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七宗罪，各种小说、影视剧和游戏中，它是经常出现的名词。可实际上，七宗罪的历史并不久远，而且也是在很特殊的条件下才产生的。

电影《七宗罪》剧照

七宗罪实际上应该是“七罪宗”，“宗”是来源、根源的意思，指的是引发教徒重大恶行的七个来源，按照严重程度依次为傲慢、嫉妒、愤怒、懒惰、贪婪、淫欲和暴食。鉴于我们习惯性的称呼，下面依然用“七宗罪”来讨论。

实际上，在《圣经》中找不到关于“七宗罪”的出处。公元4世纪，东罗马帝国的修士Evagrius Ponticus最早提出了8种恶行：暴食、色欲、贪婪、傲慢、伤悲、愤怒、自负、懒惰。

但是直到公元6世纪的时候，教宗额我略一世才使天主教接受了这种说法，并且修改成了“暴食、色欲、贪婪、傲慢、愤怒、懒惰、嫉妒”这七项罪宗。

不过，七宗罪真正影响到天主教教义，被广为传播的时间是13世纪。当时著名的神学家圣·多玛斯·阿奎那写成了《论恶》一书，具体的描述了七宗罪，并且直接影响了伟大诗人但丁。《神曲》让无数非天主教人士也熟悉了大名鼎鼎的七宗罪，进而影响了很多的世俗艺术作品。

也就是说，真正的七宗罪，是在13世纪才形成的。

13世纪欧洲发生了什么？让沉寂了数百年的“罪恶的来源”忽然间被大力宣扬？

十字军东征

从欧洲教会历史来说，13世纪确实很特殊。除了教皇主导的十字军东征依然在继续之外，年轻的教皇英诺森三世也通过各种手段，极大的加强了教会对于欧洲各地的控制力。第四次拉特兰会议聚集了400多位主教、800多位修道院院长，以及数不清的世俗显贵。这次会议涉及了很多宗教方面的改革，也非常重要。

可以说，单单从教廷的角度来说，13世纪的控制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教会改革也对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我们讨论七宗罪的历史，要把视线转向另一个“新兴事物”——商业性城市。

准确的说，欧洲的城市在13世纪之前就开始发展，并对教会产生影响了。早在12世纪，教会就意识到，那些新兴的城市，正在成为一种“罪恶”。

我们以意大利为例，较好的地理位置让很多商业性城市慢慢繁盛起来。这些商业性城市，破坏了教会强大的控制体系。在以往，欧洲很少有较大规模的城市，90%以上的乡村地区，人们都是依靠土地为生。而土地的所有者基本上都是领主和教会。也就是说，乡村的人们无法脱离土地生存，无法脱离教会生存。

逐渐发展起来的城市

因为土地，教会在广大的乡村地区有着强大的控制力——但城市不一样。欧洲早期的城市基本上都是商人的货物中转站，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城市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而商人并不直接依赖土地生存，他们不想受到国王和教会的制约。

几乎整个中世纪国王对地方的控制力都不大，只要能让税官顺利收到钱，地方自治非常常见。而且就算国王想要取得城市的控制权，也很不容易。比如意大利北部的多个城市就在12世纪中后期组成了伦巴第联盟，共同对抗“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的入侵。

商业性城市的发展，让教会非常反感。脱离土地的商人们，从贸易中获得巨额财富，变得越来越失去信仰，这是不能容忍的。

到了13世纪，虽然欧洲大多数地区依然以农业为主，但是商业性城市逐渐发展壮大了。在诸多保守的教会人士来看，城市中充满了不可容忍的“罪恶”。

我们来看一看，城市中到底出现了什么吧。

中世纪的佛罗伦萨

首先是更细致的职业分类。在乡村地区，人们的身份是简单而固定的，农民、贵族、教士。每个人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一切就是安安稳稳的。

但是在城市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细分职业。比如屠夫、面包师、鱼贩、修鞋匠、马夫、书记员……城市人口越多，分类也就越细致。而随之而来的，就是行会组织。细分职业就意味着需要掌握一定技艺的熟练工人，行会会把这些人组织到一起，从学徒到师父，制定规矩，维护共同利益——一旦失去土地，手艺就是他们唯一的生存保证，必须要联合起来才行。

