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张楠茜 高云倩

编辑丨漆菲

阿富汗局势持续动荡，在当地工作和生活的中国人经历了许多惊魂时刻。

有人在一个多月前就察觉到安全危机，乘坐撤侨航班迅速离开；有人走得迟了，连续几个月听到枪声不断、目睹军机炸弹在不远处炸开，费尽心思终于登上归国的飞机；还有人至今未能离开，成为阿富汗改朝换代历史时刻的亲历者。

人群聚集在机场附近

留在阿富汗的中国人不多了

对居住在喀布尔的中国人来说，阿富汗塔利班向首都喀布尔的挺进是以爆炸和枪声作为预告的。

当地时间8月3日晚，塔利班用汽车炸弹袭击了国防部长比斯米拉·穆罕默迪（Bismillah Mohammadi）的住宅。

彼时，中资公司项目经理吴志云刚从“沦陷”的阿富汗西部城市赫拉特撤离到喀布尔不过两天，被客户安排在阿富汗唯一的四星级酒店内，距离爆炸点不到一公里。强烈的冲击波和巨响打断了他与中国大使馆的通话，“炸一下，整个房间都在震”。

汽车炸弹袭击国防部长住所

旅居阿富汗多年的人基本对爆炸见怪不怪，但这次汽车炸弹的威力让人印象深刻。“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会到的，不同于人们听到的烟火声。汽车炸弹的声音极大，同时十分有压迫感。”2019年来到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大哈做贸易生意的中国人孙飞至今心有余悸。

在喀布尔从事人道主义救治工作的王斌说，接下来几天他在喀布尔频繁听到爆炸声，“一开始确实比较恐慌，所有人会立刻躲在地下室，夜里也不敢睡觉，随时准备逃难。”

即使躲进地下室也不见得安全，今年年初已经回国的中餐馆老板红姐从朋友处得知，她过去常去采购的超市发生了爆炸。“他们家离得很近，爆炸让他们家地下室都松动得进土了。”红姐告诉《凤凰周刊》。

喀布尔的紧张氛围与日俱增。事实上，中国大使馆在5月27日和7月29日均发布过提醒公民暂勿前往阿富汗、在阿富汗公民尽快撤离的通知。切身体会到局势变化，在阿富汗的大部分中国人匆忙离开了这个国家。

大使馆提醒

8月12日，在阿富汗做建材生意的章北海思量再三后决定离开。飞机起飞时，他感觉身后是“一个濒临崩溃的国家”。“大家都在逃，离开的飞机总是满的，回来的则是空的。”他告诉《凤凰周刊》。

章北海注意到，离开当天，通往机场停机楼的50米长的全封闭走廊已经挤满了人，许多人甚至排到走廊之外。7月底他从迪拜飞来喀布尔的时候，机舱十分空旷，一排座位都没人，“可以直接当卧铺睡觉”。

8月初，随着塔利班占领的区域越来越多，在中方使馆人员的建议下，他花了2100美元购买了从喀布尔飞往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商务舱机票，之后转机去了巴基斯坦伊斯兰堡。

“所有人都知道塔利班进驻喀布尔是迟早的事，但没想到会这么快。”他说。8月15日，塔利班进入喀布尔之后，航班停飞、一票难求。直到现在，喀布尔国际机场依然聚集着不顾一切想要逃走的阿富汗人。

章北海估计，目前留在阿富汗的中国人总共不到20人，其中包括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和相关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

在章北海离开的前五天，吴志云也坐上了从喀布尔飞往伊朗的飞机。此前他在阿富汗第三大城市赫拉特负责给一家电子厂安装机器、培训员工。7月30日，一向平静的赫拉特开始戒严，炮弹、机枪扫射愈加频繁，他们外出吃饭时，美军飞机丢下来的炸弹就在附近炸开。

离开的每一步都像是在仓皇出逃。8月1日，吴志云和同事从赫拉特撤离到喀布尔，两天后，赫拉特就被塔利班占领了。

他告诉《凤凰周刊》，到了喀布尔，客户为保护他们的安全，将他们安排在这家四星级酒店。从那时开始，没有客户陪伴，他们就不出门，因为听说外面有人会绑架中国人；而食物则会被送到酒店里。

8月6日，他们第一次登机时遭遇了失败。当天正常的登机手续已经走不通，在喀布尔的卖票点，吴志云和同事就机票和当地人沟通了一下午，对方始终不允许他们上飞机，直到后来“私下沟通才解决”。吴志云7日先飞往伊朗，10日终于安全回到中国。

