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多吉水的吉水在哪个省("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明朝江西籍官员为何如此之多?)

江西自唐宋以来,一直是人文荟萃的昌盛之地。归隐田园的陶渊明在浔阳柴桑开百代隐逸之先河,五柳先生的名号至今仍被传颂;理学传世的宗师朱熹在江西婺源承先圣孔子之遗教,晦庵文公的影响自宋朝从未断绝。唐宋八大家,江西就占了三个,曾巩、王安石、欧阳修,哪一个名字不是如雷贯耳?似曾相识的太平宰相晏殊,丹心照汉的民族节烈文天祥,临川四梦的戏曲天才汤显祖,哪一个人不被载入史册?辛弃疾、杨万里、黄庭坚、陆九渊……江西历史上的名人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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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多吉水”这是明朝时期江西文脉昌盛的真实写照。《明史》中记载的江西进士数量,为全国之首,江西举子“一科三鼎甲”乃至包揽前十名的情况时有发生。自有科举以来,仅仅吉水一县,就出了五百五十六位进士,六名状元,“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绝对不是夸张的描写。“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的传统,作为中国科举半壁江山的江西举子自然延续了这个传统。“十里九布政,九子十知州”,江西籍官员的数量一直是全国前列,位高权重者多如牛毛,这种情况自隋唐开始,在明朝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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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中记载的一百六十四位阁臣中,江西籍的有二十二人,五十六位首辅大臣,江西籍的有九人,如此数量,为全国之冠。其中的名臣杨士奇,更是担任了长达二十二年的首辅大臣,创下了历史记录。当时的世人用“朝士半江西”来形容江西文人的强盛兴旺,感叹江西的人杰地灵。这种局面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文化、地域因素,下面从这三个方面解读江西文人是如何成为当时翘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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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被允许入仕

唐末五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中心开始南移,江西逐渐成为当时的经济中心赣商开始崭露头角。白居易的《琵琶行》里的句子“前夜浮梁买茶去”,从侧面印证了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赣商日益发展这一史实。晚唐诗人韦庄的《南昌晚眺》也提到了“落霞红衬贾人船”这一景象,折射出江西的商业气息浓厚。除了茶叶、瓷器等物品,粮食也是赣商主要的货物,《旧唐书·食货下》就记载了建中三年,唐政府在洪州建造粮仓,囤积粮食作为商业用粮。《新唐书》里还记载了洪州府的木材运往广陵、临安等地出售,商人往返一趟“获钱数十万”。赣商在北宋时期发展到了顶峰,成为了当时最大的商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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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抑商传统松动,商人被允许参加科举。赣商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江西地区经济的繁荣,为当时的举子参加科举奠定了物质基础。除了一般的士人阶级之外,商人阶级为了改变社会地位,也积极投身到科举事业当中去。商人的地位一直非常低微,自先秦的《检商贾》提出“重农抑商”的思想以来,历代王朝都延续了这一作法。但是到了宋英宗治平元年,商人被允许入仕,“工商杂类,有奇才异行者,亦听取解。”这一诏令的实行,马上得到了天下商人的响应,尤其是作为当时最富庶的江西地区,参加科举的商人不计其数,到了元明时期,赣商子弟参加科举已经成为当时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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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提出的谓士、农、工、商,各守其业,不可迁也。”身份界限被逐渐打破,士人和商人开始了两重身份的河流。《赣州府志》记载,宋元时期赣州地区的小商人一方面以经商为业,一方面又投身科举,以这样的“异途”走上朝堂的人不在少数。而王阳明的《节庵公墓表》中明确表示了,那时的士、农、工、商已经处于平等地位了,商人阶级和士人阶级完美地实现了流动。赣商作为当时天下商帮的主流,更是这股浪潮中的先行者,《江西府志》记载,自宋代以来,登科及第的士子十有六七是商人家庭出身或者本身就是商人。可以说,赣商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江西地区经济的发展,商人阶级积极投身科举也深刻地影响了江西地区的科举形势。江西科举的兴盛,除了经济和政策原因,和江西浓厚的学风以及完备的书院体系也有重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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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文学风气,至践者能诵《孝经》《论语》

