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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1日，44岁的孙铭勋在重庆《新民报》发表《笑出真善美的世界——1950年儿童节献给小朋友》：“各位小朋友，我祝福你们，长得健康，长得聪明，长得天真活泼，长成新中国真善美的小主人”。此文虽然号称献给小朋友，但里面有一半的话是说给大人听的，“我们做大人的，不要希望孩子们‘快长快大’。”体现了一个儿童教育家的专业感，因为儿童教育最严重的问题，其实是教育大人。
这是新中国、新重庆第一个儿童节，发表他文章的《新民报》，曾在1945年11月发表过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是其第一首公开发表的诗词，轰动全国；而恩师陶行知逝世后，毛泽东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赞誉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孙铭勋1936年入党。在南方局旗下的川东地下党谱系中，其上线属于“党内五老”董必武那一支，而和他所在的育才学校党支部接头的联络员，就是后来的江姐（江竹筠）。地下工作非常动荡，他在重庆也是几出几进。
红岩革命纪念馆退休员工、孙铭勋长女孙丹年说：“我父亲1938年32岁从武汉撤退，第一次来渝参加创办重庆北温泉育才学校，后又曾远赴兰州、嘉峪关、老家贵州平坝县办教育，1945年39岁回到重庆。年底，南方局准备派一批人去延安，本来也有他，最后又决定让他留守重庆，管理留在重庆的77名育才学生。内战马上爆发，育才上海本部的资金无法寄来，一直到1947年下半年，周恩来派人从香港汇兑800块银圆给育才，才救了急。”
解放军进入重庆是1949年11月30日，“飘扬在重庆上空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是育才师生做的，广播电台播放的第一支红歌《民主建国进行曲》，是育才师生去录制的，育才腰鼓队也在重庆大街小巷扭起敲起。”
1950年新政府对孙铭勋的安排，也较为重要。“这一年我父亲44岁，当选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重庆市人代会第一届委员。本来曾让他担任重庆市教育局副局长，但他只愿呆在育才，所以就委任他为第一任育才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当时，孙铭勋在儿童节的报上按照陶门弟子的画风大谈“笑出真善美的世界”。不知道五天以后，一场惨剧将从天而降。
新学校
六一节刚过，1950年6月7日，育才学校宿舍倒塌，学生死伤。两天以后《新华日报》报道：“育才学校发生惨剧，红岩大楼寝室倒塌，伤同学九名死一名。”
南方局离开重庆时，将原八路军办事处旧址的三层楼房（现红岩村）移交育才学校作学生宿舍。“但是这幢楼年久失修，已经是危房了。我父亲不断向上级打报告要抢修，但一直没人来修，最后楼塌了，人遭了。”
这是孙校长一生最艰难的时刻。“学校组织了隆重的出殡仪式，给遇难学生送葬。由于没有了校舍，我父亲只好让学生全都疏散回家，听候通知再返校。”
孙铭勋只好给周恩来写信叫急。据育才老人李能寿回忆说，周总理不久就给孙铭勋回了信，李能寿看见过这封信，他记得其中一句话是：“……我感到很悲伤。”
1951年春，育才与位于谢家湾的邹容中学合并，从红岩村搬到谢家湾。不久，五云中学也合并进来。学校改名“重庆市第20中学”，“育才”消失了。
此前，孙铭勋的脚步就开始磕磕碰碰了。育才1950年3月改为公立中学，部分学生享受公费或助学金，国家拨款很有限。“几百号师生员工要吃饭，学校要维持运转，我父亲只好沿用老办法——募捐。但却以失败告终。”
新工作
