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足球直播推荐本版图片由受访者邹德怀提供
口述 邹德怀 整理 叶小果
2021年冬天，喜欢满世界收集老照片的我，在一部二战纪录片中看到了一张神秘的亚洲面孔（如主图）。
那是1945年4月28日，瑞典的马尔默港口，一群刚从纳粹集中营解救出来的囚犯即将被转移到中立国瑞典。在他们重获自由的时刻，摄像机抓拍到一帧两秒钟的画面——
一张亚洲女性的面孔在人群里格外引人瞩目。她漠然看了一下镜头，微微牵动了一下嘴角，轻轻冷笑了一下。被解救的喜悦似乎与她丝毫无关。
这个女人的眼神有一种穿越时间的魔力。特别是她嘴角的那抹冷笑，到底是不屑，不甘，还是隐忍？
纪录片显示，这是一个中国女人，英文名叫Nadine Hwang。这张面孔和这个名字，我其实并不陌生。
2019年4月25日，我拜托朋友在美国的拍卖会上，从宾夕法尼亚一位私人藏家手里花200多美元，买下了四张旧照片。
四张照片拍的是同一个中国女人。有一张穿着名贵皮草，下巴微微抬起，表情不可一世；有一张却穿着军装，贵气不见了，英勇的气质脱颖而出。
那位藏家说，这四张照片是好多年前从不同地方搜罗来的，记不清来源了。附送的卡片上，只有一行短短的英文介绍：Nadine Hwang，Chinese Joan of Arc（中国的圣女贞德）。
为什么叫“中国的圣女贞德”？这个女人为什么会被关进纳粹集中营？在重获自由的当天，为什么她会露出那样奇怪的表情？
我向我的师友请教，大家都说没有听说过她。
大多数情况下，我可能永远也找不到答案。但我不甘心，我想去探寻那0.1%的可能。
我和小伙伴们花了四个月，通过网络以及海外大学的图书馆进行一遍遍检索，在海内外诸多朋友和前辈们留下的考证里，从各种旧报刊、旧书、旧照的蛛丝马迹中，甚至找到了遥远的博物馆的仓库，终于，慢慢还原了Nadine Hwang，一个几乎被遗忘的故事。
黄玛赛的自传中写道：父亲对我说，好好注意这个年轻人，他将来也许前程远大。这个年轻人叫毛泽东，那时候23岁
我叫邹德怀，90后，青岛人，是一名历史研究者和科普博主。我从小痴迷历史，还没上小学，母亲就给我买了一套《史记》。中学里，我当了六年的历史课代表。
201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当时我在网易历史频道担任主编，我做了一个收集老照片的栏目，点击量破亿。从那时起，我专门收藏抗战老照片，至今已超过十万张。
“中国的圣女贞德”——Nadine Hwang的四张照片，就是这样碰到的。
和Nadine Hwang在中文世界的籍籍无名相反，上世纪三十年代很多欧美媒体都有过对她的报道。
我找到一份1931年11月的葡萄牙语杂志《Reporter X》，上面不仅有关于她的报道，还刊登了她的出生证明：
1902年3月2日，Nadine Hwang出生在西班牙马德里，母亲是比利时贵族勃罗特小姐，父亲是清政府驻西班牙的外交官，名字叫黄履和。
黄履和是浙江余杭人，也就是今天的杭州。这是一个勤奋的读书人，22岁进京师同文馆英文馆学习，四年后被派往西班牙马德里任公使。
Nadine Hwang童年的家，就在马德里斗牛场旁的卡斯蒂利亚大道。她经常一边玩耍，一边哼着最喜欢的西班牙童谣：你要去何方，阿方索十二世/悲伤的你要去何方。殊不知这首童谣里暗含了她一生的命运。
1912年，宣统帝溥仪退位。黄履和带全家登上回国的邮轮。很快，他被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任命为外交部礼宾司司长。Nadine Hwang和妹妹黄玛赛在北京的一所天主教学校读书。
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我在旧书网上以很便宜的价格买到了1980年第5期《读书》杂志，上面刊登了著名翻译家王央乐的文章《旧的回忆和新的印象——黄玛赛和她的自传》，其中有一段黄玛赛13岁时的回忆，摘自1972年她出版的西班牙语自传：
