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新冠出现的第二年，是距离非典首例爆发的第19年，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超级传播者”被发现的第115年。

1906年8月，纽约长岛牡蛎湾的一起不寻常的伤寒聚集案例引发卫生部门的注意。

富有的沃伦一家，家里11个人，6人都感染了伤寒。

伤寒在当时是最可怕、传播最广的疾病之一，人们对它几乎是谈之色变。

当让人疑惑的是，伤寒是一种穷人病，钟爱的是城中脏乱差的贫民窟，或是逼仄拥挤的公寓楼。

沃伦一家十分富有，住在富人区，本不该和这种疾病产生联系，那么他们一家是怎么患上这种疾病的呢？

卫生工程师索帕经过长时间的排查，最终把目光锁定在了厨师玛丽身上。

索帕发现，玛丽之前工作过的七个家庭，无一例外都爆发过伤寒疫情，甚至有人因为感染伤寒不治身亡。

但是玛丽从没有兑换过伤寒，而且本身面色红润，体格壮硕，十分健康，任谁也不能相信，玛丽会和伤寒产生关系。

但事实上，医生从玛丽的粪便中检测出大量的伤寒病菌，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玛丽不会患上伤寒，可毋庸置疑，玛丽就是那8个家庭患上伤寒的源头。

人们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这个“健康的病毒传播者”，只能把她隔离人群，囚禁在北兄弟岛上。

玛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其实谁都不知道该如何给玛丽定罪，她是最危险也是最无辜的凶手。

人们畏惧她，又同情她失去自由。

经过3年的抗争，玛丽终于重获自由，条件是她不能再做厨师，而且必须定时去卫生局报道。

可惜玛丽没有信守承诺，她只有厨师的手艺能糊口，没多久她就改名换姓，去一家妇科医院的食堂当了厨师。

玛丽（右）在北兄弟岛上与一名细菌学家合影，这时玛丽60岁左右

1915年，那家妇科医院爆发了伤寒，共25人感染，2人死亡，玛丽再次被千夫所指，“伤寒玛丽”，成了流行病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符号之一。

玛丽自那之后再次被关进了北兄弟岛，一直到1938年因中风并发症去世。而直到去世，她本人都没得过伤寒。

这就是人类有记载的世界上第一个“超级传播者”，一个被动的”凶手“，一个被命运捉弄的普通人。

在传染病面前，比起看不见摸不着的病原体，人们似乎更害怕自己的同类。甚至不惜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和对待他们。

玛丽的结局是被囚禁了一生，那19年前的那些非典超级传播者们，他们过得又怎么样呢？

01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如果1人将病毒传染给10人以上并且都被确诊，那么该传播者可以称为超级传播者。

然而，这个专业术语被放置在大众语境中，就变成了另一个情感色彩浓厚的词语——毒王。

黄杏初就是这样一个“毒王”，他还是全广东、全国、全球报告的首例感染非典病毒的病人。而首例常常被大众非常不理性地理解为“病源”。

2002年底，黄杏初突然回了河源市老家。他本是深圳一家客家菜饭店的大厨，临近年关返单正是最忙碌的时候，但是黄杏初却病了。

他全身无力、畏寒、高烧不止，去医院打吊针接受常规治疗都不起效用，黄杏初也有点害怕，请假回了老家。

可是在家休息了几天，黄杏初的身体也不见好转，病情反而愈加严重，12月15日，他被紧急送往河源市人民医院。

那时不管是医生还是黄杏初的家人，都以为他患上了严重的感冒，住几天院就会好的。

没想到，住院的那几天，黄杏初不仅没有好转，还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

医生不敢大意，在17日安排他转院至广州军区总院抢救，第二日就上了呼吸机。

黄杏初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在生死线挣扎求生的时候，河源市人民医院先后有9名医护人员因为高烧倒下了。

那时候，还没有“非典”这个词语，人们也不明白这是一场多么危险的战役。

越来越多的人因为高烧、呼吸困难被送进医院。

郭先生是早期感染者之一，发病比黄杏初只晚一两天。

2002年12月，经河源市人民医院转送广州。他被送到了钟南山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在那里，他度过了2003年的春节。

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黄杏初终于慢慢恢复了健康，当时他并没有把这次生病当做一件大事，只当是自己之前累得狠了，小病攒到一块儿变成大病才会如此凶险。

出院后没多久，黄杏初就回到在深圳工作的饭店继续上班了。

而他上班的第二天便听说，中山市在传播不明原因的肺炎，情况凶险，已经被命名为“非典型肺炎”，而传染的源头是河源市。

黄杏初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因为报道的那些症状，他太熟悉了，

“这不是和我之前住院的症状一模一样吗......”

“我之前得的不会就是这个非典吧？”

“不会的，不会的，我怎么可能那么倒霉，我现在都好了，他们那个还没有特效药呢，我怎么可能是那个病呢.....”