距红岩村育才宿舍楼倒塌整整9年前，1941年6月13日晚上，既是孙铭勋一生中一个刻骨铭心的夜晚，也是陶门师徒一个著名的公案。当晚，他主持育才师生例行的“生活检讨会”，处理一个犯了过失的学生。但“集体批判”的方式火力过重，那个娃儿受不了，惊动了陶行知先生。孙丹年说：“那个娃儿名叫魏雨修，当天晚上很可能他的检讨没得到同学们的通过，压力大，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到陶行知先生住处，哭诉了前一晚的遭遇。”
此事说小也小，但陶行知以一个大教育家的敏锐和良善之心，顿觉兹事体大，还在其1941年6月14日的日记中，专门记之，对得意门生孙铭勋提出严厉批评，并马上组织人马纠错：“早，魏雨修来哭诉昨晚集体检讨，召集方马程屠廖会商改正检讨会，这是孙铭勋的错误，我们必须根本纠正之。”
陶先生视“集体检讨”为“儿童地狱”。“我父亲性格较偏激，总是把问题推向极端来加以考察，既造成他思想尖锐、深刻，也造成他人际关系很紧张。陶先生纠错，只是针对‘集体检讨’的错误方式，并没有过多地针对我父亲个人。”
晚清山东人武训，38年讨钱建起三处贫民学校，被誉为“千古奇丐”。“陶行知1939年在重庆南泉创办育才，蒋介石要求纳入公费管理，被他拒绝，因为他要保持独立性，就采用‘行乞兴学’的武训方式，全靠社会募捐。所以育才大楼门前还挂着‘武训大楼’的牌子。”
“从1951年10月到1952年4月，7个月间，据我查到的报刊杂志，点名批判我父亲的文章一共有30多篇，其中直接在大标题提名点姓的就有20多篇。”
1952年3月6日，孙铭勋选择了轻生，幸好发现得早，送医院救了过来。“他被开除党籍、开除一切公职，没有生活来源。大约半年左右的时间，他到处兼职当教师糊口。”
老儿歌
重庆璧山人，作家、儿童文学理论家黄鹏是西师中文系1954级学生，在《忆孙铭勋先生二三事》一文中，他这样回忆1953年调到西师教儿童文学的孙老师。“上第一堂课时，他有时要干咳几下，只好苦笑着幽默地安慰我们：‘请同学们不要害怕，不会传染给你们的。’后来才知道，那是轻生未果留下的后遗症。”
这时他已读三年级了，孙老师给他们讲授了一年的“儿童文学”课。“那时已是副教授了。他讲课生动形象，内容丰富，受到同学们的欢迎，他是讲故事的高手，语言精炼感情充沛而富于幽默感，富有浓郁的童趣，描述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十分鲜活。我们进入情景后，就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
孙铭勋是西师教育系的教师，但同时在中文系、教育系两个系开课。“他指导学生把日常生活用品都编成谜语诗，还联系重庆出版社正式出版。每个学生都得到一本《儿童谜语诗》和几元钱稿费，当时就是他们一个月的生活费，都高兴极了。他还为上海著名的儿童杂志《小朋友》杂志写稿，连续不断，直到1957年。”
1961年元旦之后，孙铭勋病了，几天没有去上班。“中文系派人来查问，说明天一定得去上班。爸爸从床上撑起来，坐着和来人讲了几句话，这就是他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天。1961年1月20日凌晨我父亲去世，刚过了55岁生日，享年55岁零21天。”
重庆出版社1984年出版了《孙铭勋教育文选》，是陶门弟子中最早也许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本个人文选。
他50岁那年在西师收集、整理，由上海少儿出版社出版的《四川儿歌》，一直没有再版。孙丹年手头有一本，也是从重庆已故诗人柯愈勋的私人藏书中复印的。“在四川儿歌界影响很大，改革开放后不少人寻找这本书。”别致的正方形开本，配有精美剪纸插图。“青菜苔，开黄花，过新年，杀鸡鸭。妈妈给我买个小喇叭，吹个米索米索拉。什么调？翻身调，吹得妈妈哈哈笑。我问妈妈笑什么？她说我是毛主席的乖娃娃。”67首儿歌除倒数第二首《毛主席的乖娃娃》是新儿歌，其余66首都是民间世代传唱的老儿歌。
这些咏诵花蛾蛾、萤火虫、蚂蚁、螃蟹、地地菜、推磨磨、讨小狗、问鹦歌、点点窝窝、幺儿乖、小木匠、大月亮的儿歌，像孩子们的眼珠子一样黑溜溜，像夏夜的萤火虫一样微微闪烁，坚持地照亮着一个儿童教育家最后的生涯，和他崇拜的孩子们那一颗童心芳香的“真善美的世界”：“月亮走，我也走，我给月亮提笆篓。笆篓里面两个蛋，拿给娃娃下稀饭”。
本报记者 马拉
