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12日，“爱之方舟”的创始人、联合国“贝利·马丁”奖的获得者孟林，即将迎来他60岁的生日。

而此时，距离他确诊艾滋病已经过去了27年。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确诊、且大概是中国存活最久的艾滋病人，孟林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功。

这些成功，一部分在于他奇迹般地在和艾滋病的对抗中捍卫了自己的性命。

另一部分，则发源于艾滋本身带给他的特殊使命：借由着一个顺理成章的“幸存者”身份，他在艾滋病治疗与关怀领域创造了杰出的社会成就，几乎奉献了后半生。

然而，熟悉孟林的人知道，他的面前始终竖立着两堵高墙。

二十来岁，在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与希望的阶段，孟林给自己造了一面秘密的墙。

而立之后，在最需要社会身份与家庭寄托的年龄，他自己的那面墙被众人发现并推倒。

孟林的尊严散落在废墟之中，而在他人生的前方，艾滋病的高墙拔地而起。

这一回，他的生死悬挂在墙上。

高墙之下，波涛汹涌，近三十载，沦陷和救赎，孟林在其中沉浮。

他回望这趟不同于常人的人生旅途，发现自己爬不出的，原来并非伦理之墙和生死之墙，而是时代与社会铸就的观念的屏障。

开端：揭开的秘密和埋藏的危险

1988年，北京一家无名小报刊登了一则小小的新闻。

文中提到，西城区菜蔬公司一名男同性恋确诊艾滋病，这是北京本地第一例确诊病例。

对于当时的大部分人来说，这是一条新奇的消遣故事。

艾滋病，图片来源于网络

然而对于另一群人来说，这条消息在他们当中掀起了巨大的风雨。

他们的圈子很小，能够在社会中藏身的地方更小。

这名本地男同性恋身份的曝光，使得两种巨大的危险向他们袭来。

艾滋病人，图片来源于网络

其一是一个确凿的事实：艾滋病会死人；

其二则是一种可怕的联想：他们隐秘的身份、爱好乃至生活的轨迹都将像这名确诊患者那样，被无数个北京小报公诸于众。

时年26岁的孟林也很快知道了这条新闻，他无法像第一类人那样冷眼旁观，但也不像第二类人那样惊慌失措。

一开始，孟林只是悄悄关注着。

一段时间后，他有些庆幸，因为几经串联和排除后，他渐渐发现自己和那名确诊患者基本没有交集的可能。

更何况，孟林的身体毫无异常，这让他一度相信自己是幸运的。

沦陷：被判决的人生

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很多“同道中人”一样，孟林曾经谨慎地活在一方逼仄的柜子里，以保持他自己在“正常人社会”中的体面。

其实，早在西城区这起病例被曝光的前一年，孟林就被抓进过警察局一次。

在那时，公安机关出于维护社会治安的目的，将孟林的情况告知了他所在的单位，而后者选择开除孟林。

警察局，图片来源于网络

他一方面瞒着家人悄悄换了份工作，另一方面更加谨慎地看护着这个秘密。

在他们的圈子中，孟林算是洁身自好、不惹事的一位。

但与此同时，社会层面也正发生着一些巨变。

继1988年那一例艾滋病例之后，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这一疾病所导致的严重感染、恶性肿瘤以及包括肺结核、脑炎、肺炎、肠炎等一系列并发问题逐渐引发社会的恐慌。

事实上，往前推算，全世界在1981年才有了第一次关于艾滋病的正式记载。

到1982年，这一新型传染病扩散至全球各大洲。

几年之间，纵使医学界抠破了脑袋，也没能研制出对抗艾滋病的特效药，公众对于艾滋病的认知更是少之又少，艾滋病人成为避之不及的洪水猛兽。

为了加强管控，1991年，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正式成立男同性恋艾滋病感染专项研究项目。