黄杏初越想自己的之前得的病就越害怕，又忍不住抱着侥幸心理安慰自己。

没多久，非典疫情开始在全国蔓延，黄杏初工作的饭店也因为违章建筑被拆除了，黄杏初没了工作回到了家乡。

2月24日，黄杏初到广州军区总医院复诊，最终确定自己当初所得的就是非典。

而且他还是全国，乃至全球报告的首例感染非典的病人。

02

在很多人看来“首例”意味着源头，这一刻黄杏初“火”了，媒体记者争相报道访问，卫生部门追踪调查 ，

他们都想知道，黄杏初到底做了什么，或者说是从哪里“带来”的病毒。

而一些不理智的人已经在给黄杏初按头衔：“毒王”“超级传播者”“罪魁祸首”......尤其是在得知黄杏初还感染了9名医护人员后，他们更加的义愤填庸。

当初接诊黄杏初的叶医师是病情最严重的，他在生死线上走了一遭，03年春节前夕才度过危险期捡回一条命。

然而叶医生的恢复没有黄杏初好，虽然命捡回来了，但是被病毒损伤了肺部，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一年里有半年都会咳嗽，最爱踢的足球也再没有碰过。

其他几位医护人员症状都比较轻微，可结局却更让人痛心。

有两个女护士被感染时都怀有身孕，其中一位被确诊感染了“非典”，在抢救过程中孩子没了，这成了她心中永远的伤疤。

还有一位女同事属于疑似病例，虽然没有确诊，但当时也发烧治疗过，后来她怀的孩子生下来了，但是孩子被确诊患有先天性白内障，很多人怀疑这和感染“非典”有关！

最最让人意外的是，黄杏初的家人没有一人感染发病。

被感染的不仅仅是9个人，他影响的是9个家庭，和很多人的人生。

那一段时间黄杏初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但细想一下，他又真的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他没办法给自己申辩，谴责的声音从全国各地涌来，他觉得自己像个“过街老鼠”，被别人“审视”或“嫌弃”的目光压得喘不过气来。

他想去重新找工作，但是对方一听他是感染过非典的黄杏初，都不愿意聘用他，还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他。

这种巨大的心理负担，让黄杏初感到迷茫和绝望：我也是病人，我也是受害者，为什么只因为我是第一个患病的就要遭受歧视？

他开始逃避，逃避所有媒体的采访，躲开社会的关注，几乎拒绝了所有露面的机会。

2003年5月22日是黄杏初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露面，他在媒体的监督下，向广州军区总医院捐献了含有病毒抗体的血清。

他说，自己最希望的就是这场患病经历能够不影响自己的工作，以后自己和家人只想过平静的生活，之后就再次“神隐”了。

2013年，非典10周年之际，有记者找到了黄杏初的老家想采访他，却扑了一个空。

黄杏初家的房子是一栋三层小楼，和周围的房屋相比显得十分豪华。

不过这栋房子几乎已经荒废了，早就没有人住了，周围邻居对黄杏初的近况也是一问三不知，

只知道他在城里开餐馆，孩子们在城里读书，记者想要个电话联系采访，却一直打不通。

黄杏初似乎想与过去彻底斩断，但是心里的伤痛又岂是时间能治好的

03

除了黄杏初，非典时期还有一位感染力度最大的超级传播者叫周作芬。

有人曾这样形容周作芬：他的一声咳嗽，足以引起人们对死亡的恐惧。

他住院50多天，先后感染了130多人，为了救他两名医护人员殉职，可是他本人最后却病愈出院了。

2003年的1月31日，广州第一例本地SARS病人在广东省中医院病愈出院。同一天，从事海鲜批发生意的周作芬在家人的陪同下走进中山二院。

周作芬是个典型的要钱不要命的生意人，他已经连续5天咳嗽发热了，但是时间临近新年，档口生意正是最忙碌的时候，也是最赚钱的时候，他舍不得休息。

这天是农历的除夕，还在档口工作的周作芬咳嗽突然加重，呼吸困难，才在妻子的劝说下去中山二院检查。

进医院的时候，周作芬的病情不算严重，他腰间绑着一个收款人的钱包，办理了住院手续后还在妻子一起在病床上数钱。

他觉得自己才44岁，身体强壮年富力强，一点小病小灾，打两天点滴很快就好了。却不想他的病情会急转直下。

当天晚上医院接到紧急通知，广州出现了非典型肺炎，而周作芬那时的血氧饱和度仅为68％，已经陷入了昏迷，他很可能得的就是这种肺炎。

2月1日，大年初一，周作芬被紧急转到中山三院抢救，直到4天后，人们才终于知道周作芬作为一个超级传播者有多么可怕。

周作芬在中山二院只停留了24小时，可所有接触过他的医务人员，包括放射科主任、副主任，呼吸科医生、护士、实习医生、护理员、配餐员，担架工人、救护车司机，共30余人相继患上非典。