人群聚集在机场

“一周换了四个地方，睡觉也枕着枪”

离开的人是幸运的，留下的中国人则亲历了阿富汗的又一次改朝换代。

8月14日，在喀布尔从事贸易生意的余勇去银行门口ATM机取钱，他听见了几声枪响，排着长队的人群立刻散开。

当晚约10点多，留守中国城大楼的商人李西京注意到军用飞机“开始在天上闹腾”。中国城的前身是中阿国际商贸金桥网在当地的办事处，以经贸为主，后期投资工业，先后建了三个工厂，目前主要经销家电、日用百货、日化、办公用品等商品。

8月15日一早，李西京再次被飞机的轰鸣吵醒。余勇正跟外地的中国朋友通话，闲侃“过两天聚一聚”。分散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中国人没想到，塔利班宣布接管喀布尔、攻占总统府就是几小时之后的事。

“学校还在正常上课，有同事突然接到电话，说塔利班马上要进入喀布尔了。”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执行院长、中文系主任展鹏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回忆说。虽然不确定此事的真假，出于安全考虑，展鹏还是让老师们回到办公室、拿好贵重物品和重要文件，随时做好撤离的准备。接着他又来到各个班，通知学生先行回家，如果觉得不安全，尽快躲到亲戚朋友家去。之后，他才离开校园，回到附近的家里。

当天下午5点左右，塔利班进城了，6点左右就到了喀布尔大学附近。也是从这天起，喀布尔大学开始停课，所有人都在家里等候通知。展鹏最担心的是平时住校的外地学生们，于此危难时刻，在喀布尔没有可以去的地方。

塔利班士兵巡逻街道

红姐告诉《凤凰周刊》，她所认识的在阿富汗的华商都觉得，留下来的人最难熬，除了塔利班的不确定性，要担心的还有更多——比如当地人会不会趁乱抢劫、政府对抗势力会不会攻进来等。“即便未来没有战乱，老百姓的生活也会成问题，很可能会有骚乱发生。”

展鹏听说，喀布尔接连发生了不安全事件。比如有自称塔利班的人到前政府工作人员家里恐吓威胁；有平民家里被盗窃，大街上也出现偷抢事件。前两天，就在他家楼下，有几个带枪的人偷走了一辆车。

同样感到不安和恐惧的还有做珠宝玉石生意的中国人王泉。8月15日上午，在逛超市的王泉突然接到大使馆通知，让他马上撤离——他租用的公司地址靠近大使馆。由于担心自己会成为被袭击目标，他买好了一大堆罐头、方便面和水，从16日下午1点开始搬家。

这是塔利班进入喀布尔的第二天，王泉看到沿路商店关门、交通堵塞、路口封闭。他和翻译一起，先坐了一阵子车，接着提着包步行，终于到达了郊区。一路上飞机在空中嗡嗡作响、枪声不断。

“本来计划是住地下室安全，但目前情况还行。平时不出大门，锁着两把锁。”王泉告诉新华社记者。在简陋的小房间里，他用一个床垫打地铺睡觉，上面搭着一个蚊帐，“只能说解决温饱，有水喝有饭吃。一定要坚持下去。”8月17日到19日，他所在的郊区断水断电，不得不找到附近的老百姓借发电机、给手机充电，物价几乎涨了三倍。

一周的时间里，王泉换了四个地方，直到8月22日才搬回原址，其间还去了趟喀布尔国际机场。他在机场时听见十来声枪响，聚堆的老百姓当即跑散开来。“这两天，飞机声少点了，但枪声仍然一直不断。”他住的地方离机场和大使馆很近，这块区域始终很混乱，每天聚集着上千人——阿富汗人在各国大使馆门口排队办签证，人太多办不过来，他们干脆直接住在使馆门口。

人群聚集在巴基斯坦大使馆外

王泉透露，中国大使馆组织建了个微信群，里面是所有仍滞留在阿富汗的中国人，最近一直在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保持联络。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他和同事睡觉时，每人都搁一把枪在床头。“因为塔利班还没拿下潘杰希尔省、帕尔旺省，而自称代理总统的前副总统萨利赫誓言要与塔利班对抗到底。局势依旧复杂不稳定。”王泉说。

距离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已经10天，如今在喀布尔的大街上，仍有带枪执勤的塔利班战士来往巡逻，平民步履匆匆。余勇在接受凤凰卫视连线时说，目前塔利班对中国人还算友好，他的朋友大胆跟塔利班成员交谈，提出生意人就想拥有好的交易环境，对方回复称，“只要不喝酒不吃猪肉，其他的我们会保护你们。”但他说，自己尚在谨慎观望，“如果其他国家都不承认目前的政权，我们还是得赶紧卷铺盖走人”。

