拥把手伸向银行，看在以往店铺丰盛流水的面子上，银行借给了他。
正是去年，周政文送走了店里的服务员，自己既是服务员、老板，也是店长。十几年的店铺有自己的品牌和团队，他的店铺小，店长是请的，为缩减成本，最后只剩他和厨师。
门店关停几日的渔人码头
“一个门店本身一年也就几百万。”两波疫情下来，“直接给你砍掉三百万”。李拥说。不仅仅是渔人码头。李拥在长沙五一广场有两家茶饮门店，北京不让出来，上海不让出来，成都不让出来，“没人”，直接关了。
有商户统计过，渔人码头70%是外地游客。各大城市疫情反复，都能影响渔人码头的订单。尽管长沙很少直接遭受疫情冲击，但这座旅游城市的夜生活，是属于全国游客的。就连爱好吃喝的本地人，也开始点更加便宜的卤味虾了。
估值两百亿的茶颜悦色关掉了2成长沙店铺。承受不住的老板开始摆烂，转手。七八十平米的铺面，原本转让费50万，后来房东直租，不要转让费了，“依然没人要”。没办法，李拥把一个8平米的地方挂到网上，3个月，房租被房东从2万多降到1万7，“还是没人要”。
渔人码头的巅峰
李拥是最早一批入驻渔人码头的商家。他看好这里，一，这里有江景，“吃宵夜更舒服”。二，环境更好。经过几轮演变，渔人码头成了各地游客来长沙的打卡胜地。“味道其实都差不多，外地朋友来打卡，商务宴请更喜欢这里。”
最开始不是这样的。2015年，渔人码头落成时，街上的店铺主要是西餐吧、咖啡馆和酒吧，偏欧陆风情。招商团队想在长沙开出“外滩”来，用李拥的话说，“不够成熟，业态单一，没有互补性”。
欧陆风情的渔人码头
低廉的租金还是吸引了一批餐饮老板入驻。李拥以前在深圳一家外企，做和阿里巴巴竞争的B端生意，被一个做餐饮的朋友叫了来。李梁以前是湖南经视的主持人，和朋友联合创办“大虾驾到”，“从裁判员变成了运动员”，8年开了8家分店。
周政文入场晚，以前做电子屏、高速路广告。2018年单身后，带着2岁的女儿，直接住进了店里。湖南有句话，火车和货车好过长沙，小龙虾就难过。“过不去。”周政文说。意思是，就留在长沙了。龙虾是一个夜宵生意。
长沙人爱吃虾。《人民日报》2018年报道，长沙规模较大、经营口味虾的夜市门店约300家，虾被分为口味虾、油焖虾、蒸虾、烧酒煮虾、油爆虾、泉水虾、酸汤虾等七大派。2017年长沙市区小龙虾年消费量约2.5万吨。也就是，每天都有70吨小龙虾，要牺牲在长沙全国吃客的桌上。但疫情期间，每天都有数以10吨计的小龙虾们，侥幸逃脱。
渔人码头正是被全国人民吃成了“龙虾一条街”。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夏天，人们在渔人码头喝酒吃虾，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外地游客。一层成了小龙虾的天下，二层是酒吧、咖啡和茶饮。但这需要熬，几年下来，李拥手机里，最开始沿江的21个商户联盟群，“只剩3家”。
客人在唱歌
变的是老板，不变的是虾和吃虾的顾客。2019年，渔人码头经常被堵得水泄不通。大一点的门店发出500多个等位号，这里的老板们，就是眼睁睁看着瞿记龙虾门口排队的人，从下午5点延续到凌晨12点，取号的“叮咚”声音吵得他们心里发痒。
街上至少有五六个摆摊的歌手，唱一年，交20万驻唱费，客人点歌，50元一首。拉泔水的大爷，疫情之前，每家店每天至少拉一回，客流较多的店甚至要拉两回。不像这时候，“两天跑一趟得了”。
罗丹是“大虾驾到”的合伙人之一，每天都在前台看戏，“吃不完的瓜”。一对男女在大雨中吃完了一整盆龙虾，“也不知道什么仇什么怨”。一个两百多斤的中年男人喝醉了酒，直接睡在路中央，朋友们实在没辙，借了一个垃圾车把他运走。第二天还来，还得用垃圾车。有的人喝高了，直接跳进湘江。
长沙夜晚的小龙虾带给人的是社交和沸腾。双手拨虾，掰、掐、剥、啃，就没时间看手机了，受刺激的味蕾让人更感饥饿，一口啤酒下肚，空气和胃液，都是翻腾的。那时候，商家的账户，也是几万几十万的沸腾。进入2021年，店铺越大，赔的越多。
每个老板的“抖音梦”
李拥经常跟天南海北的餐饮朋友聊天，北京老板经历过36天的“禁止堂食”，上海老板经历几个月的封城。在长沙疫情最严峻的时候，渔人码头的商家接到的通知也只是“建议关门”，或者暂停营业几天。
弹性的政策让长沙的夜宵一直保持活力，但老板们还是会有沮丧。虽然可以开门，但是没有游客，顾客也少，全国的、长沙的流量，都被疫情吓住了。“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未来有没有希望。”活力也分等级，以前10级，现在4级。
