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羽毛球世界杯前三(迭戈·马拉多纳的教导)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49期，原文标题《 迭戈·马拉多纳的教导》，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青春的终结：费德勒退役，还是马拉多纳去世？

文/郑儿八经

马拉多纳突然死了。上班路上看着手机里不断涌进的信息，我被惊呆了，几乎不能克制自己的情绪。我突然发现，自我理解的青春岁月应该以原来设定的费德勒退役为终结标志，还是临时改成以马拉多纳的去世为标志，似乎变成了艰难的二选一。这个选择，不仅意味着人生某个阶段的久暂之别，更意味着我如何界定青年时代的本质和中年以后的过法。

换句话说，如果青年时代以费德勒来定义，那么表明我所渴望的生活目标是西欧的、精英的、保守的、稳妥上升的、个体主义的。因为人总是追求他缺少的那一面，那也就意味着我真实的生活状况其实是它的反面。而如果青年时代以马拉多纳为标志，那就表明我引以为理想的是拉美的、草根的、革命的、过山车式的、集体主义的，同样，我的真实生活也是它的反面。在突然逝去的马拉多纳面前，我对自己的人生历程不由得感到满腹狐疑。

正好去年这个时候，马拉多纳和费德勒有过一次动人的交集。费德勒在阿根廷的一场表演赛，马拉多纳本来要去现场观看最后却爽了约，但他发来了一段视频。他在1.5万多名观众面前说：“你好啊，大师。我喜欢这样称呼你。你不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最伟大的那一个，你永远是独一无二的。”又说：“如果你在我的国家遇到任何麻烦，你可以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你需要什么帮助。”听到眼高于顶、睥睨众生的马拉多纳如此盛大的夸赞和大佬般的关照，费德勒当场潸然泪下。

我尝试过大部分体育运动，只有网球和足球是生命中最热爱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分别与费德勒和马拉多纳相关。不同的是，费德勒是我打球多年以后的邂逅，而对足球的热爱则几乎完全是马拉多纳触发的。我在别的场合写过与费德勒的风云际会，今天我只回忆老马。

我的踢球生涯

1986年夏天可能是我人生中最愉快的时光之一，13岁的我获得保送本校高一的资格，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免试。莆田四中不是头部中学，只能算差强人意。整个6月份，保送生仍然在校，但已经没人管束了，我们和几个绝望的备考生——他们知道自己再怎么努力也将被退回乡下中学或直接甩进社会——终日流连于学校两端的西湖电影院和观桥电影院，以及附近连绵的台球摊。当年的莆田街边还都是低矮的一两层民房，夏夜居民在屋里吃饭或者在门口纳凉，门总是洞开的，既不忧虑安全也不关心隐私。有些家庭已经有了黑白电视，单位或侨眷才有彩电，我们这些乡下少年扒在门口看电视，主人往往也不以为忤。

可能就是在我们围观《射雕英雄传》或《西游记》的过程中，墨西哥世界杯的狂热画面、马拉多纳的奇迹镜头和宋世雄的高亢声调不时闪现出来。多年过去，我不大确定是否那个夏天就已经对“上帝之手”、“历史最佳进球”，以及决赛的最后一瞬把球传给布鲁查加有了深刻印象，很有可能是在后来的反复回顾中才真正记住了马拉多纳的种种神迹。莆田从来不是足球沃土，1986年之前可能没有一片足球场，现实生活中我从未见过足球。作为田径之乡，我们听说过跳远的刘玉煌、十项全能的翁康强，以及因为祖籍莆田而被津津乐道的印尼羽毛球国宝林水镜，后来被称为男篮战神的刘玉栋。我从未意识到足球居然如此风靡全球，任何运动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不管如何，这个阿根廷小矮子，就是在那个夏天钻进了我的脑子，埋下了一颗足球的种子。

