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非洲的新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法国人的身影。

比如：

派驻在非洲的维和部队中，法国人数最多；

法军比美军更多地承担打击恐怖组织的任务；

法国公司控制了多个非洲国家经济命脉；

法国还在暗中参与了多次针对非洲领导人政变······

法国在非洲的存在感显然要超过“世界霸主”美国，更是不知道比体量相近且有类似殖民历史的英国强了多少倍，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戴高乐与殖民地

二战结束后，英法两大传统强国都在遭受了重创，而随着非洲民族意识的觉醒，武装起义事件时有发生，统治殖民地的成本越来越高。

同时，美苏两极都希望在亚非拉世界腾笼换鸟，把英法这样的传统殖民国赶走，以方便自己的势力进去，这就在国际环境上，形成了对非洲独立非常有利的外部条件。

所以，纵使有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但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英法殖民帝国的崩塌也已经是不可扭转的历史趋势。

但是，法国政府并不甘心接受失败，50年代在越南的失败让巴黎的政客恼羞成怒，更加害怕失去殖民地，这种耻辱和恐惧共同塑造了法国的强硬态度。

因此，当北非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组织开始崛起时，巴黎便完全不考虑谈判解决问题，就像当时的司法部长密特朗所说的：“唯一的谈判是战争，阿尔及利亚属于法国！”

但这种强硬，带给法国的是另外一场惨痛的失败。

45万法国大军开拔阿尔及利亚，结果就像陷入泥沼的瞎眼巨人，被永不停歇的游击队和炸弹袭击折磨得风声鹤唳，异常痛苦。

而到了1958年，军纪败坏的法国军队不但造成了阿尔及利亚人普遍的反感和抗议，同样让法国人民万分失望。

巴黎政局陷入动荡，而因为阿尔及利亚的法军有军阀化的倾向，有人甚至认为会有爆发内战的危险。

正是在这样危急关头，67岁的戴高乐将军重出江湖。

凭借极高的个人声望，戴高乐团结了大多数的政治力量，在1959年再次当选法国总统，并通过修法获得了空前的权力。

而戴高乐和二十年前一样洞悉时局，他清楚地明白要维持法国作为一个殖民帝国的“统一”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放弃阿尔及利亚乃至于整个非洲殖民地虽然“大逆不道”，但是势在必行。

1959年9月16日，戴高乐在电视和电台中宣布，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有三个备选方案：

脱离，彻底法国化以及第三条道路：“阿尔及利亚人建立的阿尔及利亚政府，得到法国的支持帮助，在联邦内部政权的框架下建立经济、教育、国防、外交关系上的紧密联盟，保障不同群体的权利”。

法国后殖民时代的非洲方案由此开始。

戴高乐的演讲在法阿两地引起了热烈回响，无休止的战争令所有人都感到厌倦，但是仍然有少数的法军军官心怀不满。

他们希望继续留在阿尔及利亚当山大王，并开始策划一场叛乱：“革命将从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后来的首都）开始，直达巴黎。”

但是庞大的民意压倒了军官们的野心，戴高乐更对军官们的威胁嗤之以鼻，1960年1月29日他发表了一场精彩的演讲。

在重申了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后，他命令法军广大的官兵拒绝接受叛乱分子的指挥。

结果，15分钟的时间内，阿尔及利亚的40支法国军队一致宣布效忠戴高乐，叛乱的头目全被逮捕并空运到巴黎监狱。

但骚乱没有就此停歇，法国的失意军官们反对戴高乐，更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他们为此组建了另一个极端组织OAS，在巴黎策划了多次炸弹袭击和针对戴高乐的刺杀。

行动的最高潮是一次几近成功的伏击，12名枪手在去机场的道路上向戴高乐的座驾猛烈开火，他们打爆了两个轮胎和齿轮箱，雨点似的子弹把防弹玻璃震得稀碎，让戴高乐身上沾满了玻璃碎片。

而当这位法兰西将军逃出生天到了机场后，依然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检阅了仪仗队，上飞机前他笑道：“这次很近了，但还不够。”

最后阿尔及利亚在1962年7月通过公投宣布独立，并得到了法国政府的承认。

一般人很难理解戴高乐为什么宁愿冒着生命危险都要同意阿尔及利亚的独立，难道拥有如此广阔的殖民地对法国不是一件好事吗？

但是，就像上面所提到的，历史的洪流难以阻挡，二十世纪中叶之后直接统治一块殖民地的收益跟庞大的维稳成本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在这种情况下，退而求其次的“第三方案”，与殖民地“和平分手”反而是最符合法国国家利益的选项。