“（1916年）有一天一个青年学生到我家来访问。……因为我经常随侍在父亲身边，所以我参与了这一次的会见。这个学生是来指责我父亲的错误……他很快就明白我父亲不仅不是他前来要加以责问的官员，而且我父亲根本不赞成这样的措施，于是他们的谈话就更加活跃起来。这个青年在谈话中还想让我父亲承认，目前还没有办法在各省实现一项重大的改革，他说，他的许多同伴已经到了法国去，例如：周恩来……陈毅……，但是他自己在国内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好好注意这个年轻人，’他走了之后，父亲对我说，‘要记着他，他将来也许前程远大。’”
“在告辞的时候，我知道他的名字叫毛泽东。那时候他23岁……刚到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工作，身处北京外交届的中心。”
黄玛赛23岁结婚后便定居马德里，长期从事翻译工作，向西班牙以及欧洲人民介绍中国文化。现在西班牙还有一个以她名字命名的“黄玛赛中国文学翻译奖”。
她伫立在人群中，双眼饱含炙热的感情，高举着拳头大声演说的样子，深刻地印在了一位美国记者的心中。这位记者给她取了一个外号：“中国的圣女贞德”
和妹妹黄玛赛不同，Nadine Hwang的性格更加活跃。我的同伴在网站上一页一页地搜索，最后从一位西班牙二手书店店主手里，买到了一份1929年《Estampa》杂志原件。
去年12月23日，这份杂志终于漂洋过海来到我手上。杂志的封面照正是Nadine Hwang，她身着非常阳刚的男装，标题上写着“中国的圣女贞德”。
Nadine Hwang在北京读书时，就已经是一位思想进步的革命青年，教穷苦小孩识字，在集会上发表演讲，拉着朋友们跳一种叫Chotis的西班牙舞蹈。她伫立在人群中，双眼饱含炙热的感情，高举着拳头大声演说的样子，深刻地印在了一位美国记者的心中。
这位记者给她取了一个外号：“中国的圣女贞德”。
根据这份杂志的报道，在1918年，Nadine Hwang随父母回到马德里。她当时和一位危地马拉的诗人阿尔弗雷多相爱了，但遭到她家人的无情拆散。
报道援引一位朋友的描述：在一个冬夜，这对恋人最后一次见面。他吻了吻她的手，脸色苍白。她绝望地看着他，但说不出话，好像在祈求他不要离开。最终，他们永远地分开了。
寻找资料时，我猜想，黄履和常年在国外做外交官，而且娶了比利时夫人，应该比较开明，但在骨子里还是传统的中国人，希望门当户对，也可能希望女儿能有更好的归宿吧。
堂堂上校军衔居然随便送给一个在舞会上认识的姑娘？Ting将军究竟是谁？两条线索叠加，指向一个确定的名字——山东军阀张宗昌
在Nadine Hwang的四张照片中，让我最感兴趣的是那张军装照。
我收藏的老照片中，像Nadine Hwang这样传奇的女军官，是唯一一个。
在那份漂洋过海的《Estampa》杂志中，我找到了线索。
时间拨回1921年。Nadine Hwang刚满19岁。在一场舞会上，她认识了一位名叫Ting的中国将军。后者正在组建一支在当时的中国还十分罕见的空军。舞会结束时，Ting将军上前攀谈：“这支舞蹈非常优美，你的服装也很美。”
Nadine Hwang回答：“是的，我经常穿男装……尤其是运动的时候，比如骑马、击剑、打网球。”
“这些运动你都会吗？”
“还有更多，游泳，赛艇，拳击……”
将军道：“你愿意穿上空军上校的制服吗？”
Nadine Hwang兴奋地回答：“当然愿意。”
“那你现在有一套空军制服了。”
第二天，Nadine Hwang就成了那支新军中的上校。
堂堂上校军衔居然随便送给一个在舞会上认识的姑娘？这种过于夸张的剧情，让我非常好奇，Ting将军究竟是谁？
我查了很多资料，在1933年的《殖民地先驱报》上，Nadine Hwang曾跟记者提起上司的名字叫Chang Tsong Chang。1928年的《每日新闻》也提到，她来自山东军。
两条线索叠加，指向一个确定的名字——山东军阀张宗昌。
不过也有人认为，Ting将军指的是张学良。因为张学良字汉卿，卿在英语里的音译是tsing，也有被叫做Ting将军的可能。