种子破土而出是4年后的意大利之夏了。在此之前的春天，为了给北京亚运会集资，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巡演到武汉洪山体育馆，我和两名同学一起去看了这辈子的第一场现场音乐会，花了10元钱。差不多两个月后，意大利世界杯就开始了。这两个月里，和我一起去看崔健的杨司令，就已经向我布道关于马拉多纳的一切，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掩藏不住的兴奋、紧张和盛大的气息。到了开幕式，另外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震撼了我们，那就是穿着绿色镂空横条衣服、酥胸轮廓呼之欲出、既神秘高贵又冶艳热情的模特。体育还有美女！那一年，对于已经被吊足了胃口的我们来说，马拉多纳的表现多少让人有些失望：揭幕战上他就被喀麦隆人打了闷头一棍，决赛场上又倒在西德人的脚下，开了个坏头，结了个烂尾。但他在惨不忍睹的逆境之下助攻卡尼吉亚绝杀巴西，仍然是我们记忆中惊心动魄的一幕。戈耶切亚在连续两场点球大战中，扑出4个点球拯救阿根廷的表现，同样让人记住了马拉多纳身后的兄弟是多么重要。

我记得是国金班的一位武汉同学从家里搬来一台小电视，整个管院的球迷都里三层外三层地挤在桂园八舍的一间宿舍里看球。大家分享珍贵的烟草和啤酒，一起拍胸跺脚、山呼海啸。摇滚、足球、烟酒、想象的性、场上或看球的兄弟，这些青春躁动和启蒙的标配，在1990年春夏之交汹涌而来。

1990年春夏之交我也正式开始了踢球生涯。杨司令是我真正的足球导师，颠球、停球、脚弓、脚背、香蕉球、凌空抽射、倒挂金钩，这些术语都是他传授给我的。但不幸的是，可能杨司令的执教水平比较一般，他来自吕梁山区，山西人和福建人一样，有史以来从未有过一支本土职业球队，结果就是我的脚上功夫实在太糟糕了，我从来没有机会上场驰骋，后来我转行当了守门员，直至今天。1994年美国世界杯，和我一起观看马拉多纳的狐朋狗友已经变成一伙东莞小镇上的青年了。老马只踢了两场比赛，就因为药检阳性被扫地出门，告别了世界杯。我们虽然对老马的离去感到失望，但至少他的兄弟还在战斗呢，世界杯还在继续呢，并不影响我们不断地“波”。1992年后的整个华南都在经济之光的照耀之下，宏远、太阳神、深圳、佛山等几个职业足球队都在那几年如雨后春笋般打入甲A和甲B。那是市场的黄金时代，中国人有过一些好生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俱乐部都在超级寡头手里。一起看球的也是我的队友们，我们在小镇上曾经以五场比赛零封对手获得过冠军，也代表小镇去虎门参加过某届市运会，在第一场比赛中就铩羽而归。和兄弟们一起上场厮杀、下场喝酒乃至相互“波”让我毫无障碍地融入了广东本地人的生活，他们用粤语叫我“雄仔”或者“雄少”，而不是等待被吃的福建人。

重新见到马拉多纳在大场面中出现，已经来到2010年前后，他作为主教练带领阿根廷国家队如履薄冰地杀到了南非世界杯。尽管他连赢4场，但终于在1/4决赛中惨败在德国队脚下，第二次告别了世界杯赛场。这几场比赛我几乎没什么印象，可能只是粗粗看过射门集锦，南非世界杯给我留下的唯一印象就是震天响的呜呜祖拉，令人无比烦躁。作为一个时常被导师嘲笑“毕业差不多就该退休了”的老士，那个夏天我如履薄冰地完成了士论文答辩，我的求职也不大顺利，正在为一个士后机会焦虑地准备开题报告。

在北京大学的几年里，我加入了士生足球队。球队创始人司晨来自“just lose it”的中文系，我的同屋拉我去报名，最后却是我被选上了。士生足球队可能是同时期北大最活跃的足球组织，我们比较固定的对手是清华士后队、新东方员工队，以及后期由江津带领的一支机关队。我干得相当不错，江津曾经揶揄我“肯定受过专业培训”。十多年过去了，这支足前后几届的队员已经星散各地，有些大腹便便的中年人常常在媒体上见到，但仍然热衷于半夜在微信群里分享千里约球、撸串啤酒和各种小黄图。你看，我们都是足球的门徒，马拉多纳的门徒。

