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足球直播推荐《史记》和《汉书》中都有记载，秦统一天下之后，以黄金作为“上币”，但是在秦统一初年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之中，几乎没有涉及黄金的记录，直到秦朝末年的岳麓书院藏秦简中，我们才能看到对“金”、“钱”关系的规定，之前，只有“布”、“钱”关系的规定。
见《岳麓书院藏秦简（贰）》：
赀一甲直（值）钱千三百卌四，直（值）二两一垂 ，一盾直（值）金二垂。赎 耐，马甲四，钱七千六百八十。（0957）
马甲一，金三两一垂，直（值）钱千九百。金一朱（铢）直（值）钱廿四。赎死，马甲十二，钱二万三千卌（音xi，四十）。（0970）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此处的“比例”并非是“兑换比率”，而是“直”（值），也就是“相当于多少”的意思，略同于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当”，即“其出入钱以当金、布，以律”中的“当”，而所谓“出入钱”，实则特指为官府的收入与支出，而非“行钱”，也就是政府的“公财”进出，用现代的话讲，就是财政收支的“记账单位”和“计算公式”。
在《翻翻大秦帝国的钱袋子》一文中，三解已经讨论过：
在秦朝的“县”级财政之中，包括“禁钱”与“不禁钱”，“禁钱”就是上文中《金布律》所提及的“县道官勿敢擅用”，有资格调用它们的，只有“御史大夫”，还是要以“贷”的方式，而非“拨付”，也就意味着“禁钱”实际上是“秦王”、“秦始皇”的“私产”。
反观“不禁钱”，其跨“县”调动的权力在“执法”手里，“户赋钱”又直接输送太守，则应该就剩下“赎刑钱”和“赀债钱”。
也就是说，秦帝国的“县财政”可以动用的唯一货币收入就是“赎刑钱”和“赀钱”，能有“出入钱”的，也就是这两种，而上文中的：
死刑、耐刑、赀刑都属“刑罚”；
“马甲”、“甲”、“盾”、“布”都属“实物”；
“金”就是“金”；
“钱”就是“钱”。
四者之间的关系，只能是“相当于”、“价值多少”的“记账单位对应关系”，而并非货币意义上的“实际兑换”关系。
现实是，根据前人对睡虎地秦墓竹简的研究，其中的诸多规定的“钱数”，实际上为“布”当“钱”的倍数，比如诸多财务犯罪的界限22钱、66钱、220钱、660钱、2200钱（见《效律》），实质上应为若干布，只是以“钱数”属文。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睡虎地秦墓竹简”和“岳麓书院藏秦简”视为一个不变逻辑下的整体来考虑，就会发现，《金布律》的存在，恰恰是一个“双层计价体系”的显例。
之所以“金”、“布”合称，在于上述四者的关联性。
罚—兵甲—（金）—钱；
财物—布—钱。
见《周礼·秋官司寇·职金》：
掌受士之金罚、货罚，入于司兵。
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何解？
以罚代刑，是为“士大夫”之特权，所以，尽管《周礼》并非周代作品，却至少展示了先秦的“士大夫”生存思维，即“士”为“金罚”、“货罚”，并入于“司兵”，也就是增强武备。
这种思维，在《国语·齐语》也有记载：
桓公问曰：夫军令则寄诸内政矣，齐国寡甲兵，为之若何？管子对曰：轻过而移诸甲兵，……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赎以鞺盾一戟，小罪谪以金分，……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诅、夷、斤、斫，试诸壤土。甲兵大足。
文献之外，还有考古所见，1975年出土的西周“朕匜”就记录了一次以罚金代刑的判决，译文节选如下：
依你罪，我本应鞭打你一千下，施以墨刑；但现在我大赦你，免去你的五百鞭，另外五百鞭，改罚金三百锾。
前后结合，可知“司兵”的兵器，也就是“实物”是目的，是“计价基础”，“金”是与之对应比例的“计价工具”，“钱数”只是“当金”的结果。
同样，“布”也是早期政权的目的，因为在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中还保有“发放衣服”的规定：
禀衣者，隶臣、府隶之毋（无）妻者及城旦，冬人百一十钱，夏五十五钱；其小者冬七十七钱，夏卌四钱。舂冬人五十五钱，夏卌四钱；其小者冬卌四钱，夏卅三钱。隶臣妾之老及小不能自衣者，如舂衣。
这是官府给刑徒、官奴发放衣物的基础标准，110钱、55钱，77钱、44钱，55钱、44钱，44钱、33钱，均为11钱=1布的倍数。