阿尔及利亚前后是法属殖民地的非洲国家，也基本遵循了类似的模式获得了独立地位。

这些非洲国家在戴高乐给出的两个选项：

“保持与法国的联系，这会有经济上的好处；或者完全的独立，法国在非洲提供的所有援助和保护都会中断”中，都会理智地选择前者，这就给了法国很大的操作空间。

只有塞古·杜尔领导的几内亚，投票选择了完全主权。

结果当天就被戴高乐切断了几内亚的电话系统，经济援助在一夕之间全部取消，法国人员统统撤走，连设备都不留下。

戴高乐用杀鸡儆猴的方式告诉其他法属殖民地：你们其实别无选择。

新殖民主义

在历史上，法国的殖民政策与其他欧洲国家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更愿意通过“法国化”的非洲人来管理殖民地。

一批又一批的非洲人被送到巴黎留学，然后再被派往自己的故乡代表法国进行管理。

这些法国留学生构成了殖民地最初的精英阶层，像是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等国的首任领导人都有留法背景。

在法国一开始的构想中，这些受教育者将引导整个殖民地人民认同“大法国国民”的身份。

就像在1933年的西非学生协会的文化宗旨所提到的：“同化欧洲文化，与你们的人民保持紧密的联系。”

当然，从结果上来讲这个计划后来是落空了，但不可否的是，数年的留法生活让这些殖民地的精英阶层对法国有着深厚的感情。

他们对法国的制度、文化、经济更加熟悉，所以即便是在独立之后，也愿意同法国在各个领域上开展合作。

在军事上，法国跟这些非洲国家签订协议，承诺在遭受侵略时提供军事和技术援助，并以“平等互助”的名号在非洲继续保持军事存在。

从达喀尔到拉密堡，从黑角到杜阿拉，从艾蒂安港到迪戈苏亚雷斯，法国的军事基地星罗密布，军事存在甚至较殖民地独立前还有所上升。

同时因为条约的签订，法国可以“合理”又方便地对非洲国家进行直接干涉，只要法国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危害，他便可以派遣附近的军队出动来维持法律和秩序。

这也让法国获得了“非洲宪兵”的称号。

另外，在这些条约中规定，缔约国要承担相互支持的义务，然而这种义务几乎是单方面的。

以原子能为例，条约规定了各国遵循相同的核战略，但非洲国家只是单方面地向法国出口铀矿，而无法从法国得到任何核能技术，根本谈不上什么对等公平。

而在军事之外，法国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影响力更为关键，这尤其是体现在货币和国际贸易这两项上。

20世纪非洲国家纷纷独立，但是他们个个财力匮乏，政府缺乏信用，没有能力建立独立的货币政策，只能沿用殖民时代所留下的非洲法郎。

一开始，非洲法郎的发行从法国人的手里移交到了原法属非洲国家所组成了货币联盟手中，似乎是代表他们获得了独立的铸币权。

但是，法国人采取一个精妙的策略，他们继续为非洲法郎的价值背书，并允许按照固定的比价让法国法郎和非洲法郎自由兑换。

而作为对非洲法郎支持的条件，法国要求各国的中央银行要在法国财政部设置“业务帐户”，大部分外汇也必须汇入到该账户之中。

这一方面让非洲法郎的币值能够保持稳定，但另一方面就让各国央行沦为法国财政部的下属机构。

而这种情况在法国停止使用法郎，改用欧元后也没有多少好转。

因为法国央行仍然是非洲法郎区成员国黄金外汇收入和储备的唯一管理机构，法籍管理人员遍布每个决策部门，任何与金融货币有关的改革都需要法国点头。

如此一来，非洲国家的货币独立就无从谈起了。

另外在国际贸易上，法国对非洲国家的控制也极其深远。

非洲国家长期贫穷，国内市场狭小，独立之后严重依赖国际贸易。又因为非洲生产力水平落后，加工能力低下，非洲出口的最大宗商品只能是经济作物和矿产原料。

但这就出现了一个严峻的矛盾，不论是煤炭、石油、铁矿石，还是可可、咖啡和棉花，都不能当饭吃。

可这些产业却要占据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这对非洲的粮食生产造成了巨大的挤压作用。