无论张宗昌还是张学良，他们都来自同一个阵营。可以肯定，Nadine Hwang加入的不是别的军队，而是已经步入末路的北洋军。
一到巴黎，她就告诉同事，她要成为一名飞行员。回国后，她已经能熟练地驾驶飞机，并加入了当时十分弱小的中国空军
我将Nadine Hwang的西班牙名字Nadine de Juan输入搜索框，一张军装照跳了出来。照片上的她抱着白色小狗，懒散地靠坐在台阶上，胸前戴着一枚北洋政府颁发给武官的“文虎”勋章。
我花800元买下照片的版权。那些报道中，关于Nadine Hwang的描述非常有画面感——
她穿上军装后，失望地发现，自己只是军队里的“吉祥物”。而她的梦想是成为真正的军人。于是，她去见了Ting将军，要求学习军事技能。
将军惊讶地问：“你真的想成为一名士兵吗？”
Nadine Hwang说，是的。这下她如愿进了军校，以顽强的意志完成所有课程，拿到了军官的资格证明。
“现在你满意了吗，不会再有其他冒险的念头了吧？”Nadine Hwang的家人说。
她平静地回答：“现在我要学开飞机。”
1925年，北洋政府派遣金融使团前往欧洲。通晓多国语言、受过律师培训的Nadine Hwang上校担任秘书。一到巴黎，她就告诉随行同事，她要在布尔歇机场受训，成为一名飞行员。
回国后，Nadine Hwang已经能熟练地驾驶飞机，并加入了当时十分弱小的中国空军。在军中，她以大胆出名，甚至很少有男性飞行员敢像她那样，进行杂耍飞行。
北洋政府倒台。她经历了和父亲在清王朝覆灭后相似的命运，像一只飞上天的风筝，突然断了线
1926年秋天，Nadine Hwang的父亲患病身亡。第二年，她被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理潘复派遣到美国的俄勒冈州，从事外交工作。
紧接着，东北易帜，北洋政府倒台。她经历了和父亲在清王朝覆灭后相似的命运，像一只飞上天的风筝，突然断了线。
1933年1月7日，在法国的普罗旺斯，一艘名为阿拉密斯号的邮轮结束其第一次远东之旅，顺利抵港。Nadine Hwang，就在船上的105位乘客中。
刚到巴黎，她就加入了名噪一时的女作家娜塔莉·巴尼的沙龙。1月12日，从没做过演员的她在香榭丽舍大街登台演出，戏的名字叫《妃嫔》，她演其中一个妃子。
她为巴尼小姐工作，担任司机、秘书，偶尔当下厨师。在当时的法国媒体上，Nadine Hwang曝光率很高。《世界报》刊登过一张照片，像是她在巴黎的家。由于时间久远，像素很模糊。客厅里挂着一幅中国书法，我看了很久，也没能认出写的是什么。
1936年，Nadine Hwang准备去英国。从那以后，她的名字就在报纸上消失了。
一位华人学者说，他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看到过Nadine Hwang关进集中营的直接证据。那是一块绣满了字的红布，我要找的名字就在正下方，“黄China（中国）”
1944年，Nadine Hwan在法国参加纳粹抵抗运动被捕，被送往柏林北部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
拉文斯布吕克是臭名昭著的“女性地狱”，二战期间共关押过13. 3万名妇女、儿童和青年。他们被强迫从事修路等繁重的体力劳动，还有部分妇女被用来进行医学试验，约有近5万人被迫害致死。
一位名叫Aaron Zhang的华人学者说，他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看到过Nadine Hwang关进集中营的直接证据。
顺着他的指引，我邮件联系上犹太大屠杀纪念馆。
工作人员听说我们正在挖掘一个中国女人在纳粹集中营的故事，都很热情，不仅特别及时地回复邮件，还从库房找到了图片证据。花了60美元，我们一睹了它的尊容。其实我还没付钱的时候，对方就已经提前把高清图发过来了。
那是一块绣满了字的红布，全是各种语言的“囚犯”名字，中间是集中营的大名：拉文斯布吕克。我要找的名字就在正下方，“黄China（中国）”。