《吉安府志》里面有关于江西学风的记述,“至欧阳修一代大儒开宋三百年文章之盛,士子相继攀附,必以通经学古为高”,人人竞相学习的场面造就了“文章节义之邦”的美名。宋代以来,重文崇教的氛围在江西尤为浓厚。“至践者能诵《孝经》《论语》,晓知其大义。凡城郭闾巷、山溪林谷之中,无不有学。”这是明代大学士杨士奇描绘的庐陵、吉安一带的学习风气,这种良好的学习风气使得江西地区拥有了基数庞大的科举人才。《明一统志》记载的吉水、庐陵等科举大县的参考人数均为全国郡县前列,脱颖而出的举子数量遥遥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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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基数庞大的参考人群,江西的书院体系也非常完备。《江西通志》记载,北宋时期,全国大型官办书院七十三所,江西独占二十三所,第二名的湖南仅有九所,其中白鹿洞书院为“四大书院”之首;南宋时期,根据《江西通志》和《宋史》及记载,全国书院四百一十七所,江西独占一百零一所,第二名的浙江仅有二十二所,其中象山书院和白鹿洞书院同为“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和象山书院更是作为“朱熹理学”和“阳明心学”的发源地,成为天下书院的典范,这些书院为江西的文教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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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唐宋时期遗留下来的府学、县学等公办书院,大量民间助学极大地促进了江西书院的兴盛。尤其是五代宋初,官办书院经费贫乏,师资力量稀缺,大量的民间力量涌入到了书院的建设当中。以宋代三大“义门书院”为例,陈氏的东佳书堂、胡氏的华林书堂、洪氏的雷塘书院皆是家族式私人书院,宗族内部划拨“义田”和专门款项资赈教育,教化儿孙。除了大型的家族书院,还有大量中小型的私人书院分布在江西的各个地方,大量江西举子走向仕途,登上了朝堂。江西书院体系的发达,极大地促进了江西地区科举的发展,明朝初期江西科举呈现了井喷式的发展,江西的官员也占据了明朝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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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中有人”,江西文人抱团取暖

明初出现“朝士半江西”的局面,除了江西的经济高度繁荣,江西的文教水平极度发达之外,还有江西人的抱团意识。宗法制度下的祖宗观念和乡土意识始终萦绕在江西人的脑海当中,尤其是江西民间书院“义学”这一形式的出现,一方面推动了江西人往外走,另一方面也促使在外的江西人采取“抱团”这种方式互相协助。《明史》人物传中的江西籍官员,以解缙、杨士奇、严嵩等人为例,无一不是对江西籍士子青眼有加,大力提携。《江西府志》中也多有记载同宗同族的士子在朝为官,相互帮衬的事例。“朝中有人好说话”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朴素又实用的道理,这一点在江西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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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宗法制下对本族的提携和帮衬,江西官员还形成了各种小圈子,这与商人阶级的流动分不开。宋代明代对“茶、盐、矾、酒”这些行业都实行了专卖,这就使得商人和官员必须紧密接触。士子在考取功名之前,需要商人的资助;而商人同样也需要官员的帮助才能进入这些暴利行业。《邵氏闻见录》里面记述了当时商人和官员的这种关系。描绘明朝市井生活的小说也多有类似场景,比如《喻世明言》这一类的小说。赣商作为当时实力雄厚的商帮,拥有千余家会馆,其中不少商人晋升为了官员,这种抱团取暖的行为自然是非常常见的。这种围绕着血缘宗亲和现实利益的抱团活动,在江西人兴盛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使得江西士子最终在明朝初年实现了江西历史上最大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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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江西文人在明朝初年实现江西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崛起,与江西在五代之后成为中国经济中心密不可分,经济中心的转移使得江西的商业高度发达,不仅为江西士子参加科举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宋朝商人参举的解禁也使得商人内部向上层流动,强大的江西商帮自然是这股浪潮中的主流。两宋江西名人辈出,尤其是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的示范作用使得江西地区学风浓厚,科举热情高涨,经济发达的江西地区开始大力修建书院,发达的书院体系使得人口稠密的江西举子基数庞大,加上良好的教育,江西科举走向了繁荣。宗族血缘和士商合流使得在外的江西人抱团取暖,互相提携。以上因素使得江西人在朝中的势力越来越大,在明朝初年达到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