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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中国文明研究中，曾长期存在“中原中心论”的观点，研究者把关注的重心完全放在中原地区，似乎只有中原才有文明。这也是考古学家苏秉琦所批评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两个“怪圈”之一，因为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显示，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更像是“满天星斗”“群星璀璨”。过去二十多年来，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发现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良渚、陶寺、石峁、石家河等古城及相关考古遗存的揭示，充分展现了早期中国文明丰富多样的发展模式。考古发现与研究显示，早期中国文明是一个存在密切联系的互动圈，是一个相对独立且完整的体系，但并不封闭。不过，中原中心论并没有完全消失，它的升级版就是“华夏―边缘”论，即认为农耕区的中国文明才是华夏中心，其余是边缘。这种考察视角有失偏颇，与真实历史不符，我们应该从更大范围的互动中来考察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
史前中国文明有四大文化生态板块
立足于文化生态理论，史前中国文明的演进与互动可以分为四大板块：东南板块、西北板块、生态交错带板块、海洋板块（或称海陆交错板块）。不同板块的文化生态条件存在明显差异。东南板块适合农耕，能够支持较为稠密的人口；西北板块以草原荒漠为主，更适合游牧；生态交错带板块是指大致沿着黑腾线（黑河―腾冲）分布的农耕与游牧的交界地带；海洋板块也是一个文化生态交错带，是陆地与海洋的交汇地带，兼有陆地与海洋资源，滨海环境初级生产力高，是许多鱼类、鸟类及其他动物的宜居栖居地，自然也是人类可以利用的生活区域。四大板块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构成史前中国文明的基本文化生态框架，也是中国文明演化的基本格局。从考古发现来看，史前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清晰地展示了中国文明多元一体、开放包容的基本特征。
农耕的东南板块
东南板块是指黑腾线生态交错带以东、以南区域，这是农耕文明的核心区域。中国与西亚是世界上最早的两个农业起源中心，不仅如此，中国还同时拥有华北的旱作农业与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两个起源区。事实上，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期，在华南地区还发展了一种依赖根茎种植与水生资源利用的园圃农业。根茎作物是无性繁殖，因此，即便已经驯化，也很难看到证据。东北地区距今6000年前后开始出现农业，这里的土壤与水热条件适合农耕，后来也发展成为农耕区域。东北地区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期通过依赖水生资源，发展出来一种定居的狩猎采集经济，又称为“渔猎新石器文化”。以之为经济基础，形成较为复杂的社会组织形态。尽管东南板块的各个区域农业开始早晚并不相同，生业形态也各有差异，但是其新石器文化普遍具有较高的定居性，这构成了东南板块显著的共性，农业最终成为这个板块主要的经济形式。
占半壁河山的西北板块
西北板块以草原、荒漠、高原等地形为主，受温度、降水条件的影响，这里的初级生产力较低，动物群流动性大。与之相应，栖居在这一地带的早期人类流动性也较大，有利于文化传播。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个地带就存在明确的史前文化传播的证据，以勒瓦娄哇技术为特征的莫斯特石器工业出现在新疆吉木乃的通天洞、内蒙古东乌珠穆沁的金斯泰、赤峰的三龙洞、宁夏灵武水洞沟等遗址中，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旧石器时代的“丝绸之路”。距今5500年前后，随着马的驯化，欧亚大陆的沟通条件大大改善，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更加便利，大小麦、牛羊等驯化物种先后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文明的发展。有了马牛羊等物种，人类稳定利用草原地带成为可能，随后在这一地区青铜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游牧政权。由于游牧经济并不是自给自足的，一方面需要与农耕群体发展贸易交换，另一方面，游牧群体利用骑射的优势常常劫掠。交换与战争构成了西北板块与东南板块互动的主要方式，而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它们又构成了共生的关系。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西北板块不是东南板块或者说华夏的边缘，而是与东南板块相互依存的文化体，是华夏文明的另外一半。在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它参与其中，而不是置身于外。它参与构建了早期中国文明，也塑造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本旋律。
作为枢纽的生态交错带板块