这个代号为“黄China”的人就是Nadine Hwang。
他们等待的那场营救行动叫“白色巴士行动”。1945年2月，瑞典政府派遣了一支身披红十字标识的远征军前往德国救援犹太人。为了避免沿途的误判，所有转移“囚犯”的巴士都涂上了醒目的白色油漆。
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他们救出了7000名妇女，其中一半是犹太人。
在等待“白色巴士行动”期间，Nadine Hwang和狱友们看到了自由的希望，于是在那块红布上一个个绣下自己的名字。
“那些人不断用喇叭催促我们转移到另一个叫做贝尔根·贝尔森的集中营。很多人都去了。但是Nadine Hwang跟我妈妈说，别去”
1945年的4 月 28 日，摄像机拍摄到逃离集中营的她们到达瑞典马尔默港。在获得自由的时刻，其他人都露出久违的笑容。只有Nadine Hwang目光冷漠地盯着镜头，露出一个淡淡的冷笑。
她为什么露出冷冷的笑?我猜想是不甘心。本来应该去拯救别人，结果反过来了，成了被拯救者。对一个一生要强的人，这是多大的讽刺。
下一秒，镜头切换到另一张脸。就在Nadine Hwang身旁，一个小女孩的脸上浮现着天真的笑容。
那个小女孩叫艾琳·克劳兹-费恩曼。
半个多世纪后，瑞典导演马格努斯·格滕在南非找到了年逾古稀的艾琳，并听她讲述了从母亲那里听来的故事。
“Nadine Hwang是从奥斯维辛集中营转移过来的。我妈妈非常喜欢她，她们经常在一起聊天聊到很久。后来，战争快结束的那会儿，集中营里的状况开始变得非常糟。那些人不断用喇叭催促我们转移到另一个叫做贝尔根·贝尔森的集中营。很多人都去了。但是Nadine Hwang跟我妈妈说，别去。
她从德国人那里听说有些涂满了白色油漆的巴士就快来了（白色巴士行动）。这些车会直接把名单里的人带出集中营，把人们送到瑞典，然后就自由了。她设法把我们母女俩的名字弄进了那份名单。
当时Nadine Hwang对我妈妈说，如果你和你女儿能够活到战后，如果你女儿之后也能结婚生子，并且生了个小女孩，那就请用我的名字给她命名吧。”
艾琳欣慰地说，“我做到了。”
她信守了当年的诺言，给女儿取名为“Nadine”。
我被这个故事感动得要落泪。
Nadine Hwang的中文名究竟是什么？有各种版本。直到我在一张巴黎午报上，看到了她的亲笔签名
今年1月初，我和小伙伴把“中国的圣女贞德”的故事，录制成了视频《寻找Nadine Hwang》，并在网上发布，播放量超过500万次。这样的反响，纯粹是因为这个故事太传奇了。
Nadine Hwang的中文名究竟是什么？我和朋友们在寻找她踪迹和故事的过程中，见过她的名字的各种版本，有些叫她娜汀，有的叫她吶定，还有人叫她黄娜婷。
在那个渴望传奇的年代，人们从Nadine Hwang身上看到的是上流社会长大的混血名媛，中国的圣女贞德，极富冒险精神的飞行员和空军上校，北洋政府女外交官，等等。直到我在一张巴黎午报上，看到了Nadine Hwang的亲笔签名。
那张报纸上面清楚地写着：黄讷亭。我相信这就是我要找的答案。
战后，黄讷亭在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开始新生活。陪伴她的是比利时人奈莉（Nelly Mousset），后者也是集中营的幸存者。
上世纪60年代末，黄讷亭突然中风，她和奈莉返回欧洲，定居在奈莉的家乡：布鲁塞尔。
因为身体虚弱，黄讷亭无法继续工作，饱受脱发困扰的她后来一直戴着假发。
1972年，黄讷亭去世。1985年，奈莉去世。她们没有被埋在一起，但都长眠在布鲁塞尔。
有人说，黄讷亭的故事像一个有太多传奇经历的悲剧。而我觉得黄讷亭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她身上最大的光环就是冒险精神和开创精神，包括她能从纳粹集中营死里逃生。
我希望未来更多人能记住这个不平凡的女人，记住她的面孔、名字和传奇不屈的一生。
（摘自《杭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