展鹏也认为，塔利班能否兑现其承诺还有待时间的检验，“我们担忧塔利班的上传下达问题，上层做出承诺、释放很多好的信号，但下面执行的时候，可能完全是另一种做法”。

余勇与来访塔利班成员合影

“阿富汗的乱是无迹可循的”

2016年，章北海头一次去阿富汗时，喀布尔机场还处于“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控制之下，美军士兵在候机楼前把守，街上检查站里也有美军站岗。到了2018年，这里几乎全部换成了阿富汗政府军和警察。

然而，他和很多本地人交流后发现，阿富汗社会对于外人插足内部事务极其反感。“阿富汗人以‘部族’为基本身份认同，不论外国力量如何强大，他们始终会觉得，是外国人卷入了他们的部族战争。”

章北海认为，塔利班是个去中心化的组织，“像是个连锁店，下面的势力可以拿到经营权，附庸于塔利班，但塔利班也不能高于部族”。

过去十年来，章北海在很多中东国家都生活过。他告诉《凤凰周刊》，阿富汗的乱是无迹可循的，甚至比伊拉克更可怕。“美国撤军之后，阿富汗国内恐怖袭击的攻势整体加强了，不过其实这些袭击从没停过。”

他去过不少村落，当地很多孩子都缺手缺脚。一方面是因为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期铺设了大量地雷，到现在都没被完全清除掉，时不时爆炸伤人；还有些孩子是在战乱中被无辜炸伤，以及美国扔的很多炸弹当时不会炸，“小孩子一去碰就炸了”。

一次从喀布尔去贾拉拉巴德的路上，章北海也遭遇了一场爆炸。“就在车前方二三十米的地方，冲击波把防弹玻璃都震碎了，周围一片烟尘。”他当时肾上腺素激增，心里冒出会死的念头，“这次搞不好要交待在这里了”。等他回过神、镇定下来，安慰司机说不要慌，慢慢调转车头，然后一路往回狂奔。“回来之后坐床上想，好危险，再近一点可能就死了。”章北海说。

每天出门前，章北海都会浏览安全简报以确定行程。安保部门将阿富汗划分15个区，上报各个区的安全信息，他由此判断平日的活动范围。在他居住的国际区域，住着各种达官显贵，由内政特种部队看守，出入均要拍照，非工作人员不得入内。

喀布尔的国际区域和当地普通人的聚居区几乎是两个世界，有钱的人住在平地，没钱的人住在山上。他告诉《凤凰周刊》，设在这里的机构和公司都有专门的物资供给渠道，还有独立的发电机发电。

山上是当地穷人住的地方

章北海的当地同事住在喀布尔的山上，据说得自己拉电线、打井，没有稳定电路，连下水道、排污系统都不完整，而下山的路也很烂，沿途都是屎尿。他同事说，“你们平地人是不了解山上人的生活的。”

而城市和非城市区域，人们的受教育水平和社会认知也“完全是两个世界”。比如，他曾和国际公益组织深入村落去送一些物资用品，有话语权的长老告诉村民们，这是真主安拉派人送来的，因此他们不觉得是“国际社会”赠与的。

当地人虽然很淳朴，但对外人始终有种淡淡的冷漠感和警惕感，也不会主动聊天，外人想与之交流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在很多地方，普通人的话语权集中在毛拉、地方长老手里，外人做再多事情也很难影响到当地人。”章北海说。

城市里的大学生——比如喀布尔大学、喀布尔计算机学院的学生们——不仅穿着打扮时髦，英语也流利，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乐于与外国人交流沟通。

8月12日，在撤离的飞机上，章北海旁边坐的是联合国驻阿富汗援助团的副代表。该组织成立于2002年3月，旨在加强对阿富汗重建工作的援助。

“你认为中国政府可能介入阿富汗吗？”这名副代表问章北海。“中国政府不会干涉别国内政。”他答道。

如今，章北海正在伊斯兰堡的酒店进行隔离。从战乱频繁的阿富汗抽身出来，就像放了一个难得的假期，他终于可以睡到自然醒，不用担心炮弹和枪击。但对于未来是否会回到阿富汗，他和其他中国人一样不能够确定，“这要看接下来塔利班政权是否稳固，对华的态度，以及我们机构和塔利班的交涉情况了”。

（应受访者要求，章北海、王斌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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