可见，“布”是官府维持运转的必需品之一，只不过这个对象是“徒隶”，也就是官营经济的“生产工具”们，“布”是官府的实际需要，也是“计价基础”，略同于“主币”，“钱”只是“换算”，略同于“辅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哪怕理论上已经废除了“行布”的货币地位的秦二世时代，岳麓书院藏秦简《金布律》仍规定：
金布律曰：出户赋者，自泰庶长以下，十月户出刍一石十五斤；五月户出十六钱，其欲出布者，许之。
这一条法律，在《二年律令》中编入了《田律》，就去掉了“其欲出布者，许之”的条文，而仅限于刍藁实物和“入钱”，这一变化，实则适应了秦末大乱之后，徒隶阶层的绝对数量的减少和诸县刑徒经济的萎缩，《二年律令》中虽然仍然存有对徒隶的“布”和“衣”的授予规定，相应物资的需求已经不再像秦朝一样普遍，要以“律”的形式对全国进行规定。
西汉立国之后的变化远不止于此，在“秦律”之中普遍可见的“赀甲”、“赀盾”等规定，在《二年律令》中均改为“罚金若干两（斤）”，比如岳麓书院藏秦简中“赎死”的“马甲十二，钱二万三千卌”到《二年律令·具律》就变成了“赎死，金二斤八两。”
换算一下，上文中说秦为“金一铢值二十四钱”，金“二斤八两”就是四十两，一两合二十四铢，正好是“二万三千四十钱”，说明西汉初年将“计价基础”改为了“黄金”，“黄金”又是确定的“行金”，也就是法定流通货币，彻底完成了对上述“混乱单位”的统一。
那么，既然只是进行一下换算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秦国和秦朝，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呢？
答案其实就在《金布律》的“律名”之中。
我们今天通过诸多前辈学者的研究知道，“金布”在秦制体系中是一个“官有财物”的总称，在县级机关设置的“金布曹”职权里，不仅包括“钱”和“金”、“布”，还包括诸多公物、公器的储存、处置和变卖，但是，“武器”和“粮食”、“刑徒”这三个最大宗的“公物”不在其中，具体的物资收支也在“少内”管辖，其职能非常地“虚”。
但是，如果我们用现代的“会计部门”的概念来理解“金布曹”和“金布”概念，一应问题迎刃而解，即“金布”概念实际上就是“账面财物”的概念，“金布曹”的核心任务，就是将“县级政权”所收入支出的繁杂的“物”，即上文中提及的“计价基础”，变换为“计价换算”，统一“账面单位”，让其进入一个“账簿”，而具体的“物”仍旧归属于“诸官”。
之所以有“金”，有“布”，根本原因在于历史传承。
“赀甲盾”约等于西周、春秋时代“士”的“金（铜）罚”、“货罚”入司兵的变体；“布”则是对财物的衡量。
合而为“金”、“布”之律。
而这种“双层计价体系”则要上溯至《管子·国蓄》中提及的“三层计价体系”：
上币：珠玉；
中币：黄金；
下币：刀布。
之所以称之为“多层计价体系”而不称之为“多层货币体系”的原因是，上述分层实质上是一种“身份制社会”下的“财物占有”，也就是“对应身份阶层”的人群使用对应的“财物”，并分别计价、兑换，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通货”，甚至根本就不是“货币”。
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有如下记录：
“盗出朱（珠）玉邦关及买（卖）于客者，上朱（珠）玉内史，内史材鼠（予）购。” 可（何）以购之？其耐罪以上，购如捕它罪人；赀罪，不购。
翻译过来就是，将珠玉偷运出境以及卖给六国来做买卖的“邦客”珠玉的，查获后，应将珠玉上交“內史”，“內史”酌量给予购赏，也就是悬赏、奖励的意思。具体应该怎样奖赏？如果被捕犯人应处耐罪以上，则与捕获其他罪犯同样奖赏；如应处罚款的，则不予奖赏。
这里其实有两条隐藏信息：
其一，秦国有禁止本国“珠玉”外流的禁令；
其二，秦国盗卖的“珠玉”在地方官吏查获后，要上交“內史”，而非郡县收储，购赏也由“內史”执行。
在《二年律令·津关令》中也有类似的规定：
制诏御史：其令扜（扞）关、郧关、武关、函谷【关】、临晋关，及诸其塞之河津，禁毋出黄金，诸奠黄金器及铜，有犯令……
在《翻翻大秦帝国的钱袋子》一文中，三解曾经科普过，秦国、秦朝的“內史”实际上承担着“国库”的职责，也就是说，“珠玉”虽然不是战略物资，却属于“国家储备资源”，郡县也不允许持有，恰恰说明了秦制下“财物”占有的“分层”体系，西汉王朝对于“财物”的认知，完全归并到了“黄金”与“铜”上，对应的禁令，就彻底走出了“三层计价体系”，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
综上所述，在睡虎地秦墓竹简记录截止的秦始皇三十年前，也就是秦国统一天下前后，秦制下的货币系统中，只有“行钱”和“行布”两种。
