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

举枪，瞄准，在最后的时刻，同样的动作，许海峰重复了5遍。

一阵紧张过后，伴随着三声枪响，许海峰以569环的优胜比分，战胜对手，拿下了1984年第23届奥运会60米手枪慢射金牌。

这也是中国自1932年参加奥运会以来，所获得的首枚金牌。

许海峰在洛杉矶射落下奥运首金，瞬时激起了无数国人的爱国情怀，也鼓舞了那一年经济即将腾飞的中国。

彼时，起自1978年的改革浪潮，已在中国大地上席卷了五六年。人们对于改革固然抱有一番热忱，但社会的巨大变迁，却也让许多人始料未及：一场针对严重经济犯罪问题的运动即将展开。

就在1984年到来之前，温州发生了“八大王事件”，第一批下海投资经商的个体户，因事业做得“过大”，被扣上了“投机倒把”的帽子，判了刑，进了学习班。

刚刚涌起的民众致富热情，被浇上了一盆冷水。改革开放将何去何从，没有人知道答案。

与社会上迷茫的前景一样，深圳第一任市委书记梁湘，在1984年伊始，精神上的压力也到了一个极点。

深圳率先在全国取消了各种“票”，推行劳动合同制，实行统一所得税税率政策，建立国内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等创新做法，一系列的剧变，引发了坊间流言：“姓梁的把国土主权卖给了外国人。”

可以说，这个时候，中国上下都需要鼓舞。

01

很快，来自北京的鼓舞到了。

1984年元旦刚过，这场改革浪潮的总设计师，经广州抵达深圳。面对长期以来的指责，时任深圳市第一书记的梁湘看到了希望，在给老领导汇报工作的同时，也希望老领导能开口说上一段振奋人心的话。

但总设计师到了深圳后，除了细看和倾听之外，一言不发。

直到离开深圳，前往另一个经济特区珠海后，才说了句“特区好”，并在巡视结束后返回广州，写下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一场关于如何进行深度改革开放的争辩，这才有了明确的方向。

就在总设计师视察深圳期间，一个靠倒卖玉米发家的广西青年似乎嗅到了不一样的时代气息。那日，他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经过当时深圳第一高楼国贸大厦，发现路上多了很多警察和围观群众。一打听，原来在国贸楼顶，一代改革家正在远眺。

这个广西青年名叫王石。在来深圳前，他当过兵，上过大学，也在政府机关待过。丰富的社会阅历，让他一下子便明白，干大事的时刻到了。

此前一年，顶着政府严打“投机倒把”经济犯罪的风险，王石主动放弃国企的铁饭碗，下海当起了“倒爷”。与所有头批下海经商的个体户一样，王石也十分关注市场的动向，在当时靠倒买倒卖赚取利润的市场，有两样商品相对紧俏：日本味精和台湾雨伞。

但王石断定，这两样商品火爆的日子都不会太长。而当时深圳两大饲料厂年产饲料均在20万吨以上，原料基本都是玉米，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从北方的大连、天津、青岛经香港转到深圳。玉米不能直销深圳，是运输导致的瓶颈。

王石找到了相关方面，在货物运输和产玉米的农民之间搭建了桥梁，通过收购玉米，做饲料的中间商。在短短八个月内，利用市场信息不对称，收取差价，他赚了300多万元，挖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凭借手上的资本，再加上中央释放的信号，胆大的王石在1984年的5月间，成立了一家名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机构，准备从事“正当”的商业活动。

根据深圳特区的经济政策，特区进口的外国商品，不能销售到特区之外，但不限制内地客户在特区购买外国商品。于是，依靠过去中间商赚差价的思路，王石利用他的展销中心，做起了民间换汇的生意。

日后接受采访，王石回忆说，当年秋天，一个叫王春堂的北京人来深圳，宣称手头有3000万美元的外汇分成，换汇比率为1美元兑换人民币3.7元。当时的市场汇价是1美元兑换4.2元人民币，王石向王春堂预定了1000万美元的外汇分成，然后从中国银行再贷2000万元人民币，凑足3700万元汇给王春堂。一转手，展销中心赚到兑换差价500万元。

02

王石的先知先觉让自己赚得盆满钵满，据当年《中国青年报》的统计数据，1984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名前三，分别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和厨师。

