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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的夏天，河南省平舆县附近一家再普通不过的农舍里，一对夫正在打包行李，他们要去县城里帮人养猪赚钱，27岁的大儿子黄勇留在了家中看家。此时的黄勇表面上露出了依依不舍的表情，但内心却雀跃无比。他意识到，内心那个隐藏了多年的愿望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
黄勇的梦想与众不同，从小他喜欢看电影，尤其是杀手片，那种来去自如、冷酷潇洒的行事作风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烙印。他暗暗发誓：我一定要成为一名杀手。
黄勇改装的智能木马
父母与兄弟的离开给了黄勇独处的机会。有一天，他看到家里的轧面条机支架后突发奇想，为什么不做一台杀人机器呢？他把支架进行了改装，更换了木板，涂上了绿色油漆，然后躺在上面试了试，发现非常合适。黄勇还给这台杀人机器取了个名字——智能木马。
回顾首次犯案：
2001年9月初，黄勇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尝试。他坐车来到了县城，在录像厅门前搜寻着自己的目标。一个名叫王平的15岁男孩引起了他的注意，一番交谈之后，黄勇取得了王平的信任。随后，他以拿钱资助王平上学的名义，把他骗到家中。
黄勇的家里摆着的正是那台智能木马，黄勇告诉王平：“这是一种游戏，能够测试一个人的反应能力有多强，你要不要试试？”毫无戒心的王平自信地躺上了木马，躯干朝上，头部卡在一头，双手被绑在木马腿上。就在这时，黄勇突然拿出白布条，狠狠地勒住了王平的脖子，一条年轻的生命就此逝去。
初次杀人的黄勇显得异常兴奋，却又冷静无比。他用厨房菜刀将尸体切割成七块，埋在了院子靠厕所的地面之下，因为这样容易掩盖住气味。他仔细收拾了作案现场，洗干净了菜刀，还将受害者的衣服全部焚烧，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就这样，在河南省东南部这座偏僻的小县城里，噩梦一次又一次上演。从2001年9月到2003年10月间，先后有17名男青年死在了王勇之手。
2003年11月4日，又一名受害者张雷被骗至黄勇家中，但这次黄勇并没有再杀人，犹豫良久后把张雷放回了家。后来有记者采访过黄勇，他解释说自己第一次杀人太匆忙、太紧张，没有好好体验当杀手的感觉，于是又了第二次、第三次......到最后已经完全不能控制自己，不停地杀了下去。在杀掉第17个人后他觉得已完全掌握了杀人技术，腻了，不想再这样下去。
捡回一命的张雷回到家中，将一切事情都告诉了家人。最终，在张雷及家人的举报下，这个心怀杀手梦想的血腥刽子手终于落入法网。
犯罪心理学家发现，固定的模式是大多数连环杀手都具备的行为规律。只有通过这个固定的行为模式，连环杀手才能体验到快感，满足内心变态的需求。在这里，固定的行为模式主要是指作案方式、受害者类型和战利品。我以黄勇案为例为大家一一解读。
1.作案方式
在黄勇的17起杀人案件中，有16起作案方式如出一辙：在县城各地录像厅、游戏厅或者网吧物色受害者→投其所好，将受害者骗自家中→引诱受害者躺在智能木马上→用白布条将受害者勒死→分尸埋在家中，焚烧衣物。唯一的一起不同是因为受害者有两人，使用智能木马并不合适，于是黄勇选择将两人灌醉后杀害。
FBI将连环杀手作案方式分成两类：手法与标记。手法是凶手完成犯罪所必须用到的具体手段，它会随着犯罪次数的增加而越来越熟练；标记是凶手一种“多余”且相对固定的行为，它对于犯罪本身并无帮助，只是为了凶手满足欲望的一种手段。FBI还指出，通过对连环杀手标记的分析，我们就可以了解杀手的犯罪心理状况，确定侦查方向。
在黄勇一案中，诱骗、勒杀与埋尸显然都是手法，是黄勇顺利完成杀人所必须的步骤；智能木马则属于标记，它对于杀人来说并不是那么不可或缺，更多是为了迎合黄勇变态的杀手梦想。
再以之前提到过的连环杀人犯张友添（第二章）为例，他典型的作案方式是：以摩的搭客为名等待女性受害者→在偏僻处要求与对方发生性关系→用钝器将对方杀害并抢走财物→残忍破坏对方生殖器。其中，残忍破坏对方生殖器属于张友添特殊的标记。
不难推测，这一标记的背后是张友添对女性变态的仇恨心理。他16岁在东莞一家果场打工，被50岁果场老板娘诱奸，遭到了工友们的无情嘲笑；连续3次婚姻都以悲剧收场，第一任妻子离家出走后再无音讯，第二任妻子不堪家暴喝农药自杀，第三任妻子更是在争吵中直接被张友添杀害。
2.受害者类型
黄勇杀害的对象无一例外都是15-20岁间的男青年，之所以选择这些人，黄勇给出了两个理由：第一，杀女人显示不了英雄气概；第二，这个年龄段的人没有太多社会经历，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容易上当受骗。
性别、年龄、种族、职业、长相、打扮、穿着......这些都可以成为连环杀手选择受害者的标准。与作案方式一样，了解受害者的共性同样可以帮助警方掌握凶手的犯罪心理，作出准确的心理画像。
前文提到的许仁忠专杀幼女，因为他认为吃掉她们的肉可以治疗自身顽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活跃于英国的“约克郡屠夫”皮特·威廉·撒特克里夫，他杀害了13名站街妓女，因为他相信杀死妓女是上帝赋予他的“神圣使命”，他的行为是在“净化社会”。
3.战利品
就像猎手喜欢将猎物的首级悬挂于家中一样，大多数连环杀手都从犯罪现场带走某种“战利品”。这些战利品可以是受害者的肢体、衣物、首饰，或者犯罪现场的录像、照片等等。
在凶手作案的冷却期里，战利品能激活凶手的杀人回忆，给予他间接的满足和享受。有些凶手甚至会把战利品分享给家人与朋友，在自我吹嘘中获得更刺激的快感。
黄勇一案中，因为犯罪现场就是黄勇住所，他并不需要特殊的战利品。但在其他一些连环杀人案件中，这一点表现得很明显。1982年，香港“雨夜屠夫”一案轰动一时。凶手林过云利用自己出租车司机的身份，连续杀害了四名女性乘客。令人发指的是，他强奸并肢解了受害者的尸体，将部分残肢放入冰柜保存；还拍摄了大量的残肢照片，将肢解过程制成了录像带。
这些残肢、照片和录像就是林过云收藏的战利品。被捕之后林过云向警方表示，他杀人是为了“替天行道”，他希望这些女性残肢照片能成为历史图片，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他拍的照片。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连环杀手的确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若干年后，黄勇、林过云、撒特克里夫......他们的名字依然会被人们不断提及，不过不是作为一名英雄，而是历史长河中一个丑陋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