“甲兵”计价的“金罚”，属于“士”、“大夫”阶层，实则以“金”定数，再换算为“钱”；而“布”计价的“行布”、“行钱”，则属于“庶人”和“徒隶”，共同通用于“贾市”行为之中。
到岳麓书院藏秦简记录截止的秦二世二年前，也就是秦朝灭亡前夕，秦制下的货币系统中，“行布”被废除，只有“行钱”一种。
属于“士”、“大夫”阶层的“甲兵”计价不变；而“庶人”和“徒隶”相关的“布”则被废止，换成了纯粹的“行钱”计数。
这恰与《史记·平准书》的表述合拍，只要我们将“币”和“货币”分开：
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
“秦中”这个时间点，而非《汉书·食货志下》中的“秦兼天下”，正体现了司马迁历史书法上的“精确”，即秦统一天下货币为“三等”的时间，并不是秦始皇统一之时，而是秦朝建立之后。
这个“一国之币”，实际上是谈“统一各国的‘币’”。
以《管子·国蓄》的“三币”和秦国对“珠玉”外流的禁令来看，秦国虽然已“初行钱”一百多年，在与六国的交往之中， 仍不得不遵从“国际惯例”，将“珠玉”视为重要的“币”，至于是不是法定的“上币”，就不得而知了。
对照下《史记·平准书》：
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也就是说，明确将“珠玉”排除在“币”外，根本原因就是上文中引用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皮币”在诸侯国“外交”中的礼仪功能在“四海一”之后消失了，大秦朝不需要给任何国家“奉皮币”拉交情了，那么，“珠玉”这种在“身份时代”具有最高地位的，即“诸侯”间使用的“币”，废了。
反而，“黄金”这种作用于臣下的“中币”，可以留存，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原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
“三十万金”也就是“三十万镒黄金”，算是什么规模呢？参考一下《汉书·王莽传》：
禁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输御府受直，然卒不与直。
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臧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
王莽在未篡汉之前就施行了“黄金”上缴的政策，至其灭亡时，内府藏金也就是七十多万斤。当然，在秦国和秦代出土的文物中，有“镒”这个重量单位铭文的，只有陕西临潼武家屯出土的秦代金饼一件，上书“益两半”，该金饼重量250克，恰与秦、西汉一斤吻合，也就是说，秦始皇的这“三十万金”要比汉代的“三十万金”少一些。
但是，秦国虽为七国最强者，也只是七国之一，能够拿出“三十万镒”黄金，也相当于王莽时代的近半国储，也就意味着，秦国只能是采取了更加严厉的“黄金国有政策”，也正因为如此，上文中的秦律文本中才没有“行金”字样，但这并不妨碍秦朝将之定为“上币”。“上币”本来也不是给你老百姓用的，而是君主给予有爵贵族的赏赐或馈赠。
在秦国和秦朝前期，平民百姓可以行用的货币，就是“行布”、“行钱”两种，问题是，六国故地与秦国旧地社会经济情况迥异，民间不止有大量的六国旧铜币，还有数量巨大的“黄金”在民间留存，否则“陶朱公”三致千金之类的说法就不会存在。
问题在于，“黄金”这种“上币”，或者直白地说“上等人”使用的“货币”，不能成为“行金”，也就不能在“市”上使用，也就意味着不会介入到秦朝政府严格控制下的“贾市”交易体系之中，真正承受所有货币兑换压力的是“布”。
正如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对于“钱”和“金”、“布”关系的表述，在秦国和秦朝前期，秦“半两钱”一直是“当布”、“当金”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主价值衡量物”，而近似于现代意义上的“辅币”概念，也就是说，在秦的交易行为中“行布”才是“主币”。
而到了秦朝末期，岳麓书院藏秦简中，“行布”这个“主币”消失了，直接以“铜钱”这个“辅币”与“黄金”进行换算，几年之后的西汉王朝又将“黄金”作为“行金”，结合《史记·平准书》的记载，我们有理由相信，秦帝国在货币制度的运行之中，出现了不得不废除“行布”，改用“行金”、“行钱”并行的“大事件”。
也就是说，在秦朝灭亡之前，“上币”黄金已经变成了“流通货币”与“下币”铜钱并行，而不再是古典意义的“币”，至于“布”，则彻底退出了“通货”。
这个“大事件”到底是什么，请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