而医生、教师、科学家等需要具备一定教育素养的职业却位列倒数。

这说明整个社会自总设计师南下后，对民众下海经商这件事，产生了认可。

于是，1984年，在中科院上班的柳传志突然“生猛”了起来。

比起王石，这个年届不惑的大叔，没有那么多的职业经历。在最终决定下海以前，柳传志已经在中科院系统兢兢业业工作了近20年。

可就在向科学巅峰攀登的十几年间，柳传志却越发觉得自己不是做科学家的料。他发现，自己在中科院做了13年磁记录电路的研究，连续获得了多项技术奖后，没了下文。而他长期工作的单位——中科院，似乎在经济腾飞的环境下，也忙于积极扩张，到了1984年，各种名目的研究所居然多达123个。

此前，他们花了8年时间研发出来的大型计算机，尽管获得了国家颁发的“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但其运算仅每秒千万次的速度，让这台机子从一出生开始，就已沦为时代的“弃儿”。

所以，憋着一口气的柳传志，接受了老领导曾茂朝的20万元投资后，借用中科院计算所传达室，办起了公司，并向当时的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夸下“海口”：“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

但下海经商这条路，并不好走。

就在柳传志筹备新公司期间，中科院所处的中关村已成为北京城里赫赫有名的“电子一条街”。除了柳传志这间小公司，还有多达40家的科技型企业，而这些科技企业的创办人，无一不是与柳传志一样的中科院科研人员。

当时的中关村，满大街都是满怀理想打造“中国硅谷”的第一代创业者。手中没有任何研发项目的柳传志，只能跑到中科院大门，当起“倒爷”，兜售各类电子表、大裤衩和旱冰鞋，靠微薄的收入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

直到在一次验收计算机的服务上，中科院支付了70万元服务费，柳传志的创业梦才最终得以坚持下去。一年后，在与倪光南的合作中，一个名叫“联想”的系统，正式面世。

1984年，悬念、风险与机遇，就是每一个逐梦者必须反复挣扎的心路历程。

在这个时代风口中，最成功的企业家，大概是来自当时广东三水县酒厂的李经纬了。那一年，老李已经45岁，胆识无人能比。

早在1983年一次和亲戚的聚会上，李经纬就了解到，广东体育研究所的研究员欧阳孝手里有一种“能让运动员迅速恢复体力，而普通人也能喝”的运动型功能饮料配方，一直在对外寻找合作机会。

因运动型功能饮料在当时的中国市场仍属新鲜玩意儿，故欧阳孝的配方即便面世已久，想要与他合作变现的厂商却仍然没有出现。而众所周知，1984年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第23届夏季奥运会，李经纬一看，时机都对，立即拍板，要跟欧阳孝合作，将中国的运动饮料推向市场，走向世界。

但想做成这件事，难度还挺大。

那时中国的饮料市场并非像今天这样，由两大可乐制霸。在1984年，国内市场上卖得最火的饮料有：北京的北冰洋汽水、天津的山海关汽水、上海的正广和盐汽水、广州的亚洲沙示、沈阳的八王寺汽水、重庆的天府可乐、山东的崂山可乐、武汉的二厂汽水、江西的少林可乐等等。几乎每个地域都有自己的饮料品牌，主宰和分割市场份额。

作为一个连样品都没有的概念型运动饮料，李经纬不要说把当时中国饮料界的“八大金刚”逐一击败，就是想要从称霸省内的亚洲沙示手上抢到一点市场份额，也几乎不可能。

不过，奥运会是李经纬发展运动饮料的最大机遇。

从第一届奥运会举办开始，赛事的赞助商就一直伴随着体育事业的发展而壮大。利用奥运会这场全球瞩目的赛事作宣传平台，几乎成为世界各大厂商默认的绝佳机会。

1984年4月，亚洲足联在广州召开了一场足联代表大会，李经纬立马托关系将这种新生产出来的运动汽水带到会场，送给与会代表免费喝。

为了让饮料看上去更具国际化特质，李经纬特地找到了深圳的百事可乐，以合作生产奥运会饮料的理由，买到了国内首条易拉罐生产线。在百事可乐罐装技术的加持下，三水酒厂生产的运动汽水正式面世。

随后，这款经亚洲足联认可的饮料，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健力宝。

6月，在多轮投票过后，健力宝正式拿下了1984年中国运动员出征奥运会指定饮品的名额。

8月，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奥运会赛场上，中国健儿除了许海峰斩获奥运会首金，实现“零”的突破外，还在其他各大项目上收获了14枚金牌，在当年的奖牌榜上仅次于美国、罗马尼亚、联邦德国，位居第四。而奥运会夺金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和全民热情，也让健力宝品牌水涨船高。

李经纬就这样交上了好运。

仅在1984年最后的几个月时间里，靠着这瓶被日本媒体称为“中国魔水”的饮料，李经纬和他手底下的三水酒厂就实现了年营收345万元的业绩。相比往年，利润增长百倍以上。