各方通力配合和介入，其中便包括北京市的公安力量。

特效药，图片来源于网络

很快地，过往的一些卷宗被翻了出来。

有罪案记录在册的男同性恋统统被采取强制隔离的措施，通知直接发到家里，比一万张北京小报还有威力。

对孟林来说，在1991年之前，即便他那个秘密的“柜子”很小，但仍然留有一点喘息的空间。

然而，1991年这次雷霆万钧的“特别行动”，猝不及防地破开了他的柜门。

男同性恋，图片来源于网络

他看见柜子外头站立着失望、决绝的家人，并在一瞬间里感受到，当柜子打开后，空气涌进来。

他反倒被掐住脖子，从此不能再自由呼吸。

被单位抛弃时，孟林尚有一处安身之所，被家人抛弃后，孟林辗转至外地，在流离失所中逐渐也抛弃了自己。

在孟林本人的回忆中，他坦言自己在离家之后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

由于看不到明天，所以也放弃了曾经的谨小慎微和责任感，开始走哪儿睡哪儿。

那时候，社会各界提高对艾滋病的重视的初衷是为了挽救一些人。

但是，出于一些不成熟的认知和错误的处理手段，在这群人被拯救之前，名誉的丧失和信念的崩塌就先一步摧毁了他们。

一部分人自此将自己严丝合缝地藏了起来，藏入深不见底的人群之中。

他们的朋友和妻儿，至死也不知道他们内心最真切的需求。

而另一部分人则像孟林一样，陷入放纵与乱欲的漩涡，也因此增加了患病的风险。

1995年，孟林发现自己的身体开始出现各种问题。

由于害怕被逮捕隔离，他拖着直到出现严重的并发症，才去医院做了查血。

检查结果出来后，由于无法医治，多家医院表示拒收。

此时是1996年的春节前夕，孟林孤身一人站在冰冷的大地之上。

他意识到，医者仁心的医疗系统也抛弃了自己。

2019年，57岁的孟林在自己的公众号中记录了当年的感受：“原来，病了也是罪有应得，这份原罪让我永远不能再做一个好人，这就是那个时代给我的结论，我默默接受了这个判决。”

挣扎：存在的必要

病痛来时如同五脏俱裂，莫若万念俱灰，孟林当然动过自杀的念头。

但在坠入谷底之前，孟林获得了一线生机。

国内对于艾滋病研究的尝试，进展到1996年时已初见成效。

在万千个不顾一切投身于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事业的人中，孟林有幸遇见了感染科主任徐莲芝。

他成为当时最新的疗法“鸡尾酒疗法”的临床试验对象，开始接受进口抗病毒药品以及专项观察项目的治疗。

这线生机像一棵树的幼苗，社会的救助、医者的拥抱以及健康的逐渐回归给予它希望的养料。

医生，图片来源于网络

它日渐茁壮，不断生根，生出更多求生的渴望，也在后来给孟林带来了更多的可能。

2004年，已接受抗艾治疗8年的孟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相比和他同期接受观察治疗却早一步去世的病人，孟林仍然好好活着，这一事实让学者和专家看到了希望。

多家机构组织向孟林抛出橄榄枝，希望他带着自己的抗病毒治疗经历投身NGO工作。

外界重新向孟林聚拢来、向他伸出了手。

他从他们手中接过免费用药的承诺，解决了自己在看病治病方面的后顾之忧，也接过来另一种沉甸甸的东西：责任。

为了让更多艾滋病患者从他身上看到生的希望，他必须继续活下去的责任。

在投身艾滋病药物倡导事业的同时，孟林也逐渐涉足反歧视领域。

他做过振臂高呼的演讲，写过年轻气盛的文章，也曾急赤白脸地将人骂得狗血淋头。

在2004年到2019年期间，孟林参加了无数场论坛、峰会，组织了多次联名请求和专项调查项目，参选成为大大小小机构、基金会、社区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并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研讨会和社会企业。

和艾滋病共存并以艾滋病为职业的这段时间里，埋头工作的孟林的身上自然而然焕发出了许多新的东西。

这其中，有孟林与日俱增的社会能力，也有他日积月累的见识、思考和视野，还有他不断迭代更新的自我认知。

随着个人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并基于多次和不同机构进行斡旋、谈判、宣讲的经验，孟林在不知不觉中，从曾经那个弱小的艾滋病人，变成了在艾滋病领域极具话语权的资深代表与权威人士。

他的名字从中国大大小小的社区中脱颖而出，走进了国际艾滋病研究人士的视野。

孟林勤于钻研，不断奔波，做出许多加强社会治疗保障机制的尝试，也从实质上为感染者和病人提供了慢性病管理的深度支持。

二十余年深耕，孟林如同浴火重生，重新定义了他存在的必要。

把离开当做回归：我还活着，你们好吗？

2003年，在接受抗艾治疗的第7年，孟林曾经觉得自己活不了了。

因为担心走的时候仪容不好，他为自己准备了一张清秀帅气的遗像，就摆在客厅里，以备不时之需。

转眼间又二十年过去，孟林不可避免地黑了、胖了、老了，而那张客厅里的遗像却始终那样年轻，甚至不像是他自己，而孟林就这样带着自己的遗像活了十几年。

但是，对于“自我”的思索，孟林在过去的二十来年中未曾停止过。

他有了自己的伟大事业，接受了来自社会的一部分尊敬与认可，也有了体面发声的平台和缘由。

从2006年开始，孟林开启了自己的博客生涯。

他在博客中强调，虽然没有高超的文字修饰技巧，但他仍有表达自我的权利。

在数百篇博文中，孟林积极探讨社会的现状、问题和解决办法，分享自己的小狗和生活，也大方谈及过往，或是给予迷茫的年轻人建议和鼓励。

在很多次，他甚至直截了当、毫不遮掩地分享了自己作为同性恋在爱情这条路上经历过的憧憬、炽热、失落和甜蜜。

话说回来，爱情对于孟林来说曾经是“罪恶”的源头。

很多时候，他会陷入对过往的追忆，并基于更加成熟、稳定的认知对当时的心情作出判断和分析。

孟林想起童年、少年、青年时期，始终埋藏在心底、折磨着自己的秘密；

想起自己为了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所认定的好人而乖巧懂事、彬彬有礼，也想起被警察当做流氓抓走并殴打的那一次。