西北板块与东南板块的互动并不是直接发生的，而是通过从东北到西南的生态交错带地区实现的，这个地区堪称中国文明演进的“枢纽”。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童恩正注意到早期中国从东北到西南存在一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地带。英国考古学家杰西卡・罗森称之为“中国弧”，是连通欧亚大陆东西文化的桥梁。文化生态交错带同时具有两个生态区的资源，相比于单个生态区的资源种类更丰富，但是由于它处在两个生态区的交界地带，随着气候环境的变化，这个交界地带的位置频繁迁移。因此，其资源供给具有不稳定性。生活在这个地带的史前人群，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其文化适应方式。调整的方式不仅包括生计方式的改变，还包括人群的频繁流动。这一特征在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中可以清楚看到，当时人们在狩猎采集与农业之间徘徊，相对于华北地区，其人群迁居的频率更高。
生态交错带是一个人类文化适应不稳定的区域，这种不稳定性导致西北板块与东南板块之间产生更多的互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成为文化交融的地带，成为中国文明演进的“枢纽”。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也就是距今2.6万年前后，细石叶技术就在这个地带起源。不过，当时的气候正在进入末次盛冰期，气候寒冷，生态交错带位置在如今的华北地区。细石叶技术融合了欧亚大陆西侧与华北本土的石器技术，是在两者基础上的创新发展。进入全新世，农业时代开启，在气候温暖湿润的时候，农耕文化入驻这个板块；在气候干冷的时候，西北板块的文化控制这里。在历史时期，它又是西北与东南两大板块争夺的过渡区域。受到气候的影响，这个弧形地带的范围不断变化，这种模糊的空间范围，使得西北与东南板块人群在这个地带进行频繁互动。这个地带作为史前中国文明发展的枢纽，把东南与西北板块紧密联系在一起。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广阔朝代的都城位置大多靠近这个地带的边缘，如汉唐的长安，元明清的北京，从而加强了东南与西北板块的联系。
被忽视的海洋板块
相比其他三个板块，海洋板块更少受到重视。这里有个原因，末次盛冰期时，海平面下降了一百多米，几乎全部的渤海、黄海，近一半的东海，三分之一的南海都变成了陆地。有研究表明，末次盛冰期这个区域可以支持以渔猎为生的复杂狩猎采集者社会。随着末次盛冰期的结束，海平面上升之后，这些复杂的狩猎采集者向内陆地区迁徙。一方面会带来人口密度的提高，以华北地区为例，即便当时人口零增长，人口密度也会因此翻番；另一方面，他们会把社会复杂性带到内陆地区，导致社会竞争加剧，农业起源因此加速。如果这个推断合理的话，那么就可以说，海洋板块曾经在史前中国农业起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是文明的基石，更进一步说，海洋板块也参与了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如今这个地带基本被海洋淹没，未来中国的水下考古或许可将之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进行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文明都被视作农耕文明，与海洋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距今6000年前后，史前中国农业的文化生态系统成熟，除了有驯化的动植物、相应的工具，更重要的是，还形成了相应的社会组织、耕作制度以及意识形态观念。史前中国农业的文化生态是以自给自足农业为基础的，即作物种植的副产品可以用来饲养动物。当这套系统成熟之后，我们从考古材料上可以看到，农耕文化开始扩散。北方地区的庙底沟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范围。南方地区发生了规模更加宏大的文化扩散，稻作农业与家畜饲养经济先传播到台湾，然后经由菲律宾群岛扩散到整个大洋洲地区，向西至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向东至夏威夷、复活节岛，这也就是著名的南岛语族扩散事件。水稻如今是全球一半人口的主食，正是通过这次大规模的文化扩散事件，稻作传播到了东南亚、南亚、大洋洲的许多地区。通过海洋，史前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近现代以来，这个板块成为东西方文明主要交汇地带，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的发展。因此，海洋板块也是中国文明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今年是科学考古学在中国发展的100周年，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我们日益认清史前中国文明宏大的格局，其多元一体、开放包容并不限于若干个文明起源中心之间，而是由四大板块构成的。这一文化发展格局更符合考古材料所呈现的特征，也更有利于我们摆脱过去的种种标签――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偏见的判断。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有理由相信，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将历久弥新，在更宏大的格局中取得更大的发展。
（作者：陈胜前，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课题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