这还只是梦幻的开始。随着这股奥运热，健力宝在此后15年间，一直稳居“民族饮料第一品牌”，缔造了一个时代的商业神话。

03

跟企业界一样，这一年，文化界也是激流暗涌。

来自陕西的贾平凹，在收到第127封退稿信后，终于写出了成名作《商州初录》。而时年24岁的余华，在弃医从文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创作高峰，一口气发了《星星》《竹女》《甜甜的葡萄》等好几篇小说。

同样在1984年传来好消息的，还有日后震惊文坛的莫言。这一年，还是解放军文艺学院文学系学生的他，仅用三天时间就写出了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只不过，那时候，人们并不晓得这个年轻人，将在28年后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这一年，在文坛上，人们更关注的人是路遥。

尽管此时的他，还在为日后一部名叫《平凡的世界》小说开头发愁苦恼，但此前完成的小说《人生》，已被吴天明导演搬上了大荧幕，由演员吴玉芳饰演的刘巧珍成为那个时代人们大胆追求爱情的一个缩影。

也不知道是否受此影响，在这一年的6月，《中国妇女》杂志在第38页的“征婚启事”栏中刊登了中国首条征婚启事。它这样写道：

“我是一个煤矿工人，27岁，河南商丘娄店公社汪庄大队人，父母已故，兄弟四人，房八间，现在焦作矿务局冯营矿当合同工，每月工资80元。我热爱煤矿工作，文化程度高小，无疾病，身高1.64米。如哪位未婚女子不嫌俺是煤矿工人的话；如谁家中只有女儿又有心招婿的话，我愿到女家落户，尽养老之责；如哪位丧夫之妇有心另寻伴侣的话，均可来信或见面。”

与现在动不动就要车、要房、要身高、要存款的征婚广告相比，这则征婚启事，在那个年代，显得如此朴实无华。就在这则征婚启事面世半年后，征婚者梦想成真。

当然，比起梦想成真，有时候放手逐梦也是一种新体验。

作为如今国内第五代导演的领军级人物，1984年，陈凯歌和张艺谋还只是两个初出茅庐的平头小伙。1982年毕业后，他俩一并到了广西电影制片厂工作。根据职务分配，陈凯歌被厂里任命为导演，而张艺谋只能做个小摄影师。

但职务虽轻，并不代表二人没有梦想。与当时中国大部分电影喜欢用传统的叙事拍摄手法不同，陈凯歌需要的镜头语言是，尽力刻画人物角色本身。张艺谋这个摄影师刚好与陈凯歌的艺术追求产生了共鸣。

除此之外，陈、张二人都希望他们的主创团队中，包括电影作曲、演员最好都是年轻的面孔，且都对人物艺术有着独特的见解。因此，二人相中了年轻的作曲家赵季平和演员王学圻。

为了拍好他们合作的首部电影《黄土地》，陈、张二人不惜拉着剧组深入陕北的黄土高原，让演员们先期感受来自黄土地的炽热与震撼。

电影开拍后，张艺谋打破了美学上“黄金分割”的构图比例，时而将地平线拉得很高，时而将地平线压得很低，这种两极分化的构图，使整部作品的视觉冲击感更强，而电影的简单情节加上重度的人物镜头描写，一下子将黄土高原那种“黄天厚土”的意境展露无遗。

有意思的是，在这部电影拍摄期间，张艺谋对赵季平透露了自己未来要当导演的梦想，并希望对方能为自己未来的荧屏处女作担任作曲。虽然赵季平当时并没有马上答应下来，但在《黄土地》上映四年后，张艺谋凭借改编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斩获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跻身中国著名导演之列，却是事实。

04

这一年，关于梦想的故事，当然少不了代表中国征战奥运会的健儿们。

奥运会前，著名纪录片导演陈光忠拍了部名为《零的突破》的纪录片，讲述了自1932年以来，以刘长春为代表的中国奥运健儿，一代代人对奥运金牌发起冲锋的追求和拼搏。

在这部纪录片的开头，旁白对着奥运五环发出了一阵询问：“朋友，你可理解每一个零对新中国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