行会组织的逐渐强大，意味着他们有了一定的垄断能力。尤其是一些掌握专门技能的人，可以通过行会争取更大的权益了。

教会提倡的是坚守清贫的生活，城市中的人们显然违背了这一点，他们正在为了利益而活着，这是一种罪恶。

更为可怕的是，城市中的妇女也不仅仅是在家中服侍丈夫养育孩子，而是出门工作，在大庭广众之下讨价还价了。英语当中的有些单词形象的表现了这一点：fishwife（卖鱼妇）、brewster（酿酒女）、alewife（啤酒馆老板娘）……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职业都有女性参与其中了。

城镇在不断发展

这一点是不可避免的，毕竟想在城市中生存下去，就必须动员家中的每一个人努力挣钱，就连那些非常富有的商人，都会让自己的妻子负责记账等工作。

再看一看教会控制力较强的乡村地区吧，女性唯一离家工作的机会，就是到领主家里当女仆。还有很多女性深受教会的影响，自愿到修道院中度过一生。这对传统教会人士，甚至是传统贵族来说，再正常不过了。让一个女性站在大街上贩卖鱼肉，或者是让女性到酒馆中兜售啤酒，是不敢想象的“罪恶”。

城市中的女性还有一些别的工作，比如充当有钱人家的女仆或者乳母。《企鹅欧洲史3》中记载了，13世纪的欧洲城市中，还有一些女性组成了“特殊的团体”，参与到丧葬事务中。她们会负责洗净尸体，盖上裹尸布预备下葬，还会有人在葬礼上成为“职业哭丧人”。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传统的修士从乡村来到城市，看到这一场景会多么的震惊。

除此之外，这里还有大量的乞丐、小偷、销赃者以及妓女——这一点更证明了传统教士的观点，城市中充满了罪恶。

另一个让传统教士不满的地方，就是城市中的识字率越来越高。

中世纪教士

在乡村地区，几乎人人都是文盲。识字的都是教士，书籍也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几乎所有的知识传播都是教士对宗教书籍的解读——人们无法学习别的知识，甚至无法独立理解宗教书籍，除非认识字。

少数的商业性城市纷纷崛起，意味着商人们的生意越做越大。不管是城市间的贸易还是指挥商队的“跨国贸易”，记账是最基本的技能。所以，不仅很多商人认识字，他们的家人也认识字（帮助料理生意），部分大城市甚至有了自己的大学。资料显示，“当时大学里的师生数量，特别是学生的数量，增长速度超过了相应城市提供新的廉价宜居房的速度。学生们获得了相当于神职人员的地位，城镇中教士和准教士阶层的人口也因此不断膨胀……”

这些并非在修道院学习读写的人，自然不会拘泥于传统的宗教书籍。他们可以自己解读经典，甚至对传统产生质疑。

当然，教会人士依然在城市中掌管着宗教事务，不过他们敏锐的意识到，这里的人们不再安贫乐道。没有土地这个基本保障，他们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不择手段的赚钱，要么成为酒鬼自暴自弃。

传统宗教人士眼中，基督教世界应该是非常纯粹和简单的，所有人只需要分为三个阶层：祈祷之人、战斗之人、亲手劳作之人。

这三个阶层分别对应的就是教会、贵族骑士、农民。这样的世界才是“安稳”的，符合自然法则的。城市孕育了什么？出身底层的人认识字就能拥有教士的地位，不去亲手劳作的商人可以赚取大笔的财富，甚至还有一些放债人“售卖时间”挣钱！

商人生活越来越好

雅克勒高夫的论文集《试谈另一个中世纪——西方的时间、劳动和文化》中有下面一段论述：

……他们的盈利意味着一种对时间的借贷，而时间只属于上帝。比如14世纪初年在一个辩论题中方济各会的一位总司铎写道：“问题：商人们可以因同一桩生意让无法立即付款者比立即付款者向自己支付更多的钱吗？有论据的回答为：不，因为这样一来他就会出售时间，并因为出手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犯下高利贷的罪过。”

看到了吧，直到14世纪初，这一类的讨论依然很流行。在保守宗教人士眼中，日益崛起的城市并不仅仅意味着繁荣，因为城市中滋生了太多的罪恶。

而这些城市人似乎越来越不受教会的控制，他们“唯利是图”，他们贪图享乐。既然如此，就必须强调人自身的罪恶，让城市中的人们“幡然悔悟”才行。

我们想象一下当时的传统教士，对七宗罪的大力宣扬，至少能让还对宗教抱有敬畏之心的人，能收敛一下，不让“罪恶”继续蔓延。但是很显然，城市的发展是大势所趋，会越来越“失去控制”。教会无论怎么宣扬，也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