其中负责帮他转院的救护车司机范信德病情最重，于2月23日抢救无效身亡。

而周作芬转到三院后布局，就因为缺氧全身发紫，病情进一步恶化，必须立即插管、上呼吸机。

这又是一次和病毒的零距离接触，插管过程中随着一阵剧烈的咳嗽，周作芬带血的浓痰一下子喷到了天花板上，

病毒污染了周围的环境，参与救治的所有人，先后两批共20多名医务人员被感染。

之后周作芬的岳父、岳母、妻子、儿子等21名亲属也相继病倒，住进了他隔壁的病房抢救、配上了呼吸机。

而这个时候周作芬的病情在慢慢好转，第二天他就苏醒了过来；第三天就能摘下呼吸机面罩......第六天已经能坐起来吃苹果和医护人员开玩笑了。

周作芬意识清醒后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些天治病到底花了多少钱，

医生半开玩笑地告诉他，你已经毒倒了50多名医务人员，20多名亲朋好友，80多人的医疗费应该超过100万了。

这一刻周作芬笑不出来，不是因为钱花得太多，而是无法接受自己成了灾难的源头。

整个中山三院传染病区因为他而陷入瘫痪，岳父母被感染后没能挺过去，在他病愈前去世，还有两名医护人员也是因为抢救他而被感染殉职的.....

从那一天开始周作芬没了笑容，他的泪水打湿了枕头，从此开始躲避媒体的采访和所有来探望的人。

3月3日周作芬病愈出院，作为商人，他提出给救治他的医生护士们送一些钱作为谢礼，但是被拒绝了。

最后，他请人做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起死回生，再世华佗”，然后举着锦旗“扑通”一声跪在了医生面前，久久没有站起来。

之后他就像完成了什么任务一样，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

04

我们无法知道周作芬当时心里到底是什么滋味，不过可以想象，家庭的不幸，舆论的压力和治病花去的数十万费用，对周作芬来说都可以算的上是灭顶之灾。

而对他的生活影响最严重的还是“歧视”。

逃离生死线一个多月后，周作芬曾出面请曾经的主治医师陈燕清吃饭，地点是一家海鲜酒楼。

周作芬说，之前这家酒楼的海鲜是他提供的，现在虽然依旧是他提供，不过他和酒楼只能做地下生意，一旦被客人知道是他供的货，估计就没人来了。

其实还不止是酒楼，那一个多月里，不管周作芬是下馆子还是娱乐消遣，只要被人发现自己是那个超级传播者周作芬，就会被客气的请出去，

他住的小区甚至都有人因为他搬走了...

这是周作芬第一次体会到人们目光带来的压力，他摧毁的不止是一个人的信心，更是一个人的人生。

所以之后海鲜铺老板周作芬消失了，他换掉手机号码，搬离原来住的小区，换掉了干了多年的海鲜档口。

他不再主动联系与“非典”时期有关的任何人，很多记者寻到他的家，但无一例外地吃了“闭门羹”。

曾有来自国家、省、市卫生部门，甚至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寻找他，可从来没有成功过，不是吃闭门羹，就是被“放飞机”。

周作芬消失得很彻底，他甚至没在媒体上留下过任何一张照片，唯一一张照片还是送锦旗的时候医院帮他拍的，

他笑的僵硬，局促地拿着锦旗，躲在几个医生身后。

可是在这个信息透明的社会，没有人能完全隐藏行踪，

2011年，他在当地一家报纸的角落刊登了一则遗失声明，“荔湾区周作芬先生，遗失营业执照两本，现登报作废申明”，根据他刊出的营业号，证实是他本人。

他还在家乡做生意，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选择了逃开某些人的视线。

人类的自卫意识有时候是个可怕的东西，他对“自己人”无限宽容，对他人又极力藐视。

尽管过去了19年，当地人再想起周作芬，第一个反应还是：哦，就是那个“毒王”，就是因为他当年在做海鲜生意，搞得我心里有阴影，后来一直都不愿去他待过的海鲜市场买东西。

其实作为非典的患者来说，黄杏初和周作芬都是受害者，他们不幸被命运选中，成为被口诛笔伐的替罪羊，

让人欣慰的是，他们不仅战胜了病毒， 也战胜了人们的歧视，再次将自己的生活推向了高潮，

他们神隐是在保护家人，一些理智的人们也在通过“摇头”来保护他们的安宁.....

揭开旧伤疤是为了忘却的纪念，更是为了警示后人。

无论是什么样的传染性疾病，非恶意传播的感染者同后来的患者、健康者应该处于一样地位，他们都是受害者，都是被命运戏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