也许当时的人们，并不能很快给出一个标准答案。但在1984年8月，驰骋于美国洛杉矶赛场上的中国运动员们，很快告诉世界，突破“0”的意义，到底有多重要。

继许海峰夺下奥运首金之后，“跳水女皇”陈肖霞、周继红很快杀入决赛。

按照赛前计划，周继红只是个“替补”。没想到，在圆梦的路上，命运女神最终选择了周继红。

因突发伤病，吕伟被迫提前休战，由周继红顶上。

比赛刚开始，中国队就表现出绝佳的跳水技术，在前四跳中发挥稳定。但到了最后一跳自选动作时，主力陈肖霞却发挥失常，中国队的夺金希望只能压在周继红身上。

当年只有19岁的周继红并不慌张，在最后一跳中，选择了她此前并不擅长的107C动作。

超常发挥，为中国队再添一金。

这一年，中国奥运梦，最火的大概是中国女排了。

从1980年开始，中国女排就向世界冠军发起冲锋。1981年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世界杯，中国女排经过五局苦战，击败东道主，夺得冠军。此后在世锦赛上，中国女排再战东道主秘鲁队，以同样激情再夺冠军。

此次征战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女排是夺冠大热门。对于她们的表现，举国期盼。

但其实这一年，对于整个中国女排来说，日子并不好过。此前在她们载誉归国时，新老交替也在同步进行中，女排队伍的大换血，让教练袁伟民深深意识到，中国女排要想在奥运会上夺冠，除了技术，还要保证队员间的默契配合。而这些，是需要时间的。

为了不辜负全国人民的热切期望，袁伟民决定召回已经退役的曹慧英、陈招娣等老队员，采取“主力当替补，替补当主力”的训练方式，加快训练步伐，增进新队友间的默契感。

终于，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她们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1984年8月7日，这是个值得被载入中国体育史册的日子。当天，中国女排在奥运会决赛上，将此前在小组赛上打赢过自己的东道主美国队击败，不负众望地为中国人夺下了这枚期盼已久的“三连冠”金牌。

在这一年，通过奥运会圆梦的还有“体操王子”李宁、“花剑冠军”栾菊杰、“体操女皇”马燕红等。

与他们相比，那年与金牌失之交臂的中国运动员，多少有些失落。如与许海峰同场竞技获得铜牌的王义夫。不过，当时没能夺金的王义夫，却载着金牌梦，跨越了世纪，走到了2004年，成就了一个跨时代的老枪传奇。

05

“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这一年，香港歌手第一次上春晚，演唱《我的中国心》，也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

就在前一年，第一届春晚在中央电视台首播，获得全国观众的一致好评。对此，一直追求新颖的黄一鹤导演，想突破一下：“既然春节是中国人的春节，那今年的春晚，能不能请台湾和香港的歌手参加？”

经过多方打听，黄一鹤发现香港歌手张明敏正是自己要寻找的那把“好声音”。

正当他满怀信心邀请对方到北京参加春晚排练时，上级的电话却响了。电话那头只有一句话：“不许用港台演员，否则撤了你。”

黄一鹤只能找到当时的中央电视台各级领导，一边打报告，一边想法子留住张明敏。

可1984年正值一个敏感时期，对于这个陌生的香港歌手，谁也不知道他的背景究竟如何。而且春晚是现场直播的，香港与广东类似，日常用语皆为粤语，与北京地区的普通话出入较大，真正的转播效果如何，谁也不敢打包票。

但黄一鹤始终坚持“艺术家是要不断创新的”，即便上边始终态度不明，春晚彩排的脚步却没有停止。

终于，在当年的腊月二十七（1984年1月29日），中央电视台获准邀请港台明星同台庆祝春节。

这一刻，黄一鹤相信，自己此前的坚持和努力没有白费。

据悉，在晚会开始之前，身为印尼华侨的张明敏母亲曾对儿子说:“你回到内地，应该说普通话，唱普通话歌。”

春晚过后，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响彻大江南北。几乎一夜之间，张明敏这个名字，传遍千家万户，成为了中国老一辈的偶像。

同一年的春晚舞台上，成为偶像的还有歌唱家李谷一。

为了让观众更好地记住春晚，黄一鹤特地在这一届春晚上安排了一首压轴曲《难忘今宵》。从此，这首祝愿家国美好的曲子，每年必上春晚。至今，已传唱了38年。

1984年的春晚，也给接下来的香港回归谈判，释放了一个决心性信号。就在这一年年底，中、英两国在争论已久的香港主权问题上达成了共识。12月19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发布。

至此，属于中国香港人民的百年“回家梦”，进入了倒计时。

而中国人在1984年的梦幻旅程还在继续。

11月20号，中国首支南极考察船队正式出发，向大洋彼岸的地球南极点发起挑战。12月31号，南极考察队抵达南极洲的乔治王子岛，并在岛上竖起了第一面中国国旗。那一天，南极长城考察站正式动工。

在冰天雪地里，结束了1984年的人们，开始迎接新一年的阳光。

参考文献：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中信出版集团，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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