士后出站后我又加盟了单位足球队，我们在每年的中央国家机关联赛中可能从未逃离过倒数前三。我只参加过有数的几次比赛，我们队还有一位自称郑老汉的守门员，他是个更为热忱的足球爱好者，认识许多国安名宿，由于他的存在，我慢慢淡出了足坛。马拉多纳死了，时代结束了。

足球就是兄弟连

当我们谈论足球，其实我们是在谈论马拉多纳。贝利太久远了，绝大部分中国人并没有看过他踢球；梅西和C罗一时瑜亮，反而削弱了其中任何一位的代表性，而且和马拉多纳相比，他们太像规规矩矩的职业运动员，却从未做到把一支烂队带成顶级联赛冠军，也从未捧起过大力神杯。

足球就是兄弟连。我从小到大打架无数，三四年前在两个孩子面前打过最后一架后才决定再不生事或者管事。从小学到大学，我的年龄始终比班里同学小，我不确定是因为总打不赢才加入球队，还是因为有了组织的庇佑而惹了更多的事端，在武汉、东莞、北京，都有队友为我或者我为队友干过仗。马拉多纳就是典范啊，他像大哥一样，带领兄弟们在阿根廷打架，在意大利打架，在世界杯赛场上打架，一次又一次地被驱逐、禁赛。我并不是真的认为朋友是为了暴力，而是说有兄弟才好走江湖，就像马拉多纳对费德勒说的：“有事儿打电话啊！”

融入足球，融入异乡。1987年马拉多纳在圣保罗球场帮助那不勒斯第一次夺得意甲冠军，他在电视镜头前表示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庆典，比夺得世界杯冠军还美妙，因为他从未在本土拿到过冠军。而现在，那不勒斯就是他的家。可是那不勒斯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啊？富庶精英的北方人把那不勒斯和那不勒斯人称为“意大利的下水道”和“霍乱病患者”，希望用维苏威火山的熔岩把他们毁灭。当一代又一代人卷入全球离散，与家乡道别，不管我们身处何等境地，我们总归需要足球，或者别的什么，来安顿自己的身心。

不完美的人和人生。通过击败宿敌英格兰（想想马岛战争）以及最终夺冠，马拉多纳拯救了陷入衰退的拉丁美洲祖国；通过为那不勒斯夺取联赛冠军，马拉多纳拯救了一座疲惫绝望的意大利南方城市，尽管可能都不是持久的。从此，马拉多纳成为与上帝齐名的人。但这只是马拉多纳的一面。他的另一面是滥情、撒谎、吸毒、枪击记者、不负责任，以及无数可以继续罗列的罪名。和世界体坛最著名的完美人设费德勒相比，老马是一个标准的从贫民窟升起、又势必将最终陨落的范本。他的死并没有像科比之死那样在中国激起大规模的刷屏纪念，也鲜见有人说“我的青春结束了”或“一个时代结束了”。我想，一方面，熟悉马拉多纳的人都已经青春结束多年了，他们不是朋友圈悼念的主力军；另一方面，马拉多纳代表了一个真正的大时代结束，小时代结束才需要互相提醒，大时代结束是寂静无声的。

最重要的是，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人，可能我们还都不善于接受一个有缺陷的人，还没学会去适应一种忽上忽下、患得患失、黑白杂陈、忠奸莫辨的人生。我写下这段话的这一刻，正带着5岁的儿子在海淀公园踢球。虽然我的最初规划是让他练好网球，以后去特招“双一流”或申请“常春藤”，走上费德勒的人生，但最终还是先送他去了足球俱乐部。他已经上了11次训练课，今天是第一次正式比赛。他没有获得首发，一度有些气急败坏，但终于还是忘我地为队友加起油来，有一次还情不自禁地冲入场内铲了对手一脚，惹得裁判、教练和家长们哄堂大笑。我知道，足球的种子已经在他身上发出嫩芽了，比他爹早了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