回忆的男人，图片来源于网络

关于这次被逮捕、同时也是被出柜的经历，孟林痛苦地记录道：“那一天，我承受了原以为承受不起的羞辱，深藏心底的秘密也不再是秘密，就像个光着屁股裸奔的野人任人凌辱”。

在后来多年的工作中，孟林一方面习惯了面向公众做大篇幅的表述，另一方面又仍无法完全放下对外界声音的芥蒂。

愤怒的时候，他会忍不住会跳出来，在自己的博客或公众号里言辞粗野地大骂一通。

逮捕，图片来源于网络

他认为世上的恶人有两种，一种是无端伤害无辜之人的人，另一种则是对他人生活指手画脚的人。

基于他本人的经历，孟林坚定地相信后者往往比前者更可恶。

但是，在忙于拯救他人的二十余年中，孟林中那个急躁不安的自己中锤炼出一种新的自我。

随着阅历的增加和经验的增长，在更多时候，孟林会选择进入自我反省之中。

持续思索的结果之一，则是断掉和过去病友或同仁的联络。

他要离开公众的目光，回到自己的世界当中，去“过过正常人的生活”。

反省，图片来源于网络

2019年，从事艾滋病相关工作15年后，孟林选择退休。

他爱上了自驾，决定带上自己的遗像开启一场只属于自己的旅行。

有人紧跟着来骂他“你应该让所有人坚强地活着，而不是一天到晚装疯”。

孟林干脆地回应道：“这不是我的义务！”

从这时开始，孟林已经越过曾经的时代和社会加诸在他身上的枷锁，他想通了。

关于爱情，年近60岁的孟林对自己说，这世上没有谁不渴望两颗心相濡以沫。

不论是期盼灵魂的对话，还是渴望肉体的交融，都不是原罪。

关于尊严，孟林在长达27年与艾滋病相处的过程中更深刻地学会了理解他人，也包容自己。

他向那个肆意践踏和剥削他人人格尊严的年代宣战，他坚信“我也不是你而你也不是我”。

因为他比谁都明白，人与人之间就算不能完全理解，也应当至少保有一份尊重。

就算不能完全认同，也不意味着可以互相审判、任意羞辱。

关于生命，和大多数人一样，孟林在旅行的路途中遇上了新冠疫情；

和大多数人一样，孟林也有熟识的好友罹患癌症——即便这病不是艾滋，但好友仍先他一步离去。

他比任何人都确切地理解，不论一个人过得怎样的热闹非凡或是离群索居，他的一生中至少会有那么一次会与大时代同呼吸、共命运。

关于自由，孟林一方面拥抱需要拥抱的人，告诉对方“别再忍受”，另一方面告诉前来拥抱自己的人：“早就没有眼泪了，就是玩呗！”

他在解放他人和解放自我的路上一路奔波，这条路带他走向了一种新的自由——

在第一波疫情缓解后，他忙不迭地继续赶路，有一天在南迦巴瓦的色手拉山留影，大声感叹祖国山河：美！

在孟林离开的期间，不断有传言说他已经去世了。

2021年4月，孟林爬上自己的公众号发布了最后一篇文章。

在文中，他毫不在乎地笑道：“再有传闻说我死了，我说，死就死了吧，哈哈哈哈！”

何曾吹落北风中

在孟林正式离开公众视野一年后，就连揣测他是否去世的声音也少了许多。

他的公众号上，挂着一句他最后用来向外界进行自我解读的诗：“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

后疫情时代，新的“绝症”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在社会中。

据说有人因为新冠患上了终生不可根治的后遗症，有人因为网络争吵罹患了社交恐惧，有人因为找不到生活的意义而陷入抑郁，还有人因为经济形式的恶化得了无药可医的穷病……

人们正忙不迭品尝新时代之中苦难与先进的味道，不知何时，同性恋和艾滋病已不再是令众人谈虎色变的话题。

在这一全新的时期真正来临之前，当孟林还在为艾滋病事业奔波时，曾有人盛赞他是为众人抱薪、为自由开路的勇者，而他多少对这名号感到无奈和惶恐。

或许连孟林自己也没想到：时代之中本就四处都是紊流，一个年代中的事实到了另一个年代，却变成了“错误”。

一些如同孟林般微小的个体会意识到，原来社会当中从不存在“正确”的生活，他们从头到尾没有必要为自己抱屈。

但消失的孟林知道，一颗始终向往善意和美好的心，一颗总是珍视自由与赤诚的心，会在最终带他走向真正的生活，并从此活得热热闹闹、心无旁骛。

参考：

《中国抗“艾”之路——亲历者说》

《反歧视：谁在口是心非》

孟林博客：孟林de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