4月的一个晚上，罗丹看到周政文兴冲冲地跑过来，只为宣告自己的视频上了抖音热门，3.5万个赞，“瞬间涨了500多粉”。罗丹一看，粉丝1000多，还没自己多，但这是渔人码头老板们最新的交流密码。
周政文抖音里的“渔人码头”
“上热门了？”在码头老板嘴里，和“吃了吗？”一样寻常。闲来无事，渔人码头的老板们在抖音上“卷”起了小龙虾。李梁一直让“大虾驾到”保持30%的外卖收益。疫情一来，调整到50%。3月份，他走进了抖音的直播间，用主持腔出镜。
周政文2018年就下载抖音了。凌晨五点4岁女儿抱着布娃娃酣睡的场景，送走最后一桌客人下班后的地下车库，令人垂涎欲滴的橙红色大龙虾，下雨天在渔人码头撑伞吃饭的客人，疫情中发布的往日店铺喧嚣场景......不温不火。
今年4月，他发了一条抖音，讲了虾的品质、价格，优惠力度，视频一下子火了。一开始他没注意，直到店门口不停有客人指着招牌说，“这个‘虾蛙滴咖’在抖音上看到过”。
周政文和女儿
“如果你本身产品和营销足够好，在抖音上很快能火起来”，李拥像一个运营专家。就推广来说，抖音和其他本地生活平台没什么区别，“但它更直观”，粉丝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店铺的视频和直播能被推给附近的食客。
李梁则说，做抖音需要一个强大的心脏，必须放下过往的一切，身份、心理包袱，“躬身前往”。他已经8年没有出现在荧屏上，今年在直播间，从120多斤，吃到了150多斤。
罗丹把“人人都有个抖音梦”当作口头禅。她有两个埠头（路边摊），一个在渔人码头，一个在四方坪。两个2000万粉丝的探店达人，拍了四方坪一家店铺的视频，整条街火了。四方坪紧急开了200个埠头。“几千人在抢。”如今，渔人码头100多个商铺，每天在抖音上“云摆摊”。
李梁在直播
“98块钱可以吃一大桌”在抖音流行起来。“云摆摊”的意义，除了让顾客来店里，还有“周知”的作用。这里有这么一家店，店里有这么一个活动，用户看到了，随手下个单、收藏下，想来的时候再来。
有时候订单和人太多，后厨忙不过来了，差评会多起来。李拥觉得，有差评也未见的是坏事，至少表示有人，“不然连差评都没有”。他也在视投诉的情况，逐步增加人力，只是不敢一下增加得太猛。抖音是一个做了不代表能够“一飞冲天”，但不做，就一定落后的渠道。
一整个旺季的到来
7月底的渔人码头，开放的露天餐桌摆满，各式小贩，水果、气球、槟榔、花束，顾客招个手就有人来。花样百出的弹唱艺人回来了，一条街从头走到尾，流行、经典、粤语歌等，各种曲风此起彼伏。
在路边等待顾客的代驾，总会因这样的画面出神，脸上露出和客人相似的愉悦，好似参与一场公共宴会。偶尔低头刷抖音时，他们会发现，耳机里的声音，也在不远处响起。
渔人码头约20家小龙虾店，油炸的、卤的、焖的、骨汤熬的，能想到的小龙虾做法都能找到
没有人对手机直播感到稀奇，一位看起来四十多岁的女士，举着手机边走边笑，还不时转上几个圈圈。前后路过的人，默契地给她留出空隙。不过，如果有扛着摄影机的几个人出现，人们还是会不自觉地回头、张望，暗自思忖，是哪家店又有大动作？
文和友、茶颜悦色是长沙的新名片。每个假期，人们都会感觉整个朋友圈都去了长沙。去过长沙的人，没有一张“茶颜悦色”的照片，都不算到过长沙。他们的创始人或老板，都是和李拥、周政文一样的草根。
茶颜悦色的老板吕良和孙翠英夫妇，是从鸭脖、热卤、台式奶茶，一路做到2013年的茶颜悦色。速溶咖啡“三顿半”创始人吴骏，自2008年在长沙开咖啡馆。文和友的文彬，2010年在坡子街卖油炸串串，一路摸爬滚打，从油炸社、龙虾馆，做到了超级文和友。
从湘江俯瞰渔人码头
有报道曾分析，长沙的红，源自新一线城市的“低房价”，房价收入比仅为6.2%。低房价降低了创业门槛，也释放了长沙人的消费能力。长沙的商圈也高度集中，例如，五一商圈的20多条商业街，聚集长沙了2/3的商业综合体，为各类品牌提供了厮杀场域。
这些在疫情中都略微削弱了，但夜市和生活一直在。也许李拥说的对，“夜宵和吃饭不同，夜宵是一种休闲方式，人们为了放松而不是填饱肚子”，这种需求永远存在。两桌人，彼此不认识，但吃开心了，邀酒、海聊，一起开心度过这个夜晚，第二天，回到各自的生活。
松弛，夜宵是感性消费。顾客在这里，褪去甲方乙方身份，喝得烂醉如泥，无人谴责，商家也松弛。文和友、天宝创造过奇迹，是天花板，“我知道它好吃在哪里就行了”。在竞争中出列的店铺，随便哪一家都不会太难吃。罗丹说，只要这条街不死，就不会死，“永远有新客人”。
作者丨刘小洲
设计排版丨高旭芹
图片来源丨 抖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