所以，只要某年的气候出现波动，非洲就会爆发大面积的饥荒，而为了赈灾和防止社会动荡，各国就不得不向外国举债。

这样一来，法国的地位就再一次凸显，而伴随着巨额债务的，必然是一系列附加条件，法国可以理直气壮地指导各国政府进行投资和建设。

可想而知，法国人对非洲的小麦生产没有多大兴趣，他们只会要求非洲建设更多的矿山和种植园。

这又导致了对经济作物和矿产出口的进一步依赖，然后到下一次危机的爆发，只有法国人上下通吃，永远是赢家。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学者将这种经济控制命名为“新殖民主义”，认为在外国资本和本地买办的合作下，本国的剩余价值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国外。

换言之，西方殖民者虽然移交了政权，但非洲国家依然处于依附和被殖民的状态下。

这么说起来，“新殖民主义”其实没有特别的新鲜之处，因为它实际就是19世纪殖民关系的重演，本质上并无不同，唯一称得上改变的是：宗主国现在连政治责任都不必承担了。

法国的援助与收获

到了20世纪后半叶，随着国际社会对新殖民主义的认识不断加深，随之而来的批判浪潮也迫使法国等西方国家在非洲问题上有所收敛。

但是随着非洲人口不断增长，贫穷和战争问题日趋严峻，法国找到了另外一条扩大自身影响力的方式，那就是“国际援助。”

在21世纪，由法国开发署专门负责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计划，相关的援助方案也不断出台。

像是2001年法国宣布对非洲减免100亿欧元的债务，并继续提供1.5亿欧元用于传染病防治；

2002年，宣布对非10大计划，并加大援助力度；

2004年，法国通过一笔10亿欧元的援助款项，并且承担非洲国家结构调整的全部资金；

2005年，法国援助范围从原法属殖民地扩大到整个非洲，全年投入81亿欧元；

法国的援助占GDP之比，居G7国家榜首。

在援助的项目上，法国集中了7个重点部门：教育、水资源、卫生与抗艾滋病、农业与粮食安全、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和生产部门发展。

不可否认，法国的援助对非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其中同样有法国自身的利害考量。

首先，法国对非洲的援助，非常倾向于促进法国产品的出口，而法国的援助附加条件数量虽然比平均水平要少，但仍然远多于丹麦、比利时和英国。

另外，法国援助并不重视非洲国家的公共治理，而对文化和语言培训领域投入颇大，这就证明法国的兴趣还是在于培养非洲人对法国的文化亲和性。

有五分之一的援助金额被用在推广法式教育上，而且大部分用在吸引高端人才来法留学，而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只占教育援助的十分之一，这在所有援助国家中都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这种“精英”式援助显然是在投资未来非洲政府中的“亲法派”，以便于持续保持法国对非洲各国的影响力。

再者，法国对非援助对象有明显的选择性，会将注意力放在那些资源丰富的国家身上，要不然就是区域有影响力的大国身上。

比如南非作为非洲经济状况最好的国家，却能在享受法国“优先援助地区”的同时又获得法国“新兴国家储备金”。

这样双重优惠政策只能被理解为法国对南非的拉拢政策，而不是一种简单的人道主义援助。

最终，在国际贸易、货币优势和援助政策的多重影响下，法国迄今为止都是非洲话语权最强的国家，法国的企业也掌握了各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像是法国的阿海珐公司主导了尼日尔铀矿；

法国最大的石油企业道达尔同时也是非洲最大的石油公司，掌握了加蓬和刚国（布）的石油开采；

基建巨头博洛雷则承接了几内亚的港口建设和运营，并扩大垄断到了整个非洲法语区的港口；

还有布伊格集团甚至拿到了科特迪瓦的供水与供电合同，长达15年之久。

而作为对这种垄断地位的回报，法国每年100%的铀和钴、72%的锰、80%的铝矾土、52%的铬、35%的铁、25%的铅、20%的铜和石油及天然气都从非洲而来。

即便近些年，非洲也通过发展开始吸纳包括中国在内其他新兴国家的投资建设，但是法国在非洲的独特商业利益和影响力都还未收到根本性的削弱。

也没有人能知道，非洲各国在这种新殖民主义的阴霾中还要苦行多久，更不知道彻底独立的曙光何时才能降临到这片饱受苦难的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